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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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景色宜人。加之會館﹑旅店﹑商業大都在前三門以外﹐距離這一帶風景區最近，这里因而游人杂沓，车马如织，形成驰名中外的天桥民间文化。对此，本系列片还另有专门的介绍。
　　天橋的名称并非凭空得来。这里真的曾经有一座桥。橋身選用漢白玉石料砌成﹐兩旁的橋欄雕刻精細﹐遠望此橋﹐潔白如玉﹐庄重秀丽。
　　外地的官员进京朝奉，都要经过这座桥，进入皇宫。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以及夏季首月，明清两代帝王都要到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祈雨的仪式，浩荡的队伍也从这座桥上经过。天桥因此得名，意为“天子之桥”。公元1883年7月，恭亲王奕訢决定把电报接进北京，慈禧太后并未反对，但由于朝中重臣的抵制，电报只能通到天津，再派快马奔驰百里，送到北京。于是，在永定桥和天桥这两座永定门内外的桥上，递送文书的快马又掀起缕缕尘烟。
　　“天子之桥”显然是平民不能涉足的。天桥两端，平時有木柵欄對擋﹐这样，在天桥两侧，又搭建了两座木橋，供百姓過河行走。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因修建道路﹐把高拱石橋改为低拱石橋。1927年，南中轴线上营建了有轨电车，鋪設路軌时又將低拱石橋改为平橋。（采访：王永斌谈对这座桥的记忆）1934年拓寬馬路時又將橋欄拆除﹐至此，天橋蹤跡全無﹐空留了一个地名。有戲言稱﹕“天橋有天無橋。”而橋下原有的河道也逐漸變成了后來同样出名的“龍鬚溝”。
　　如同永定桥一样，正阳桥架在护城河上，连接着内城与外城。正阳桥是一座单券石拱桥，桥面分三路，中为御路。19XX年，护城河被填平，正阳桥也消失于新修的道路中。
　　北京的河道桥梁自20世纪初开始没落，而铁路公路交通，也恰在这个时候艰难起步，并很快以加速度行进。从同一时间段，这两种事物的反向运动中，我们似乎觉察到某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最早发明了轮子，他们从这个圆满的几何图形中发现了行走的奥秘，但他们的思维却沉浸于某种轮回之中而没有再进一步，始终没有把它变成汽车和火车。上千年中，水路交通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交通形式，集镇闹市，也大多围绕着水面展开。这在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农业文明的诗意。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初悄然改变。师夷长技的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文明的成果。机械代替人力兽力，火车、电车、汽车代替飞快的奔马、豪华的轿子，水上的舟楫，出现在中国古老的街市和山川背景中。而它们的出现，宣告了河流的终结。桥梁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削减。随着河道被填平，它们成批地埋入土中，不再复现，桥身上那些繁复的雕饰成为水上交通的修辞华丽的墓志铭。
　　与那些大量消失的古桥形成对照的是，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始终没有任何改变。这显然与它显赫的地位有关。皇城内太和门广场上的五座金水桥为内金水桥，天安门前的则是外金水桥。金水河与金水桥的营造，是出于风水（背山面水）、造景及实用（排水防火）的多重考虑。但从视觉上看，湛蓝的河水与洁白的望柱栏板，无疑使红墙黄瓦的灿烂宫殿具有了天国般的神异色彩。
　　令人不无惊异的是，金水桥在三个半世纪中始终没有大修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水桥，基本保持着初建时的样子。金水桥建于明代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当时只修了三座桥，48年后的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才改成现在的五座石桥。史书记载，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曾大修金水桥。然而1983年，北京市政二公司对金水桥进行整修，古桥专家孔庆普教授对桥下结构进行检测，意外发现许多成化元年的石件，认定顺治年间的那次大修，主要是修了栏杆和桥面，未动及桥身。孔教授说：“因为当时没有进行做旧处理，很有可读性。”这很有趣，顺治年间的修缮方法，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修缮古建时，新的材料要与旧有材料分开的原则不谋而合。“由于前人修桥做到了纪实性，所以给现在留下了可考性。”
　　孔庆普先生呼吁对金水桥进行维修。20世纪90年代，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的北京，已经懂得如何珍视自己的城市记忆，充满感情地回望自己留下的每一步脚印。1998年3月24日，在这个阳光和煦的春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主持的市委市政府中心组学习会，请来了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讲课。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北京历史地理学家、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那天的侯老心情很好，但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名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演讲，竟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使市里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让沉埋上百年的后门桥重现人间。
　　一座体量不及卢沟桥十分之一的小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只要我们回溯一下北京的建都史，一切就都清楚了。后门桥在元代积水潭（今后三海）的东北角，鼓楼正南。刘秉忠规划北京城的时候，最初的注意力便集中在这里。在他眼中，这里是确立城市中心点的绝佳选择。
　　多年以后，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修建了通惠河，由南方沿大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经通惠河可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后门桥又成为积水潭的入口。这座桥原名万宁桥，始建于元代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开始为木桥，后改为单孔石桥，因地处地安门外，地安门又俗称皇城后门，因而万宁桥又被称为后门桥。漕船要进入积水潭，必须从桥下经过。
　　这两件事，确立了这座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地位。这里一度商肆画舫云集，丝竹悦耳，酒香醉人，好一派江南繁华景象。从今天后门桥附近的遗迹中，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京城的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后门桥一带失去了盛时的喧嚣，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至上个世纪末，后门桥桥身下半部已埋于地下，仅露出桥两侧的石栏板，但也毁坏严重。
　　侯老的课结束后四个月，恢复和保护后门桥的工程就开始了。1999年元月，几块巨石被挖了出来，文物部门考证为古河道堤岸。2000年1月，又有六只雕凿精美的石刻出土，这这六只龙身龙爪，却有几分狮虎相的石刻，细看起来，又非龙非虎，经验丰富的施工者，也无法辨认它们究竟为何物。
　　谜底很快揭晓。原来，它们是古河道南北两岸的镇水兽，名字叫作叭嗄，都是元代和明代的古物遗存。平时所能见到的叭夏通常是在故宫台阶边做排水口或者是桥拱中探出一头，少见全身模样的，后门桥的叭夏非常少有。然而这六只石兽有的被弃为填塞河道的渣土，有的被用做排污暗沟的石料。文物部门一一清理，如获至宝，反复核对，原样恢复。保护工作持续了半年，后门桥一点一点地显露出隐匿在时间里的形迹。
　　六组镇水兽全部复原在原来的位置上——桥两面中孔拱券上各有一个仅伸头的为两组，东西两侧的南北河沿上各有一组，每组两只，合起来共10只。河沿上各组的镇水兽雕又分三个层次，最下面一层是一只从浪花中探出头来往侧上方看的镇水兽。那镇水兽周围的云纹、水纹、波浪、漩涡雕刻得相当精巧，动感十足，似乎就在涌动回流。中间一层很简单，仅一颗龙珠跃起在水上。最精彩的是最上面那只镇水兽。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龙头龙身龙爪，龙爪中还抓着两团水花，可细看其龙头却有几分狮虎相，龙身很短，带龙鳞的尾巴也很像虎尾，整个形象乍看就像只大虎。它趴在河沿边的石块上，歪着头看侧下方的龙珠和玩伴，一反龙高高在上、威猛唬人的样子，显得憨态可掬，顽皮淘气，。其目光与下面玩伴的视线相接，以龙珠居中，上下呼应，正是一幅“二龙戏珠”图的完整场面，活灵活现，充满生活气息。
　　2000年12月20日，后门桥工程竣工。侯老先生迫不及待地坐着轮椅赶到现场。从古桥下的水流中，他看到了时间的影子，感受到七百多年的那根鲜活跳动的都城脉搏。
　　2002年2月25日，孔庆普教授向《北京晚报》披露，北京沉埋地下的明代古桥，还有12座。
　　风雨神坛
　　著名的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是一个旱灾之年，连耽于声色，久疏朝政的万历皇帝，也终于沉不住气，从紫禁城徒步行，沿南中轴线走到天坛圜丘祈雨，又步行回宫，希望以此来表示对天神的虔诚。由身披蓝屉的四头导象和戴着精美象鞍的五头宝象引导的数千人仪仗队，缓缓地穿过繁华的街市，锦云缎海如浓云飘过，在干裂的土地上荡起阵阵尘烟。
　　天坛是明清帝王祭天的场所，也是迄今完整保留下来的惟一一座古代祭天建筑。明成祖朱棣在营建北京时，天坛便和先农坛、社稷坛、太庙等坛庙建筑一起规划，并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以后历代又不断进行改建和完善。第二年春正月“甲戌”日，朱棣“大祀天地于南郊”。这是在天坛举行的第一次祭祀活动。
　　以天之子的身份自居的皇帝，必须与上天保持密切的联系，而祭天建筑，无疑是皇帝与上天对话的平台。在这里，帝王得到上天的授权来统治万民，并传达上天的意志。开朗宏阔空间背景，级级升高的祈年殿和圜丘，似乎真的在天子与那并不存在的天帝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使他们能够穿越遥远的距离，听到彼此的秘语。
　　即使今天，人们站立在圜丘中央仰望苍穹，也会感觉到与天堂的接近。我们不能不为古代建筑对主题氛围的烘托击节赞叹。这座明嘉靖年间建成的圜丘，也使其督造者、首辅大臣严嵩越发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不难想象一心改革祭祀礼仪的嘉靖皇帝站在“天心石”上，面对上苍发出第一个词语，内心最大限度地接受天堂之光的照耀时，感受到的那种真实、虚幻和永恒。
　　圜丘上层台面中心凸起的这块圆石又叫“太极石”和“亿兆景从”石。人站在上面讲话，会感到一种奇妙的声音共鸣。难道真能听到神的声音吗？
　　清末人士金梁著文，破解着困扰了几百年的奥秘：“圜丘台中心圆石‘天心石’的位置，是圜丘台的中心点，人站在上面讲话，声音通过空气向四面八方传播，圜丘台下面有高度不同的护栏及形状不同的围墙，声波传递出去遇到远近不同的障碍返回的时间不同，因此不是一个回声。站在中心圆石上讲话，发出的声音遇到四面圆形护栏时，同时返回，形成好像不止一个人说话的现象。如果不站在中心圆石上讲话，则声音发出后涣散不集中，没有回声。”
　　古人们把声音的秘密藏匿在冰冷的石头间。天坛的许多古建中，都蕴藏着同样玄妙的声学设计，以呼应天人对话的主题。我国有四大声学建筑，天坛居于首位。另三处是：河南蛤蟆塔、四川石琴和山西莺莺塔。而天坛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回音壁了。
　　回音壁是皇穹宇的围墙，它们同样建造于嘉靖年间。围墙用山东临清的城砖对缝砌成，这种砖质地极佳，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人们站在墙下的窃窃私语，即使相隔很远也能彼此听到。在古代，这无疑是一种声音的游戏，它增加了天坛的神秘气氛。也许古人从山间的回音中，最早掌握了声音的踪迹，并在他们营造的坛庙建筑中，将声音的传播直线巧妙地弯曲——回音壁光滑的圆形围墙，使人们的说话声连续反射，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游人们兴味盎然地验证着回音壁的声学原理。有些人近于呐喊的音高，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了解几何上的奥秘。让回音壁传递声音的最好位置，是在东西配庑的后面，庑殿遮蔽了彼此的身影，但声音却能跨过六十多米的间隔神秘相聚。
　　比天心石和回音壁更奇妙的声学奇迹，出现在皇穹宇的甬道上。站在甬道的第一块石板上击掌，可以听到一声回声；站在第二块石板上击掌，可以听到两声回声；站在第三块石板上击掌，可以听到三声回声——那台看不见的“录音机”，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三音石”的营造中，暗藏着古代天、地、人三才的观念。顺序排列的三块路石，分别为“天石”、“地石”和“人石”。站在“人石”上发出私语，能够被惊人放大。古人以“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来形容它。它们刻意制造的效果是：人世间无论多么微小的声嚣，都能被上天捕捉到。冥冥之中，上天掌握着人世的一切信息。
　　营造者通过石头的排列组合间轻松自如地施展着魔法，而对它们的破解却持续了几百年，直到科学发达的当代，仍然没有终止。有趣的是，随着破解过程的深入，新的谜题又层层涌现。1993年，天坛公园与黑龙江大学合作，对天坛声学建筑进行系统测试研究。就是在这次测试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处“对话石”——东配庑东北角（或者西配庑西北角）的声音，也能清晰传到皇穹宇内中心甬道从南向北数第三块石板上，两人可以旁若无人地交谈，嘈杂的人声可以湮没它们的交谈，但声音的传递却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仿佛彼此伸手可及。
　　深谙科学原理的设计者掌握着一切秘密，他秘而不宣，并把所有功德记到上天的头上。科学的奇迹使得俗世众生越发相信那并不存在的神灵——它办到了许多人间根本“办不到”的事，无边的“法术”使它享有无尽的威严。科学服务于迷信，不知这是否聪明的设计者预先料到的结局？
　　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性建筑，也是北京的主体性建筑。皇帝每年都要到这里祭祀两次，每次祭天之前先要斋戒三天，并在祭天前一天来到天坛，住在西门东边不远处的斋宫里。祭天时，有一套繁冗的礼仪，来祈求“浩浩苍穹，赐我年丰”。
　　除天坛外，中轴线两侧的坛庙建筑还有与天坛东西对称的先农坛、以及皇宫两侧的社稷坛和太庙，分别祭祀先农太岁、土地五谷和先帝祖先。“左祖右社”　的布局依据是《周礼？考工记》，而将天坛、先农坛置于中轴线之南左右两端，则是明代的发展。至此，北京这座古都形成了严谨的坛庙布局。
　　对天地神灵的三拜九叩，并不能为国家的平安提供安全系数。然而，神祗的“存在”，多少使尊贵的皇帝保持了某种敬畏之心。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康熙将此归结为“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招此灾变。”中秋节这一天，朝廷里毫无喜庆气氛。康熙派遣官员告祭天坛。地震却仍在持续，一个月后，仍无减缓的迹象。九月十五日，康熙大帝开始斋戒，并亲自到天坛圜丘告祀，倾听上天的旨意。三天后，又在清早来到天坛祈祷，请求上天宽恕，并开始检点自身。虑无缥缈的天空，竟然成为制约皇帝的一种力量。
　　下篇　改造
　　民国时期
　　帝都北京最辉煌的建筑出现在中轴线上。这是这座城市最重要也最显赫的位置，然而百姓们几乎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里是永远不能涉足的禁地。一圈深红的墙垣阻挡了他们的视线。
　　从大清门到地安门，从东安门到西安门，巨大的皇城把都城中心最优美的空间隔离成帝王的乐园。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普通百姓从东向西或者从南向北穿越城市所走的路径——从东单到西单，最方便的路便是出崇文门，沿护城河到宣武门进城，再到西单；如果由鼓楼去前门，则需从地安门外向西，经西四、西单，出宣武门，沿护城河到前门，差不多要走上大半天。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师劝工陈列所”在前门廊房头条开办。也是在这一年，一名巡警开始终日游走于京城街巷，然而，他关注的并非治安，而是城市布局，这个人就是时任京师巡警厅厅丞，后来对北京城市格局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的朱启钤。也许这位年轻的清廷官员还意识不到帝王制度只剩下不到五年的寿命，但他也许是最早对这座都城的未来走向进行思索的人。
　　七年以后的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成为袁的支持者，并因此当上的中华民国的内务总长。这一段经历，成为梁思成一度不愿与其合作的重要原因。然而，正是这一要职，使改造京城的权力落到了朱启钤的手里。
　　他把“洪宪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请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在门内建起一座大影壁，遮挡内部景象，当在门外路南建起一长溜儿西式花墙，在美化街衢的同时，挡住路南的外国兵营；他拆除大清门内东、西千步廊，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汉白玉石槛以及两侧宫墙，在红墙瓦解之后，寻常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昔日的皇家广场上；从东西交通上，他打通天街，使东、西城贯通；而在南北交通上，打通修建了府右街、南长街和北长街、南池子和北池子，并在南街口设计了拱形街坊门，既在形色上与皇城红墙统一，又使东西长安街一览平直；他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使国人有了第一座公园。所有这些繁复的工作，基本上都在1914年完成。战争的硝烟正在欧洲蔓延，许多古老的城市遭受着灭顶之灾，而这一年，一位民国官员悄然地推动着一座封闭的东方古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即使在今天，朱启钤对旧京的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改造依旧被奉为经典。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到东四八条寓所，听取这位老人对北京建设的意见。
　　显然，在政局动荡、财力紧张的局面下，朱启钤主持的旧京改造，集中在城市最核心的部位上。如同一位手法高妙的中医，打通了关键的穴道，赋予一座旧都崭新的生命力。他的改建，又绝非一味破坏，而是将古都胜迹巧妙地容纳于新的都市图景中，使它们具有新的含义。
　　朱启钤在1915年主持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时使用的那把银镐，至今在朱家收藏。初夏的细雨中，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那把特制银镐，率先刨下了第一块城砖。银镐的红木手柄上刻着如下字样：“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在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完成以后，正阳门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正阳门位于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上，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是“国门”，也称“前门”。这组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的城池建筑，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诸多部分。在内城九门中，正阳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门禁严格。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闸门关闭后，无论多么紧急的事，也要等到第二天开城才能出入。
　　明中叶以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商业区在正阳门外悄然形成。鲜鱼口、肉市、粮食店、煤市街、珠宝市、布巷子、猪（珠）市口这些商业街道，出现在原本空旷的御道两侧。为进京应试举子修建的会馆仅正阳门外就达百余家。清初朝廷下令，茶园、戏楼、妓院只准在外城开设，就连热闹的灯市也从东城搬到了前门外。城外成为闹市，而城内一片肃然。正阳门处在这两个迥异世界的衔接点上，它森严的门禁在涌动的人流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比这更紧急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京汉和京奉两条铁路延伸到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的跟前。来自远方的熙嚷人群会在瞬间出现在前门楼子跟前，交通“愈形逼窄”。
　　城市改造必须谨慎进行。特别是这座规划无比完美的古都，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败笔都将在岁月中永远陈列。朱启钤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考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比赛，他的对手是他所看不见的古人。
　　朱启钤拿出的方案是：拆除环联正阳门与箭楼瓮城的东西月墙；搬迁月墙外的东西荷包巷两个占路小市场；在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门洞，是东进西出的单行线；修筑了两条宽20米的马路，路边开辟人行道，修排水暗沟，导入护城河，防止雨季积水。
　　从这两幅拍摄于同一角度的照片中（图35、36），我们可以看到正阳门改建之前和改建之后的景象。1915年之前的正阳门，城墙马道清晰可见，而在1915年之后，马道就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它实际上是被包在了城台里，两侧的门洞，使进出交通更为方便。
　　除正阳门外，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和德胜门的瓮城也在1915年相继消失。一条环城铁路，从这些城楼和箭楼中间穿过。失去了瓮城月墙的正阳门箭楼，在它的防御功能消失以后，是否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存在呢？
　　一位法国工程师成为改建的设计者。京汉铁路的工程师罗斯凯格尔将他的图纸摆在朱启钤的面前，立刻引起了这位总长的惊叹。90年后，当我们仰望这座中西合璧“大前门”，依然叹服于这位法国专家的大胆设想和高超水准，不难体会到朱启钤兴奋的心情。
　　在箭楼东西两侧，他增筑弧状月台，并在外墙饰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楼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阳华盖，每扇窗户都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楼的阶梯曲折别致，东西各82级，全用磨光的大条石砌成。护楼与护梯的汉白玉石栏杆，采用传统造型，玲珑剔透，不失皇城风韵。他还购置了三对大石狮，摆放在箭楼东西楼梯口和正阳门前。如今，旧城墙已遭到毁灭，箭楼已脱离了整体环境氛围，但在中轴线建筑群落中，“大前门”依旧是不可缺少的角色。1958年，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综合设计时，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前门，不能拆除。
　　1919年，朱启钤受北方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发现一部建筑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营造法式》（抄本）。11年后，他把亲手创建的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建筑的民间学术团体定名为——“营造学社”。
　　新中国时期
　　罗哲文老人至今保存着《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份由他的老师梁思成组织清华建筑系师生编制的目录，共有四百五十多个条目，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发给各路解放大军，成为部队在战火中保护文物的重要依据。
　　朱启钤曾经说过，历代宫室五百年一变。看来北京也是凶多吉少。梁思成从清华校务委员会出来，一枚炮弹就落在他身前不远处的小桥边。1949年的建筑学家们对古都北京的保护持普遍的悲观情绪。
　　只有梁思成胸有成竹，因为此前的1948年12月底，他已同中共有了接触。在张奚若带来的神秘客人的军事地图上，梁思成对北京重要文物建筑的位置作了明确的标注。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这位负责人，是梁思成在认识龚澎之后结识的第二位共产党人。就是这两位共产党人，决定了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归属。
　　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曾为日本奈良免遭轰炸而亲赴美军指挥部的梁思成在默默等待。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大展宏图的时间不会遥远。
　　这是梁思成绘制的新北京规划图。绘制时间是1950年（？）。这幅图纸集中体现了梁思成“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整体思路。
　　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曾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规划进行研究。营建系的四位年轻教师程应铨、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成为梁思成的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此后梁思成和这四位年轻人频频出现在与北京城市建设有关的各种会议上，宣传呼吁城市规划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们经常同意见相左的人士，尤其是决策者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开玩笑说这四名骨干是梁思成的“四路野战军”。这个戏称在“文革”期间成为梁思成的“反党”罪名。
　　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梁思成就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指出在旧城区内兴建政府中心的不可操作性：“第一，北京原来布局的系统和它的完整，正是今天不可能设置庞大工作中心区域的因素。”“第二，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总面积至少要大过于旧日的皇城，还要保留若干发展余地。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而巨大的皇宫，又增加了机关之间的交通距离，降低了办事效率。显然，“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同时，他还指出两种“解决办法”的缺限。第一个“办法”就是沿街筑高楼，对此，梁思成说：“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办法”是“按中国原有的院落原则”兴建办公建筑，“虽略能同旧文物调和，办公楼屋亦得到安静，但这样的组织如保持合理的空地和交通比率，在内城地区分布起来，所用面积更大。”【1】梁思成这篇洋洋万言（？）的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城外选择一片理想位置兴建新城，即能解决新旧城混杂带来的种种混乱，在建造时节省人力物力，又能保护古城，可谓一举三得。梁思成称之为“新旧两全”的安排。他为政府行政中心选择的“理想位置”，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
　　笔者在采访时，在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档案库中意外发现一份由日本人设计的北平城规划图。日本规划师佐藤俊久和山崎桂一于1938年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草案，由伪建设总署于1941年3月颁布。这份制作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之后的图纸，同样采用新旧城分开的原则。与后来梁思成的思路不谋而合，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选择的新行政中心区，以颐和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