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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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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旧城分开的原则。与后来梁思成的思路不谋而合，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选择的新行政中心区，以颐和园佛香阁为标志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其中轴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西四环一线。这不仅使新城区的正北方有了一座“靠山”，附合“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而且在新城中轴线上，利用了现成的水域（昆明湖和长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营造学社已经解散。梁思成南下昆明，在那里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加之这份图纸是日本人的绝密，梁思成不可能看到它。这份图纸除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中国的野心以外，验证了古城保护的某些基本原则。它的设计者XXXX亲自把这份图纸送到北京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柯焕章手里。
百废待兴，各机关纷纷利用城内原有建筑办公，这似乎是使一个新兴的政权迅速运转起来的最简洁办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古建筑被机关占用。
不同规划思想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古代城池与现代城市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对立——这才是北京这座三千年古城、八百年都城历史困惑的真正根源。城市在古代象征权力，城池的规制如同权力的等级一样有着明确的刻度，它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的目标，因而防守成为城池的第一主题。在它的各种设施中，障碍，成为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而现代城市的主题则是舒适、畅通和高效，它取消了障碍的价值，因而，城墙壕堑终将被通衢大道取代，它们在劫难逃。
在古老的北京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朱启钤曾做过一些努力。但那仅仅是个开始。梁思成站立在新旧北京的交叉点上。大匠的困惑也是整座城市的困惑。他试图用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的办法，回避这个矛盾。但是八百年的腥风血雨都未能涂改这条中轴线，永恒的中轴线必将成为新历史的见证人。
领袖在登上天安门城楼时，说他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苏联专家说，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城市，要提高工人阶级人口的百分比。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50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行政中心区最终在中轴线两翼展开，而古城墙的命运，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天安门的意义转型
清代顺治皇帝第一次进入北京时，天安门城台上的城楼已经毁于炮火，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五个门洞。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建皇城正门，并将这座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三个世纪以后的1949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北京建立时，天安门城楼依然是遍体鳞伤，在整理城楼时，还在XX上发现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从弹体上的英文字母，可以准确地推断它们是八国联军在庚子年送来的“礼物”。
实用美术家张仃在这一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住进中南海，他的主要任务有：勤政殿和怀仁堂的装饰设计、首届政协会场和会徽的设计，以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此后，他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在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中，果断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的主要构图。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设计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写于1949年10月23日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坚决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
与后来的天安门不同，最早的“承天门”， 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孔木牌坊，牌坊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承天之门”四个字，暗示着门内的这个朝廷“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理应万世为尊。
清朝初年建造的天安门，城楼殿宇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帝王的九五之尊。皇帝率兵亲征，要在天安门颁诏、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则从天安门中门入城，以示社稷安固。这座城楼上出现的每一幅图景，都关涉着宫廷深处的风雨波澜。
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表达他们的“成就感”，以及对这个末世王朝的蔑视。十三年后的又一场阅兵式的主人是已经窃得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使得这个仪式刚刚开始就草草收场，就像不久之后由这位“洪宪皇帝”主演的闹剧。
天安门虽然曾是封建帝王们展示权力的舞台，但是它同时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发生地。它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张仃参与了对天安门的第一次设计装饰。有材料说，天安门的装饰设计，是由两个名为肖野和森茂的日本人完成的。笔者在采访中，认定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这一设计由当时中央美院及其所属的美术供应社完成，张仃是天安门装饰设计的主要创意者。他提出了城台正中门洞的上方悬挂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将中国传统的对联加以变化，以横幅的方式排列左右，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的设想，以突出天安门的革命主题和喜庆气氛。
张仃在他的《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坚持认为它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对这座古老城门内含的这一解读，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1950年6月，国徽设计稿正式定稿。天安门这一位于北京城市横纵中轴线交叉点上的古老建筑，这一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城门，从此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性标志，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涂抹不掉的精神图腾。
开国初年对天安门的装饰虽然算不上一次大的改造，但却完成了它的意义转型，使它由帝王统治的象征变为人民民主的象征。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天安门广场进行扩建改造，
广场改造
北平解放后的行政区划中，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1949年，北平第七区区长沈勃到任第三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眼中的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昔日的皇家禁地已经破败不堪。
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对公众开放。这张照片（图23）为我们留下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天安门的景象。东西两侧千步廊的远端，天安门和两边的华表清晰可见。广场空旷无人，只有几只羊在啃着砖地缝隙中的杂草。
第二年，广场的景象就发生了变化。千步廊被拆除，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之后，与之相关的布景和道具也随之不见踪迹。寻常百姓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正因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爆发于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肮脏荒凉的原野。
开国大典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整个广场已被清扫一新。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仿佛一座巨大的院落，长安街上的左右两门依然完好无损——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1952年被同时拆除，它们的拆除引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强烈不满。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三年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以张 、陈干为负责人的规划工作组，并在苏联专家格？阿？阿谢也夫的指导下对广场进行规划设计。这次改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中华门，使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设，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已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它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位于这个方城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设计在进行到第五稿时，专家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设计组请示了市委，市委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会堂正门中心不必正对纪念碑。而后一个问题，在周总理审查了第六稿方案后做出了明确答复：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少一些，做到一虚一实。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在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在馆前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笔者曾问张老：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老的回答出乎意料——设计这个空廊，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只好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这反而成就了这项设计，张老说这是“因祸得福”。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张开济坚持己见，认为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四十五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周恩来最终没有干涉张老的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纪念碑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年夏天，委员会开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只对碑顶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市长指示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前北的传统惯例。这一工程直到1958年“五一”劳动节才建成揭幕。
一代才女林徽因没能看到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她因病于1955年4月去世，梁思成以悲痛的心情设计了林徽因之墓。墓碑下方，安放着一块汉白玉花圈浮雕，它是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个样品。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也被拓宽到80米，可以180人横排通过。方案设计之初，梁思成就针对天安门广场及相关建筑的巨大尺度提出异议，认为天安门广场过大，不合比例，置身其中，“仿佛人掉在了沙漠里”。
林徽因辞世一年之后，已遭受批判的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公开检查。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检讨自己成广场的问题上，只考虑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尺度，未考虑“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以及“‘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
作家冰心也写道：“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使纪念堂的兴建迫在眉睫。当时除了天安门广场外，还有香山、故宫和景山几个选址方案。香山的方案借鉴了南京中山陵的做法，香山不仅是1949年毛主席进京后最先居住的地方，那里山水秀美，颇具气象，适宜成为一代领袖的安息之所。故宫方案，将纪念堂地址选在现在天安门和太和殿之间，有的方案要拆除紫禁城端门，有的方案则端门、午门全部拆除。景山方案则建在山顶，有高高的台阶逐级而上，景山五亭全部拆除，景山南坡几乎全部被纪念堂建筑占满。这些方案全都规模宏大。天安门的方案也不例外，甚至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米，把广场的南半部全部占满。设计者认为只有体量宏大的建筑，才能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和敬仰。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六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三万平米的二层高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的位置上。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呈现出来。
城墙兴衰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一份修复城墙的报告摆到了市长叶剑英的桌案上。这项报告的起草者是当时的市建设局。他们对千疮百孔的城墙作了实地勘察，并且拟定了修复城墙的简要方案。叶剑英立刻批准了这个报告，责承工程总队予以修复。
1950年，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关于“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财政部拨人民币15亿（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对安定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等进行了全面维修。两年后，北京市政府又拨专款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大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内城的主要城楼和箭楼进行大修，在开国之初财力紧张的状况下堪称奇迹。北京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古老的城池居然在数百年的烽烟中完好无损。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徽因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由于新北京的行政中心区从选定旧城，那么，城墙就不可能像梁思成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的颈环”，相反倒可能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紧箍咒。尽管梁思成为了保护城墙而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美好的方案，比如把城墙和城楼改建成人们登高望远、饮茶休憩的环城立体公园，但是对“紧箍咒”的破除，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从新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应当说，这座古代都城完美无缺的平面设计，给它的新主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它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连巴黎、伦敦这些西方古城，也同样走了不少弯路。新北京自诞生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痛苦抉择。甚至，早在民国初年，这种抉择就无可回避了。
除了兵火之灾给城墙带来的破坏以外，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以解决日益紧张的交通问题，从而启动了对旧城墙的改造。同年，北京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以修建环城铁路。1921年，当局拆除了危残失修的德胜门城楼，这一时期，皇城的东、北城墙也被相继拆除。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就城墙的存废问题就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梁思成和华南圭。后者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清除城郊隔阂，二是内外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三是整体规划一条环形大路，以城基土壤为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四是以拆下的城砖六层高楼，可得70万间的建筑面积。
梁思成的数学功底丝毫不逊于华南圭，他同样认真地为“主拆者”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合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2】
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瓮城已于1915年拆除），阜城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箭楼已于30年代因过于残破被拆），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箭楼已在1920年因残破被拆），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箭楼均已于30代年因残破被拆）。
永定门瓮城消失于1951年，取代它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梁思成先生曾对市政府表示极大的不满。”梁思成设计出一个方案，即将城门作为环岛，以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拆除这些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它们的确大都残破不堪，拆城工作本着先拆危倾部分，后拆残缺部分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1959年7月，为防止因夏季暴雨带来塌方导致伤亡事故，北京市决定拆除工作暂停。
余下的城墙和城楼，本来已经做出保护的决定。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北京的城市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许多城墙和城门遗址。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民委员会呈文称：目前本市城墙正在拆除，为今后研究北京市城市建筑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形制，我们建议将内城西直门的门楼、箭楼、瓮城、闸楼，安定门门楼，东直门门楼，东南角楼，正阳门门楼、箭楼，结合绿化保存下来。其中西直门、正阳门、东便门角楼，文化部已决定将它们列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然而，这些城墙和城门最终还是失去了得到保护最后的机会。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战备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在首都北京修建地铁，并非仅仅是城市交通的需要，更有“准备打仗”的战略意义。 要在“文革”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必需减少拆迁居民的负担，城墙一带显然没有居民，而拆下的城墙土石又可以就地填入护城河，不需要搬运。内城城墙地带，显然成了地铁选址的不二之选。）（括号内内容可由柯焕章院长谈。）
家住前门、当时北京宣武门小学的学生王鸿年曾经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拆除城墙的劳动，亲眼目睹了工人用吊车吊着直径一米的铅锤子撞击城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只是做些清理和搬运的零散工作。大凡两年38到40岁的北京人，都在学生时代参加过拆除城墙的义务劳动。那时的王鸿年不会想到30年后，这座城市会发起“爱北京捐城砖”的活动，而自己，又成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可用采访代替此段）
这一轮拆除工作至六七十年代之交全部完成，只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古观象台，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干预下，才得以保留。而东南角楼和崇文门东大街一段城墙，以及西便门的一段残垣，因不影响地铁建设，终得幸存。
从崇文门三角地至东南角楼，断断续续的城墙被湮没于挤挤挨挨的居民中。正是这些居民长期倚墙而居，才使这些城墙得以保存下来。而居民们就地取材，挖用城砖搭建简易厨房等，又在一点点地蚕噬着城墙。2002年，北京市政府对崇文门东大街的房屋进行拆迁，被那些破旧房屋包裹起来内城南城墙的东段裸露出来，与东南角楼连在一起，成为明城墙遗址公园。老年人在这里捡拾旧梦，从未见过旧城墙的年轻人，从这段残墙中，推想帝都往昔的风姿。
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1924年撰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这样描述古老的城墙：“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1948年底，那个意外地出现在梁思成面前的解放军说：“请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1】《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思成文集》【2】《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梁思成文集》【3】申予荣：《北京城垣拆除始末》，见《文物天地》，2003年第1期。
街衢交通
梁实秋先生曾经写道：“从前皇城未拆，从东城到西城须要绕过后门，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冻，雕栏玉砌，风景如画。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向晚驱车过桥，左右目不暇给。”【1】梁实秋所说的后门，是指地安门，而令他陶醉的“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就是指现在的文津街。这条道路的改造，依旧归功于朱启钤。它不仅沟通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而且，道路从中海和北海的碧波琼岛中穿过，对历史景观予以巧妙运用，成为北京道路改造中神来之笔，即使在今天，我们从这条道路走过，依然觉得心旷神怡。
元大都的道路系统，参照《周礼？考工记》原则，为“九经九纬”，是一种棋盘式结构，其布局、其功能、其规矩、其尺度、其形状，都十分严谨。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或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城中街道相交处或重要地点往往以牌坊门楼属为饰；而各街至城门处之城楼，巍然高耸，气象尤为庄严。皇城诸门，丹楹黄瓦，在都市设计上尤为无上之街中点景饰。” 【2】除了紫禁城仍然是个封闭的巨大庭院之外，民国年间，皇城已经消失，道路穿越而过。基本上使北京的道路网络成为一个彼此勾通的体系。尽管朱启钤在民国初年对旧京的改造，给东西交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行政中心区的位置安排没有采纳梁思成的建议，使得旧城街衢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50年代初，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开始之时，关于道路改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诉求最初集中体现在地安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以及众多牌楼等古建筑的拆除问题上。
林洙至今还保留着梁思成当年写给中央的信，信中除了阐明牌楼的历史文化价值外，还谈到他向汽车司机进行的调查，提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具体办法。在是否拆除牌楼的问题上，梁思成与副市长吴晗之间进行多次激烈争吵，以至于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出面干预。梁思成和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并以帝王庙牌楼为例，充满诗意地描绘了古代牌楼在夕阳和远山映衬下的美好画面，周总理借用古诗回答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拆除天安门两侧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呼声由来已久。梁思成与其夫人林徽因教授，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北京市曾经组织一个由几百名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和汽车司机参加的集会，列举在这里发生的交通惨案，从一开始就把梁思成等古建专家推到了劳动人民对立面的位置上，但梁思成还是发表了意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不应当破坏。”【2】由于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处于城市的核心地带，除了交通问题外，它还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
当年的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题之一即讨论长安左门与右门的存废。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于2000年5月在《北京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此事：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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