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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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测量的深入，规律进一步显现——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老教授发现，二者之比也刚好为9：5。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寝部分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与那些措辞华丽的颂歌没有区别，都表达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
　　显然，数字在这里成为衡量等级地位的尺度。作为最高的阳数，“九”更是在紫禁城的建筑中频繁出现。然而，也会发现例外。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今天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无法印证以上说法。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老技师梁九亲手制作了模型，却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2】宫殿檐脊上的走兽数量通常为单数，也就是阳数，最多为九。而太和殿檐脊上的走兽，却有十个。
　　宫殿庭院的巨大尺度，常使脊兽这样的细节极易遭到忽略。宫殿的营造者，给在这里设下的谜题。太和殿脊兽的排列顺序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多了一个行什。古代建筑上的脊兽，行什仅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太和殿上。这是为什么呢？（采访傅熹年）
　　与高高在上的脊兽相比，门钉数量的“错误”也许更容易被发现。帝王宫殿的门钉通常都是每扇九路，每路九颗。而午门的左右掖门，以及东华门的中门和左右侧门，却都是每扇只有八路。显然，这并不是营造者的粗心造成的。【3】众所周知，“黄金分割比率”在古希腊建筑中得到普遍运用。那么，从东方建筑的数量关系中，是否会发现这一神秘的比率？这一个据说被古希腊人最先发现的数量关系被视为最美的比率。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因在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作为攻击点，而大获全胜。有人把这视为“黄金分割率”在战争中的运用。
　　我们不妨从一种长方形实验中，感受这种比率的神秘与和谐——我们先按照（1　5）/2的比例，即黄金分割比，制作一个长方形。然后，从它的短边上去掉一个正方形（见图示），剩下的部分，又刚好是一个具有黄金分割比的正方形。于是，这个游戏就可以永远循环地进行下去，我们就能得到无数个渐次变小的、长宽比例相同的长方形。这一现象似乎暗示了长方形与正方形之间的一种神秘的数学姻亲关系。这种姻亲关系可能足以使一位真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心潮澎湃。但是，真正神秘的事件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用弧线将这无数个长方形的顶角连接起来，我们会惊讶地看到一条完美的螺线——一条在想象中可以永远旋转下去的优美螺线，居然蕴藏于端正稳定的方形之中，数学在不为人所知的暗处与美学神秘相连。现在让我们想象的目光从古代神殿以及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中收回，投注在那个紫禁城中孤独的测量者身上，看看他倒底发现了什么。
　　他测出太和门庭院的深度为130米，宽度为200米，其长宽比为：130：200=0？65，与0？618的黄金分割率十分接近。
　　从紫禁城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上，暂时还没有找到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和殿放在中轴线上从大明门到景山这个尺度上衡量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审美视点是庭院中心。从大明门到景山的距离是2？5公里，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的庭院中心是1？5045公里，两者的比值为1？5045：2？5=0？618，正好与黄金分割率等同。这组数据让我们突然悟出了明代设计者为什么把大明门放在距离紫禁城如此遥远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元大都的南面城墙。以前我们总是直觉地认为这是为了延长宫殿的序幕，使进入宫殿的人产生一种期待值。但是，数字却成为建筑的位置的详细注脚。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美的比率在中国古代宫殿中的运用是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只能说明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着共通的成分，验证了黄金分割率的天然合理性。
　　也许傅教授并不是最早发现紫禁城建筑中神秘的数字关系的学者。面对紫禁城这部深奥的著作，他只是为数众多的解读者之一。古代文明遗产中布满了谜题，专家启示我们这些难题有着众多的解法。而所有的公式，最终却通向一致的结局，那就是礼制、秩序和美。
　　【1】　周晓枫：《上帝的隐语》，见《鸟群》，第1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此殿在康熙十八年又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和殿，乃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再度重建。
　　【3】　有人认为清代帝后死后经过此门出殡，属于“鬼门”，所以用阴数。
　　皇城：门的名义
　　天安门的匾额失踪了几十年之后，于1987年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露天仓库被发现，此时，这块木匾已是破烂不堪，刀痕字迹与木质裂纹相混杂，仔细辨认，才能依稀看出匾额中心书写的是满文，左为蒙文，右为汉字篆书“天安之门”，并从四周镶着的莲云边，想象它从前的庄重精致。民国后，政府将天安门城楼上的匾额换成汉文“天安门”三字匾额，那么，这是清代匾额显然无疑了。没人知道这块旧匾被换下后放于何处。它的意外再现，却使有关李自成退出北京时曾烧毁天安门的记载，成为不实之辞。
　　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如同午门是宫城（紫禁城）的正门。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建都城时就已建成，当时叫承天门。在不大太平的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在各地反清的喧嚣中改建旧宫，才将宫城三大殿一律改为“太和”、“中和”、“保和”，而将皇城正门命名为“天安”，并将皇城的其余三门分别改称“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以祈求“外安内和”。
　　天安门前有一对著名的华表。柱周盘绕飞龙，柱上横卧云板，柱顶盘蹲犼兽。华表四周环以汉白玉石栏板，四角各有角柱，柱头为一小坐狮。华表在古代是给皇帝贴意见书的地方，俗称“谤木”。传说始于尧舜时代。天安门东西这两只华表是永乐年间跟天安门一起落成。
　　一个封闭的“T”字型广场出现在天安门前，成为皇城的前沿。这个封闭的广场是皇家禁地，百姓在华表上贴谏书，显然是绝无可能。华表的雕刻越来越精细，但它的现实功用却在发生转移，由表明朝廷“纳谏如仪”的广告，沦为皇城门前华丽的摆设。
　　“T”字型广场的三个端点上各开一门，东翼是长安左门，西翼是长安右门，正南是大明门。大明门再往南，就是棋盘街了，是商贾云集之地。并不高大的大明门，分割了皇权的肃穆谨严，和尘世的生动喧哗。
　　这是一幅拍摄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的照片（图23）。苍穹下的天安门清晰可见。只是那个企望“外安内和”的王朝，刚刚寿终正寝。皇帝的退位诏书，恰恰是在不久前的1911年12月25日，由隆裕太后从天安门上颁布的。广场两侧的千步廊，连接着长安左右门和大明门，东西各144间，使中间的汉白玉石御道显得狭窄和漫长，仿佛没有尽头的仕宦之途，令人感到压抑和绝望。
　　在皇城门前设立一个封闭的皇家广场，并将左祖右社、官僚机构并立两边，如此紧凑的布局在过去是少见的。在中都凤阳，朱元璋尝试了这种格局。营建北京时，明成祖朱棣不顾路途遥远，多次亲往凤阳实地踏堪。此时，帝王的雄心不再，百官上朝，以及举子们齐聚“龙棚”，在长安左门前争看“黄榜”的热闹喧哗，早已如烟云散去。只留下空寂落寞的广场，石缝间生满杂草，如旷野般荒凉。
　　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沿千步廊，穿中华门，到达前门，才长吁一口气。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名叫《前门遇马队记》，讥讽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谈虎集》）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这一天，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
　　中华门就是大明门，是皇城正门天安门的外门，又称“皇城第一门”，永乐时期营造。南向五楹正中三阙，单檐歇山，飞檐重脊黄琉璃瓦顶；有左右石狮、下马碑立于大门南侧。在清代又叫大清门。民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局在换大清门匾额时，打算将匾额翻转过去，并在背后刻上“中华门”三个字。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换匾人取下匾额后，发现它背后居然刻有“大明门”三个字，说明同样的办法已被清人使用一次。我们会在想象中看到换匾人狡黠的暗笑。他意识到自己在重复三百年前某个人的动作，这种暗笑中包含着跨越三百年的某种默契。而王朝的兴废，以及与其伴随的血腥搏斗，也在暗笑中被轻松解构。
　　岁月变换着大地上的景物。除天安门外，皇城的另外三门，即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连同皇家广场上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早已无存。一百年时间，已是沧海桑田。连皇城的城墙，都消失无踪。
　　人们喜欢把北京人称作“皇城根下的子民”。这个称谓随着皇城的消逝而瓦解。甚至作为地名而保留下来的“皇城根”三个字，也被改为“黄城根”。XXXX年，一座“东黄城根遗址公园”出现在市民面前，皇城东段的一截城墙得以保护，使我们得以通过这截短短的城墙，想象那道不可逾越的界墙。
　　2001年初，又有一段皇城墙址在西段显露出形迹。这一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在清理西黄城根明清皇城城墙遗址时，发现一段明清皇城墙基础，以及一处明代涵洞及沟渠。与此同时，明清皇城为什么不是距形，而是西南缺一角，再度引起关注。我们从清代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卷三“皇城图”中，发现了皇城西南这一折角，而这次文物清理，使得西皇城城墙的形貌清晰起来。已出土的南墙约有三点五米，西墙七点八米，外侧墙体为残壁，内壁保存较好，露明部分距现地表零点二米，残高一点三米，采用磨砖对缝、一顺一丁的砌法。
　　除始终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天安门外，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只作为地名存在，人们在走进新东安市场的时候，很少想到它的名字里与从前皇城某个城门的联系。充分敞开的商场大门表达着永不拒绝之意，而那门禁森严的古城门，已经消失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
　　内城与外城：砖彻的盔甲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同时拆除。
　　2003年，北京市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
　　重建引发的争议并不亚于拆除。有人认为这是在制造假古董，有人则认为重建总比不重建好，恢复传统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性建筑，至少可以保持古老的中轴线的完整性。有报道说，这好像是“一个离家外出很久的人突然踏上回家的路。”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之前，北京城最早的南大门，不是永定门，而是正阳门。在外郭城修建以前，没有内城和外城之分。正阳门，实际上就是北京城的南大门。它以高俊挺拔的姿态出现在中轴线的南端，如同一个高大的武士，把它所捍卫的帝王宫殿护佑于身后。而那层层叠叠粗糙的砖石，则如他甲胄上蒙尘的鳞片。
　　豪华的宫室需要坚固的城池来保卫，这表明了权力与武力的互生关系。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踌躇满志的明成祖朱棣完成了都城城墙的营建。这一年十一月初四，他正式颁布迁都诏书，诏书中以华丽的修辞赞美了营建北京这件盛事：“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并于第二年新年，在新都城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然而，他所修建的北京城垣，许多都是在元代城墙旧有基础上加砖修葺，月楼、楼铺也不完备，显露出他定都建都的匆忙。帝国的都城显然不能如此敷衍，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正统皇帝就命令太监阮安、督都同知沈清、工部尚书吴中平率领军匠夫役数万人，重新修建北京九门城垣、城楼，用了三年时间，最终完成。
　　作为军事上的致高点，正阳门一直是北京城最高的城门。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一场大火烧毁正阳门。重新修建势在必行。万历时期，吏治腐败，宦官专权，这件肥差，很快落入太监手中。当时提出预算需用白银十三万两。管理工程的衙门工部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在当时王朝里是比较开明的人，他认为这个预算开支太大、结果只用了三万两白银就报销完工，正阳门的重修成为他触怒太监的导火索，不久，他便被朝中太监清洗出局了。
　　170年后，又一场大火烧毁了正阳门箭楼。这一回，王朝已经颠覆，紫禁城的主人，已是大清皇帝乾隆，惟一不变的，是无论拥有多么英明的君主，大规模的建设，照例赋予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的机会。箭楼重建时，乾隆皇帝曾经命令换用新的砖石，可是当时管理工程的大臣们却阳奉阴违，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修成后由于砖石过于沉重，原来旧洞出现内裂现象。按清代的规制，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等只能自己请求赔修。乾隆当时准将修建费用一半由英廉等负担，一半由政府国库开支。算是对英廉的惩罚。这件事记录在《乾隆实录》中，没有记录下来的，是英廉、和�｜等人，会把对自己的惩罚，一点不少地转嫁到黎民百姓的头上。
　　正阳门为重檐歇山三滴水之楼阁，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顶，气质素朴庄重，与它身后的天安门、午门等宫殿建筑的红墙金瓦形成鲜明的反差。让人联想起关隘的月夜弓刀，与深宫的歌舞升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阳门，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新兴建的。这一年1月7日，外逃两年的慈禧老佛爷由保定府启銮，坐火车至马家堡，乘轿至永定门还宫。是时，正阳门城楼早已被八国联军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在取暖时引燃烧毁，在一片破败的景象中，只好在城台上临时搭建一座“彩牌楼”，多少算是装点些脸面。内城的正门再一次面临修复。可惜，原来的图纸连同工部的工程档案一起被八国联军烧掉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它最初的影像。由于它是按崇文门、宣武门的形式修建的，只不过根据地盘广狭，将高度、宽度酌量加大一些，这反倒使我们可以推测已经消失内城南面的另两座城门——崇文门和宣武门的轮廓。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的上言，再次改变了北京城的格局。他要求在原有的城池之外再环绕一圈城郭，以抵挡蒙古俺达部铁骑的骚扰进攻。是年闰三月兴工，却因工费高昂，朝廷无力支撑，在南墙建成后便匆忙北折，与原有城池衔接，形成凸字形城墙。于是，位于外城南垣正中的永定门，就取代正阳门，成为北京城的南大门。外城的城楼以永定门最高，城楼高约廿米，与正阳门遥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新筑的外城把原来古代所谓行祭祀之礼的天坛、先农坛围在城区中了。这是突破周礼制度的都城规范的一次较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建筑通常避免门门相对，即使寻常人家的四合院落，也有照壁、垂花门，将宅室与院门相分隔。只有北京中轴线上的门阙，遥遥相对。《马可？波罗游记》描述道：“那城中的街道是非常的宽阔，可以由一端看见它们的另一端。它们是特为如此布置，可以由这门看见对面的门。”从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一条通衢穿越重重城墙，从市井民间通往豪华的太和殿。当然，只有帝王是这条直抵金銮御座的大道的法定通行者。在帝制时代里，城楼和箭楼正中的门闸，对百姓永远不会敞开。
　　古人在大地上制造的巨型景观中常常包含着特别的寓意，只有上天了如指掌。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天的视角，也就不可能从一鳞半爪间，读懂这些专门为天空呈现的图画。2003年（？），一组在北京上空遥感航摄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人们发现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将遥感照片与历史资料相互印证，最终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中，暗含着两条巨龙的造型——　一条是水龙，另一条是陆龙。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象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也许是有意的设计，也许天然的巧合，但这一发现都揭示了城台门阙间某种神秘的联系，引导我们从一条新的路径，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
　　苦海幽州
　　叫卖声悠扬清冽，像远方的泉水。老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卖水人的形象。每当城门刚刚打开，他们就推着木制的水车从郊外进城，在微明的天色中走街串巷，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下，等待人们来买水。老北京儿买水的习惯，在今天看来颇为费解。北京人喜欢喝茶是出了名的，城里到处可以见到各种茶馆和茶棚，然而，在这种喜好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矛盾，那就是——北京这座喜水的都城，很早以前，就面临用水的危机。
　　在中轴线两侧，我们可以和很多河道湖泊不期而遇——北护城河、后三海、前三海、紫禁城筒子河、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菖蒲河、永定门外南护城河、南苑的凉水河等等。还有许多河流消失在时间深处，比如前门外的护城河。刘半农2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北大河》的文章，记载了一条流经沙滩红楼北京大学门前的无名小河，这条小河，唤起了他关于江南水乡的某些回忆。穿梭的河流，使这座用城墙围起来的都城显得飘逸和灵动。
　　无论是从实用还是从风水角度考虑，都城的建设，显然不能把水源置于不可企及的距离之外。北京的城市史印证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战国时期的蓟城，还是金朝的中都城，都把莲花池水系作为生命之源。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原来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最初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金中都西北郊的金代离宫中。显然，被这片湛蓝的湖水所打动，时常在楼台上，沐临太液秋风。他看到了在蒙古草原没有看到的景象。从他所居住的琼华岛广寒殿刚好可以取得俯视湖水的最佳视角。汉人从陌生的蒙语发音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有些夸张的称谓——海子。
　　“海子”在蒙语里是“花园”的意思，但忽必烈从湖光山色中得到的，并非吟花弄月的雅兴，而是征服更大水域的野心和勇气。每到阳春三月，这位意气风发的蒙古大汗都要离开宫城，“向东北方向行进，一直走到距离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十四年后，这位缔造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元世祖，派出了第一支东征日本的海军。颠簸的战船取代了摇晃的马背。但是，在1281年第二次东渡之后，这一计划宣告彻底失败。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
　　不管怎样，北京接纳了这位草原英雄。定都北京几年之后，一座新的都城围绕海子在大地上展开。从上一集中，我们知道北京城的设计中隐藏着两条龙的造型。那条水龙，就是今天的前三海和后三海。前三海在元代被称为太液池，而后三海则称为积水潭。把湖泊纳入都城版图，并把湖泊东北岸的钟鼓楼—后门桥一带作为城市中心点的设计者，是一个儒释道、天文地理历法样样精通的汉族僧人，忽必烈给他赐名为——刘秉忠。
　　就这样，莲水池水系的衰落，使城市的版图漂移到水流更丰沛的高梁河水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液池与积水潭相距咫尺，在当时却不相通。显然，这是营建者有意为之。
　　一条古船能否载着我们返回岁月的彼岸？这条长达17？5米的明代古船，1998年，在通州被意外挖掘出来，斑驳的船身如同一片凋零的树叶，终止了时间的延续。但这只巨大的船舶却分明透露出大运河昔日的繁华。
　　一位名叫郭守敬的官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二环路旁的这座祠堂，是元代的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郭守敬曾在此办公，但他更多的时间却是在野外勘察和实测。他为北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开通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大运河终于伸入了北京城，积水潭成了“船舻蔽水”的运河北部终点。这一工程中包含着一项巨大的奇迹。
　　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如何使船只由低处的通州张家湾驶向高处的积水潭呢？这道难题几乎取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的中轴线上的可能。然而，郭守敬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方法是：沿河建造了24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这个设计连元世祖忽必烈都有茅塞顿开之感，亲临巡视时，这位金戈铁马的统帅露出孩子般的笑意。显然，他喜欢这样的创造。兴奋之余，他为这条闸河赐名为“通惠河”。
　　《红楼梦》中关于林黛玉进北京的的描述只有廖廖几句：“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林黛玉会在哪里登岸呢？那时候南方人北上，通常都有京杭大运河，而林黛玉登岸的地点，很可能在漕运的终点：积水潭。
　　此前，郭守敬刚刚完成了另一件大事——在昌平东南找到了流量大，含沙少的白浮泉，作为都城水源。但这里海拔与北京接近，中间还有两道谷地，落差太小，甚至还有负落差，同样无法直接引水。郭守敬反复测算，最终决定将泉水向西引，在西山脚下汇合诸泉再南引入瓮山泊（昆明湖），经金代的旧渠道“金河”、万寿寺附近的广源闸、和义门附近的高梁闸导入城内，流经宫城注入太液池。这一工程中同样包含着一个奇迹：它与700年后在精密仪器辅助下修成的京密引水渠的路线极为相近。
　　两大水系顺利开通，他们的终点——太液池与积水潭——彼此相邻，却互不相通。秘密在于：太液池的高梁河水系是宫廷的专用水道，而积水潭的通惠河水系则是民用水道，两者必须独流入城又互不相混。
　　开挖的河道确保了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它的大部分水域，都被统治者独享。明清以来，帝王嫔妃去苑囿游玩，一律从水道通行。这是天安门外的金水河。皇家的御用河道。凡在此取水者，都将面临杀头之罪。
　　明代以后，淤塞的河道显然无法成为市民饮水之源。玉泉山泉成为宫廷水源。每日清晨，由专用的水车从西直门入城，直抵宫中。百姓只好打井取水。于是，除了“河”、“桥”之外，北京有了许多与“井”字有关的地名。但城内的多数井水质差味苦，因此在民间传说和古典小说中，又把北京叫做“苦海幽州”。便有了百姓买水的一幕。
　　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1908年的3月18日，农工商部的大臣傅廷就给慈禧太后写了奏折。恰逢当时京城火灾迭起，救火无水，傅廷就在奏折中说到“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重要”。慈禧问袁世凯，袁世凯说解决消防就得用自来水。所以根据这个奏折，慈禧就批准了兴办自来水（公司）。慈禧死后两年，这家京师自来水公司才在东直门外正式建成。从此，古老的京城拥有了一条看不见的地下水系。
　　桥的命运
　　210路公共汽车，从海户屯出发，中途经过永定门、天桥、珠市口、正阳门、天安门、沙滩、景山东街、地安门、鼓楼，最后抵达祁家豁子。它的主要路段从中轴线上穿过，于是，它便把许多古老的事物串连起来，像一部辞典，我们可以根据分类来排列出不同的事物，比如古建筑、胡同、河渠，或者，桥梁。
　　由于水道纵横，北京是一座多桥的城市。“二十四桥明月夜”描述的是江南的扬州，但北京的名桥，亦是不胜枚举。那些横亘水上的桥梁，使城市的街衢空间变得生动和灵秀。有的桥几百年未曾改变，像金水桥；有的桥沉埋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像后门桥；有的古桥已被新桥取代，像永定桥；有的桥随河道一起消失了，变成了平整的公路，但名字却留了下来，比如天桥、正阳桥，如同历史中未被涂抹掉的字迹，暗示着某些曾经存在的事物，以及过去的时间与今天的联系。
　　尽管慈禧太后曾经恩准洋务派可以修建铁路，条件却是只能以驴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但是光緒XX年（公元　年），一条正规的铁路还是从武汉延伸到京城脚下，这条京漢鐵路的终点，就在永定門外的馬家堡車站。风尘仆仆的旅客们，首先要经过架上护城河上的永定桥，才能穿过城门进入繁华的京城。永定门外的这道护城河桥虽然并不雄伟，却成为沟通城内城外的交通要道。
　　进城的旅人们，大多聚集在永定门内天桥一带。　元明之際﹐这里是河溝縱橫﹑港汊交錯的水鄉澤國。河溝兩旁﹐楊柳夾岸﹐水池相連﹐頗有江南水鄉的風韻。春﹑夏﹑秋三季景色宜人。加之會館﹑旅店﹑商業大都在前三門以外﹐距離這一帶風景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