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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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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钟的时候，我的监号门打开，我知道是提我。我把鞋穿上，脚镣子响得厉害。我在最里面，到外面去要经过许多监号的门，一个班长把这些监号的窗户一个一个关上。走出六监的监筒，一个穿黑衣服的，从没见过的干部叫我跟他走。我走不动，一步一步拖着脚镣向前挪，两手还要提着裤子。进了小铁门，到前面办公室，进右手一间屋，地中央放了一把椅子，是给我准备的，范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李典狱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张管教员坐在右边的条桌后面。这次是范典狱长主审，李典狱长陪审，张管教员记录。叫我坐下，我没有犹豫就坐在了椅子上。
范典狱长问：“关梦龄，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戴上镣子？”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你要老实交待，你在监中的一切活动，我们都掌握了，不然，也不能对你这样。”
我心想，你们掌握了什么？都是一些诈语，在我身上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说：“如果我有活动，可以交待，不过我没有活动。”
范典狱长讲了一些政策，启发我大胆交待，并且说：“坦白从宽，现在交待还不晚。”
我想了一会儿，说：“典狱长，我可以说说吗？”我说，“我这个犯人与别的犯人不一样，我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在监内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我一定会交待。交待可以得到宽大，不交待准死没活，这道理我明白。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了材料，有了同案人犯，我不交待也能处理。一个反革命犯，虽不承认自己罪恶，但是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是不能叫他逍遥法外的。人民政府的空子不能钻，我也从没有钻过。”
“你说下去！”
“我认为给我戴上镣铐，不是为我有什么现行活动，而是在肃反中，对我要重新议处，就是说，过去人民政府对我判得轻，这回在监狱找个理由加刑判处。这是要整我，我看真的这样，那倒好办，典狱长你说出几件事，我一承认就得了。”
“你这样想法与说法都是错误的，不是要整你，不是找理由，而是你有具体事实，没有事实，不会把你关号。你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思想斗争一下，你过去争取得很好，现在你还要大胆争取。”
我说：“这样吧，我先回去想一想，问题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解决，也许我真忘了，也许我假忘了。”
临走，把我的手铐子取掉了。进了屋还是睡不着，接着听到别的号开门，脚镣子响。我明白了，这是于也华他们。五个人各住一个号，也在夜间过堂。我的事与他们有关系，张管教员一定说我与他们五个人有现行活动。不过我记不得对他们说过什么了？他们五个人一咬我，我就不能脱身，我就成了这个小圈子的头，那就成了第二个陈兴芝，罪在必死了。
蒙上被子，心里感到很委屈。自己死在这里家中无人知道，我的孩子也不知道她的爸爸怎么死的。我在长春公安局争取了四年，费尽了气力，结果弄到这般地步。在北满，一些人都知道共产党对关梦龄宽大了，谁知道到头来，还是要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糊涂了。共产党的事叫我莫名其妙，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没办法，死了也好，省着零受罪。
第二天吃完饭在屋内坐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叫李万金，烧锅炉的工人，另一个叫刘克敏，是学生。他俩都是“三反”进来的，都是一年左右的刑期，最近就要到期释放了。他俩问了我的姓名及一些事情，我都告诉了他俩。这两个人，只是看着我别自杀，别的任务没有。他俩都是二十几岁，还很天真。
我的高靿儿皮鞋上有副蓝色鞋带，这是我自己用帆布线做的，既长又结实。我把这副鞋带拿下来绑镣子，用手提着这个蓝鞋带，走起路来轻快。我这样办，他俩都说好。其实我这是准备自杀的，这件事蒙过了他俩。
白天，还有外来机关的人员提审，他们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我照样写材料，我认为长春监狱对我不好，别的机关干部对我没有什么不好，我仍然详细地提供材料。
我押在六监，每次出来或回去，班长都先叫我站在外边，等他把六监两边的小窗户都关上了才叫我回去。我知道于也华等五人关在六监的小号，怕我见着，也怕他们看见我。
脚镣子太大，把脚脖子磨破了，我请求换一副轻的，果真给我换了一副轻的，我感到很满意。镣子戴上很难拿下来，弄副轻的减少一些痛苦。
除了提审，外边还送来许多提纲要我写材料，都是管教科送来的。一份一份地写，在屋内不闲着。刘克敏说：“你写这么多材料，真了不起，脑筋真好。”我哼一声，内心的话，写什么也不行，要整你，他们不论这一些，只找缺点，不论优点。长春监狱与长春市公安局的政策不一样。有什么话往肚里咽，他俩懂什么。我与他俩谈话就是“结了婚没有？”“想家不？”“出监之后干什么工作？”像哄孩子似的。
晚上，监房门锁不住地响。门响完之后，脚镣子就跟着响起来，都是经过我的窗户到前面办公室去的。我知道这又是审于也华他们五个人。我等着提审，但一直没有提我。我把白天准备的蓝鞋带拿在手，往脖子上一套，两手一勒……试了一试，只要系个死扣，就可以勒死。勒死人只要5分钟就行，我有经验。在长春我指挥特务们干过这种勾当。我勒死过别人，现在，该我勒死自己了。想了想，今天先不勒，明天晚上过一堂看看风头再说，不要勒早了。越想越难过，掉了几滴眼泪。真的，如果我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怎么样也不过分，可是，这无中生有的横祸，叫我如何忍受呢？这真是犯人屋中坐，祸自天上来！戴着脚镣子睡觉，把被子都刮破了，翻身先要把脚镣子拿起来。咳，共产党宽大了我一半，不能再宽大了，与其宽大一半，何必不把我早处死了，省之为我多费了许多高粱米！长春监狱是我的坟墓，自杀如能实现，可以赚一个囫囵尸首。
第三天晚上，别的犯人都睡了，把我提到典狱长办公室。满屋子的人，叫我坐在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正坐是吉林公安厅的一个科长，找我了解过材料。他年龄较大，比较胖，对于特务问题颇有经验。左首沙发上坐的是吉林公安厅刘科长，他是专门负责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的。监狱管教科万科长，袁副科长，还有其他几个，一屋子椅子、凳子都坐满了，有十多位。正坐的那位科长说话了：“怎么不认识么？”
“有的认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决不含糊，有话我是一定要说的。
“关梦龄，我告诉你，我们对你十分了解，知道你在特务机关有两下子，现在吃不开了！我问你，你在长春监狱都有什么活动？你好好谈一谈。”
“我是自首的，我如果在长春监狱还企图不轨，那我当初就不自首了。长春的特务头子都跑了，我没跑。自首，就是不想再反革命了。”
“你自首，那是迫于形势。”
“不论怎样，我是自首。”
“关梦龄你要老实一些。”万科长从旁对我申斥。
“你有什么活动？你怎样计划的？”还是正坐的那位科长，他主持审我，别人都旁听。
“我这个人是痛快人，如果有计划，有活动，我在这一说，有多漂亮。何必叫这么多政府人员为我操心呢？不过，把我当作第二个陈兴芝，那是有出入的，我不是那种情形。”
“你是哪种情形？”
“我认为在监内搞现行反革命，第一，我没有那样想法；第二，没有对象。不管客观上怎样反映，我没有那样做。”
“你说你自己没有做，是客观上的反映，那么客观上根据什么反映的？”
“根据我是大特务，根据我们外帮组有五个犯人在一块搞小圈子，也许这五个人咬上了我，于是认为我有最大的嫌疑。”
“说了半天，都是别人认为，你自己没有事！”
“我没有事，也不能说没有事，有许多错误。”
“都有什么错误？”
“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拉拢同犯。”
“拉拢同犯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
“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
“当交通，他们不懂得。”
“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就可以混过去？”
“这样吧，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我承认好了。政府宽大就宽大，不宽大也没有关系，现在枪毙了，我已经多活了六年。”
“你要坦白，自己说！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给我加什么罪，我都接受。反动也好，顽固也好，我是承认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抗拒！”万科长又批评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这陪审，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我想了一下说：“报告科长，我先回去，明天我写一写，写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说。我这件案子，也不是个小事，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持不了，腿也疼起来了。”
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有几位干部也说：“先叫他回去吧。”
“关梦龄，你回去好好想，老实写！”
回到监号，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审讯的词句很空虚，一听就是硬要东西。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是想试一试，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那是有证据的，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我说回来写，搭了个台阶。我如果总是“不知道”，“我什么活动也没有”，那就不好下台了。我这样一说，暂时收场。我躺下来，心里很坦然。心想，他们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又不肯对我放松。事缓则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日子多了就会好转。
早晨起床，一看脚脖子破了，我说：“这怎么办？挺疼！”
“找医生，怕办不到。”这是李万金说的。
他说找医生办不到，我倒要试一试。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班长。我想，如果医生来看，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根本没有治的。条子交给班长，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上班医生就来。这里有犯人医生，有政府人员的医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医生诊断。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早饭后，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她叫我坐在门口，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上。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她走后，李万金说：“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你是个例外。”
“我的案子严重，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我这样说，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
天天提审，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抽出时间还要写检讨书。我的检讨是这样写的：第一项、拉拢同犯，企图不轨，在1953年秋，借给反革命犯方锡志毛衣一件，又借给邹达棉袄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项、破坏生产，浪费原材料，在劳动中，多用胶浆，违反增产节约的号召；第三项、心怀不满，抗拒改造，对政府人员的教育，背地发牢骚……共有三十五项缺点。写完之后，交给管教科。以后补充说明一件事：在监号与犯人谈天时说，犯人在监中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③的，因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给他加刑到八年，送他到第一劳改队。在第一劳改队，别人去劳动，他请病假在家，他把别人的烧饼、酱肉偷吃光了，于是又把他关在小黑屋子禁闭。禁闭室有一个犯人姓王。姓王的有东西给他吃，就把他 奸了。这才把他调来。他每天报告班长，问那个姓王的能不能来这里，班长批评他无耻，他笑一笑。”
盗窃犯、破鞋、女人贩卖毒品……许多想不到的犯罪事实。听他们一说，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汇集在这里。真想不到，我与这些人在一个监狱改造。
11月17日下午，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提到监房办公室，对我开导一番，叫我把自己的错误再好好想一想，写出来。不要有悲观失望的想法，对于外来的材料，还要好好地写。没有再追问什么。同日下午，张管教员也把我叫到监房办公室，样子似乎很关心似的，叫我好好想一想。
我说：“我的精神已心劳日拙，脑筋这几天受刺激太大，等几天我精神好一些，我一定能想出来。我有什么反动计划，什么反动组织，我一定全部交待。这方面我不会装孬，我相信政府能掌握一切。”
给了我几张纸，叫我写。回来后，我根本没有写。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监房的班长对我都很关心，使我感到有些人还能对犯人循循善诱，不是非镣即铐。戴这副镣对我起什么作用？只能引起我的抵触。如果依靠这副镣叫我低头，那只是表面的。这副镣可以把我脚脖子磨破，但不能叫我内心敬服。不知道将来在长春监狱的管教工作总结里会怎样把我写进去？
六监的那几个号，仍然在就寝后过堂，脚镣子直响。我想他们这个案子很危险。这五个人如果走陈兴芝的路，后果不堪设想。
11月21日晚饭后，万科长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匆忙地对我说：“今天晚上开大会，叫你在大会上坦白一下，坦白之后政府处理你的问题，你先写个提纲，不要有顾虑。”
给了我几张纸，我只写了一张纸的提纲，还未写完，又提我到办公室，万科长说：“写提纲来不及了，你上去斟酌情形说吧。”
一个班长把我领到橡胶厂，进入管教员室。我一看干部都在这儿呢。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声不吱。万科长又对我说：“你怎样说，看你改造的程度了。”
我心想，在这种场面我会自己找倒霉？乱说那就不应该了。我被领入会场，橡胶厂犯人全在。车间门口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广播器，我一看便明白了，这是全监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这里，别的厂子也要收听。这个规模不小，所有的犯人都望着我，特别注意我戴的镣子。
叫什么会我忘记了，大会开始后宣布：“由罪犯关梦龄坦白！”
我走到播音器前面，开始讲话：“我叫关梦龄，反革命罪犯。长春解放前曾充军统特务，长春督察处督察长。为非作歹，万恶多端，长期效忠蒋帮，反对人民革命。在长春曾由我率领特务杀害人民政府地工人员四十多人，收集解放区情报数百件，血债累累，死有余辜。长春解放后，迫于形势，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政府再三教育，始坦白罪恶，检举别人，有点滴表现。政府本着改造人类的伟大精神，对我予以宽大，未予处死，送我到长春监狱改造。本应戴罪立功，积极争取，奈因过去反动成性积习太深，在监中进行现行活动，阻扰同犯，破坏生产，不满政府，抗拒改造。初步检讨严重缺点三十五项，这些缺点，多数是现行犯罪。自己认为，在监中不能立功赎罪，反而进行现行犯罪，理应受到严厉惩处，我本着不论有多大罪恶一定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认罪服法，接受政府教育，安心劳动，彻底改造自己。”
我说完了，袁副科长讲话：“方才关梦龄的坦白，你们都听到了，他有三十五项现行活动，他自己大胆地坦白了。政府宣布：对关梦龄这样大胆交待现行活动的罪犯，不予处分，现在给他下镣！”
班长早已预备好了锤子，给我下镣。脚镣子下了之后，袁副科长又说：“与关梦龄相反，不交待自己的现行活动的罪犯钱文华予以镣押。给钱文华戴脚镣子！”
马上把我那副脚镣给钱文华砸上了。袁副科长接着讲：“钱文华把秤砣放在机器里，破坏生产。这种现行活动有人证物证，但他拒不承认。所以予以惩办！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大胆交待问题的关梦龄可以得到宽大；钱文华拒不交待问题，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处罚。你们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有问题的要向关梦龄学习。由明天起全监各车间漫谈今天大会的收获，漫谈关梦龄与钱文华这两个罪犯的改造态度。”
把钱文华押起来，把我放回车间。许多犯人围拢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犯了错误，受到了政府的宽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长叫我在六监外面等着，他把行李给我拿了出来。我明白了，钱文华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八监，这是橡胶厂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兴，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细一想，在肃反中拿我作典型这样办一下，对全体罪犯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我已经过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张管教员有关系，他的关系还不大，决定我这个问题的是长春监狱典狱长，以及比他大的负责干部。张管教员可能在提供材料时从旁加盐加醋，把我说成十分危险的罪犯，但是上级不同意。吉林公安厅来了几个科长，监狱的正副典狱长和各科长都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开始相当紧张，过了两堂便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在橡胶厂我原来有定额，因为白天我经常被提审，不能劳动，完成不了定额，影响下道工序生产。工厂负责人取消了我的定额，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每天照例提审，从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这么一件事：1948年，督察处秘密处死了一个叫钱志球的，说他是地工人员。1947年冬，长春市海上大楼起火案，说他是纵火者，把他从三十八师政工室逮捕归案。逮捕时，经过该政工室主任许萤协助。现在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问：“许萤协助你们逮捕钱志球，是怎样协助的？说了什么话？他自己说，‘叫人把钱志球绑起来’他说了这句话没有？”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派人到三十八师师部把钱志球接来，我们的人没到该师政工室，因此没有听到许萤说了什么话。他协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协助抓不来。”
“许萤在北京已交待了这件血债，现在到长春对证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员的罪已构成，钱志球已经被杀害。现在看，许萤负责逮捕之责，杀害的罪责由督察处负。”
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上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盘石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给我。”
这时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干部，他站在任局长身旁小声说了一些话，只听任局长说：“好，晚上把他找来。”
我心想这是抓人。在局长室门外有一个干部等我，我说到执行科看一看肖科长，他领我到了执行科。从前是审讯员，现在升了科长，见面之后，肖科长问我在监狱改造的情形，我说：“他们对我不了解，认为我不好改造。”
“他们不会那样看问题，那样看问题会犯错误的。”
“我在那不怎么好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长春监狱的危险人物。我在那儿很苦恼。”
“都是一个政府，他们办事也要按政策办，谁也不能违背。”
“话虽然这么说，执行政策的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
“当然，不过不管高与低都要有原则的。”
最后，他问刘荣第，我说：“他不错，减了二年刑。”
“我听说了。”
“不是市局给减的吗？”
“监察署吧？听说他检举了许多反革命分子。”
“刘荣第都减了刑，我……”
“你没有减刑是不是？你不能与刘荣第比，他是长春参议员，没有血债。你呢？判15年，人民有意见，政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呀，这一点你还不清楚？体会的还不够哇！”
肖科长的话我再三回味，我体会的不够，是不够。
市局有位第一处的干部，不是副处长就是科长，下午来到监狱提我审讯。他说：“你在1949年会同一些犯人共同写了军统特务材料，内中有训练班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份材料带来了。这种训练班共有百八十个，你们写了这么多，现在叫你把这份材料，缩减成十六开纸五页，要包括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个工作有困难没有？”
“有困难也要克服。”
“越快越好，明天晚上写好，后天上午10时派人来取。时间方面，回头我告诉这里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下。怎么写呢？你先说一说。”
我想了想说：“把这些特务训练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训练特务干部，第二类、训练政治警察，第三类、训练特务机关的事务人员，如会计、经理、管理等。再把训练宗旨说一下，找几个典型训练班举例说明；关于训练班的人事与课程作扼要说明；戴笠对各训练班的重视，对毕业学生的任用，也是一个内容。最后总结一下，军统特务训练班共有多少，毕业学生共有多少，在反人民当中都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这样也就够五页了。”
“可以，这样精简可以。”
接着谈起别的话题，我说：“在这劳动改造，劳动少，写材料时间多，心不安。我希望回市局去，免得市局的人都来这找我。”
“回市局也可以。”
“我希望有一个小房子，屋内有桌椅，可以写材料，看看书报；我还希望吃一点小米粥，因为我牙不好，吃高粱米不消化，还没有营养。”
“还希望什么？”
“每礼拜改善一二次生活。”
“你的希望还不高，可以办到。”
“最近我可以回市局么？”
“你先准备吧，也许快。”
我回来心里真痛快，这回见了天日了！回到车间，偷偷地收拾东西，这回可要离开长春监狱了。
过了两天，提我到典狱长办公室，是审过我的那位女干部审我，范典狱长陪着她。
她要了解一个姓丁的材料，并拿出一些相片叫我认。第二天又来提审，还是在典狱长办公室。我估计这位女干部是处级以上的，因为很少有在典狱长办公室审讯的，并且吉林公安厅刘科长对她也很客气，比科长都大，还不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她问我：“你研究研究，长春解放前学校里的特务，可不可能有潜伏下来的？有没有布置潜伏的？”
“我知道没有，因为当时只有长大。而长春大学大部分也迁到了北京，长春校本部又没有多少人。别的学校根本没有人了。”
“中统方面的情况你知道吗？”
“中统的情况虽然不知道，但也从没听说有去学校潜伏的，如果有潜伏的人，可能是自发的。”
“你说这个姓丁的，他可能不可能有潜伏任务？”
“我看不会有。”
“怎么不会有？”她接着又问。
“这个姓丁的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不是中统，他与特秘处主任秘书王中兴认识，王中兴在长春没有潜伏任务。王中兴与我一块在长春解放之夜突围，没突出去，他便逃跑了。他的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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