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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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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②，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由她的便吧。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至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1955年夏，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对反革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只一小条消息，怎么肃清没有说明。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大镇压？那样我也许再被审核。既然判决了，也许不会翻案？我与车间的反革命犯郑建五私谈，他感到恐慌，他说：“督察处的少校科员卢春印前天由这解走，可能解回市局，这与徐副部长的报告有关。”
我每天都被提出来过堂。各公安机关，各机关的保卫人员，找我了解材料。所有军统的特务、与特务有关的人、特务外围分子、与我有关的人，及其他特务机关的人都是了解的对象。有许多现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都要写出具体材料。从审讯人员的谈话中知道“肃反”运动在进行着。
我已不能在工厂劳动，过堂要紧，劳动其次。监房有几个小屋子作临时审讯室。每天八点进到审讯室，一直到中饭；中饭后，再来审讯。这个机关的干部审完，那个公安干部再审。有时，外地来的干部在外面候着，时间长了，外面的干部就说了：“等一个犯人，一天没等上。”
这样的审讯一直进行到10月。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来审讯的较多。
10月28日，长春监狱开了一个大会，出乎意外，吉林省人民法院判处11名罪犯在监中的现行活动。第一名是陈兴芝，他在监中委任警察局长等职务，说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企图变天。宣判后，把他们11人拉上汽车，到刑场枪毙了。
我感到很可怕，在监中稍一不慎，即有犯罪的可能。陈兴芝的事我不清楚。在监中还图谋不轨，真是自找死亡，结果是全部枪毙，大快人心。我在监中抱定少与特务腿子们接触，不谈旧事，不谈旧人，即可以避免错误。
大会开罢的第三天，我们外帮组的犯人于也华、金锡恩、陈恩轩、蔡九峰、宋兆沂五人被砸上脚镣，关进六监。这件事引起了许多犯人的谈论。我也认为他们五个人有个小圈子，每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吃喝不分。这种情况我反映过，现在果然出了事。如果和陈兴芝的情形一样，就有危险。所幸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勾搭，我认为他们很无聊。
11月3日，刚要吃晚饭，监房的班长来叫我，我心里抱怨来提审的太多，饭都吃不好。这次大概是外地的公安人员着急上火车等着要材料，我随着班长进入监房办公室。我的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两个躲在门后的看守，便把我用绳子绑上，按倒在地，马上砸上一副大脚镣！砸了半天才砸好，起来又给我戴上手铐。我一看张管教员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纸烟，那种得意的样子，真是恨死我了！怒气似火烧，我想与他拼了，又一想，手上戴了铐子动不得，脚上戴着大镣站不稳。只看了他一眼，他那样子似乎说：“关梦龄你服不服？”我心里说：死也不服！
一个班长给我两个皮筒，犯人叫“镣模”，垫在小腿上，以免铁镣子把小腿磨破了。我接了过来。他把我带到六监里边，对着厕所的一间小屋子。
我进屋之后，看见屋内有两个小伙子。我坐下之后，外面的犯人给我端了一碗高粱米粥，一碗咸白菜。我吃了小半碗饭，就不吃了。情绪波动得不能安静，心跳动得十分厉害。不知有什么大祸在眼前？不知道张管教员给我捏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只恨张管教员一个人，我绝对不会服。戴上两件，再加上两件，我也如此。这两个小伙子不用说是看我的。他们二人帮我把被褥放好，东西安置妥当。我坐在被子上。点名以后叫睡觉，我怎么能睡得着？脚镣、手铐，身子不能动，他俩帮我把被子盖上。我想，这回危险了，上边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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