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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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迪对印度总理尼赫鲁任用仇视西方的克里希纳·梅农和他在1961年底明目张胆地夺走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果阿颇为不满。但是第二年，尼赫鲁的女儿到美国作非正式的讲学旅行而在华盛顿作短暂停留时，她吃惊地接到了总统亲自打给她的电话。他提醒尼赫鲁的女儿，由于发生了果阿事件，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砍掉对印度的一笔援助款项，而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则可能会试图使她与美国国会对立。他还把他自己为记者招待会作准备的技巧向她作了介绍，并向她提出了一连串她在旅行中可能被问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肯尼迪自己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答复和他在国外旅行时公开发表的声明——以及在国内发表的影响到外国的声明和演说——不仅分发给各国政府的首脑，而且也向他们的选民们播送。艾夫里尔·哈里曼说，“他说动了政府首脑，还一直说到公众的心里去。”他特别欣赏有几次在白宫草坪上对外国学生的谈话。在一次他进行这样的谈话时，人群簇拥着他，他的领带别针和手帕全丢了。他回来告诉我的时候，语调是高兴而不是生气的（捡到领带别针和手帕的两名印度尼西亚学生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送了回来）。
　　1963年夏天肯尼迪的西欧之行受到了华盛顿专栏作家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东道国的政府都正处于过渡阶段，因而使谈判变得很困难。但是肯尼迪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和各国政府商谈，而是紧接在戴高乐对美国的指责后去向公众说话的。他说，他这次旅行涉及“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而且，我希望，对（欧洲）人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不管怎样，他认为他的这次旅行已经赢得了人们对美国及其个人日益增长的尊敬，这一点是他感到满意的。然而他认为“世界舆论”既不是一种鉴别事物的论据，也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
　　他说，由于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它常常会卷进朋友和盟国的争吵中去。争吵双方都寻求我们的支持，有时还要求我们充当调解人。争吵双方对我们的立场都感到满意是不大可能的。在中东和在印度次大陆，他积极地致力于恢复和睦，然而由于争论双方都表示怀疑，结果大半毫无成效。不过1962年在西新几内亚领土问题上多少暂时取得了成功。这是荷兰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的一个问题。为了避免发生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荷兰人不想打的，而印度尼西亚人在苏联的大规模支持下是极想打赢的——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国内温和派的地位——这是避免共产党人最终接管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所在——肯尼迪派出了优秀的外交家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作为联合国的调解人。某些美国外交官主要关心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提出的抱怨，而不大在意我们的声望最终在某些亚洲中立国家中的升降，因而对总统的这一努力并不热情支持。然而，“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和平解决，”肯尼迪说。“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有关各方的长远利益的。调解人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角色，（然而）我们打算使人人恼火，如果事情取得某些进展的话。”
　　肯尼迪在打消外国对美国的下列看法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种看法是：美国是漠不关心的、保守的、安于现状的。美国新闻署1963年在西欧的调查表明——这次调查是紧跟在闪电导弹的争端和戴高乐对肯尼迪的攻击之后进行的——同该署过去八年的这类调查的任何一次相比，赞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比例，这次是比较高的，即使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亚细亚》杂志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的票数大大超过尼赫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受人钦佩的人物”。在非洲的和平队队员的报告和肯尼迪本人接到的来自东欧的信件都表明，他个人在这些地区的国际影响也有了突破。
　　第十八章　柏林危机
　　候选人肯尼迪于1959年接见记者时曾预言柏林肯定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严峻地“考验胆量和意志”的场所。但当时他不可能意料到，在那座被围的城市的问题上，他自己的胆量和意志那么快就受到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所缔结的军事和外交协定，没有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作出明确的保证，只对该市本身规定由四国共管，并把柏林留在远离（西德）一百英里的苏军控制的东德境内。1948年，苏联的一系列行动使这个城市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西方占领的西柏林。在其后十年中，东柏林和东德与西德的相对应的部分日益隔绝。后来，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签订对德和约，使分裂永远合法化，并结束盟国在东德境内的所有占领权。这项要求以及1960年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显然表明，柏林和德国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的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肯尼迪本人在当参议员时，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亚洲、防务和东欧。为了作好新的准备和取得新的看法，他于1961年初责成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写一个有关柏林的特别报告，在4月份提出的一份中期报告中，艾奇逊警告说，危机很可能在1961年发生，而盟国之间意见不一，中立国又帮不了忙，西方尚未准备好有效地对抗苏联切断通道的任何行动。他说，西柏林的重要性可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维持美国的三个基本目标：（1）西柏林人民选择他们自己制度的自由。（2）只要西柏林人民有要求和希望，西方军队就应留驻下来。（3）从西方经由东德的高速公路、空中航线和运河通往该市的通道应不受阻碍。
　　赫鲁晓夫有一次曾谈起1961年4月是他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限期，而他于1月6日曾发誓“要从欧洲心脏拔掉这根刺”。可是6月份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晤的决定，把一切行动全推迟到这个时间以后。总统在维也纳会晤之前所作的研究中，以及在华盛顿同阿登纳的会谈和在巴黎同戴高乐的会谈中，愈益明确地认识到，西柏林是美国的荣誉和决心的试金石，赫鲁晓夫必然会用它来考验盟国的团结和抵抗力。
　　由于艾奇逊指出的美国的所有三个基本目标是温和的（即使是令人不安的）维持现状的一部分，而且维也纳会晤也不是一次谈判的会议，所以肯尼迪不打算在维也纳会晤时对柏林问题提出新的建议。但当第一天会谈结束，赫鲁晓夫好象随便地提到有必要于第二天讨论柏林问题的时候，肯尼迪并不感到惊奇。赫鲁晓夫说，主要问题是和约。如果美国拒绝签订和约，苏联还是照样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签订。在讲了这刺耳的话后，他们就去用晚餐了。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用这刺耳的声调提出这一问题。他说，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早该实行了。只能共同或分别签订承认两个德国永远存在的条约。由于意识到西德人和任何一个西方盟国都不可能签订这样一个和约，他说，如果美国人和侵略成性、复仇心重的西德人都表示冷淡，苏联人将单独同东德签订和约。然后就会结束战争状态，由德国投降而产生的所有义务均告无效，其中包括占领权、柏林通道和走廊。西柏林将作为他所称的“自由城市”维持下去，可是它同外界的联系将转交给“拥有主权的”东德人。
　　肯尼迪回答说，他对赫鲁晓夫如此的坦率表示欣赏。柏林不是老挝。它是美国至为关切的一个问题。这牵涉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我们甘愿丧失我们在柏林的权利，那么，谁也不再会信任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和诺言。我们抛弃了西柏林，结果会使美国变得孤立。这意味着抛弃西柏林人和一切统上德国的希望，背弃美国的义务和美国的盟国。我们承担的义务就会被认为只不过是一堆废纸。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复，因为它显示肯尼迪决心不仅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有关西柏林权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美、英、法和西德的政策并不是经常协调一致的——而且是有关苏美在改变力量对比上的直接对峙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同样地强硬。他说，他很抱歉，可是他不得不使肯尼迪确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苏联在年底签订和约。继续拖延下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主权应当受到尊重。对其主权的任何侵犯，苏联都认为是对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公开侵略的行动，而要对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如果东德的边界——陆地、空中或海上的边界线——遭到侵犯的话，就得加以保卫。如果美国要在德国问题上挑起一场战争，那就让它这样干吧。也许苏联应当立刻签订和约，并把这问题给解决掉，这正是五角大楼所一直希望的。可是，赫鲁晓夫说，任何一个要想发动战争的疯子都应当被捆起来。
　　这样的和约是否会妨碍柏林通道？总统要问问清楚。回答是会的。可是，总统再次强调说，美国不会放弃它的权利。赫鲁晓夫先生应考虑到他们两个人所负的责任。
　　赫鲁晓夫问道，美国为什么要呆在那里？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同意过，德国的局势是不正常的，可是他希望拖下去，因为这牵涉到美国的威望。现在，肯尼迪希望成为这一立场的坚决维护者。
　　肯尼迪回答说，不，我们不是在谈论由我国前往莫斯科或由苏联来到纽约的问题。我们是在谈论美国呆在柏林的问题，美国在那里已经呆了十五年。他坚定地说，他就任总统不是来接受完全违背美国利益的安排的。
　　在午餐后增加的一次私下会谈中，仅留译员在场，他们两个人的语言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坚持说，他也不能回避他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责任，美国的立场不是建立在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希望使苏联丢脸的基础上——这一点，他是不能接受的。
　　总统说，苏联人只签订和约或是把西方权利转交给东德人，由他们废除掉，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否定西方按条约取得的权利就是一种交战行动。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达成一项保全面子的临时协议来度过今后六个月，可是苏联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在签订和约结束战争状态后，西方继续留驻在东德领土上就是非法的、羞辱性的，是对东德边界的侵犯——而这些边界将得到保卫。我们要用武力来对付武力。美国应为此作好准备，苏联也将同样作好准备。如果美国希望战争，那是它的问题。苏联除了接受挑战外，别无他法。战争的灾难是共同分担的。在12月份签订和约的决定是坚定不移的（除非有一个六个月的临时协议）。
　　总统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严寒的冬季。”可是，当时却是个更为炎热的夏季。会谈结束后交给总统的一份苏联官方的备忘录，以比较正式的、不太好战的语言重申了同样的论据和建议，可是它把期限问题弄得混乱起来。备忘录只提到两个德国可以讨论分歧的时间为六个月，却不提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年底”的限期。可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他就维也纳会晤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再次强调他打算在“今年”使西柏林“摆脱占领制度……”的意图。东德首脑乌布利希宣布，和约很快就使他能够关闭西柏林难民中心、广播电台以及股拍尔霍夫飞机场。铁幕的两边都普遍地预言，赫鲁晓夫要在10月份共产党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一次对德和会。这样留给肯尼迪和西方就没有多少时间了。
　　总统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是：维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是美国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冒核战争的危险在内）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据某些人报道，总统由于担心他也许会使本国陷于半毁灭状态而深为烦恼。事实上，他镇静地确信，为西柏林的自由而采取坚定的立场，归根到底会减少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西柏林问题上屈服只会削弱未来我们防务的可靠性。7月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起一篇这样的报道：苏联大使在离开华盛顿去就任新的职务时曾嘲笑说，“到危急关头，美国不会为柏林而战斗的。”肯尼迪只是干巴巴地回答：“我们打算履行我们的义务。”
　　他的第二个重要决定是对这次行动负起了全部责任。有几个月，他一直埋头研究这个问题。他研究和修订应急的军事计划、常规力量的集结、外交和宣传活动的开展、预算的变动以及经济战的计划。他考虑到每一行动可能对柏林的士气、盟国的团结、苏联的不妥协以及他自己的立法和对外援助计划的影响。他同盟国领导人、葛罗米柯以及德国人谈话，随时关心着所有的电报，阅读了所有会议记录的副本。他抱怨国务院的工作进度（但收效不大），抱怨盟国传阅文件时把机密泄漏出去，抱怨缺乏新的外交建议。
　　最使他失望的经历——同时这种经历使他看到了在国务院内部必须有效率更高的管理，以及寻求盟国立场一致的困难和进展的迟缓——是他要给苏联备忘录一个迅速的明确的答复，这一复文应是他就职以来西方关于西柏林立场的第一个正式官方声明。他等待国务院的复文稿本。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对苏联同时递送来的关于核试验的备忘录也答复了，可是美国官方对西柏林问题仍然保持沉默。最后，过了一个月，总统要求将最近提出的复文稿本拿来，以便于美国独立纪念日在海恩尼斯港度周末假期时审阅。使他感到惊愕的是，他看到的不是所有美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条理清楚、简明扼要的答复，而是将一些陈词滥调和消极词句汇集在一起，其中没有一点新东西。整个文件本来只要花现有稿本四分之一的时间和十分之一的篇幅就可以写出来了。他要我在当天下午提出一个比较简短的文本。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不在盟国之间以及各部之间再次传阅通过，这一改写的文章就不能代替正式照会。可是，不管怎样，他还是用它作为总统对于正式文本的一个“说明”。甚至到那时候，正式照会还是要到7月18日才能准备好，这样两星期又过去了。
　　到了7月18日，就美国所应作出的全面答复，他已考虑好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决定。赫鲁晓夫在维也纳曾一再强调，如果为柏林问题采取军事行动，那必然是美国发动的。他显然不相信肯尼迪会为了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问题发动一场核战争。因为完全被东德领土所包围的西柏林特别容易为共产党军队所攻占或困死。在和约签订后，如果西方通道为东德的一个警卫班、一个中队、一个营或更多的部队所封锁，多年来过分依赖大规模核报复的西方，就不能以其非核力量对抗共产党部队。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要么打一场核战争，要么就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正如总统所指出的，“不是大规模破坏，就是忍受耻辱”。
　　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国后，立即专心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联合参谋部所制订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单独的遏制。随后这些计划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总统说，总之，“我们从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立即进入相互使用核武器的行动，这当然就意味着……我们也在毁灭本国。”这样，每一方都没有什么时间或机会可以犹豫一下，进行商谈，重新考虑或者判断对方的意图。一份柏林计划的文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挪掉使全球毁灭的核弹的火线，至少我们可以把火线拉长一点。
　　肯尼迪把当时制定的战略看成是一种软弱的、危险的主张。双方在该地区能够迅速部署的地面部队是那么的不平衡，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促使他逐步地切断去西柏林的通道，使我们无法用核打击来报复。他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相信我们只有原子弹，他就会以为我们……不大可能会使用它。”
　　因此总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切身利益已深深地卷了进去，以致我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这些部队被击败或者被俘虏。这就需要调集大量兵力足以使东德警卫队不能单独地轻易夺取这一城市以免削弱我们的谈判力量——并且要使兵力大到足以在选择核战争还是退却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时而是有一个月的真正的“踌躇时间”，还要有足够时间调动后备部队，显示我们的决心，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并在使用“最后的”武器之前，双方的最高一级能够先联系一下。
　　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功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此外，这样承担的义务也会支撑西方的意志，即暗示美国人将呆在那里。他争辩说，如果赫鲁晓夫指望盟国在核威胁面前不团结和胆怯，那末其他西方各国也增加地面部队（它们并不都听得进他这一意见），就可以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可靠性有所增长。
　　下一章里我们将讨论这种集结的确切性质和人数。除了军队和文职人员之间在作出任何重要的军事反应之前，就是否应先采取经济和政治行动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以及空军人员对由他们担任非核性任务有些怨言外，在1961年夏天，政府内部对这一做法的必要性很少有不一致的看法。至于对还要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那僵硬到危险地步的军事应急计划，使用储备物资和进行空运准备工作以加强西柏林的战备，以及在通道被切断的情况下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等问题，在内部也是意见一致的。可是政府内部也有尖锐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上：（1）总统是否要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2）在军事集结的同时，是否需要立即建议举行谈判。迪安·艾奇逊在最后的报告中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而对第二个问题则作了否定的答复。他的看法最初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占优势。
　　艾奇逊争辩说，只要赫鲁晓夫相信美国是相当认真的要为柏林而进行一场核战争，他就会被吓住——…而现在他不相信这一点。常规力量的集结，虽然似非而可能是地会造成那种印象，但我们不能冒风险去使赫鲁晓夫只相信我们限于打常规战争。宣布全国处干紧急状态能便总统召集一百万预备役部队，处长服役期限，把妇孺等从欧洲撤退回国，并使我们的盟国、我们的公民，尤其是使赫鲁晓夫先生对我们看待这种局势的认真态度获得深刻的印象。兰尼兹尔将军还说，单靠增加征兵，我们不可能在年底以前就拥有足够的训练好的人员。
　　肯尼迪说，可是在猪湾事件后，为了在盟国之间重新树立他的领导威信，他经不起作出过分的反应。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是向全国发出警报和承担义务的最后武器。他理解到这种宣布是不能经常搞的，或者轻易解除的。在不低估柏林威胁的严重性的情况下，也许最好等苏联真的签订和约或对通道采取行动时再说。他说，赫鲁晓夫能够在柏林和其他六、七处地方放松压力或施加压力，这就需要美国准备作出长期的全球性的努力，而不是为了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高峰”的事态——如他所说的——经常制订“应急计划”。为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而设想扩大新预算和税收，将危及长期需要的对外援助、空间研究工作和国内各项措施。
　　此外，他喜欢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来电中的意见：不使我们盟国感到惊慌失措的那些实质性的、但却是静悄悄的行动，更可能影响苏联的意向。其他苏联专家也劝告说，更能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不是戏剧性的姿态，而是我们的备战工作中的长期性的军事集结。这是和肯尼迪本人的哲学相一致的：如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就不怕调子放得低一些，因为这种决心是名符其实的，而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很少能吓倒别人的。他的情报顾问们补充说，在早期阶段就大吹大擂，将迫使苏联人用强硬的公开姿态和自己的军事措施来回答，并使他们的谈判立场更为僵硬。
　　总统逐步地说服麦克纳马拉、腊斯克以及其他人同意他的看法。国防部长同意通过一项迅速而不十分显眼的国会决议案，可以更为逐步而有秩序地集结起军事力量来。7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钟，总统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我们一小批人会晤，对他的计划作最后润饰。经过六个星期深入细致的会议，总统以坚定、明确的语调阐述了每一项决定。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总共是三十二亿，而不是四十三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而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作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将要求增加临时税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决定后来被撤销了），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总统和这些顾问随后于下午四时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同更多的人一起会商。对刚才达成的一些决定就“落实下来”，写进正式记录。艾奇逊挖苦地质问对他建议所作的修改，而使总统感到高兴的是——他就喜欢口头上的交锋——那位只在前一天才最后转向支持这些改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用同样的激情为这些改变作了辩护。
　　同艾奇逊文件以及总统顾问中最初占优势的观点相反，总统还是决定西方应当在谈判问题上“向前看”。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又起了作用。他们建议说，能够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是我们在谈判立场上的坚定而不是采取拒绝一切谈判的做法。艾奇逊劝告说，赫鲁晓夫不会接受什么合理的东西，而会把所有建议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总统回答说，对于苏联倡议的和会，我们不能失去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后来说：“我们不想让宣传的讲台和讨论的方式听任别人来挑选和垄断。”如果只有苏联人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对世界规模的宣传运动——关于西柏林“自决”和两个德国的对比——所抱的希望必然会化为泡影。他不想诱使西方相信，谈判桌上的会晤会缩小整个危险。但是他希望说服赫鲁晓夫，在尚在积极探索可供选择的办法之时，推迟签订和约。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取得一致的新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实际上，寻求能使有关各方都接受的新意见的这种困难，在整个肯尼迪任期内将继续存在，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日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似乎也不赞同其他一切立场。因此，7月25日总统电视演说中最软弱的部分是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它只是笼统地提了一下。尽管如此，他强调我们愿意“同任何或所有愿意理智地谈判和倾听意见的国家”进行会谈——我们愿意“消除西柏林任何真正刺激对方的事物，尽管这个城市的自由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权利的合法性提交“国际仲裁”，并把我们留驻在西柏林的问题提交其居民自由表决。这样做，他至少在很短时间里提出了比他曾在七个星期中从美国和盟国外交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更为积极的意见。然而，这些意见还是比较缺乏首创精神。
　　然而，这不是一篇软弱无力的演说。演说发表时，受到办公室内人员过于拥挤和情绪过于激动的妨碍。演说中对国内经济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对民防的看法也不准确。可是演说的基本要旨是坚定的、紧迫的，并没有诉诸威胁或表现出恐惧。我在周末就完成了初稿。星期一和星期二全天总统和他的顾问审查和修改了其后的几稿。泰勒将军建议加入下面一段：
　　我听到有人说过，西柏林在军事上是守不住的。巴斯东①当时也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勇敢的人们——要守住它的话，任何难守的地点都是守得住的。
　　①巴斯东，比利时东南部一市镇，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激烈反攻期间曾于1944年为德国军队所包围。——译者
　　默罗建议加上这么一句：“有些人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可以谈判的。'我们不能同这样的人谈判。”邦迪建议增加下面的段落：承认“苏联在历史上对它在中欧和东欧的安全感到关心”以及“俄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勇敢地承受的重大损失。”记者马克斯·弗列德曼为一个雄辩的结束语提供了根据。我加上了总统在7月19日会议上讲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希望军事的考虑支配东方或西方的想法。”国务院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了一段提示：“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平时期对西柏林提出的庄严保证，在危险的时刻是不会违反的。如果我们不履行我们对西柏林的义务，以后我们将何以自处呢？”
　　最后，我按照总统的指示调整和完成了演说稿的全部修改、润色工作，在八点左右拿着他下午十时的演说稿本到总统官邸去。我发现总统坐在床上，背靠在温暖的垫子上，正在写个人的体会作为结束部分：
　　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当时我不能体会，而且任何一个没有承担过这一重任的人都不能体会，这些担子会多么沉重，多么持久。……在这些日子里，我要求获得你们的帮助和忠告。当你们认为我们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我要求你们提出建议。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将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
　　在今后的几个月，在我履行总统职责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支持，尤其是你们的析祷。
　　这是一篇优郁的演说的忧郁结尾——事实上，比美国人民惯于接受的演说更为忧郁，比相互拥有核能力时代的任何一个前任总统的演说更为忧郁。他说，西柏林现已成为：
　　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一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
　　我们不能，也决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两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自己的安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