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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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自己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作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起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持久。
　　赫鲁晓夫后来函告肯尼迪，他认为这篇演说是好战的。在这以前，他已追加了苏联的军事预算，穿上了他的老军服，喧嚷着要毁灭侵略者。然而他在一次同约翰·麦克洛伊的私人谈话以及后来同肯尼迪的通信中表示，他对美国追加军事预算和向西柏林派遣增援部队极为恼火。他把这些行动称为军事上的歇斯底里。他也许暗自为肯尼迪没有让步，为西方也和他自己一样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谈判建议而感到十分愤怒。他自己的威信也在很大程度上卷了进去，受到了这样一些压力——东德和其他东欧政权要求稳定德国边界，并要除去柏林的“刺”的压力；在共产党阵营内部那种要他遵守诺言，“击退”东德主权的破坏者那种更为好战的呼声的压力。
　　为了想利用西方的分歧，赫鲁晓夫那年夏季交替使用合理的姿态和威胁的姿态，他某一天恐吓地谈到为柏林的一场核战争给西欧留下的“一堆废墟”；下一天又亲切地建议，美国和俄国的象征性部队可以按联合国的一项解决办法留在西柏林；另一天又警告说，如果西方强行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意大利的橙树丛、希腊的橄揽园和古卫城①都将遭到毁灭。
　　①这里指雅典的古卫城，即著名的巴台农神庙所在地。——译者
　　8月中旬，危机中的一场危机愈来愈危险地迫近爆发点。好些年来，共产党人不顾西方的抗议，在东西柏林之间逐步地增加法律上的——在某些情况下是物质上的——障碍，其中包括临时关闭大多数通道口，需要特种通行和入境许可证，以及禁止西柏林人在东柏林工作。东德人和东柏林人感觉到他们已被逐步关闭起来，就越来越多地越过铁幕的主要孔隙，即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逃跑。到1961年夏季，约有三百五十万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岗位去西柏林的难民中心和飞机场，使已经衰退的东德经济濒于绝境，并使全世界都注目于他们选择自由胜于选择共产主义的态度。8月份，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或受到更多的约束，难民外流从每天几百人增加到几千人。赫鲁晓夫8月13日的反应——也许部分由于肯尼迪的演说以及戴高乐反对四国谈判，而主要是由于东德人力的外流——是筑墙。
　　柏林墙——以高高的、可惜的带刺铁丝网和混凝土的障碍物封锁了这两个城市的边界，它使家庭朋友分离，把东德人禁锢在内，自由德国人排除在外，使西方在更加有限的基础上进出东柏林——使自由世界感到震惊。肯尼迪立即要求他的助手和盟国提出意见，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所讲的没有多大用处。
　　大家一致认为，东德政权早就有关闭边界通道的力量，它迟早必然会这样做的，至少，在西方未能被指责是挑起这件事之前，它就做出来了。大家也同意，墙——建在东德领土上，是在苏联管辖区内十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类似行动中最近的、最恶劣的行动——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不近人情的，但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它结束了西柏林对东方作为橱窗和逃生之路的作用，可是不妨碍西方长期强调的三个基本目标：我们留驻在西柏林，我们去西柏林的通道和西柏林人选择他们自己制度的自由。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在我国的、在西柏林、西德或西欧的——建议盟国军队应向东德领土推进并把墙拆毁。因为正如卢修斯·克莱特军后来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可以后退十码、二十码或五百码建立另一堵墙。如果再拆，就又再建另一堵，除非西方准备把它的生死攸关的利益范围扩大到东柏林境内而发动一场战争。任何一个盟国或顾问也都不希望西方作出一个刺激性的反应，从而可能在绝望的东柏林人中间引起一场暴动——这只能造成另一次布达佩斯式的大屠杀。
　　然而，总统确信需要作出某种反应——不是去威胁共产党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和懊丧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我们的应急计划是为出现干扰我们的西柏林通道而准备的，不是为来自东方的移民而准备的。我们的情报判断，尽管认识到共产党人必定要控制他们人力的损失，但对这一特殊行动没有预先提出警告。因而，肯尼迪不得不靠自己临时去想出办法，而在此期间，关键性的时刻——太多的时间——已过去了。
　　最后，为了考验共产党人的意图和显示我们自己的决心，总统增派一千五百名美国部队，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通过东德检查站，开到西柏林。他说，将驻军增加一千五百人显然并不能在苏联的直接进攻中守住这个城市，可是“西柏林人现在将从（我们）一次承担义务的提示中受益”，而苏联人将认为这批军队是“我们为了那种意图而交出的人质”。这是他在旷日持久的柏林危机中最焦虑的时刻使美国军队同苏联军队进入潜在的对峙状态的第一项命令。他推迟了在周末去海恩尼斯港白宫换换环境的惯例，要他的军事助理同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不断保持接触。当第一分队的六十辆装甲车通行无阻地进入西柏林时，他感到危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同时，他派副总统约翰逊去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鼓舞他们的希望和意志，并以我们最庄严的（得到总统个人赞同的）誓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神圣荣誉”，去重申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陪同约翰逊的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退休的卢修斯·克莱将军，他在此后不久作为肯尼迪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儿呆了较长的时期。在1948年，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陆上封锁、需要西方进行大规模空运时，克莱是负责指挥的。作为对盟国努力的不断鞭策，作为西柏林人所热爱的象征，克莱的出场得到总统的高度评价，尽管克莱的私人电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有时还暗示除非同意他的要求，不然他可能要辞职。总统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做好，并且一直公开地忠于民主党政府。”虽然总统对克莱不能把我们在西柏林的“极为重要的权利”同我们对东柏林的不满加以区别并不总是感到愉快的，但是他完全谅解将军的脾气——有时没有等待来自华盛顿、诺斯塔德将军以及在柏林的盟国代表的指示取得一致就采取了行动。
　　武装部队、约翰逊以及克莱的任务，其基本目标都在于重新燃起西柏林的希望。西柏林的精神已为柏林墙所损害，它的作用改变了，它最终作为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的前景变得暗淡了。赫鲁晓夫预言，西柏林很快会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凋敝的城市。许多西方人也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来诱使新的工业和劳动力到这里来，或者甚至没有什么希望劝诱现有的城市居民留下来。有些人主张将这一城市完全并入西德，可是肯尼迪认为这就会失掉使这个城市重新统一的一切希望，只会引起苏联人进一步采取行动，而西方实际上一无所得。取代的办法是从上述三项任务出发，在沃尔特·罗斯托①领导下，作了一次重大的努力，以维持和增强西柏林的活力——提高它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吸引年轻的家庭、新的投资以及争取世界的同情。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随后的一些年里，西柏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繁荣起来。
　　①沃尔特·罗斯托当时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的副手。——译者
　　然而，这堵墙继续存在，它是紧张局势的可憎根源。在一个阶段，西方和苏联的坦克和军队在防栅两边互相对峙，直到苏联人向后撤退。美国为表明我们有权进入东柏林所作的试探——不顾红军关于西方人在西柏林应离开墙一百米以外的警告——都是成功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于一方相信对方会让步，而促成一种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局面。苏联在9月份恢复核试验，加强了交战的气氛。
　　总统迅速地建立起西方地面部队的实力（尽管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盟国没有按比例增加它们的部队），大幅度地修改对柏林的应急计划，以便在需要作出反应时有更广泛的选择。他推测那一重大的对峙将在何时出现苏德和约将在何时签订，而切断通道的行动将在何时采取。可是这种对峙始终没有发生。1961年12月的限期过去了，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危机的势头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低落了下去。但时而由于在柏林墙或通道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危机又会突然加剧。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2年头几个月内，苏联对于从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蓄意进行的试探。苏联飞机投下金属反射体来干扰我们的雷达，飞近我们的飞机进行骚扰，苏联人看来似乎在尽一切可能来同西方联盟捣乱，使之分裂和失败。可是按修订过的应急计划以及诺斯塔德将军沉着的领导下，所有的飞行继续进行，增加了战斗机，并且警告了共产党集团各国，阻碍空运将使它们的飞机不能进入北约组织国家。干扰终于结束了，危机的势头再次低落下去。
　　我们必然假定，危机趋势的消退，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更清楚地认识到，把通道交给东德人是极其危险的冒险行动，部分是由于东德人口迁徙的终上，从而减轻了要他立即采取行动的压力。可是，危机趋势的消退也由于肯尼迪终于成功地使得他那一方既准备好谈判又准备好战斗，并把东西方的武装对峙转变为口头交锋。总统说，“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最好是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而不是战争，战争。我们将继续争论下去，争论下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产生有效的成果。……这就（是）目的……征召十六万人（以及）使我们的国防预算追加数十亿美元……而不是进行一场核战争。”
　　然而，为了要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肯尼迪必须克服他自己政府内部以及西方联盟内部的激烈的反对，可以说，他从没有在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外交姿态的改进比我们军事态势的改进要慢得多。国务院中一些“德国通”不仅是——正如某些人所谴责的——忠于杜勒斯…阿登勒的老路线，而且与一些苏联事务专家相反——这些专家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至少是东欧的安全，并且认为西方应当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他们基本上相信，在这种局势下苏联的真正目的是破坏西方联盟，而除了提出一些显然完全不能达到目的的建议外，对进行任何其他谈判的愿望都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因为苏联人在中欧没有我们可以退让的合法利益，并且西方也不希望作出苏联人可以接受的变动；对被一再拒绝的原有的“西方和平计划”的任何修改将被西德人看成是出卖。因此，国务院对总统所提新建议的要求作出反应很慢，并且在同盟国对等人物会谈时也很慢表示看法。
　　在西德，普遍存在两种忧虑：既担心盟国立场不坚定，又担心它们立场坚定。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指出，当西德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们欢迎作出让步，可是随后又抱怨说西方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阿登纳政府——一位钦佩这个政府的美国人把它说成是“极为神经过敏的”，是怀疑新的应急计划会削弱使用核武器的决心的。——没有使德国人民去正视现实的抉择。这个政府是谣言的温床，没有一个谣言是真实的：例如说什么西方早就知道要筑墙，或者说什么西方已签订一个牺牲德国的秘密协定。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阿登纳的，但想法有所不同。同德国总理不同的是，他看不到会谈两个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或从波兰手里收回奥得——尼斯线以东有争议的领土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他确信，赫鲁晓夫在虚张声势，看来不存在真正的危机，早一些摊牌就能证明是这么一回事，常规部队是不必要的，而政治上的主动的表示则会有害处。由于西柏林是三国负责的，肯尼迪曾建议，等葛罗米何在1961年9月来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举行四国部长级会谈。戴高乐反对在西方采取新的立场以前举行任何类似的会谈——他也反对采取任何新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军事准备上与法国人一样地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英国人（但是有不同的原因），则表示只渴望在协商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而在肯尼迪看来，这只能鼓励赫鲁晓夫更加强硬起来。
　　因此，总统决定，美国作为联盟自封的代理人，将独自地争论下去，争论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不是进行“谈判”，而是进行“探索性磋商，看看能否着手开始认真的谈判”。戴高乐甚至反对这一决定，并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报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分裂（十四票对一票）。阿登纳被肯尼迪说服，勉强同意，可是德国外交部继续走漏并且诽谤所提出的每项新建议。总统常常指出，无论是西德，还是任何其他盟国，对这场危机的反应都没有使它们增加同我们相对称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而他还得约束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公开评论：“这些国家现在讲得（那么）振振有词。说一句'噢，好了，你们不应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这是不难的……可是，是我们承担了主要的军事重担啊。”他又指出，阿登纳对“过分乐观”而产生的各种危险表示了关切，而这是一个未必会发生的危险。
　　肯尼迪认识到，如果联盟出现严重的分裂，就会助长赫鲁晓夫的野心，并且，他不能拟定西德人认为是出卖他们的任何解决办法。可是他也相信，外交战线的失败就意味着回到军事战线上去。一年多来，他进退两难，有点动摇不定地继续干着。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这是不容易的。”
　　美国试图继续为几个国家去进行谈判。所有这些国家对于应如何行动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有希望解决的立场。……这就要每天磋商……可是……这就需要个长时间。……必须对这些问题公开辩论……甚至在它们成为我们的正式立场之前……这就使我们很难同苏联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会谈继续进行着——在纽约、莫斯科、日内瓦和华盛顿，在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之间、汤普逊和葛罗米柯之间、腊斯克和多勃雷宁之间以及肯尼迪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着。在肯尼迪同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中和肯尼迪同阿朱别依的会见中，也讨论了一些建议。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展。随着所有重叠的美国和盟国机构陷入分歧和枝节问题的讨论，就很少出现新的倡议。多数倡议来自白宫或诸如艾奇逊这样的一些外界的顾问——总统认为，甚至这些倡议，在官僚主义的和盟国的机构中间转圈时，也被废弃或被忽视了。提异议、修正、拖延或把这些倡议提交到这个或那个讨论小组，这一切都似乎阻碍了每一项已提出的计划，也妨碍了几乎每一次的苏美会晤。如果白宫和国务院同意，一个或更多的盟国却不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苏联人却又不同意。的确，在整个事件中，对肯尼迪最有益的教训之一是：强使德国人和其他盟国接受怎么也不会是真正可以谈判的解决方案，是愚蠢的做法。
　　不过，会谈达到了更清楚地表明美国立场的这一目的，讲清楚了我们会为了什么和不为什么而战斗，或我们要为什么和不为什么而谈判。肯尼迪说，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使他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他强调，他捍卫这些目标的义务则是无限的。他指出我们真正关切的是我们的通道和其他权利的持续，而不是苏联人是否同他们自己建立的政权签订和约或俄国还是东德哨兵在高速公路上为西方通行文件盖印，甚至也不管是否东德有代表出席会议或参加国际通道机构——这使得阿登纳和那些持“强硬路线”的外交家很不快。他也不是看不见将会使德国继续分裂若干年的活生生的事实，以及乌布利希政权在东部的控制，目前东部边界的永久化和东欧对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核武器的畏惧等情况。他情愿减少美国在西柏林某些实际上不必要的“刺激”活动。他愿意承认东欧国家在防止未来的德国侵略问题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合法权益。他问道，是否能在这一范围内对东欧国家有所迁就，以换取有关西柏林境内的自由和进入西柏林的自由的一项详尽的书面保证，从而改善我们的地位呢？“我们不受任何刻板的方案约束……我们看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腊斯克由于职务关系而偏向于开四国部长级会议，他最初打不定主意是否就这一问题同苏联人单独会晤。可是一旦他开始了这项工作，他就不懈地和巧妙地表明，利用长时间的讨论来避免僵局和防止灾难是有价值的。1961年秋，他同葛罗米何在纽约举行的三次会谈中，都强调指出，西方不会签订一项作出让步的协议，以换取目前的不很明确的权利。他说，“那就是用两倍的代价买同一匹马。”肯尼迪在随后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比喻：“你们是在拿一个苹果向我们掉换一个果园，我们美国不会这样干的。”在打比方方面不落人后的赫鲁晓夫后来在信中抱怨说，西柏林对他来说不是果园，而是带刺的杂草。
　　柏林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主要话题。1961年9月首次通信就有助于使这场危机冷却下来，虽然赫鲁晓夫随后在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信件里语气忽而严厉忽而和缓，总统总是设法提出他所赞同的信中的某一段落以使部长会议主席仍抱有希望。他给赫鲁晓夫写道，由于东德和约会使西德人民确信重新和平统一已不可能，这可能会恰恰引起赫鲁晓夫所最为担心的那种民族主义和紧张局势。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愿使局势恶化的说法同乌布利希的粗暴的恐吓是不一致的。他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承认西方继续留在西柏林方面更为现实一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他承认整个柏林或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不是立即可能实现的一样。
　　在1961…1962年期间，总统亲自关心着各种谈判建议：1959年“西方和平计划”的最新改写本、国际法庭仲裁、整个柏林成为自由城、西方和共产党人举行平行的和平会议、五到十年的暂时解决办法、将柏林用作联合国总部、中欧安全计划、国际通道机构和十点共同声明等等。但大多数建议都经不起盟国的仔细研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蓄意泄露而失败了。正如麦克米伦首相同他议论时所说的，其结果使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向俄国人提出，“几乎连汤都没有，更没有鱼这道菜”。在戴高乐的刺激之下，德国人在1962年春天再次大为恼火，他们不公正地指责美国人没有把所有的建议告诉他们，还抱怨那些已告诉他们的建议。肯尼迪后来承认，我们的错误是力图使德国人接受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打算。
　　然而，接触和交换意见在继续进行。肯尼迪常常把这个问题同奥地利问题相比拟。奥地利问题经过好几年的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突然产生了一个苏联一西方协议。可是甚至在1963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和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助于改变讨价还价的气氛以后，还没有达成或将要达成一项协议。不过，赫鲁晓夫取消了他的压力并终止了他的威胁，而总统相信，我们表明谈判的意愿——通过坚持合理解决的可能性，通过把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看待以及使全世界知道不是我们不愿妥协——已为和平保卫西柏林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争论下去而“争论下去，争论下去”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而既然压力已不存在了，肯尼迪也没有努力提出任何新的解决办法。
　　在1963年，墙依然矗立在那里，可是东德人为打开贸易往来而开始提出一些建议。西柏林仍然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城市，一个深深地座落在被禁闭的东德之内的自由和繁荣的孤岛。意外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包括1963年秋天的不体面的争吵：西方军队在高速公路检查站是否需要下车或把卡车尾板放低以便计数。可是西柏林的通道仍然畅通无阻——西柏林仍然是自由的——并且一度担心的毁灭性的核战争、西方联盟的垮台以及单方面的和约都没有发生。肯尼迪总统说过：“我想（共产党人）认识到，西柏林对我们来说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将要留在那儿。”
　　西柏林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1963年6月26日给予约翰·肯尼迪的欢迎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热烈的一次。欢迎队伍的规模，他们的欢呼声以及从他们眼中所流露出来的希望和感激的心情，使我们一行中的一些人感动得流泪——甚至在我们视察柏林墙以前就这样。总统——他后来说，他的旅行使他更为深刻地理解到德国最终重新统一的必要性——感动得即席发表雄辩的演说。他在一次工会会议上讲：“当我今晚离开时，美国仍留在这儿。”他对驻扎在这个城市的美国军队说：“你们现在是他们的人质。你们是……箭头。”在柏林市政厅勃兰特市长举行的午餐会上，他提议为“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民（和）墙两边的自由事业”干杯。
　　在市政厅外的平台上——从那里就我视线所及，只看到颂扬着“肯尼一迪”、“肯尼一边”的一片人海——他发表了一篇最为激动和鼓舞人心的讲话：
　　两千年以前，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罗马公民。”今天，在自由世界，最令人骄傲的豪言壮语是：“我是柏林人。”世界上有许多人真正不理解——或者口头上说不理解——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重大争端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浪潮。让他们到柏林来吧！……甚至也有少数人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不好的制度，但是它使我们能够取得经济进展。“让他们到柏林来吧！”
　　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的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到来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将近二十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那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而感到自豪。
　　在我们当晚启程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时，总统还为他所受到的接待而兴高采烈。他说，这将使所有美国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和所冒的风险已赢得了感谢。他要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纸便条，“在有些泄气的时候打开它，”上面他将写下几个字：“到德国去。”
　　我觉得当他进入“空军一号”座机机舱时，他的神态比那天人们对他歌颂时更自豪，更愉快。这种自豪和愉快的神态，反映了他对自己不怕危险和诋毁，为使西柏林保持自由做了必须做的事而感到满意。当他疲倦而愉快地在我对面坐下时，他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将永远不会再有象这样的一天了。”
　　第十九章　箭（1）
　　在约翰·肯尼迪喜欢引用的所有丘吉尔的名言中，他最喜爱的一句是：“我们为谈判而武装。”肯尼迪认为，武装美国可以提供讨价还价的实力，并为裁军会谈和外交提供后盾。他在1961年还认为，需要采取迫切的步骤以确保“我们的武装肯定是足够的”。
　　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认为我国的军备肯定已经足够了。这就使肯尼迪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我为此贡献了我毕生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防务方面的问题时大声疾呼地说，“我认为，我几乎比国内任何别人更了解这个问题……防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处理。”后来在1963年，当他抱怨肯尼迪的庞大的军费追加开支时。他曾说，“我任内所留下的防务预算已为我国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约翰·肯尼迪则有着不同的看法。1940年，他作为一个学生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军备永远同我们承担的义务相适应。”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参议员，曾对我们是否已这样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他强烈反对实行削弱陆军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过分依赖“大规模报复”的方针。1960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曾反复要求加强我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1960年12月下旬在我们审查了预算和计划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曾向他的新任国防部长连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现在是否应该提出一项补充防务预算……是否应该为北极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导弹……防空警报体系……大陆防御……常规力量现代化……空运能力……等项目追加经费？〔我们）必须着手对我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和能力……由人驾驶的飞机的地位……航空母舰……目前的军队实力……国外基地……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
　　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