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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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在它们无力支付自己份内的经费时，却仍然期待美国承担起北约的大部分军费（他说：“一种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们军事上存在，又要求我们外交上不存在”）。在柏林谈判的步调上，他无法使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两人都满意，并且认为让他们两人都不满意比设法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满意为好。
　　然而，他认识到，维护盟国的团结，象通过他的立法方案一样，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象在国会里那样，在联盟中孜孜不倦工作以争取支持。虽然作为参议员，他曾把较多的时间致力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事务（在担任总统后，他继续对这些地区给予前所未有的注意），但他认识到——正如他在柏林危机时所表明的——西欧是美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首要地区。虽然有人指责他使北约组织每况愈下，他强调使用常规力量去同共产党的“蚕食”政策相对抗的方针——以代替美国核保护伞的绝对依赖——实际上却使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比它们在其他情况下能起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反对各国拥有单独的核威慑力量的主张虽然在某些盟国中不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却有助于把联盟拧在一起。他承认——尤其是1961年在巴黎发表的演说中——西欧不再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附庸，而是一个生产日益发展、相互日益团结和影响日益增大的平等伙伴了。1962年7月4日，他在费城独立堂发表的一篇。互相依存宣言。中说，他期望“当前出现于欧洲的新联邦和一百七十五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古老的美国联邦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种互利的伙伴关系”。
　　在1961年和1962年这两年中，他表示希望西欧将“在这场伟大的世界斗争中发挥（它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不要只是自顾自，仅仅成为一个富裕的、小心翼翼地与世隔绝的集团。”他鼓励欧洲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包括坚持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即使这样做会给美国商业带来一些麻烦的话。
　　他最关心的是，面临共产党人的特殊威胁中，必须保持西方的团结。1961年，他在关于柏林问题的演说中说道，“如果有一条首先会导致战争的道路的话，那就是软弱和不团结的道路。”他并不期望联盟在越南、刚果、塞浦路斯以及诸如此类的次要问题上紧密团结。但是他却决心要使联盟在和苏联发生的任何重大对抗中团结一致。
　　第十七章　世界领袖（2）
　　1963年联盟内部的风波
　　当柏林受到战争威胁时，以及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又出现战争威胁时，联盟都顶住了。但是肯尼迪在古巴取得的成功，使赫鲁晓夫修改了他关于柏林的计划。力量的均势变得更稳定了；我国威慑力量的优势受到了欢呼；而不恰当地相信危机已经过去的西欧人，立即沉湎于总统所谓的“内部纠纷的舒适环境”之中，并且对他们的强大的美国保护人表现出一种合乎情理的怨恨。
　　肯尼迪…麦克纳马拉作出的取消闪电空对地导弹进一步研制工作的决定，激起了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最早的，本可以避免的一场风波。与北极星导弹和民兵导弹相比，这种高度复杂的武器成本昂贵，一旦有更为可靠的手段发展起来可以做同样的工作时，就不应认为再要研制它了。但是这个决定不仅使空军及国会中的载人轰炸机的坚决支持者们感到震惊，而且也使英国为之目瞪口呆。因为英国在我们的同意下，曾经计划购买闪电导弹作为保持一个国家身份的最可行的手段。根据196O年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签署的一项协定，如果制造闪电导弹，美国就将供应英国。这个协定被英国人解释为美国答允制造的表示。而现在，肯尼迪却作出决定，认为它没有制造的价值了。
　　不幸的是，白宫当时正集中精力处理古巴和印度支那的危机，这使国防预算的各项决议一直延迟到1962年很晚的时候才作出，这对于有条不紊地考虑闪电导弹的取消所造成的问题已经为时太迟了。总统——他认为英国保持一支小小的、独立的威慑力量无论如何是没有意义的——错误地认为这多半是个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在麦克纳马拉答应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桑尼克罗夫特，“把这问题加以解决”后，他便没有多予重视。在古巴事件后，这似乎是一个小问题了：所有的问题也都似乎是小问题了。后来，肯尼迪常表示奇怪，他的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麦克米伦的驻华盛顿大使戴维·奥姆斯比－戈尔、麦克米伦本人、腊斯克或其他某一个人为什么在风暴来临之前，没有对双方提出警告。但是麦克米伦无疑对肯尼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而感到诧异。腊斯克在11月曾就英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告诫过肯尼迪，但他却听从了麦克纳马拉的意见。
　　这场风暴发作起来时，形成了英美关系破裂的威胁。它使业已摇摇欲坠的麦克米伦政府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在前几年中，麦克米伦不顾本国科学家向他提出的警告，在答复议会两党中反美和反核武器的议员们发出的攻击时，曾过分夸大了闪电导弹协定，把它吹捧为英国同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关键。他完全取消了英国自己的导弹计划。现在，英国报刊和政治家们不无理由地抱怨说，美国人不得体、手段辣、办事粗暴，说美国不仅暴露了对一个盟国的自尊心和安全事务麻木不仁，而且暴露了想把它推出核事业之外的意图。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愿多作磋商所引起的潜在怨恨这时全沸腾起来了。有些人指责说，闪电导弹系统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不合格，美国之所以威胁要把它取消，是为了要迫使英国补足它在西欧的驻军定额。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之间的一次主要是象征性的会议——他们的第六次会议——已定于12月底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召开（肯尼迪拒绝在百慕大举行另一次会议，因为那里的仲冬气候太变化无常，不适宜于供人休养）。在拿骚，他们也没有作多少休养。两位领导人简短地会谈了一下，并就刚果、印度、禁止核试验谈判以及常规力量等问题的下一步骤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但是核武器问题的讨论却使他们的会议延长了。肯尼迪断然拒绝把闪电导弹的全部费用列入他的预算，对于要求他把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留到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解决以后的建议也不予重视。他公开作出的放弃闪电导弹的保证和他的削减赋税的预算计划不允许他这样做。麦克米伦也同样坚定，而且振振有词、感情激动。他说，他就象一艘看来浮在水面，但是易于下沉的船。难道肯尼迪想坐视他遭受灭顶之灾的结局吗？他警告说，如果他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垮台，那就会使两党中一个更反美、更中立的集团起来掌权。
　　象他的共和党前任一样，肯尼迪对麦克米伦也强硬不起来。他早已决定，我们同英国的“特殊关系”所具有的两党一致支持的性质，要求他不能让英国首相回国而不带有艾森豪威尔答应过的闪电导弹的某种代替品。他后来对我说：“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待这问题——他们的看法几乎比任何人都高明——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有义务提供一项替代办法。”英国的一场政治危机可能推翻它加入共同市场的计划，或者甚至可能推翻1960年与闪电导弹协定同时达成的一项协定——为美国在苏格兰提供一个北极星潜艇基地。
　　关于建立一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建议，自从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在1960年第一次公开鼓吹以后一直都在进行研究。1961年5月，肯尼迪在握太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曾向北约组织司令部保证提供五艘北极星潜艇，不过它们将仍归美国控制。同时，他还含糊地谈到，“一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常规力量的目标实现以后，只要我们的盟国提出要求并认为可行的话，”最终将建立一支“北约组织的海上力量，这支力量将真正归多边所有和控制。”这是有意把主动权留给我们的盟国，让他们提出一项可行的计划，并且首先去履行它们在常规力量方面的份内的义务。由于肯尼迪认为这两件事他们大概都不会做，所以他当时对这问题没有进一步多予注意。可以肯定地说，在采取促进欧洲统一的进一步步骤之前——特别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前——他不会优先考虑这，问题的。
　　但是在拿骚，肯尼迪受到的压力是要他提出某种计划，如他所说的，“以履行我们对英国的义务”。他最后提议在北约组织内向麦克米伦提供北极星导弹（不提供潜艇或弹头）。1962年12月的拿骚条约宣称，除非在英国的“最高国家利益面临危险时”，携带这些导弹的英制潜艇将划归北约司令部指挥，然后再发展而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支多边核力量指挥。总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由各个国家指挥并提供人员，另一部分则归国际所有并由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政府“共同提供人员”。拿骚公报将这两部分全称为“多边的”，这引起了相当的混乱，因此我们后来仅对第二部分保留了这一用语、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多边核力量”。但是由于国务院的专家不在场而美国内部的态度尚未取得一致，双方对于这一用语的真正意图和要求都不很明确，所以公报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故意的含糊之处，以致后来英国人、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对它作了不同的解释并强调了不同的重点。
　　之所以提出在拿骚作出的这些决定，是有下列许多理由的：
　　1。防止出现一支独立的西德核力量——但这些央定却在柏林墙两边引起叫嚷，说我们不必要地让德国人过分地依附我们的力量了；
　　2。把美国对英国的优待减少至最低限度——但这些决定在某些方面看来反而强调了这种优待，
　　3。反驳关于美国垄断核武器的种种指责——但由于美国保留否决权，多边核力量的概念引起了对这种垄断的新的攻击；
　　4。加强西方的战略防御力量——但没有一个人否认多边核力量的真正目的是政治性的，它使这种战略防御力量充其量不过增强了百分之一、二。
　　1963年间，多边核力量的建议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上从首位逐渐下降到末位。但他不愿把它从议事历程上完全去掉。他理解生活在俄国中程导弹阴影下的盟国的愿望，他们想加入有威望的“核俱乐部”，并对关系到他们的安全的决定希望有一定的发言权。他并不迷信国家主权的概念，而愿意接受欧洲更直接地参与建立核威慑力量，以防止核力量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根据欧洲的反映来判断，多边核力量显然并未解答这个问题。但是肯尼迪说，“任何建议都有缺陷，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建议的人应该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
　　从1958年以后，夏尔·戴高乐将军确实擅自代表欧洲说话——至少是代表西欧大陆说话了。古巴导弹危机及其结果使戴高乐能争辩说，柏林和西欧实际上已不再处于被遏制了的赫鲁晓夫的危险之下，是核力量而不是常规力量造成了这种变化，还说欧洲的防务在美国优先考虑的军事项目中已经“移至第二位”了。拿骚会谈使戴高乐能表明，欧洲大陆建立独立的核力量的机会将在大西洋联盟中淹没，欧洲正被要求负担美国威慑力量的部分费用，而麦克米伦（仅在几天以前，戴高乐曾在朗布依埃同他举行了会谈，他没有提供给戴高乐任何核援助）已决意使“海上岛国”不列颠依附于美国而不是依附于欧洲。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情况不断恶化，戴高乐进一步放大了胆，迅速而不够稳重地行动起来——以1963年1月他举行的一次刻薄的记者招待会为开端——（1）拒绝了关于提供北极星导弹的建议和关于多边核力量的概念，再一次坚持建立一支独立的法国核力量；（2）正当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的长期谈判接近成功之际，提出英国过于依附美国而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3）与阿登纳签署了一项新的合作条约，这样就暗中把西德拉到他一边去；（4）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撤出更多的法国军队；（5）挫败了共同市场各国加速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努力。
　　在他那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如在随后他为这些令人惊异的话辩护而发表的声明一样，戴高乐巧妙地利用了欧洲人对美国的核垄断和美国巨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欧洲事务产生的影响所感到的愤懑情绪。他还唤起欧洲人的自尊心，要他们拒绝依靠一个遥远的国家来决定他们的生存和赖以生存的手段。同时，他唤起欧洲人的猜疑，要他们防止英美人来支配他们。他利用了欧洲人的一些担心，说美国不会为了拯救他们的城市而使自己的城市冒风险，说肯尼迪喋喋不休地谈论非核武装力量，意味着要削弱我们在核武器上所承担的义务，还说肯尼迪在古巴事件上的姿态表明，在一场苏美交易或战争中，西欧有被牺牲的危险。他还对欧洲人泰然自若、只求节约开支、不想加强地面部队，一味依赖法国的核力量，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莫斯科相信，一旦有事，美国的核力量是会被拉进来的想法发出了呼吁。戴高乐说，眼下既然美国也会受到攻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特别是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美国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以及何时、何地、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会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欧洲。”
　　然而，戴高乐那种变幻莫测的策略，往往甚至使他自己的内阁也感到惊讶。因此，一份不很可靠的外国情报在1963年年初曾使肯尼迪吃了一惊。“据正式的和可靠方面的传说”，戴高乐和苏联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要求在中欧实行非军事化，其地区包括整个德国、希腊和土耳其在内，逐步从德国和法国撤出美国军队以及承认奥得－尼斯河线。这种说法同赫鲁晓夫和戴高乐两人的需要和愿望都是十分符合的——刁难美国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戴高乐爱说的一句话）控制着欧洲——因此应该加以核实。幸而，它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是这种可能性促使肯尼迪在随后的一连串会谈上提出了许多质询。
　　总统委派戴维·布鲁斯和迪安·艾奇逊提出报告并召集所有的大使和西方问题专家在1月和2月间举行了一连串冗长的会议，调查研究和重新估计了这一问题。在这些会议的基础上，总统作出决定认为在战略上不需要作根本的改变，其理由有以下四点：
　　1。甚至最骄傲、最多疑的欧洲人也拒绝站在戴高乐一边攻击北约组织和美国人。在戴高乐的梦想能够实现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珍视美国同他们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比之同苏联人的关系可取。而且在戴高乐一阿登纳的家长式统治下，他们在欧洲统一中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满足。
　　2。戴高乐要实现的包括一个和解的德国在内的统一的欧洲，同样也是肯尼迪的目标。他们的基本分歧是在于采用的方法和关于英一美参与其事的问题，但是总统说，“自由的统一”。
　　从不基于意见的一致。……不论我们在减少……对柏林的威胁方面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是以联盟内部问题增多为代价换来的。……在牵涉到原子的那些问题上……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况且，同新闻界所谈论的戴高乐的“宏伟计划”挫败了肯尼迪的“宏伟计划”这种报道相反，肯尼迪始终没有把多边核力量计划或者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也始终没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步子、进程以及人物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事情。
　　3。虽然他悄悄地取消了早些时候作出的向法国出售飞鱼核动力潜艇的安排，但是任何想惩罚将军的尝试，想同他吵架或同他争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忠诚的尝试都只会对戴高乐有利。在此以前，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制止戴高乐藐视北约组织和坚持拥有自己的核力量的态度。这时想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军事、经济协议来孤立他的一切有关建议，或取消美国的一些保证，都只会阻碍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
　　4。最后，他认为，为了安抚戴高乐而依照他的条件向他提供核武器是没有好处的。一年以前，尽管将军一再重申法国不要求什么（也不提供什么），总统——在五角大楼和我们驻巴黎大使的敦促下，不顾白宫和国务院大部分顾问的反对——曾经重新审查了我国反对援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意见。当时他断定，这种援助并不会争取戴高乐将军来支持我们的目的，只会加强他自己的目的。尽管反过来我们在军事上也许会获得少许好处，然而将军要充当全欧洲代言人和摆脱英美影响的愿望并不会改变。他想不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并在北约组织以外成立一个三国核理事会的愿望，只会受到鼓舞。而比以前更加突出地被排除在外的西德人，必将就其对大西洋联盟和取得他们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总统于1963年2月写信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曾经要求总统向法国提供核武器，认为这将使戴高乐的小小的核力量能促进我们的核力量）说：
　　我认为，把拥有核武器库看作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合法的和合乎需要的特征，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我们往后将被卷入一场核战争，那么在决定发动这场战争时我们难道不该有发言权吗？维护美国的利益……难道不是我的首要的职责吗？
　　虽然如此，在拿骚会谈以后，肯尼迪曾经准备就核武器问题同戴高乐展开全面的会谈，承认法国是一个核国家并提供关于武器或许甚至核弹头的援助，如果法国按照某种类似拿骚的方式，把他们的力量与北约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话。后来在1963年——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他同样准备帮助法国发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以换取法国在该条约上的签字。但是戴高乐对于以上两事的否定的反应——由于他对多边核力量有所怀疑，1月间他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决——使得认真的谈判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总统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戴高乐的行动，也毋须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他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这是一个他私下反复考虑的、令人不安的结论。但是随着西欧和赤色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国后台，肯尼迪断定，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必将扩大这些分裂。他无意挑起紧张局势，使共产党人重新联合起来，以暂时弥补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决定不改变美国的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采取行动。肯尼迪开始更恳切地争取更多的欧洲人，对他们希望在东西方和核武器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表示同情，并对西德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知道历史将乐于看到法国和德国和解，所以他拒绝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纳在美法之间作出抉择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条约的建议。但是他确曾鼓励波恩采取使戴高乐很狼狈的做法，即在批准该条约的同时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国对北约组织和大西洋团结的保证。
　　同时，他还着手进行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向法国和一支最终要建立起来的全欧核力量敞开大门。这支全欧核力量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并不受美国的限制，这一点体现在建立一个由两方（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核理事会上面。1963年5月召开的北约组织会议组成了一支盟国核力量（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国轰炸机和五艘美国“北极星”潜艇，它们由北约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仍保留在其本国的编制之内）。他还作出安排，使欧洲的军事官员更为全面和更为平等地在奥马哈战略空军总部参与拟定核目标的工作。肯尼迪还设法加强美元地位以应付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且根据扩大贸易法推动关税谈判。他还推动货币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两岸联系所采取的其他微小而坚定的步骤。进展是缓慢的，但是在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建筑的基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美国是能保持耐心的。他感到这种长期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
　　肯尼迪给戴高乐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复——一件他险些准备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欧、特别是西德之行。他受到的热烈欢呼，甚至是戴高乐上次成功的访问中都未曾有过的。总统在抵达波恩机场时，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简括的叙述：
　　我在“大联盟”的存亡关头远涉大西洋，行程约达三千五百英里。我们的团结是在危急的时刻铸成的；它在和平的年代里也必须保持下去。……现在，我们两国和所有其他盟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赖。……
　　我在贵国停留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是……只要你们需要美国呆在欧洲大陆上，美国就将呆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都将继续保持，因为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你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而对你们领土的任何进犯也就是对我们领土的进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感情，在我们走向和平或是走向战争的道路上，我们的命运完全是一致的。
　　两天以后，在法兰克福德国第一届议会的诞生地——具有历史意义的保罗大教堂——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以后最精心推敲的演说之一中，阐述了大西洋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他说，西方盟国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军事问题，而且面临着类似的国内经济问题。它们不仅被危险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试图控制欧洲的决策机构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宁可看着欧洲分裂和削弱，以便美国逐个地对付它们。与此相反，我们瞩望于一个统一、强大、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和以一个共同的意志行动的欧洲，一个能够以完全平等的伙伴身份解决世界问题的世界强国。美国将冒着自己的城市遭受破坏的危险来保卫你们的城市，因为我们需要以你们的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凡是怀疑我们的保证或否认美国与欧洲不可分割的人，凡是想把欧洲同美国分割开来，或者在盟国之间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些与我们为敌和唯恐西方不乱的人，得到好处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通过欧洲电视台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这些信念，他在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同英国的麦克米伦进行的一些颇具成效的私人会谈中也重申了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离开欧洲大陆时确信——根据市民，领导人和新闻界的反应——“我们承担的义务及其持久性已经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平均每周亲自会见一个以上外国政府的首脑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后他也常常这样做。他出国访问过十一个外国政府首脑，并在白宫接待过五十多位总统、总理、首相和王公贵族等。他对每次会晤都作好准备——无论是会见法国总统还是多哥总统——探讨关于别国的全部现有的资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他凭记忆列举出当地的统计数字，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历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带记录本，这使他的东道主和来访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并感到高兴。
　　由于肯尼迪自己的出国旅行受到限制，他同其他国家首脑保持着大量的书信往来——分别接见为数很多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派他的妻子、弟弟罗伯特、副总统和其他人出国访问——鼓励国务院官员在出现特别危机时直接与他们的对手打交道，而不要通过信件或大使——通过一年一度的内阁联席会议改善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关心和培育外国首脑个人威信的努力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请他们访问白宫。每位来访问的贵宾总被带到楼上肯尼迪夫妇的住房参观（例如，有一次肯尼迪把卡罗琳从午睡中唤醒，让她会见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让客人欣赏肯尼迪夫妇感到自豪的印度油画和法国家具。肯尼迪注意到他陪同一位总理去乘的大轿车已经很陈旧，发觉这辆汽车原来是从殡仪馆租来的，于是立即命令作了新的安排。他对巴黎大道上排列成行的仪仗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白宫举行国宴时也安排了同样的仪式。他认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作为正式欢迎来宾的地方未免有些寒酸，便规定用直升飞机接到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
　　高级人物涌向华盛顿的盛况是空前的，这使我们不大安排具有各种繁文缛节的三天的“国事访问”，而较多的安排仅在白宫共进一顿午餐的“工作访问”，以及采取两天的既是工作访问又是国事访问的折衷办法。肯尼迪几乎总是对这些会谈比对同许多国会议员举行的小型座谈会更感兴趣，他常常使外宾逗留得超过原定的时间，即使在有紧急事情要办时也是这样。他对他们的问题和政治情况的兴趣，对他们的需要和观点的广泛知识，他的机智和魅力，以及肯尼迪夫妇给予来宾的无比热情的慷慨款待——由肯尼迪亲自审阅菜单的丰盛的白宫宴会，眼花缭乱的艺术表演，以及使收受者称心的礼物——这一切都有助于使肯尼迪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起亲热的联系来。
　　这些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重要。他们喜欢他在移民、裁军、外援、刚果问题、老挝问题，尤其是民权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事实上，肯尼迪还曾特别着意地把他的民权演讲连同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一起，送给每一位非洲国家的首脑）。他们特别欢喜他亲自关注他们的愿望和忧虑。甚至加纳的恩克鲁玛——他曾经谴责过美国暗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以及其后使恩克鲁玛的泛非政权的幻想成为泡影——也对这个美国总统抱有好感。肯尼迪赠给苏丹总统一支特制的猎枪；苏丹总统带着感激的微笑对总统说：“在我的国家里有一千三百万人民和一亿头野兽。”肯尼迪在接受海尔·塞拉西皇帝对他处理民权问题的赞扬时，建议他同罗伊·威尔金斯和司法部长会晤。新独立的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是他最欢喜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微笑着问尼雷尔：“你倒说说看，当一个大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滋味如何？”
　　肯尼迪对印度总理尼赫鲁任用仇视西方的克里希纳·梅农和他在1961年底明目张胆地夺走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果阿颇为不满。但是第二年，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