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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薇的大眼睛-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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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野性的狂舞中被昭示无疑。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也曾用硕大的棋手在体育场内模拟棋手行棋对弈，但那些棋手再庞大再有气势，厮杀再残酷，也看不到棋手的身影，也感觉不到对手身上的气息。人与人的厮杀，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脚的直接交锋，再加上唾沫、辱骂、合理不合理的冲撞以及犯禁的拳头，才能充分展现足球的魅力，才能张扬脚的伟大力量。
D球迷，一群窥暴狂。
超级球迷被称为足球流氓。足球流氓是一个奇怪的概念，为什么没有篮球流氓、排球流氓和冰球流氓？甚至拳击这样狂热的运动也没有产生拳击流氓，唯独足球的发烧友们会滋生出足球流氓来？奇怪。
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是足球运动的天才，我曾撰文将他比喻成足球世界的“尼采”，因为他用他的上帝之手击溃了高贵的英格兰人，为在马岛海战中落败的阿根廷人挽回了一点面子。他的“上帝之手”成为现代足球的一个经典，就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改变了整个足球世界的纲纪。马拉多纳这个叛臣逆子分不清绿茵场和现实生活的界限，将足球中的暴力意识带进了生活领域，他忘记了球场与生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他在两个领域按照同一个游戏规则生活便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在球场上他威风八面，攻城拔寨，让足球的野性原则和暴力原则得到完美的体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按照足球比赛规则行事，便触犯了生活的许多禁忌，他殴打枪击记者，招妓吸毒，与黑社会组织不清不白，与国际足联闹对立，另立山头企图分裂国际足联成立什么球员工会，因而几次入狱，几次释放，屡遭禁赛又屡屡再犯，成为彻头彻尾的“坏小子”。马拉多纳的过错是将足球竞赛的规则在现实生活中演练了一遍，惹下了无数的祸殃。若不因他是世界球王，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可见足球的运动规则与现实生活的规则是相悖离、相对抗的。足球本身像一出舞台剧帮助观众去实现、宣泄某种生活所不能容纳的激情和理想。有趣的是，马拉多纳这个全世界的邪恶明星，却得到了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青睐，在马拉多纳走投无路之日，卡斯特罗亲自召见，接到古巴奉为上宾，名义上是帮马拉多纳疗毒治病，实际上是英雄惜英雄。卡斯特罗在马拉多纳身上找到了某种同构，看到了自己的血液在流淌，暴力的马拉多纳是卡斯特罗暴力理论的忠实范本。卡斯特罗看到了足球的本质，足球的本质是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gemin的暴力。
第28节 足球不相信暴力（2）
卡斯特罗对足球和球星的钟爱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取向。他欣赏马拉多纳在于这位球星对西方价值观的彻底否定，那么更多的球迷对足球的迷狂则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们只是欢呼足球运动规则对现实秩序的颠覆。足球运动屡生暴力事件，英格兰足球场惨案成为20世纪历史上触目惊心的一幕。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德国足球流氓疯狂殴打法国警察，更是骇人所闻的事件。足球滋生暴力，足球滋生流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足球本身与暴力结伴，球迷闹事也就不可避免。
由于足球运用了合理的暴力，所以球员在球场上的一些小节也就被忽略，虽然现在对球员脱去上衣的举动处以黄牌警告，但所有的球员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英国球星莱因克尔征战绿茵场近二十载能够绅士得不领一张黄牌，但他还是会当着全世界几亿人的面往草地上吐唾沫。足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吐唾沫或许是一种生理反应，但当众吐痰是极不文雅的行为，是对公众文明的亵渎。可在足球场上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还常常爆发球员之间的口水大战。球迷也不甘示弱，全国各地的甲A、甲B的赛场几乎是“省骂”、“市骂”的大合唱，北京工体通过CCTV的直播将京骂“傻B”、“牛B”传向全国，而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呆B”的吼声，我在遥远的河西都能听到。这些野蛮的言行，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在吵架殴斗等暴力冲突时才会出现。
球迷看球是为了宣泄情绪，足球场变成了口水街，几万人同声高唱“省骂”和“市骂”已成为一道足坛风景。这些在日常规则属于禁忌的言行某种程度上是对足球魅力的一种补充。没有球迷，就没有球星，没有球星，就没有足球。足球运动本身为球迷提供了充分表现的舞台。球迷打架。球迷砸人、球迷纵火乃至球迷杀人在警察那里总会得到相对轻一些的发落和处置。主场的球迷爱闹事，多半与警察的宽松有关系，主场火爆的下面潜伏着暴力的急流。
到现场看球的球迷大多有着强烈的表演欲和暴力释放欲，在电视机前看球的球迷则是一种窥暴欲在起作用。窥淫欲是一种病态，窥暴欲则可能是健康机制所要释放的。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兴高采烈，因为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收视率居高不下。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电视台新闻的收视率几乎都增加了10个百分点。人们在确认战争的性质（正义或非正义）之后，更关心战争的过程。过程是激动人心的，足球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比冷兵器时代的武侠小说更为精彩，不仅不是虚拟的生活，更重要的它是不带任何兵器的肉搏，又是脚的施暴艺术，锁定那些窥暴者的目光也就很自然了。
或许根据窥暴的程度为球迷定个级：超级球迷，窥暴狂。
高级球迷，窥暴癖。
一般球迷，窥暴欲。
窥而不暴者，是球迷。
又窥又暴者，足球流氓也。
E足球潜藏着诸多暴力要素，人们如此迷恋足球与人们的暴力崇拜欲有关。暴力或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素质，人类最初的施暴可能是用于生存，用于防卫，当人类遭到野兽攻击时，人类必须以暴制暴，这个时候的暴力是正义的。野兽要吞噬人类的生命，野兽要用暴力消灭人类，人类不可能和它讲和，只有杀死它人类才能发展衍生。当然，这里还有暴力级别的抗衡，只有人的暴力大于兽的暴力时，暴力的正义性价值才能实现。当人的暴力能够充分制服野兽之后，便出现了狩猎这一生产方式。人类的祖先在没有能力制造武器时，对野兽是没有能力施暴的，人类只能进行简单的刀耕火种来维持生存。如果没有弓箭、刀剑、火药的发明，人类也许至今还是素食主义者。但有了弓箭、刀剑、火药之后，人类开始射杀、屠戮动物，暴力升级了，已经超越了生存的层次，部落在狩猎时除了果腹之外，还有一种精神需求。这就是英雄崇拜。最早的英雄肯定诞生于人与野兽的恶斗，因为我们至今仍听到这样神奇的传说，“周处除害”、“武松打虎”等都表明英雄是与野兽联系在一起的。而“西班牙斗牛”这一古老的民间风俗流传至今，并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就在于它拥有浓郁的正宗的英雄色彩。斗牛士们手持利刃与暴戾凶残的困兽作生死之斗，是古典英雄大显身手的经典场面。只有这种血腥的厮杀才能够显示出英雄的本色来，没有暴力，就没有英雄。
人与动物的对抗以动物的溃退渐渐冷落，到后来就发展为人与人的对抗，就出现了暴力的最高形式——战争。战争中大量生灵涂炭，一将成名万骨枯。我们在欢呼英雄诞生的同时，往往会忘记那些死去的生灵。但战争又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推动文明的发展，也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历史的杠杆。战争是一种暴力对另一种暴力的制服，英雄则是运用暴力出奇制胜的高手。人类可以没有战争，但人类不可能没有暴力，人类制定的法律便是暴力的一种合法使用，国家专政工具是用来捍卫法律的尊严的。
但是在和平的年代里，人们渴望比日常生活更有戏剧性的英雄出现，因为在英雄身上凝聚着许多的冲突和对抗，而这些冲突和对抗往往会意识形态化。古巴丛林英雄格瓦拉至今仍被一些人提及，并不是要真的模仿他的生活方式，而是他身上的那股草莽气息和英雄本色具有眩目的光晕，他一心一意执著于暴力革命的理想，在苍白的日常生活里是一股灼人的烈焰。中国的“文革”也是和平年代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它所以能够激发那么多“红卫兵小将”疯狂投入，就在于江青等人利用了青年人的英雄崇拜和暴力表现欲。几乎同时发生的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也是由语词的暴力转向行为的暴力，这场以语词颠覆和语词暴动为思想基础的学潮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后来引起了思想界的反思。
暴力话语天然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在部队里长大的作家朱苏进说，“最优美的最危险”。这是他对强杀伤力武器的认识和理解。暴力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武器，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它在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中屡屡发挥巨大的效力。毛泽东著名的“5·20声明”，同样是一种壮美。我学习“5·20声明”时还是一个小学生，但当时带给我的震撼到现在犹可触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何等磅礴的气势，何等豪迈的口吻。气宇轩昂，字句铿锵，是大军出征，又是长河落日，真让人热血沸腾，你觉得那就是真理，那就是终结，那就是抛头颅洒热血的价值所在。现在想来，当时我对“5·20声明”的内容全然无知，只是被那种气势、那种力量所慑服。现在想来，这种慑服与当时的文化内核有极大的关系。几乎所有这种话语都带有强烈的煽动性和迷惑力。而平和的常识与普遍的规律性往往都是最令人乏味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所厌倦的是生活的常识和普遍的规律，学究气的余永泽是一种非暴力的象征，但他对林道静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卢嘉川、江华等革命青年，因为卢嘉川是“长夜里的一道闪电”，而余永泽则是一个平静、平庸的书斋。
在巴黎举办的世界杯赛场，法国守门员巴尔茨以高超球技阻止了超级球星罗纳尔多的多次进攻。
暴力话语必然是一种宏大叙事。施暴者必然要做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势。常常听人埋怨说，现在的文章没有激情，没有文采。有人甚至说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反动透顶，但他们的文章还挺有文采。这等于说刑场上的死囚临刑前还挺男子汉的。张姚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暴力话语，充满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过一个”的气息。当时有一篇叫《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宏篇大论，全文透出的凛冽的杀气和霸道，不能不说没有气势，也不能说没有文采。这就像当年希特勒的演讲被戴上真理的光环一样，迷惑了一大批的德国人，他的理论与“四人帮”的政治纲领并不一致，但同样的反动，同样的气壮如牛，也同样地能煽动人心，但最终也同样把国家民族带入灾难的废墟。暴力必定制造废墟，但废墟在形成过程中爆炸的一瞬间所产生的辉煌也会产生一种激动人心的悲壮美。
F足球也是上种暴力话语。
观看足球赛更像一场集会，手持小喇叭，高举小彩旗，拉拉队在“托儿”的召领之下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墨西哥人浪”，锣鼓喧天，鼓手赤着上身，头扎标语，活像古典祭祀的场景。
我有一种不太恰切的联想，现在甲A、甲B各俱乐部大旗一竖，招兵买马，拉出个山头，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战斗队和司令部，而球迷则像各派的忠实拥趸，球迷们“远征”客场为己队加油助威，则有点像当年的红卫兵“长征”、“串连”，那些球迷的大小头目和代表人物在“文革”期间也肯定是大腕级的“五星”红卫兵。现在足球俱乐部取代各个派别山头，联赛取代混乱不堪的文攻武卫，是时代的一大进步。足球比赛终究是一场虚拟的“战争”，而且在足球比赛中意识形态的因素被降解到最低点，特别是在欧洲，足球比赛已成为另一种“新经济”。人们的暴力崇拜被巧妙地纳入到市场化的操作之中。球迷支持心中的球队，崇拜心中的明星，前提是必须掏钱买票，看电视球赛也要忍受连篇累牍的广告。至于俱乐部所生产的产品，更是肆无忌惮地赚取球迷的钞票。
暴力本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人们的暴力崇拜欲是由于意识形态给予施暴者一个正义的前提。而今，暴力却被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利用了。球星是城市英雄，是青春偶像，但球星更是亿万富翁，更是金钱巨子。球星与古典英雄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古典英雄是除暴安良、一身正气、现金钱为粪土的楷模。武侠小说里的古典英雄无不轻商，无不贱利，所谓的侠义心肠除了助人为乐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重义轻利无一点铜臭。而现今人们崇拜的这些英雄明星无不是宝马香车、一宵千金，正好是古典英雄所歧视的那种武林败类。贝克汉姆、罗纳尔多、马拉多纳等足球巨星所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一般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他们靠自己的双腿开掘了一座金库。保险公司为罗纳尔多双腿承诺的保险金额足以赈济一个非洲小国灾民一年的生活。贝克汉姆一家险遭劫持，便是当代英雄与古代英雄的错位。《水浒》里的英雄为了正义去劫持生辰纲，而当代的足球英雄却成了现代绿林劫持的对象，委实是一种深刻的反讽。
与足球同样享有广大受众面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是一种暴力话语，武是一种暴力，而侠是暴力斗争中的英雄。武侠小说通过展示武林的种种血腥和阴谋来满足读者的施暴欲和窥暴欲。武侠小说是纸上的足球联赛，而足球联赛则是武侠小说在现实中的演绎。武侠在小说中杀人如麻，而足球则是以球“杀人”，争夺联赛的冠军便是要成为江湖霸主，便是《笑傲江湖》中任我行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影视中的武打片、暴力片经久不衰，也是因为暴力这个永恒的主题拥有持久的收视率。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风行海内外，其魅力所在不言自明。金庸的版税收入恐怕十倍于王朔，百倍于王蒙余秋雨，千倍于余华、苏童，即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稿费也难与之匹敌，这就像足球明星、拳王的收入要比跳水王子、皇后的收入高得多一样，暴力的“收视率”远远高于优美和抒情。在意大利，足球产业已成为该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暴力在脱离意识形态之后，必定被商业市场所利用，它永远是一个卖点。而意识形态在缺乏暴力的激情之后，必定是软弱的。
2001年10月18日于碧树园ll月18日改定于颐和路
第29节 世界杯与后意识形态空间（1）
一、比联合国更权威的FIFA
世界的概念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就是覆盖我们所有空间和时间的一个巨大指称；比世界更巨大的概念是宇宙，宇宙的无边无际也只是存在于地球人的理念之中。世界自然便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涵括，世界性的组织机构自然也是人类社会的权威机构。然而，现实并不像逻辑推理那样简单明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性组织也就不见得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利。它有时候更像联谊会一样松散，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种甚至饮食的差异，往往会导致这种国际性组织决策时顾此失彼，如果再加上各自的意识形态在作祟的话，这种国际性组织很难顾及到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因而它的权威性受到限制也就是很正常的。
有权无威、有令不行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常有的事，最明显的要数联合国这个最宏大叙事的机构。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的联合组织机构，理应拥有足够的权力和不可藐视的权威，事实上，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当中，也曾经发挥过这种权威作用，为了实施这种行政权力，联合国甚至组织过联合国军队来强制执行过它的号令。但在不少的时候，联合国的权威却受到了嘲弄和挑战，比如在一些敏感地带，不仅联合国的法令不能得到执行，甚至它派出的观察员和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都难以全身而归。因此，早在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就宣布联合国是一个过时的机构，言惊四座，倒也道出了几分真情。
或许联合国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或许联合国容易被一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因而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国际足联的权威性却远在联合国之上。国际足联对所属各协会的领导像一个威严的皇上对子民一样至高无上，国际足联的每项决议都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都不例外，没有人用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差异来进行篡改。虽然联合国拥有动用军队的权力，但联合国令却不如国际足联的命令落实得好、落实得快，没有任何武力的国际足联对治下发号施令像军队的司令部一样，军令如山倒。比如伊拉克，对联合国的各种决议从来是软顶硬顶，明抗暗抗，甚至在经历海湾战争的残酷打击之后，对联合国的“命令”也是软泡硬拖，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让步。但伊拉克对国际足联甚至亚足联的决议，却一点脾气也没有，可以说言听计从，要它禁赛就禁赛，要它参加什么样的分组赛就参加什么样的分组赛，没有丝毫的抗拒，与它对联合国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态度也是如此，虽然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种种制裁，但还有一些国家变换着花样偷偷着与伊拉克进行某种经济活动和交易，而在足球问题上，从来没有人敢和遭国际足联禁赛的伊拉克队、南斯拉夫队、朝鲜队比过赛。
这并不是说国际足联这个国际组织如何纯洁、公正，事实上它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一样均有偏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约翰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就颇为阴暗、肮脏。国际足联还是联合国的帮凶，1996年欧洲杯赛中本已获取决赛资格的南斯拉夫队，因为有联合国的制裁令，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活生生地剥夺了南斯拉夫参加决赛的资格，后来顶替南斯拉夫队比赛的丹麦队获取这一届欧洲杯的冠军，兵强马壮的南斯拉夫队只能作壁上观。国际足联的绝对权威让人羡慕又让人不可思议。
二、游戏的超越性
是什么原因让国际足联拥有如此说一不二的权威？它没有武力，不能动用军队；它没有经济权利，不能给予参与国很具体的经济实惠。国际足联最有力的杀手锏不过是禁赛，禁止球员参加某种级别或所有的比赛，禁止球队参加某种级别或所有的比赛。禁赛就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伊拉克因为入侵科威特，受到联合国制裁以后民不聊生，但伊拉克并没有向联合国低头，并没有执行联合国的游戏规则。相反，伊拉克人非常在乎自己球队在世界杯赛上的位置，特别遵守国际足联的游戏规则。1993年海湾战争刚刚结束，伊拉克人甚至被剥夺了主场作战的权利，所有的比赛都被安排在美国人的盟友日本举行，而伊拉克人居然也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企图冲进决赛圈。奇怪的是伊拉克人在其他方面一直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为敌，就在足球上、在国际足联面前像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一样，一点也不调皮。国际足联最大的处罚也就是禁赛，被禁赛对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没有半点妨碍，对伊拉克的政治也没有任何损失，比之联合国的制裁，实在是九牛一毛。不仅伊拉克，其他联合国的“逆臣”们也看重这一毛，虽然马拉多纳屡次向国际足联挑战，但真正响应者寥寥，各国首脑避之如瘟疫，而受国际足联青睐的贝利、贝肯鲍尔、普拉蒂尼等每每出访都能受到各国人的欢迎。唯一给予马拉多纳上宾礼遇的是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而古巴的足球各不见经传。
足球比政治更重要吗？
足球比脸面更重要吗？
游戏有时高于政治——这就是国际足联给予的启示。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说到底是一项游戏，但一项游戏到极点时，像世界杯这种伟大的经典的游戏，就产生了非游戏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性就暗暗滋生。体育是游戏的产物，也会成为政治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屑一顾，却愿意在体育如足球上和西方人按照同一游戏规则同场竞技，也正因为这项游戏本身是空白的意识形态载体，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灌输自己的政治内涵、民族意志，在一些已经被西方意识形态格式化了的国际组织中，你所有的反抗也只能强化它固有的意识形态，而世界杯却是一个可以更新的意识形态载体。1986年的世界杯，正是美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之后，在马岛之战之中阿根廷人虽然击沉了英国人的军舰，但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阿根廷最终还是失去了马岛。两国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可谓冤家路窄，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战场上失意的阿根廷人在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的带领下，成功地击败了英格兰，尤其是马拉多纳带球连过英队五人直捣龙门的神奇举动，一扫马岛之战给国人带来的颓气，振奋了阿根廷人的民族自信心。马拉多纳和他的队友因此成为阿根廷心目中的英雄。足球这场游戏带给国民的愉悦和自豪感有时候足以和一些战争相比。
这也正是一些被西方人视为眼中钉的国家，为什么置联合国制裁而不顾却把国际足联的禁令奉为圣旨的原因了。足球的意识形态内容为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各国喜爱它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负面效应能缩小到最小的范围。比如1986年世界杯上的英阿之战，胜利了的阿根廷人趾高气扬，而没能获胜的英格兰人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受到挫伤，英国人知道那只是一场足球赛，并不是一场战争。1998年美国世界杯上，美国人与政治上的宿敌伊朗队在小组赛里相遇了，两个对峙多年的国家用这样的方式交锋，引起了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最终伊朗人以2：0击败美国队，美国队的队员称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比赛完了以后，两国队员还友好地交换了球衣，甚至有人将此称作美伊关系解冻的契机。
获胜的球队往往获得民族英雄的盛誉，而打败败、被淘汰出局的球队并不会为此而丢国人的脸。今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法国队在小组赛上铩羽而归，阿根廷人流下伤心的泪，法国人也陷于悲痛之中，但没有人因此去怀疑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也不会失分。同为亚洲球队，韩国队以顽强的意志挺进了四强，无疑在国际上树立了韩国人在世界上的新形象，但沙特队并不因为连吞八蛋就影响它的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形象，石油大亨们的富相也不会受大损害。同理，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净输三场、一球未进也丝毫不能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它只是表明中国人的一门体育弱项，中国的体育解说员可以拿乒乓球去和巴西人比，这倒不是阿Q精神，而是就体育而言体育，足球和世界杯是不承担意识形态文化符号功能的。
第30节 世界杯与后意识形态空间（2）
这就是足球的奇妙之处，这就是世界杯的超越性。可以说参加世界杯是一项不蚀钱的买卖，赢了，扬国威，振民心，颂民族，输了，只是游戏，只是原本的体育精神，与民族的优劣、国家的兴衰无关。当然，足球承担的意识形态毕竟有某种虚拟，巴西足球称霸全球，并不代表巴西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主流话语，更不是超级大国；相反，最不重视足球运动的美国却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三、“足球党”与红魔强国梦
足球胜利对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效力有时是无可估量的，作为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的韩国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收获是丰硕的。《足球》报记者郭先春说“本届世界杯带给韩国社会的极大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外交、国民精神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革，则是有目共睹的。和这些成就相比，足球队的成绩反倒显得仅仅像是一个刺激点，其本身的意义只在其次。这届世界杯，让韩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提前了五年，被认为将让韩国的国家品牌由世界第三十位，一跃而跻身世界前十二位。韩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计划，要让韩国的经济实力借世界杯东风，跻身世界前四强。”郭先春预言：“历史将见证，足球这项游戏，在21世纪初的韩国，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世界杯对韩国社会能否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能否促进社会的变革并推进韩国的历史，现在可以预言但不能断言，但此次世界杯委实点燃了韩国人的强国热情，也再次证实世界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以往韩国被不同派的政治家分割，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因而韩国的政治很难拥有统一的号召力，“在我的记忆中，韩国人从未这么爱国，通过足球这个玩意儿，全体韩国人终于团结起来了”（韩国媒体评论员语）。在韩国流传这么一种说法，6月22日，韩国队打入四强的这一天。韩国便出现了一个新政党——“足球党”，因为足球成了团结所有韩国人的纽带。这个虚拟政党的领袖是希丁克和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他们在韩国民众中的受欢迎的程度，是任何一个现役的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这或许应了我前面所说的“足球大于政治”、“游戏大于政治”的说法，因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能愉悦百姓而又提升民族的精神，而足球做到了这一点，希丁克和郑梦准便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狂热韩国民众甚至要求希丁克担任韩国总统。把足球主教练与总统相提并论并不是韩国人首创，早在1994年时英国人查尔顿带领爱尔兰队取得不俗战绩时，爱尔兰的球迷就呼吁全国的民众选举主教练查尔顿担任总统，球王贝利在巴西国内也多次被人要求参加总统的竞选，可见足球是极容易被泛政治化的。韩国人的足球热情甚至超越国界、民族甚至洲际的限制，希丁克是欧洲的荷兰人，可韩国民众没有了皮肤和人种顾忌，要推举这么一个异族人任自己祖国的总统，足球的胜利超过了一切障碍。
希丁克参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小，但推荐希丁克并全力支持希丁克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准却希望成为总统最有力的竞争者。有政治评论家估计，只要郑梦准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它在12月开始的大选中极有可能脱颖而出。尽管郑梦准还没有明确表示参加总统的竞选，最新的民意调查中郑梦准已被排在总统竞选者的第三位。在两家报纸6月17日公布的调查中，郑梦准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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