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的大眼睛-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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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最新的民意调查中郑梦准已被排在总统竞选者的第三位。在两家报纸6月17日公布的调查中，郑梦准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18。7％和15。3％，比六个月前增长了五倍，请注意，这个时候韩国还没有进入四强。郑梦准的支持者并非都是“红魔”，而是包含了各个年龄和多个领域的人，这说明足球巨大的政治超越性，也说明郑梦准将韩国带入新的政治理想之中。
　　“足球党”的政治凝聚力也许是短暂的，但韩国人通过世界杯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百姓踊跃捐献家里的黄金，帮助政府度过难关，在国际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这一次韩国队和韩国“红魔”球迷的优异表现，是对1997年韩国形象又一次完美的提升。在世界杯期间，有2000多万人次的群众上街游行，但激情并没有导致暴力，没有发生骚乱和安全事故，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屡次发生足球骚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国人的国民性格在世界杯上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便是他们对红色的钟爱。整个世界杯期间，整个韩国成了一个“红海洋”。这种“红海洋”与中国“文革”期间的“红海洋”在外形上极为相似，但内涵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文革”的“红海洋”是与个人崇拜、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象征革命、烈火和鲜血，而韩国的“红海洋”象征着强国梦和胜利的庆贺，更重要的是韩国以前的“颜色图腾”是宁静、内敛的白色，而现在将红色作为民族性格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向上、争强的国民精神。韩国“红魔”球迷给世界杯留下一片红色的海洋。
　　“足球党”的说法也许带有调侃意味，但说明世界杯在韩国人心中激起的那种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心已经超过一两个政党的地位。足球能否强国，可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足球被意识形态化之后，便拥有了特别的涵义。都说世界杯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韩国人在此次世界杯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他们的胜利与战场上的英雄凯旋是同一级别。
　　我们通过对韩国人在这一次世界杯上的种种变化，可以看到足球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意识形态化的。如果追溯它与日本争办200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历程，就会更清晰地昭显其意识形态色彩。韩国人在申办世界杯时与日本人平分秋色，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上，又与日本人一起挺进十六强，但其后的赛程中，日本人止步不前，韩国人一直冲进四强，在日韩两个老冤家的竞争中，韩国人历史性地战胜日本。
　　能激起韩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原因，还有历史的缘由。早在1966年，朝鲜队也曾经击败意大利队挺进八强，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两次由同一个民族的球队有所建树，以至韩国媒体用“重现1966”、“金主席，下一次让我们并肩作战”这样的标题表达“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之情。
　　当然，足球的胜利也可能被夸大，被意识形态泡沫化，韩国人想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四强的设想便是被足球宏大叙事之后构筑的乌托邦。足球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它的特殊效应，但足球水平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世界杯成绩与国家的国际地位更不成比例，世界杯能激活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并不是一个国家腾飞的翅膀。
　　四、足球诱发“后东方主义”
　　韩国人的胜利是亚洲人的胜利，也是东方人的胜利。当然韩国人的胜利，也招致诸多的非议，这些非议大都是对韩国人胜利的不服气，对韩国足球进入四强的不满意。一时媒体广为渲染，乃至认为整个世界杯都贬值了，关于黑哨、裁判、阴谋的种种猜疑四起。这些舆论当中，有一些是来自韩国队对手的媒体，像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的媒体大肆夸张裁判的不公正，大肆宣传国际足联与郑梦准的“阴谋”，这很正常。一是失败的一方总是为自己找理由，二是韩国队本不入流，这一次踢这么好肯定有“猫腻”，心理上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对方的舞弊。
　　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反应。日本媒体发过这样一条消息，如果韩国队进入决赛，日本人将拒绝韩国队入境，这当然只是一种态度，按照赛程的规定，韩国人真的进入了决赛，日本人是没有理由拒绝韩国队进军横滨。很显然，日本人对韩国人的胜利是有些难受的，这种难受是由于一种嫉妒，出于心理不平衡，因为韩日同时举办世界杯，日本队只进入十六强而韩国队却超水平发挥，进入四强，日本人心里酸着，但拒绝入境便带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或许是最终典的东方式的嫉妒。
　　日本人的嫉妒、愤怒乃至仇恨，还是可以理解，但中国媒体的反应就有些出人意料、在韩国人进入八强、四强之后，中国的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用各种各样的腔调来挖苦、讽刺、嘲笑韩国人的历史性突破，最著名的观点便是央视一主持人的“小人得志论”。作为韩国人的近邻，中国人对韩国人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应该欢呼、激动，显然中国足球队在首次进入世界杯吃了九个蛋、零得分、零进球，但也不能怨韩国人打得好，把韩国人的顽强拼搏精神视为“小人得忘”。
　　诚然，韩国足球队在本次世界杯上的优异成绩与天时、地利、人和是分不开的。作为东道主，韩围人得到的便宜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1986年墨西哥举办世界杯，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进入了八强，1998年法国人世界杯，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捧走了大力神杯，虽然有实力的因素，但与地主之利关系极大。在这之前，法国队多次有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就因为缺少那么一点点的“便宜”，让一代球王普拉蒂尼扼腕长叹。人们没有去指责1998年法国队利用主办国之利挤走巴西获得世界冠军，对韩国的第四名却嗤之以鼻，说到底还是一种“后东方主义”的思维在起作用。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揭示了西方对待东方文化的误区，西方人总是按照某种想像的“东方”来看待东方、对待东方。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又反过来影响了东方人的思维，“他者”、“被看”便成为东方的景观。应该说，东方主义仍根深蒂固地存在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之中。后东方主义则是由于东方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滋生出来的一种价值系统，像央视主持人由于平常担任欧洲联赛的解说，他们的立场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为正统，其他的如韩国、塞内加尔当然是异类，他们打败了正统，胜利自然是名不正、言不顺，不是国际足联的阴谋，就是黑哨。这种偏见是典型的后东方主义的错误。
　　后东方主义在冷战结束之后会有更大的市场。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西方文化以强势进入，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潜在的渗透会销蚀掉很多的民族主见。西方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的话语中获得主宰的地位。或许，这正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困惑，就像足球一样，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你想战胜对方，就必须遵循对方制订的游戏规则。在这样的意义上，韩国人，整个亚洲人，甚至整个东方都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这是足球的深沉的意识形态。
　　2000年7年11日于北京
　　第31节　啊！足球
　　地球村的“世界语”
　　6月10日欧洲杯隆重开幕，欧洲足球锦标赛风风火火地在欧罗巴大地进行，这本是欧洲人的狂欢节，但古老的中国大地却为此一片欢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狂炒这一赛事，CCTV全程转播，由于时差的关系，中国的球迷们常常熬到清晨来观看电视的实况转播，白天还要上班，可谓劳累不堪，可是球迷们没有一点怨言，反而是兴奋异常。中国人关心远在万里之外与自己无关的赛事，真正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更说明足球运动的巨大魅力。
　　这一届欧洲杯开幕式的主题名为《足球无疆界》，道出世界足球运动的一个特点。足球运动能够迅速普及，就在于它能够消除种种人为的隔阂和障碍，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它这样被各国人民无条件地接受。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国传教士便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传道，一百多年来，这些传教士不能说不艰辛，不能说不虔诚，但基督教在中国并没有能够广为传播，强大的传统文化对洋教不买账，不认同。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在英格兰，英国人并没有刻意去传播它，如今却已风靡全球。足球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洋人”的玩意儿，但未经洋人的传播，在中国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展开，中国球迷人数与日俱增，足球的电视观众全球第一。
　　足球运动的全球化正说明“地球村”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这是由于足球运动是一种极易传播与流行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世界语”。想当年波兰人柴门霍夫为了消除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异和隔阂，费尽心机创建了“世界语”。遗憾的是世界语由于是人造语并没有能够广为流传，而足球则跨越了柴门霍夫所憎恨的那些差异，成为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共同语言。
　　由于足球运动在国际间、民族间的交流没有障碍，这种文化符号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足球俱乐部的老板，球队的球员，介绍足球的媒体，狂热的球迷，最能理解“地球村”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列宁说过，“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而在足球场上，两个陌生的球迷只要钟爱同一支球队，几秒钟内便成为“同志”，成为铁哥儿们。在这个领域里所实现的宣言、章程、条约、规则和裁判法，是沟通这个“地球村”，维持其和睦生存的“语法”。国际足联恐怕是全世界最具权威的国际性组织机构，它的令行禁止让联合国这个政治性组织机构常常羡慕不已。
　　足球运动是一项平等的运动，富得冒油的欧洲国家与贫瘠的非洲穷国可以在一起角逐，在一起竞争，平等对话。“黑非洲小子”维阿与英俊酷哥贝克汉姆同样可以荣膺欧洲足球先生的称号，敌对多年的美国和伊朗，两国球队在第15届世界杯赛上狭路相逢，也没有出现人们想像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只是无数场比赛中的一场正常比赛。足球消解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鸿沟，真有点像天下大同的乌托邦。
　　共同的游戏规则又让球员成为对国家忠诚、对民族奉献的代表。他们拼体力、拼技术、拼意志、拼智慧，在他们身上总要表现出一种极高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他们不仅成为球迷的追逐对象，也是青少年模仿的榜样（一些中学生可能不知本国的总统、总理何许人也，但肯定知道国家队的队长、前锋、守门员）。贝利、贝肯鲍尔、马拉多纳、马特乌斯、普拉蒂尼、罗纳尔多不仅成为本国的民族英雄，也成为全世界青年顶礼膜拜的偶像。
　　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足球明星就是英雄，就是将军，就是神话。
　　没有硝烟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多年了，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过，但世界上的战火并没有真正停息过，总是有局部的战争在发生，这是因为人类出现之后，总需要战争来保持“生态平衡”，来刺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但战争是残酷的，它是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人们憎恨战争，憎恨世界大战。
　　但有一种“战争”却让人鼓掌欢迎，这就是世界级别的足球赛，像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等高水平的比赛，都是伟大而美丽的“战争”。在这样伟大的战争空间里，人们尽可以把自己多余的能量和极度表现自我的欲望尽情地释放、宣泄，英阿的马岛之战，阿根廷最终丧失马岛，可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连过“英军”四人直捣龙门的英姿让英格兰人望其项背，甘拜下风。在世界杯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中，个人的愿望、国家的愿望、地区的愿望乃至洲际的愿望被划分得表达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记得1994年世界杯上，当韩国队在小组赛上踢平西班牙时，整个韩国沸腾了，整个亚洲都沸腾了，连当时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陈成达都激动地宣布这是“亚洲足坛的荣誉”。为了让亚洲在世界杯上获得更多的席位，亚足联全体成员国以全体退席的方式抗议国际足联的领导机构，除了足球，恐怕难再有其他的外交活动让亚洲各国如此心齐，如此步调一致听指挥了。
　　这太有意思了。虽然人们再三宣告体育只是体育，足球只是足球，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但世界杯足球大战显然包含了远比体育更为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的内容。1994年的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和美国人不共戴天的伊拉克人要求足球队冲出亚洲，视打进决赛为“进入美国国土”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战争”，这似乎成了海湾战争的延续与变奏。
　　足球在这样的意义上似乎“拯救”了人类，它用虚拟世界大战的方式将各国所蓄积的种种恩怨利用足球锦标赛这样特殊的渠道释放出来，虽然不能彻底消除战争的隐患，但至少可以缓解推迟战争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在高科技的时代，战争也越来越高科技化、越来越核武器化，战争这个怪物已经具备毁人类于瞬间的超常破坏力，在半个多世纪内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与原子弹这一类可怕的毁坏力有关。而足球大战则是人类最初战争方式的回归，没有武器，没有硝烟，没有死亡，人只有靠自身的身体力量和技巧去赢得胜利打败对方，这不仅是战争的回归，也是人的回归。
　　另一种“新经济”
　　2000年的欧洲杯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在为谁能夺冠而猜测不已，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加冕夺冠，球迷们为自己的国家队能取得好的成绩更是煞费苦心，使出了各种为国家队加油的“招数”，不同国家的球迷为自己心爱的母队甚至大打出手。为主队呐喊，为祖国的荣誉而战是每个人的责任。但是，偏偏有人这个时候大声疾呼，自己的国家队千万不要夺冠！他们呼吁全体队员“以国家利益为重，别一门心思要夺冠”。其情之切，比之球迷们夺冠的渴望还要迫切。
　　在人们普遍将足球的胜负与国家的荣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居然有这样的“卖国贼”，很是奇怪，更为奇怪的是，疾呼者正是本届欧洲杯大赛东道主之一的荷兰人，当然不是荷兰的球迷和足协，也不是新闻界，而是冷静的荷兰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荷兰队在本届欧洲杯赛上如愿捧得德劳内杯，将会导致国内经济发展过热，从而引起经济上的一连串不良反应，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这一结论建立在业内人士多年的专业研究基础之上。1996年德国队在夺得欧锦赛冠军之后，迎来了三年的经济疯长期，而法国自在国家队夺取1998年世界杯冠军后，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荷兰经济学家据此作出结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荷兰一旦夺冠，会让本已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荷兰经济发生急速增长，为通货膨胀提供了最适宜的温床。而让其他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夺冠，会促进整个欧洲经济的均衡发展，为欧洲的共同繁荣创造机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足球，并不是这些荷兰经济学家的创举，也不是一种研究新的视角，而是足球运动从最初的竞技游戏功能已转化为新兴的产业，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著名的意甲联赛是足球运动产业化最典型的范例，意甲效益在整个意大利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意大利经济的栋梁产业。荷兰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是著名的“造星工厂”，他们每年向全球各大俱乐部输出的球员，获取了极为可观的利润。每届世界杯的主办国，都会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像国际足联更是富得冒油的组织，和穷酸的联合国机构相比，有天壤之别。
　　足球运动的发展刺激了诸多经济行业的发展，旅游、交通、饮食、建筑等都围绕足球做足了文章。建筑与足球的关系也许容易让人忽略，其实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都是足球场。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足球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可容纳二十九万人。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今天看来已经嫌狭窄的工人体育场，也能容纳八万人。建筑本身带动了一连串经济活动，而球场建成之后的经济效益更为明显。
　　在中国，每个周末在甲A、甲B赛场周围，能直接目睹足球运动带来的商业热潮，三步两步之内，有卖小旗子的，有卖太阳帽的，有卖小喇叭的，有卖矿泉水的，有卖望远镜的，卖牛肉的，卖面包的……如果下雨，那就更热闹了，卖雨伞的，卖雨衣的，卖雨帽的……本来已经“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旗帜店，近年来随着足球热的兴起，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向球迷出售旗帜、标语，生意很是火暴。
　　当然，这些只是小的商业活动，而电视转播带来的经济运作使足球运动的商业价值更为明显。一届“世界杯‘足球赛，全球观看的人次不下三十亿，中国的一场甲A联赛，最高观看人数在一亿以上。这对为收视率绞尽脑汁、黔驴技穷的电视业来说无疑是救命的稻草。媒体为争夺世界杯的转播屡屡大打出手，正说明足球运动本身具有较高的含金量。
　　近年来人们将IT业称为“新经济”，因为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方式，而足球运动本身也应该属于“新经济”的范畴。足球运动和整个体育运动一样，越来越成为媒体化的经济活动，它也是由传播产生效益的产业运作方式。或许不久的将来，能抗衡IT业的只有足球。
　　这就是足球。
　　神奇而伟大的足球。
　　可爱而可恨的足球。
　　第32节　贝哥哥的发型和县委书记的帽子（1）
　　贝哥哥的发型挡不住
　　贝哥哥，乃追星族尤其是女追星族对英格兰球星贝克汉姆的昵称。
　　贝克汉姆简直是一个新闻窝，他的太太辣妹维多利亚风情万种，妒煞多少痴男怨女，他的球技能盘活整个英格兰队的中场，他的任意球能射穿任何一个球队、任何一个守门员的大门；贝克汉姆脾气不好，屡被对手暗算，1998年世界杯时，英格兰队夺冠的呼声甚高，但因贝克汉姆上了对手的当，在关键场次的比赛中，条件反射似的重复了一下对手侵犯他的动作，被罚了红牌。少了贝哥哥的英格兰队便是一群乌合之众，群龙无首的夺冠热门队只好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贝克汉姆太招人嫉恨，黑社会要绑架他的公子，狗仔队追逐他和辣妹妹的枕边趣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都能热销。
　　贝克汉姆成为“万人迷”的原因除了他精湛的球技外，更重要还在他是风流倜傥的青春偶像。足球明星受人宠爱大多是因为球艺高超，但大多球星很难有两副美丽的外表。马拉多纳虽然球艺直逼贝利，但他矮小的个头委实不敢恭维，罗马里奥一副“独民相”，罗纳尔多这位巴西的英才少年也是英气飒爽，具有苏珊娜这样的超级名模“陪衬”，本已迷倒了一大批追星族，但罗拉尔多的黑皮肤使他与贝克汉姆有了“黑玫瑰”和“白玫瑰”之分，虽然种族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但西方白种人的优越感，依然存在，要不然美国摇滚巨星杰克逊就不会花巨额美容费将自己的皮肤漂白——在杰克逊的内心深处，他认为白人是上帝的骄子。贝克汉姆作为白玫瑰之王，不仅会得到白种人的钟爱，其他有色人种更是恩爱有加。人种的崇拜，虽然是一种强权政治造成的，但强权政治多年形成的人种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坚硬的传统，在这样的传统文化里，罗纳尔多这样的“外星人”的“受青睐卒”自然要打折扣。
　　贝克汉姆之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球星，还在于他的精神气质是一种“甜酷”，酷是近年来流行的审美必备指标参数，但酷有“甜酷”和“冷酷”之分，“冷酷”之“酷”在于不同寻常，在于异类之美，用一句俗透了的词形容便是：另类；而“甜酷”之酷，不仅仅在于冷僻和古怪，它的酷有一种淡淡的甜味，这种甜味便是传统审美的一些重要因素。贝哥哥之所以能够广受青睐，固然因为“酷”，但贝克汉姆如果不扮酷的话，他的脸型、五官、眼神在传统的审美谱系中，也是中规中矩，也是能得高分的。这种中规中矩使他有了一份甜酷之酷，而甜酷之酷比冷酷之酷有更大的畅射面和受众面。贝克汉姆的受众面之广，畅射力之强，我是有切身体会的。2000年，我在《东方文化周刊》担任执行主编，这份以娱乐为主的周刊月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八十万份，封面按照惯例用的是美人头，美人头用多了，很想换些阳刚气的男明星，但试过几次，都不是甚理想，男人做封面的周刊远不如美人头封面的刊物卖得快、卖得好。200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我想用贝克汉姆的照片做封面，但四处寻找都没能找到清晰度高效果好的照片，花钱购买也找不到卖主，一位编辑情急之下，便拿来百事可乐的广告招贴画，因为上面有长发飘逸的贝克汉姆的大头照，作为百事可乐形象代表，贝克汉姆挣足了广告费。这些招贴画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电脑上去掉了广告的背景，印出来之后，刊物发行的效果奇好，差不多一天之内全部销完。这让我放心之余又开心，因为选择男明星做封面，刊物难免面临滞销的风险。而滞销又是具有连锁效应的，因为周刊的销期短，如不能及时销出，就会自我覆盖，连续的自我覆盖就将刊物送上了绝路。开心的是我作为一个忠实的球迷，看到贝克汉姆居然比影视明星还畅销，“仿佛是凭《国际歌》的旋律找到自己的同志。”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对贝克汉姆这样的“大众情人”便多了一份关注。2001年5月25日，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二十六岁的英格兰队队长贝克汉姆给在场的球迷一个意外的惊奇：光头贝哥哥又一次改变了发型。这一次贝克汉姆理了一个近乎中国北方儿童常理的“桃子头”，四周剃光，中间撮起一桃状两寸宽的头发。这个发型被称为“莫西干头”；据说是印第安莫西干族人的发型。这个发型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前娄村队的主教练克罗夫甚至指责贝克汉姆的发型像个小流氓，不适合他国家队队长的身份。而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为了这个发型差点和贝克汉姆在该赛季初闹翻，当然经过仔细考虑，贝克汉姆还是放弃了在新赛季初展示新发型的想法。但在赛季结束前夕，在一场友谊赛中，贝哥哥选择了一个适当时机来展示他的新发型，主教练弗格森也只能无可奈何。
　　贝克汉姆换发型，最初的念头是为了拒绝模仿。因为贝克汉姆成为万人崇拜、亿人知晓的大球星之后，就开始有了新的烦恼，这就是人们对他的疯狂模仿。模仿得最多的便是发型，1997年，他长发披肩，可以“起床不梳头”，全英格兰的球迷纷纷“起床不梳头”，1998年在辣妹的要求下，他将长发染成金色，并蓄起了络腮胡，整个英格兰又是一片金发狂潮。去年，贝哥哥被这些模仿者都弄烦了，他理了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平头，北京人说的“板寸”，但却在英格兰掀起了一场“板寸风暴”。但这种省事简洁的“板寸”却让贝克汉姆的摩丝赞助商受到了损失，因为板寸不需要摩丝定型，当然理发师、理发店更要恨贝哥哥的“没有特色”了，因为“板寸”易剪，理发师赚的钱要比往常少一倍。
　　贝哥哥“换头”显然不是出于赞助商和理发师的压力，他只是为了拒绝模仿，因为莫西干头这种发型并不雅观。但贝哥哥又一次打错了算盘，莫西干头再难看，成了汉姆的发型以后成为社会时尚和潮流。据《足球》报谢桂青报道：“众多视贝克汉姆为偶像的小球迷对新发型趋之若鹜，以至于很多中学下令禁止学生理莫西干头，发现一个开除一个”，“一位叫哈墨尔的演员外表酷像贝克汉姆，他正是靠自己的外表吃饭的。当他看到小贝的新发型后，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斗争。因为哈默尔觉得那种发型太难看了，但出于职业的原因他又不得不走进理发店。”最有趣的是英格兰南部多塞特郡的八十五岁老太太斯派克斯从来不看足球，但在电视上看到贝克汉姆的发型时，觉得太美了，于是在一帮酒徒的欢呼声中，让一位理发师在一家酒吧中为自己进行了发型设计，将满头白发理成了和贝克汉姆一样的“莫西干头”，大家都说她看起来变年轻了。八十五岁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尚且模仿贝哥哥，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一夜之间，全英格兰突然冒出了很多印第安族的莫西干人。因为太酷，一些人对贝哥哥的发型既感兴趣，又下不了决心，特别是女球迷们既爱得要死，又舍不得自己的青丝，英国《太阳报》的一名编辑在剪了莫西干头之后，想到了增加发行量的绝招：在英格兰队和墨西哥友谊赛的当天出版的《太阳报》附送一张剪纸，剪纸加工后可以变为贝克汉姆的面具，而且脑袋中央同样有两英寸的头发。这一天《太阳报》发行极其火暴，球迷们纷纷抢购，女球迷们更是欣喜若狂，因为不牺牲青丝也可以有了贝哥哥的莫西干发型。
　　《太阳报》这一类似“贴青”的做法，更让贝哥哥的发型挡不住，没准过几日中国球迷中也会流行起“莫干西头”，不过中国人不会奇怪，只是桃子头理到成人头上而已。
　　第33节　贝哥哥的发型和县委书记的帽子（2）
　　县委书记的鸭舌帽效应
　　贝克汉姆的帽子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碰到的事情。
　　十五年前，我在江苏中部的一个县城政府机关工作，虽然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人们的着装也不只停留在灰色和蓝色上，但那时的“流行色”的发布却是通过政治手段来传达，流行色是通过当地党政领导人的衣着来体现的。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各人都是依照个人的审美标准进行选择的。那一年冬天，突然大家戴起了深灰呢鸭舌帽，在这以前，我接触的电影里鸭舌帽的装束不是特务，也是类似《海港》中钱守维那样的坏分子。起初，办公室只是主任一个人戴鸭舌帽，后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看，纷纷购买，以至县百货公司一度缺货。到后来，整个机关大院里一片鸭舌帽，使我这个不戴帽子的人显得特别刺眼，而且我也觉得鸭舌帽挺顺眼。一次到上海出差正逢降温，我便到南京路上买了一顶浅灰色的鸭舌帽戴到了头上。回到县城之后，我便戴着那顶浅灰色的鸭舌帽去上班，没想到被传达室的老查拦住，让我下车登记，我一愣，冲着老查说，连我都不认识哪，老查笑了，说，大家都戴深颜色的帽子，你却戴了个浅色的，好以为是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