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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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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415；642
从上表数字可知，最大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而波兰则居第二位。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与捷克斯洛伐克受惠于联总救济物资也是非常之大的，乌克兰、奥地利与白俄罗斯也是如此，虽然总额要小一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联总救了希腊（包括多德卡尼斯群岛）和波兰。这两个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食物。在联总运往希腊的救济物资中，食物几占百分之六十；在运往波兰的救济物资中，食物几近一半。希腊人民“简直就是由联总救活的”。“若不是联总迅速有效地给希腊运去了必需的物资，该国的情况将会比今天不知坏多少倍。”
除了使希腊人吃饱之外，联总派遣团还为该国引进了某些永久性的改进措施，这在卫生方面尤为突出；并且还为希腊树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而且并非完全不起作用的范例，表明了为国家而不为某一政治集团工作的重要性。如果说希腊终于从内战的灾难和共产党人的统治下被拯救了出来，那末拯救的功劳应部分归于联总。在曾经处于意大利统治之下的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上，联总派遣团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密切配合开展工作，不但使居民免于饥饿，而且还教会岛民如何经办公共工程和福利设施，使他们在联总派遣团于1947年1月结束业务之后能够接管并继续经营这些工程和设施。
在所有欧洲国家的救济规划中，联总向波兰供应的救济物资以美元价值计算为数最大——占联总全部救济物资的百分之十六，占整个欧洲规划的五分之一以上。波兰在战时遭到了彻底的摧残和破坏。当和平来临时，这一片废墟本身势必要迫使任何波兰政府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管理经济制度，并且要“把重点放在促进农业耕作方法现代化和机械化上，以及提高工业化程度上”。波兰在1946年和1947年相继遭到歉收，而这两次都由于联总救济物资的及时到达，才避免了饿殍载道的威胁。除食物外，联总对波兰最重要的馈赠是农业机械（例如拖拉机）以及种子、牲畜、化肥、拖网渔船、渔网、钓鱼用具和罐头工厂——实际上是提供了能协助波兰恢复自己食物供应的一切物资；联总不仅供应了拖拉机，而且还教会波兰农民如何使用拖拉机，因为这是首次大规模向波兰引进农业机械。在卫生设施方面，同样地，联总不仅供应了药物和医院设备，而且为了满足“波兰医学界全体成员所表示的要改进其服务质量的迫切心情”，又提供了医疗新技术的指导，这种新技术现在“已融合在该国的医疗实践之中”。
到了1945年底，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年并未为欧洲带来和平，而是带来了新的冲突，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对峙。波兰政府则是站在分界线的共产党国家一边，这也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是提供人力与物力的主要国家——却继续对一个可怕的潜在敌人过分慷慨地提供物资和援助，并且重建其经济，这种经济将成为共产党势力在东欧的堡垒之一，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调动起来反对它们。联总对波兰的援助是国际性慷慨施舍的最惊人的努力之一，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援助，虽说为数略少，但也是前述同样努力的一部分。这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疆界除原属于苏联的领土之外，还包括1939年从波兰兼并的地区。它们由于遭到德国的征服和占领，受到红军撤退时所执行的“焦土”政策的破坏；其受害之深不亚于波兰，苏联所遭受的全部战争破坏，有一半是在乌克兰的工业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共和国代表了苏联的主要力量，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他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手们此时既然已使苏联在经济上听任他们摆布，却没有推翻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苏联。事实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非但没有利用它们的机会，而且还继续以联总的援助去医治俄国的创伤。1945年8月，苏联申请要七亿美元的善后救济物资。这一申请未被接受，而代之以给予这两个共和国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救济物资，其中为数一半是食物，由俄国的“联总救济物资署”主要在城市地区进行分配。俄国的这个机构“工作非常勤奋，并且总的来说是抱合作态度的”。
再者，联总不仅派巴尔干派遣团前往希腊，而且也派它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国家都是共产党政府当权。南斯拉夫的善后工作是联总的主要努力之一。那里的派遣团团长是一个苏联公民。向南斯拉夫提供的物资四分之一以上是食物，约四分之一是“工业善后”物资。起初有人怀疑，一些救济物资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出售和分配的，是把非共产党人排斥在外的，是由南斯拉夫军队加以利用的。联总总署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46年10月访问了南斯拉夫，查明这种怀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派往阿尔巴尼亚的派遣团是小型的。阿尔巴尼亚的需要不大，它的经济比较单纯。该派遣团“始终未能消除该国政府对它的怀疑，认为它只不过是推行英美罪恶意图的一个幌子而已”。
捷克斯洛伐克——该国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破坏是比较轻微的，它不光是一个“受援”国，而且还是一个“物资供应”国。它以馈赠方式供应了糖、蔬菜和水果，它还向联总出售了价值达八百五十万美元的褐煤、焦炭、苜蓿以及蔬菜种子、土豆，裸麦种、小麦种和土豆种。联总也送给它价值二亿六千一百万美元的货物作为回报。象在南斯拉夫一样，联总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派遣团也由一位苏联公民彼得·I·阿列克谢耶夫领导。实际工作是由捷克人自己进行的，也就是通过弗兰蒂塞克·奈麦茨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善后救济署来进行的。派遣团的职能主要是咨询性的。“当联总于1947年年中结束工作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比任何其他接受联总援助的国家更好。”
意大利是受到联总帮助的第一个而又是主要的前敌国。全会（1944年9月第二届全会）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代表，甚至还有美国和英国代表，起初都不认为意大利提出申请是得当的。首次估算的九千四百八十万美元被削减为五千万美元。但是到了1946年1月，意大利在对德作战中的贡献已经得到肯定，因此到1947年意大利政府接管联总工作时，联总已给予意大利价值四亿一千八百二十二万二千美元的物资和劳务，而且“按照吨位计算，联总为意大利确定的救济规划是所有受援国中最大的一个”。意大利政府按照联总提供的物资和劳务的外汇成本，相应地建立了一笔里拉基金，用这笔资金来资助另外一些善后救济规划。救济物资中一半以上是食物，四分之一以上是“工业善后”物资，包括煤和液体燃料。为纺织工业提供的原料也同样重要。
另一项专门活动是为意大利难民提供住房，即一般称之为援助无家可归者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维修而不是新建，地点集中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拉齐奥和阿布鲁齐等遭到严重破坏的大区。到1947年春天，该委员会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意大利遭到最严重破坏的一些大区的十万零三千七百二十五人重新提供了住房。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里拉基金”。
联总在意大利的工作对于重建这个国家，对于恢复有条不紊的环境，对于减轻人们的苦难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而且由于意大利和联总的代表们合作得当，这些成就是在极少发生浪费和侵吞公款的情况下取得的。
奥地利的情况也如此，食物也是迫切需要的，因此联总在使人民吃饱（特别是在维也纳和其他城市）以及在使人们振作精神方面，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联总对匈牙利和芬兰的救济规划，其目的不过是进行紧急救济，以救急难。联总派遣团在埃塞俄比亚的活动（1944…1945年和1946…1947年）“集中于开展卫生、福利和农业善后等培训计划方面”；但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以及由于人民的落后和多疑，联总的活动并不是卓有成效的。
在远东，联总向菲律宾群岛供应了食物和医疗物资以及衣着；联总的专家也对该群岛进行了一些有用的技术性测量工作。但是菲律宾所迫切需要的救济，大部分直接来自美国。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届全会上，朝鲜和台湾作为“已解放的地区”而被列入联总的救济范围。台湾归属在中国的规划内。对朝鲜的救济只有过一个开端，但联总人员未能获准访问接受联总大量物资援助的北朝鲜有关地区，而且，救济物资也不能在两个占领区之间自由移动。联总全会中的苏联代表于1946年12月提交了朝鲜的要求，然而署长由于上述原因予以拒绝。这是在联总范围内因一个重大问题而同苏联代表发生的一次直接冲突。最后，中央委员会于1947年2月作出决定，对朝鲜毋需制订全面的救济规划。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从其规模来看，可以说是它所从事的事业中规模最大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失败得最惨的。关于全会远东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国署的体制已如前述。中国政府于1944年9月向联总署长申请援助，要求九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救济物资和二千二百名外国专家的服务，总署并未同意这样巨大的救济规划，但它最后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价值五亿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六千七百美元的物资，其中“工业善后”物资远远超过四分之一，“食物”略超过四分之一，“衣着、纺织品和鞋类”略低于四分之一。整个援助数额差不多是1901年由于义和团运动而向中国索取的赔款数额（即臭名昭著的“义和团赔款”）的两倍。但是，普通的中国人虽然能够懂得被索取作为罚款的巨额款项的逻辑性，却显然较难领会作为施舍分配给他们的这笔为数更大的款项所体现的精神。这就是联总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悲剧的一面。联总的工作使中国人受益匪浅，解除了无数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它对于人们的感情以及政治事态的发展却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
中国署是在将近1944年底开办的，起初有一支小规模的骨干力量，后来逐步发展，在上海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部，在南京有一个首都联络处，另外还有十五个地区分署和若干直辖办事处。中国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政府作为联总的对应机构，共党产方面也成立了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向共产党区域供应救济物资也许是联总在中国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第二个最大的困难是财政方面引起的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所引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处理救济物资也是一个困难。联总在中国的十五个地区分署中只有两个分署（上海和福摩萨）所照料的人口在一千二百万以下。五个地区分署所照料的人口是三千万和三千万以上（杭州、镇江、沈阳、青岛和平津）。因此，中国每一个地区分署的任务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任务。
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升。以1937年1月至6月的批发价格指数为一，则1939年12月上升为二；1940年12月为十一；1941年12月为二十八；1942年12月为五十七；1943年12月为二百；1944年12月为五百四十九；到1945年8月，即对日作战的最后一个月，则为一千七百九十五。此后，物价一度暂时停止上升；但是到1946年12月（此时内战已真正打起来了），物价指数（上海）又上升达五千七百十三；到1947年12月，物价指数仍在“无止境地”上升。由于通货膨胀，联总在中国不可能象在欧洲那样，通过出售物资的办法来筹集活动款项。他们不得不依靠直接的政府拨款或由政府保证的银行贷款来进行工作。“行总和其他政府机构十分缺乏现金。”参加联总工作的人员和参加联总工程的工人，他们的报酬是以食物，而不是以现金来支付的。在1947年初，终于特别准许从联总基金中拨出一千九百万美元来购买原棉，再以这批原棉在中国换取棉纱。“这样就使得联总能够掌握一种可以出售的、具有相当固定的实际价值的商品……而不必积聚当地通货了”。联总的工作于1947年底结束，虽然从其需要来说，是不应结束的。它遗留下来的未完工作，它的物资储备以及一笔五百万美元的资金，当时就移交给中华民国救济事务托管委员会，这是一个有外国代表参加的极为称职并享有极大威望的中国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执行一些长期项目，例如制造农具的农业工场规划，发展捕鱼业和建造捕鱼船，继续进行黄河水利工程，制造药物，经管善后物资总库（处理供应、维修和出售工作）等等。
联总的“官方历史”对中国署的工作作了如下的总结：
拯救了两三百万赤贫的人，使他们不致活活饿死，至少有八百万至一千万以上的人，其中包括一百万难民（他们通过迂回曲折的路线返回家园），获得了联总在食物、衣着与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某些援助。此外，由联总资助的各项事业雇用了两百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有家庭负担。通过这些事业，修复了数千英里的公路和铁路路基；完成了大量的环境卫生、疏浚和建设工程；恢复了许多小型地方工业；兴修了八个大的和许多小的水利工程，从而恢复了四百多万英亩土地的生产并且使大约三千万英亩的土地增加了抗灾能力。
联总的“官方历史”接着特别注意到联总在华的下述有关工作：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技术与行政人才，对“在救济、卫生、农业、运输和交通等方面工作的数千名年轻的中国人加以突击培训，供应农业善后物资，增加煤炭生产，添置机器工业的装备，恢复纺织品生产，恢复沿海和内河航运以及铁路与公路交通工具。从一些主要捐献国的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联总的工作可以说是浪费了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联总的工作记录始终是真正的国际性慈善事业的一座纪念碑。
（三）营救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东的“难民”
1943年11月9日签署的联总基本协定，在其序言中规定了联总未来的主要目标，其中有一项是“对战俘和流亡者的还乡也应有所准备和安排”。1943年11月第一届全会上所通过的第十号决议引伸了这一指示，强调要使“战俘、流亡者及其他难民返回家园”。不用说，自然有许多战俘和流亡者要遣送回家；但是难民问题的核心在于有些难民（其中有波兰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南斯拉夫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及其他人），已不愿回到故乡去了。
然而，人们认为当战争结束时，欧洲（以及在别处）已解放国家和敌国内将有数百万难民渴望返回家园。人们也认为对于这项工作联总会承担协调及执行方面的任务。从第一届全会起，联总高级领导部门花费了大量时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致力于寻求有关两个问题的答案：具体地来说，联总的任务是什么，哪些准民有资格获得帮助。
如前所述，联总所做的第一项难民救济工作就是在1944年初从英国当局手中接管中东难民救济署设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难民营。中东难民救济署收容的难民大多数是等待遣返的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多数人也终于被遣返回国了。
1944年5月30日，安置欧洲难民常设技术小组委员会在伦敦举行首次会议。6月6日，盟军开始进攻诺曼底。还在6月2日，联总就已“正式询问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军事阶段和军事阶段之后是否需要联总在照顾和遣返难民方面给予帮助”。苏联通知说，在苏联占领区内不需要联总的帮助。其他政府的答复则相当含糊。这些政府希望，对它们国内进行援助要采取供应物资的方式，在国外则要采取帮助它们的公民的方式。这些答复为后来在联总与军事当局之间正式缔结救济工作的协议开辟了道路。
1944年11月25日，联总署长莱曼和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签订了联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协议，这个协议承认联总是军事阶段之后处理难民问题的机构。这个协议明确规定了联总作为执行盟国有关这方面政策的代理人的地位。协议签署后，立即要求联总采取行动。1941年12月2日，军事当局要求联总派出两百个工作队，每队十三人——首批二十五个工作队要在1945年1月1日准备就绪，最后一批五十个工作队要在4月1日准备就绪。即使对于有此迫切愿望的联总来说，这一要求也未免过分了——特别是它们要求工作队必须完全配备自己的运输工具，而在当时几乎一切运输工具都是由军事当局控制的。
工作队未能按照规定的日期准备就绪，另一方面总署也未能取得它所要求的援助。直到1945年3月，它才能够在诺曼底的格朗维尔成立一个中心。它的规模是不够大的，地点也不理想，而总署方面的管理工作也并不很好。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到处都出现了拖拉和肯定缺乏行政效率等弊端，使总署同军事当局产生了摩擦，使总署的名声不好，并且毫无疑问地给现场工作人员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使得他们经常许多星期领不到工资，装备很差，接不到指示，常常与总署失去联系。
1944年夏天和秋天，已有一些联总人员配属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后来又配属于美国和英国的集团军群。随后签订了联总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协议，而在4月底的时候，早已有十五个以上的工作队奔赴现场，到6月底的时候，已有三百二十二个工作队“会同军方人员参与照顾难民的实际工作”。1945年7月，联总在法兰克福附近的赫希斯特成立了难民工作总部；1946年1月这个总部迁至阿罗尔森。它归属“德国难民救济署总监”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管辖，此人以前曾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
联总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协议于1945年4月失效，因为苏联政府当时通过其在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照会，表示无意邀请联总到德国的苏占区开展工作。因此难民救济署的权力不得不转移到以地区为基础。这一变动在联总第三届全会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获得通过（1945年8月），接着进行了谈判，并签署了地区性的协议：英占区协议于1945年11月27日签订，法占区协议于1946年2月16日签订，美占区协议于1946年2月19日签订。这些协议将救济难民的职责让联总和军事当局分担。事实上，在1945年整个夏秋两季，联总已逐渐承担起管理设于德国的难民“居留所”的任务，因此协议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这三个占领区各有一个与现有军事机构相对应的地区办事处。根据协议条款，各工作队就归这些办事处管辖。
工作队的任务与活动由现场视察员加以协调，他们是地区办事处派出的。他们有时根据华盛顿层层下达到欧洲地区署、中央总部、地区总部与地区办事处的指令、命令和训令办事，有时则根据来自某些中间环节的指令、命令和训令办事。实际的现场工作人员人数在1945年秋季达到最高峰；而视察人员人数则在1946年夏季达到最高峰。
1945年10月1日，受雇在居留所工作的第一类联总人员的总数为三千三百六十九人（以每队十三人计，大约有二百六十个工作队）。居留所的数目大约有二百十个（一年之后为数更多）。归联总照顾的在德国的难民总数略超过六十万人。联总工作队的任务不仅要象军队所做的那样给难民供应衣食住，还要指导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提高生活乐趣并树立自尊心，还要提供和扩展教育设施、医疗服务和照顾儿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就涉及的人数来说，其艰巨性比开头所想象的小一些。但联总所面临的，并不是必须把几百万流亡者遣送回国的问题，而是有几十万永久的难民问题。
联总总共“遣返了”一百零四万七千个难民：其中自德国遣返的约七十万人，自奥地利遣返的约二十万人。但是联总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和管理住在帐篷、棚屋和“简陋住宅”（在乡村和城镇的一部分住宅区）内的那些不幸的人们。各难民营或居留所人数不等，少的约五百人（新巴勒斯坦），多的超过一万五千人（维尔德弗勒肯）。平均规模是二千至三千人光景。联总所照顾或管理的难民总数，最高峰时，在德国为七十一万五千人；在奥地利为四万六千人；在意大利为二万六千人；在中东为三万七千人；在中国为四万五千人。1945年（12月）时，在这些难民中至少有一半是来自波兰以前所辖领土内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1946年（9月）时，情况大致还是这样；但是到了1947年（6月），波兰人的数量比人数较次的两个民族集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和犹太人）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他重要的民族集团是希腊人（大多数在中东）和南斯拉夫人。联总也参与遣返俄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北美和南美人、中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联总不过问战俘、前敌国国民和日耳曼人（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德国人，以及来自现在归波兰政府治理的前德国领土的德国人）。当1943年11月签署联总协定时，并没有预见到会有“敌对行动停止后出现的难民”和“内部的驱逐”等现象。“在战争结束之后，有大批人离开波兰与南斯拉夫；另外一些人则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逃出。他们当中多数人迁入德国、奥地利或意大利，并在那里申请取得难民的身分。这批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最后，联总当局决定，如果一个人由于战争而“流落异域”，那么这种外在原因所引起的迁移究竟何时发生，这一点并不重要；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犹太人都是由于战争而“流落异域”的。“总署根据这一裁决，判定所有犹太人都是当然地符合条件的人（即有资格接受联总援助的人），除非能提出相反情况的确实证据。”
“停战后的难民”必须提出因受敌人迫害而造成内部驱逐的具体证据，但属于“遭到纳粹立法歧视”的情况（亦即犹太人）不在此例。总署由于执行这些决定，遭到了苏联代表的批评，他们谴责总署把难民营变成政治上亲法西斯和反苏流亡者的庇护所；英国代表则提出抗议说，人们正在利用联总作为向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的渠道；人们普遍抗议把难民营变成苏联间谍的巢穴。
关于取得联总援助资格的规章确定之后，就得执行这些规章；而执行规章，即“甄别”这类援助的申请者，不仅要依靠联总的官员，而且也要依靠各个占领区的地方军事当局。
联总的宣传工作人员从未清楚地阐明联总对德国和奥地利难民救济署的责任范围。虽说联总并不对德国与奥地利的所有难民担负责任，它却因为难民营中存在的情况而遭到批评，虽则这些难民营并不归它管辖。即使在它所管辖的难民营内，它也并不负责运输、住房和基本供应品的事宜，然而它却由于缺乏这三者而经常遭到非难。……西方谴责它把一些难民遣送到命运未卜的东欧去；东欧则痛斥它照顾通敌分子和吉斯林分子。
联总第五届全会决定：联总有关救济难民的工作必须在1947年6月30日移交给新的（其时尚未组成的）国际难民组织。鉴于情况即将发生变化，1947年2月在巴黎设立了难民救济总部以管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中东等地的所有难民救济署，而撤销了设在德国的总部。1947年6月29日，联总署长和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在国际难民组织成立以前，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将自1947年7月1日起承担难民署的工作。按照这项协议，整个机构，包括全体职员、难民营、资金及其他一切都要移交给新的管理部门。
各个难民救济署的工作虽说是由原先的联总协定（1943年11月9日）所规定的，但从联总主要渠道——救济与供应物资的渠道——来说，这项工作走的是另一条渠道。这些工作无疑起到了两个有益的作用：（1）遣返难民，这是预计到的，（2）照顾那些不能够遣返的难民，而这基本上是未曾预计到的。结果产生了不少混乱，而且还有一些滥用职权的情况。
联总在其他工作方面，有点象是国际圣诞老人，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批评。礼物可能会引起羡慕和忌妒，但是由于人们对它极端需要，原则上是不会被拒绝的。在同难民打交道时，联总遇到了种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偏见。而且，这是联总工作中唯一需要招聘一大批从事救济工作的人员来做的；招聘来的工作人员有时极不称职。正如军事当局不久就发现的一样，欧洲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1945年3月之前，西方的军队不肯让联总人员在法国登陆，但却要求联总在数月之内就提供几百个工作队，照料七十多万难民。到了1945年6月，联总实际上设法向现场派出了三百二十二个工作队。这些人未经充分训练，就开始了工作，最后是相当不错地完成了任务。这毕竟是一个临时仓促组成的组织；差错主要出在军事当局方面，首先它们经常改变政策，忽而邀请联总进来，忽而又取消这一要求，过后，当它们确实需要联总时，又不能为联总从管理运输事务的地方司令官那里获得必要的支援。与此同时，如果出现任何毛病的话，它们总是把一切都归罪于联总，并且动辄埋怨联总缺乏效率。
事实上联总为军事当局省却了不少工作负担和麻烦，在这些方面，它们不如联总那样胜任，但如果联总不在现场，那么从仁慈角度出发和为了维护秩序起见，军事当局仍不得不尽力设法去处理这些问题。
救济难民组织是联总工作中引起公众注意和招致批评的部分，但是这并非联总的主要工作，它的主要工作是对已解放国家的政府提供善后救济物资。
第六节 联总的解散
联总第五届全会会议（1945年8月）第八十号决议就已预示了联总工作的结束。当时规定的结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远东则推迟三个月。第五届全会会议（1946年8月）未要求进行第三次国际性的捐助，这就使联总的结束成为确凿无疑之事，并使准备结束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联总的卫生工作部门于1947年初移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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