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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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总的卫生工作部门于1947年初移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批准设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这个机构在1947年6月底接管了联总向前联总国家中最不幸的儿童提供卫生、恢复健康和福利的工作——同时接管了联总的职员与款项。
　　联总的社会福利工作部门在1947年之后逐渐衰落，因为联合国组织无意接收它，而受援国也不愿或无力按照永久性体制来继续进行这些工作。
　　联总的一些有关农业善后的职责（还有联总的一些职员和款项）在1947年期间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如前所述，救济难民的工作是在1947年7月1日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的。
　　“联总的裁撤工作是总署所处理的秩序最为良好的一项行政工作，它同成立联总时那种仓皇混乱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裁撤”计划是在1946年8月第五届全会期间由设在日内瓦的改组专门委员会所制定的。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给予额外津贴的办法以防止联总人员过早地提出辞职；委员会又为筹备编写“官方历史”，为职员的调职（即转业）和遣返回国以及为处理总署的财产作出了一些安排。
　　到了1947年年中，欧洲地区署的人员已减少到一年前的一半。该署最后于1948年9月底关闭。
　　所有在远东的派遣团与办事处除了新德里（1948年1月31日关闭），悉尼（负责南太平洋地区，1948年6月30日关闭）以及中国署（1948年1月关闭）之外，都在1947年底关闭了。设在南美的办事处（里约热内卢）是在1948年10月25日最后关闭的。
　　在华盛顿总署方面，高级副署长、海军中校杰克逊于1947年10月离开联总，其职位就此取消。署长鲁克斯少将于1948年9月30日离职，联总到此结束。
　　主计官哈里·W·豪厄尔被任命为清理主管员，负责结束联总的未完活动。
　　第七节　对联总成绩的评价
　　关于进行战后善后救济工作的想法起初萌芽于伦敦的经济作战部，这个想法是当时担任经济作战部大臣的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所提出的。丘吉尔在1940年8月21日的演说里首次公开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它是对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政策的重大贡献之一。美国在接受这个思想的过程中，最初有些犹豫，但终于对它表现了特有的热忱、大方和慷慨。在美国方面和李滋…罗斯对等的主要人物是迪安·艾奇逊，他后来当上了国务卿。他是李滋…罗斯的老朋友；这两个人的合作——他们是使联总诞生于世的两个助产婆——对于一个很可能成为问题儿童的婴儿来说，对他的未来健康与成长，是一件好事。
　　联总诞生之后，艾奇逊虽然仍旧友善地照管这个组织初期遇到的一些困难，但已不再直接负责它的发展事宜，而李滋…罗斯则以负责欧洲地区署财务与行政事宜的联总副署长身分，继续为联总做着有益的工作。
　　联总的成就也应归功于三位署长的地位和资格——他们都是美国人。赫伯特·H·莱曼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政治家，担任过纽约州州长（1932…1942年），也是一位具有参议员才能的杰出人物。1949年，他被选为纽约州的参议员，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朋友。任命他为署长表明了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尽力支持联总。1946年3月，他由于健康不佳而退职，4月，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继任此职。拉瓜迪亚绰号“小花朵”，作为纽约市长（1934…1945年），他或许比莱曼甚至更加出名。他任职署长的时间只不过九个月（1946年4…12月），虽然他的一些决定如果多加思考还可以更好些，但是毫无疑问，在一个艰难的时期里，他的性格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他的离职是令人遗憾的。拉瓜迪亚对于联总与欧洲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应付1946年春严重粮食危机时所表现的果断与魄力。他亲自向联合粮食委员会申请增加物资供应以拯救陷于饥荒的欧洲，这导致了国际粮食应急委员会的成立，于是这个组织取代了联合委员会。拉瓜迪亚反对联总继续存在下去，他建议应当同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一道作出安排，以便让这些机构继续进行关于难民、卫生和福利方面的工作。他的态度对于国务院似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拉瓜迪亚的继任者是洛厄尔·W·鲁克斯少将（任期是1947…1948年），他曾在驻欧洲的美军中担任过一项重要的战时职务（曾任助理参谋长）。结束联总的活动，解散职员和处理资产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就落在他身上。他以军事行动的效率完成了这项工作，并把不满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联总有它得力的领导人员，这是值得庆幸的。要从署长领导下的、为联总事业服务的来自许多国家的有才能的男男女女中，挑选一个人予以特别表扬，这是厚此薄彼易招反感的事情——然而R·G·A·杰克逊海军中校却可以作为例外。他是一位年青的澳大利亚海军军官，原在开罗的中东署任职，后被调到联总接替退休的阿瑟·索尔特爵士担任高级副署长。他任职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也就是说是在联总活动规模最大的时期，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改组了欧洲地区署，并澄清了该署同华盛顿的关系。
　　联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项美国的事业，因为大部分的财力和物力是美国提供的。联总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其工作方式基本上是美国式的，很大一部分的高级职员也来自美国。联总协定是由四十四国代表（后来有另外四个国家加入）于1943年11月9日签署的；联总诞生后的结构是：它有一个全会，有一个中央委员会，有一个总署（总署设在华盛顿，由署长指挥），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欧洲地区署（设在伦敦），还有一个中国署（曾暂时设在华盛顿，后来移至远东）。
　　从1943年12月至1945年1月是一个筹备时期，也是一个受挫折的时期，此时的联总看来是不活跃的。在这个阶段，它从事于创立自身的组织，从事于制订物资供应规划、安排物资采办事项等等。在招聘优秀工作人员方面存在着困难。同军方救济工作当局的关系也不是和谐的，因为它们有冷淡联总的倾向。欧洲地区署的地位也是不稳定的，它同华盛顿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1945年2月，杰克逊海军中校被任命为高级副署长。他的影响、威望与能力迅速使华盛顿总署和欧洲地区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李滋…罗斯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主席；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被任命为副署长负责欧洲地区署工作；中将F·摩根爵士被任命为负责救济难民署的首脑。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有才干的助手是正当联总开始积极开展活动时参加工作的。他们同军方有联系，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同军事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他们过去的行政经验对于推动联总在一旦情况许可时就全速开展工作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联总的受挫和挣扎时期就此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稳定和顺利前进的时期。
　　1944年春，随着联总接管了中东难民救济署的难民营，它的积极活动时期开始了。1944年4月3日签署了开罗协议。这一协议以及其他协议承认了联总作为胜利、收复失土和解放事业机构的一个部门的地位。但是在1944年，联总获准进行的唯一实际活动只是中东难民救济署的工作，直到1945年4月，它才受权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组织救济工作，受权照顾难民，受权优先照顾在意大利的一批人。
　　在1945年和1946年，联总的活动规模达到了最高峰。“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联总是全世界唯一最大的出口机构，在这一年的八个月中，每个月从西半球装运出去的物资毛重都要超过一百万长吨；到了1947年3月底，从世界各国运出的物资总量已在二千二百万吨以上。”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届全会上，投票通过了第二次捐献的决定，这使得联总能够继续进行工作。当时决定联总应于1946年底停止工作；可是在194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业务并未停顿，那一年成了完成（规划）与清理业务的一年。联总的正式结束日期则是1948年9月30日。
　　英国政府倡议组织一个国际救济机构这件事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联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机构呢？
　　英国原先设想的机构是一个代表所有盟国的救济全会，由它来仔细审查救济申请书，分配船舶与物资。至于采办物资和实际管理救济事宜则是每个盟国各自的责任。英国的设想并没有要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机构。它的想法的根据是这样一种假定：战争突然结束，要立即展开战后的救济工作。这种想法由于拖得很久的1943…1944年意大利战役而变得不现实了。事情很清楚，救济工作不得不在战争状态下进行，一部分由军方负责，一部分由文官当局负责。
　　在此期间，联合委员会应有权继续分配粮食、原料和制造品，这是必要的。在这种方式下，英国由于是一个主要交战国而感到处于有利地位，然而作出的安排却并不符合英国原来关于成立一个分配救济物资的国际性全会的设想。联总没有成为最高的分配当局，而西欧国家由于有支付能力，可以购买自己所需的物资，因此它们对联总也不再感到兴趣，它们所要求的物资是依靠它们可以接近的联合委员会提供的。因此，英国政府的政策在下述两方面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原先的救济全会的想法，另一方面是它对保持联合委员会也感到兴趣。
　　为了区别各国有无支付能力而进行的支付能力审查，严重影响了联总的活动范围，使它缩小到只对意大利、中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已解放国家从事救济工作。西欧国家虽然最终都需要大量援助，可是由于它们在解放时拥有充足的财力可以为其紧急需要的物资付款，所以根据支付能力审查，它们被排斥在联总活动范围之外，联总无权援助它们（极小规模的援助不在此例，例如处理在这些国家领土内的外国难民问题）。英国本身就属于这一批国家之列；虽然它在战事结束后数年内显然需要援助以应付其需求，但由于考虑到威望，因此它不愿以一个接受救济者的身分出现。
　　在提供救济方面，美国不得不承受最大的负担。为了使国会同意拨款，美国政府必须保证救济物资将得到有效的、对任何人不歧视的分配。这就需要一个中心管理机构和足够的工作人员来监督分配事宜，而根据全会所制定的原则，分配事宜是完全由受援国自理的；这种做法更加背离了原先的英国方案。
　　一个代替联总的方案就是要把救济工作让军事当局去处理，直到文职政府恢复并能负担全部责任为止。军事当局拥有物资、运输工具、机构和权力，而且它们可以从联合委员会获得战略上的优先考虑。军事当局或许能避免采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政治影响。然而它们不会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处理除了防止饥馑这一基本问题以外的其他事情。如果它们不是为此目的而去招聘和训练一批专门工作人员的话，它们是无法完成联总所做的工作的。而且，根据英国人的看法，这样做势必会增加军事开支，从而要使英国财政部增添沉重的额外负担。反之，通过联总进行救济工作，这样大部分费用就由美国承担了。此外，联总对公众的吸引力要比军事救济所能具有的吸引力大得多，所以联总更加适合于处理医疗和儿童福利计划以及农业和工业善后事宜。事实上，联总也广泛地依靠军方的支持——特别是运输工具方面——来进行它的许多工作，而这种依赖在早期阶段常常造成摩擦。然而到了后来，军事当局感到联总倒是一个可以推卸棘手问题的有用场所——特别是关于难民问题，因为军事当局感到对此无能为力。但当突然要联总提供工作队以照顾七十五万难民时，联总最初并没有能提供非常有效的服务，这是不足为奇的。
　　联总于1948年9月消亡后，遗留下来的主要事业是救济难民工作（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帮助受援国穷苦儿童的工作（移交给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卫生设施（移交绐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一些农业技术工程（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开始时，联总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它逐个地予以克服了，并且在其资力所允许的范围内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资助它工作的捐献总共约为九亿二千万英镑。这笔资金不仅用于粮食、衣着和医疗物资，而且也用于农业和工业的善后工作。结果，饥馑和疫病得以避免，运输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大为提高，工业生产活动得以重新开始，受敌人摧残最严重的那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得到了控制。按这样的规模组织了国际援助工作，这是一项出色的成就。今天欧洲的情况已是够糟糕的了；如果没有联总的援助，那末欧洲的局面究竟会怎样，这就很难想象了。
　　在反贫困斗争方面，联总虽然没有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但它的成功的百分比肯定是非常高的。前面所列举的事实表明，在一些国家里联总的工作确实是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希腊（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联总工作中最明显的失败是在中国，这儿也是联总尽了最大努力的地方。然而中国与其他有关国家不同。中国与其说是象一个国家，不如说是象一个大洲，这个国家年代久远的长期贫穷是难以估量的。而且，联总是在中国内战时期开展工作的，而这场战争发展的方向不利于联总的努力。
　　联总确实打算在没有政治歧视的条件下提供援助，它获得了参加联总的全体成员——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如果有人曾经希望联总通过改善一些国家的贫困状态而可能把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之下“拯救”出来，那末他们对中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情况感到了失望，虽然他们可能对希腊、芬兰、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南斯拉夫（它和前面这些国家有所不同）的情况感到安慰。联总的行动是否具有任何政治效果，那是很值得怀疑的。贫困是否就会“产生”共产主义，这也是大可怀疑的。贫困的结果会产生冷漠无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少数派就能够创造奇迹，特别是如果得到近旁的一支强大红军支持的话。
　　有人批评联总无能和混乱，有人甚至批评它偏心和贪污。
　　关于偏心的指责，前面已经论及。不可否认，在创办联总这一巨大事业时，是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的，因为那时虽然它的总方向是清楚的，但不可能制定出精确的工作程序。不过它已认识到了错误并加以纠正，而且在纠正过程中也看不出有什么无能的迹象。在联总服务的，不仅有强有力的领导，还有当时的许多聪明才智之士。最后的裁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证明联总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而不是混乱的。
　　在早期动荡不定的日子里，特别是在象开罗那样显然存在着人浮于事的地区（人浮于事是军事当局提出特殊要求的结果），士气是涣散的。那些没有获得更多经验就离开了联总的人员，无疑会有些不愉快的回忆。但在联总的工作真正展开后，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情绪是非常高昂的。
　　坦率而不受约束的“官方历史”，愤怒地拒绝接受关于联总有不诚实行为的指责。
　　那末联总是人浮于事吗？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物资供应机构，它必须到能够买到东西的地方去订购各式各样的货物（在联合委员会的同意之下），在接收货物之前，还要检查其质量，安排运输，然后再把它们运送给盟国政府。分配救济物资是盟国政府的责任，而联总派遣团只有有限的视察员去对分配事宜进行粗略而迅速的检查，以防止歧视行为和侵吞滥用等情况。联总花费了三十六亿八千三百万美元用在“已分配的商品”上，在其业务活动的旺盛时期，每月平均要装运二百万吨的物资。鉴于这些事实，批评联总“人员过多”和“管理费用过大”，这是没有理由的。任何一个国际机构都得保留一定数量的备用人员，以便在配备工作人员方面发生民族偏见时予以调整，而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机构又得以美国薪水标准支付其很大一部分人员的薪金。但是整个“行政”费用只占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一八，而“业务费用”也只占百分之三点四一。根据情况来看，这些比例不能说是过高的；工作人员最多时约有二万五千人，其中七千人是照顾难民营救济工作的人员（每一百个难民大约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华盛顿与伦敦的中心管理部门约有三千五百人；其余的人员分配在遍及全世界的三十多个派遣团或采购物资的机构内，派往中国的是一个最大的派遣团，约有三千人。
　　如果未成立联总，每个政府得自己设置其供应物资机构，那么整个工作人员人数就要大得多，而费用也就要高得多，因为这些机构将会彼此竞争，争出高价。
　　“官方历史”写道：“有人提出指责，说贪污行为涉及数百万美元之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官方历史”还指出，总署自己经手的资金是微不足道的。大部分的支出规划（达到百分之九十）是由捐助国政府掌握的。外来审计员和专门委员会的审查都表明贪污和滥用公款事情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有相反的流言蜚语（其中一定有一些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总署中的贪污和不诚实行为可以说是简直到了不存在的地步。”铺张浪费无疑是有的。这是战时情况下的铺张浪费，是同那个阶段的通常支出额协调一致的，而且联总发生的铺张浪费是为了慈善目的。“官方历史”声言，“根据任何公正的评价，联总——就联总的工作，就联总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就联总作为一个业务机构而言——并没有失败，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
　　联总基本上是美国和英联邦的共同事业，但是它却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热烈而有效的支持，它没有遇到任何国家的反对。如果欧洲落入纳粹的、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那末就未必会出现任何类似联总这样的机构去帮助欧洲摆脱苦难。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之下，经济实利主义就非常可能会占主导地位；地位弱的受害者就要屈服；政治上的异端分子就会被消灭或者被送进毒气室处死；疫病就要流行起来；千百万人民就要死亡；而欧洲的人口压力倒会因此相应地减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也许是可取的。联总的创建及其以后的成就却证明，胜利了的盟国所从事的斗争，其目的远远超过民族的、集团的或种族的利益。这也表明存在着一股不顾邪恶势力阻挠而为世界谋求福利的力量。联总的事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光辉插曲，而且在它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它留下的纪录，仍然是未来世世代代人们的榜样，并将对他们起极大的鼓舞作用。
　　第二编　东欧
　　第一章　波兰
　　第一节　1941年6月至1943年11月的俄波关系
　　（一）纳粹侵俄的影响
　　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同这一政府保持联系的在波兰国内活动的地下武装部队，对苏联怀有敌意，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苏联曾于1939年9月17日从背后攻击了波兰部队，当时苏联政府同德国人合作，再次瓜分波兰。后来由于1939年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两项法令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那里的居民大部分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并入苏联两个相应的共和国，又加深了这种敌意。俄国人侵入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时曾俘虏不少战俘，苏联把这些战俘连同苏联占领区的居民大规模流放到苏联，这就使波兰人更为愤慨。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使波兰人对苏联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正如这个事变导致英国人和美国人态度的变化一样；波兰总理兼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将军在6月23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表示，希望俄国宣布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无效。苏联政府起初不愿考虑对这个条约的领土条款作任何修改；但是，由于7月间德国人在军事上一再取得胜利，再加上英国政府的压力，创造了更加有利于同波兰人举行谈判的气氛。经过长时期的并有英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谈判，波苏两国政府于7月30日在伦敦达成了协议，协议由西科尔斯基和苏联大使I·M·迈斯基签署。
　　通过这项协议，苏联政府承认纳粹和苏联之间关于领土变动的1939年条约已“失去效力”。苏波两国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波兰保证将不同任何第三国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任何协议。苏联在协议中还同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土上成立一支波兰军队，并由＇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征得苏联政府同意后任命一位司令指挥，这支军队将隶属于红军最高统帅部，该统帅部内将包括一名波兰军的代表。详细办法待以后的协议中商定。”协议附带的一项议定书表明，苏联政府“对于所有作为战俘或根据其他充分理由而拘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给予特赦。另一份秘密议定书还表示，所有各项公私要求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考虑。
　　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意味着波兰态度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使波兰与盟国之间的合作过程变得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在反对纳粹德国的剧烈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着一场波兰的新旧概念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波兰人，特别是军官，他们同毕苏茨基和贝克的波兰有过较深的关系，仍希望看到波兰能强大得足以在普鲁士和俄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一派人的理想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波兰，把那个国家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永久保持下去，并试图对它的邻国采取冷淡生硬的不采协态度。他们必然认识到，只有在他们的传统敌人德国和俄国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这样一个波兰。但是，也另有很多人——那些赞同西科尔斯基想法的人和以前的某些反对党的领袖们——他们决心不让独裁或反动的波兰复活，希望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的朋友，但应该是真正独立的而且具有健全的民主基础。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因素，它注定要产生最深刻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党的领袖们所设想的波兰，大大不同于凡尔赛条约和里加条约所建立的国家。当红军在1944年进入波兰时，人们记得1920年时红军曾进入过波兰，当时的目的是扩展俄国的革命，而且，在毕苏茨基靠着魏刚的帮助把俄国军队赶回去以前，甚至还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过苏维埃政府。同时人们也记得，波兰对于有争议的东部领土的主权是以1921年的里加条约为根据的，后来西方国家就把波兰对这部分领土的主权含糊地同东欧的现状等同了起来。但是俄国人认为这些领土是在他们处于被胁迫的情况下硬夺过去的，决不承认这是最后的解决。此外，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的人种地理方面极端复杂的情况，还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俄国对外关系发表讲话时，为9月间俄国人的入侵波兰辩解。他说，入侵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他们由于波兰的瓦解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困境。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标志着波兰国家的完结——“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恶产物本来就是依靠压迫非波兰族居民而存在的”。英法政府为“恢复以前的波兰国家”而“继续目前的战争”是“荒唐可笑的”。
　　可见，俄国人是反对1921年的俄波边界的，而波兰人则没有忘记五次瓜分（最后一次近在1939年），因而对俄国人疑虑很深；但是只要作为他们共同敌人的纳粹德国还拿着武器，双方最好还是撇开这样的问题而共同对敌。然而不难预见，随着战局的转变，象这样根深蒂固的分歧必然会再次出现。
　　继1941年7月30日在伦敦签订俄波条约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和博胡斯…希什科将军于8月14日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中明白地指出，西科尔斯基将军已任命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安德尔斯已着手在那里组织一支波兰军队。
　　安德尔斯在8月间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指挥的时候，刚从莫斯科的卢卞卡监狱获释，当时身体很衰弱，据他自己说，这是由于1939年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受了八处伤，以及后来在苏联监狱中又受虐待的缘故。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当他努力从当初被押在苏联各处的监狱和劳动营里的大批波兰人中组织一支军队时，他受到俄国人的礼遇。安德尔斯得到伦敦波兰政府派驻苏联政府的新任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和由博胡斯…希什科率领的来自伦敦的波兰军事使团的协助。在开始时，波兰人被转移到古比雪夫（萨马拉），这支军队的最初集中地在附近的布祖卢克。从8月到12月，安德尔斯募集到了好几千名在苏联的波兰人，他们那时被特赦释放后，乘德国人向莫斯科进军的混乱时机，利用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运输工具向着古比雪夫这一总的方向迂回曲折地移动。虽然很难说这批波兰人的命运比当时俄国人的遭遇坏多少，但在布祖卢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这些新兵在俄国的初冬季节来到这里，都害着病，营养不良，而且长期经受着风吹雨打。安德尔斯在替他的部队搞装备、食品和御寒服装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从一开始，他和科特就同苏联当局在履行特赦和释放波兰公民问题上陷入了一场外交战。据安德尔斯说，在组织这支队伍的初期阶段，波兰人就由于几千名非常需要的军官和军士的失踪而深感不安，这些人从1940年春季起就不知下落。他们寄给苏联政府的查问信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就更加担忧了。1941年12月，当西科尔斯基从伦敦到达莫斯科进行视察，并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安德尔斯陪同他去莫斯科，并亲自向斯大林陈述了他在设法使劳动营中的波兰人得到释放以参加他的军队，以及在为他的部队获得装备和粮食方面所碰到的困难。由于气候寒冷，安德尔斯还要求把他的部队转移到苏联更南一些的地方。在这次会见中，西科尔斯基建议应该让波兰人转移到中东某个地方去——譬如说波斯，那时波斯由英国和苏联共同占领着——他们在那里可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