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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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驻德黑兰公使馆的建议，根据有关对苏联政府支持波斯北部分裂主义的指责，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硬要求；但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却否认苏联政府对此种活动有丝毫了解。
　　波斯在1942年作为军事援助物资过境转运线而具有的重要性，事实上使得俄国在此时期不敢大胆放手怂恿分裂主义；然而，尽管苏联的文武官员可以自由出入波斯南部的英占区，他们自己却显得很不愿意让英国军官进入他们手中的北部地区，甚至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德国人的长驱直入也都不行；当（美国）米尔斯波财政代表团于1943年以波斯政府官员身分，谋求将其经济控制权扩大到北部诸省时，他们遭到了俄国人的断然反对。俄国人同他们盟国的日常交往中，其组织体制的死板，不容现场人员有任何主动性和决定权，连日常例行事务也非得请示上级不可；致使拖沓现象倍增，当地有关盟国之间的问题也难以就地磋商解决。甚至当他们本身正在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必不可少的援助时，却也要寻找机会，自己不花分文，而对波斯政府和人民装得较其盟国更为慷慨大方。例如，1942年9月间，当英国人和新来的美国顾问正在奋力克服德黑兰和南部地区的严重粮荒时，据宣布，有两万吨俄国粮食赠送给德黑兰；可是，如果不是被扣下来供俄国人食用，通常从北部运到首都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1943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际，粮荒又告严重，波斯报界严厉批评英国人和美国人未能进口更多粮食。所以，苏联于4月12日宣布它不久将运交德黑兰两万五千吨小麦时，几乎受到新闻界的一致赞誉，唯一例外是有人指出，波斯北部相当数量的剩余小麦通常是运到德黑兰来的，而今“北方盟国”却禁止粮食从它的地区外运，结果是在波斯历1942年3月21日到1943年3月20日这一年中，从北部运到德黑兰的小麦总共只不过三百吨。英美的宣传为了纠正亲苏新闻报道的倾向性而不得不使盟国团结的门面上露出一道裂缝的情况，向不多见，这次看来是其中一例。英国新闻处的一份公报把俄国的支援说成是盟国间经济上团结的一个例证，但同时也指出，所许诺的两万五千吨小麦，只不过是英、美政府送给俄国的大量小麦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且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政府援助德黑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阿塞拜疆运出粮食，因为过去三年那里的收成一直很好。
　　俄国人图谋损害盟友、沽名钓誉所施手法的另一事例是，他们提出愿以黄金偿付波斯在战时所得的全部卢布收入，而英国和美国却只曾分别同意以黄金偿付其一部分英镑和美元收入（最初为百分之四十，后为百分之六十）。首先，俄国人无偿地或以低价在波斯征用物资和劳务，同时又用俄国货在波斯黑市攫取高价，因此，波斯同苏联交易中的贷方余额，在数量上就无法与它同西方盟国的买卖中所得结余相比；其次，苏联政府规定的条件是，为安全计，黄金结余应在苏联积聚，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据官方宣布，其数额为一千二百万美元，另有纸币八百万美元。
　　驻在波斯的同盟国当局之间曾达成关于新闻检查的协议，协议规定，不论苏联、英国或波斯的新闻检查员对新闻项目都有否决权，但这种否决权仅适用于私营通讯社，而不适用于政府发布的声明。因此，在战争末年，凡是反映苏联政策的路透社电讯，往往被苏联新闻检查员查扣，而塔斯社却能以尽情渲染的苏联新闻充塞在波斯报纸上，甚至泰然重新发表波斯左翼报纸中已被查禁的猛烈攻击政府的文章。苏联的其他重要宣传工具是：波斯本身的左翼报纸，这些报纸于1943年7月联合成为“自由阵线”；伊苏文化联络协会，成立于1943年9月，得到波斯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并在德黑兰和其他省份表现得很活跃；德黑兰电台，其广播时间被强迫分配给苏联与英国；苏联的宣传性书刊的销售和苏联宣传电影的放映；德黑兰的苏联医院工作；大肆宣扬红军对波斯居民所做的好事。
　　国王礼萨退位后，立即有五十三名波斯自由职业者和学生获释出狱，他们都是在1938年被控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的。
　　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但大多数是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们都曾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他们希望把进步人士和改革者团结在他们周围，以便对国家有所作为。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党。但是波斯人不予支持，特别是不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有产阶级是不会去哺育一个只有牺牲他们的利益才能兴旺起来的运动的；波斯农民经历了多少世纪的奴役后，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手工业者是较好的对象，不过，他们的一点点可怜的捐献要翻上好几番才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人民党领导人于是投向俄国人，俄国人立即提供了可观的援助。这个党开始壮大兴旺起来，但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性质。新发展的党员中，很多是追求私利的人，他们认为有俄国的支持，就会得到职位，并在波斯捞到随着职位而来的好处。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粗犷而富有冒险精神的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准土耳其人。其中有些人在俄国受过训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大多数人则是看中人民党是个强大的、有生气的党，会让他们有奔头，有机会。但是很少人以波斯的真正利益为重，而对俄国则都是卑躬屈膝。时隔不久，党内一些真正的革新者就被一批新人所压倒。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当时对俄国人也是十分感激的。
　　在俄国占领的地区，人民党在俄国人的庇护下很快就大权在握。所有的职位和特权非人民党成员莫属。反对派都遭到革职、迫害，往往身系囹圄。有些地方，凡是拿不出人民党党证的波斯人，甚至不能上公共浴室或搭乘公共汽车。
　　原来担任该党主席的是前恺加王朝一位体面的开明王子，那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曾在1925年被国王礼萨废黜；1944年2月这位王子逝世后，由三个总书记组成委员会接替他的工作，为首者是他的侄子、党报《领袖报》的主编伊拉杰·伊斯坎达里，此人在法国求学时就已开始同共产主义发生关系。
　　可以设想，苏联当局在1942年是把维持波斯的安全作为他们在那里的首要目标，看来他们满足于仅为人民党提供便利，而不作公开的鼓励；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击退德国人之后，党的路线就开始明朗化了。因此，《领袖报》于1943年2月3日说，俄占区的人民已能亲眼看到粮食情况同和平时期差不多了（这同德黑兰和英占区的困难成了对比，那里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苏占区扣下通常送往南部的粮食所致）；波斯人现在开始认识到，每收复一个北高加索城镇，就是波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
　　2月22日是国王礼萨1921年军事政变的纪念日，《领袖报》宣称，那次政变是外国势力策动的，实质上是反动的；由于推翻了沙皇的政权，波斯的群众运动当时也已在国内日益开展，政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这个运动；在礼萨的统治下取得的进步同一些邻国发生的变化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四天之后，《领袖报》报道了人民党在加兹温（俄占区）发表的一篇宣言，它一开头就描述了波斯的困境：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奸商正在剥削人民；反动派和独裁政权的代理人在政府里仍有权势。工人要不屈服于专制政治，就必须产生一个将会保护他们本阶级和本行会利益的公正政府，而欲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组织起来。人民党的宗旨是全面实施宪法，废除危害自由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切法律；必须通过旨在保护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热爱自由的人士和政府公务人员权益的法律。人民党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不破坏社会秩序、不影响国家安全而达到这些目的。宣言以这些话作为结束：“工人们，农民们，开明人士们，机不可失。打倒反动派！打倒独裁和专制政治！拥护自由！我们亲爱的祖国伊朗万岁！工人们，农民们，手工业者们，热爱自由的人士和开明人士们，向自由前进！”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反法西斯波斯组织中心”的省委员会（俄占区）向波斯新闻界发布了一项指示，在叙述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之后声称，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政府无所不有。它们的经济力量和巨大的生产潜力超过法西斯主义者。它们最近才开始武装起来，还没有达到高峰。波斯人必须认识到，红军的每一胜利和盟国在非洲的每一胜利，都是从他们面前驱走了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威胁。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了纳粹匪帮。十月革命拯救了波斯，今天，红军又解救了他们的祖国。波斯人民决不会忘记俄国对他们的恩情。反法西斯省委员会向热爱自由、文化和科学的人们呼吁，向痛恨掠夺、痛恨世界霸权和痛恨横行霸道的人们呼吁，参加到和平行列中来，同心协力，献身于促进人类和文化的进步。
　　一周以后，轮到阿塞拜疆人民党委员会向农民发表宣言了，据称农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为别人的利益做牛做马。在文明国家里，农民是觉醒的，有学校，有电影院，丰衣足食，决不是劳累得忍受不住。这些权利都是他们团结起来争取到的。农民要反对地主，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来帮助他们，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党认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必须调整，必须通过一项有利于农民的法律。政府应取消农民欠地主的一切债务。“参加人民党并在你的村子里宣传它的意见。伊朗农民们，团结起来！伊朗农民们，向自由前进！阿塞拜疆农民万岁！”
　　直到此时，人民党是波斯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其他的所谓党派只不过是些个人主义的，并且通常是谋求私利的政客们的松散而短命的集团以及他们用钱收买来的追随者。然而，人民党蛊惑人心的进展所引起的恐慌，促使比较保守的各方人士于1943年敦促流亡国外的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国，他在礼萨汗1921年2月军事政变后曾任第一任首相，但三个月后，即被专横的未来的国王所放逐。左派一开始就反对他回国。《战斗报》（接替暂时被禁止发行的《领袖报》）宣称（1943年9月2日和3日），他创始了独裁统治，应予判处极刑；《爱资哈尔报》（1943年9月5日）则说他曾是耶路撒冷穆夫提的朋友，同法西斯分子有往来。赛义德·齐亚于9月底返抵波斯，人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攻击。他们说，尽管他受到资本家和囤积居奇者的欢迎，人民却在高呼“打倒他！”；在人民党希望与盟国和睦相处之时，赛义德·齐亚却希望建立“某种联盟”，给波斯带来如同国王礼萨签订的萨达巴德公约所带来的那种好处；可能是某些法西斯势力硬把他放在波斯，以便破坏波斯与盟国的关系。赛义德·齐亚在1943年底的大选中当选为议员；但是人民党有八、九名候选人当选；另外还有三十来名由人民党支持的“进步人士”在波斯北部俄占区当选，尽管人民党口口声声说受到歧视，但对选举结果还是满意的。
　　在1943年10月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三大国”外长讨论了关于波斯问题的联合声明。科德尔·赫尔提出：三国应确认战后撤走其武装力量的意图，并应承诺对于从事改善国内条件的外国顾问（主要是美国人）和国内机构给予支持。艾登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争辩说，第一个问题已经包括在三国条约和关于美国军队的协议草案之中。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三大国首脑在总宣言之外，还发表了一项关于波斯问题的宣言，其中申明他们“一致同意伊朗政府维护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求”。据说三大国还因斯大林的建议而讨论了战后中东石油的开发和分配问题，但未达成协议。这时，美国政府深为西半球的石油资源枯竭担忧，并已于11月15日通知美孚石油公司，政府不反对该公司为取得波斯俾路支斯坦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与波斯政府进行谈判。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对国王作了一次正式拜会，表示愿意赠送二十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后来又把每一种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但规定要签订一项关于其使用的书面协议，还要派遣二百五十名苏联教练前来波斯训练波斯人员使用它们，教练的薪金则继续由苏联政府支付；波斯政府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于1943年秋派代表前来德黑兰，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辛克来石油企业的代表也于1944年初接踵而来，竞向逐鹿波斯东南部的石油开采特许权。4月，波斯政府聘请美国一家私营石油顾问公司起草一份石油开采特许权协议书的范本，以便要求所有的申请人照办，7月22日，宣布有两名美国工程师胡佛和柯蒂斯到达，担任开发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的顾问。这些安排，在国民议会的一次辩论中受到一位人民党议员的批评。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是在8月8日发表了一项双边石油协定的文本，它期望建立一个世界石油权威机构，其目的是要保证“一切和平国家的国民均可取得适当的石油供应，但始终要服从军事安全的考虑，服从今后可能生效的诸如维护和平与防止侵略等安排的规定”。
　　9月6日，波斯政府接到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说，苏联政府正在派遣一个代表团前来德黑兰，商谈塞姆南以南的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该地曾由有苏联参加的辛迪加经营多年，但已于二十年代后期放弃；苏联政府在英苏干涉之后，立即于1941年8月30日通知波斯政府，希望对此项特许权中的苏方权益予以有利的考虑。波斯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答称，他将十分乐于接待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由副外交人民委员谢尔格·卡夫塔拉兹率领，于9月15日抵达。波斯首相随后声明，在首次会谈中，卡夫塔拉兹只讨论了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但在访问北部回来后，他于9月26日要求整个北部五省的为期五年的勘探特许权：在该地区经过地质勘查后，开采特许权的区域范围将重行划定，并以查明确有石油资源和确有工业开发可能的地区为限。然而，波斯政府在内阁进行了一次改组之后，已于9月2日（即接到苏联代表团即将到来的报告之前四天）决定，在战争结束前不再给予外国人新的特许权；虽然首相现在把苏联的建议向内阁和议会详细转达，它们仍然维持原来的决议。首相将首次遭到的挫折告知卡夫塔拉兹后，再次与内阁和议会接触，仍未成功。于是卡夫塔拉兹说，这个答复无异于拒绝苏联的建议，势必要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起来。赛义德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由波斯政府着手研究苏联的建议，以俟战后作出决定。但卡夫塔拉兹拒绝了这个建议。
　　苏联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外交技巧是有教益的。卡夫塔拉兹在10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波斯首相不但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和苏联要求的正当合理，并且还答应协助使这个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办法”，然而，他只字未提这个事实：表面上他被欢迎到德黑兰去是为了一个无可指摘的目的，就是恢复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采特许权（其范围虽在1880年的原始“法令”中未予确定，但可合情合理地估计为不过三、四千平方公里），而他后来提出要求勘探权的地区，据估计却在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他的论证是“如波斯政府想把波斯东南部的特许权授予美国人，它就应该将北部的特许权给与苏联”，这就是诉诸强权政治的“补偿”原则了；但是企图用已经放弃掉的1916年和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根据来为这一要求辩解，那就无异于沙皇俄国将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一些含混的、不明确的约定肆意加以扩大”而成为其1853年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的要求，而克里米亚战争即由这一要求引起。
　　波斯政府的决定公布后六天，苏联工会的报纸《劳动报》于10月22日向波斯政府发出了猛烈的攻击：
　　它听任“某些居心不良的分子的破坏行为”不受惩处，那些人搞乱了盟国的补给物资取道波斯运往苏联的正常运输，而且对目前“波斯的亲法西斯分子颠覆活动的加剧”也未加以制止。波斯当局对劫掠苏联供应线的罪犯未予惩处，而对“努力忠于履行同盟条约义务的波斯官员却进行迫害”。
　　《劳动报》援引德黑兰左翼报纸《皇鹰报》的说法：“反动派布置给赛义德首相的任务是粉碎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为此目的，他已提出了一项工业军事化法案”。《劳动报》接着说，为了同一目的，各城镇已经组织起来，挑起冲突，并正在把不安分的部族武装起来。许多波斯报纸都在责问，赛义德为何不辞职，“那些了解赛义德的政策正在损害波斯和波斯人民利益的各界公众”，也同样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只不过是10月24日卡夫塔拉兹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一大批新闻界人士的前奏：
　　他不得不清楚明白地宣布，苏联各界以绝对否定的态度看待波斯政府的决定。苏联的公众舆论认为，穆·赛义德的政府对苏联的建议采取这样态度，就已使自己走上了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的道路。穆·赛义德政府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为这样一个决定辩解，同时却有种种对它不利的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涉及波斯的更高的和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本人深信：苏波友好关系在战争时期曾经充分和胜利地经受过考验，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使它动摇；他也深信，凡是对双方有利而能巩固苏波友好关系的，都将会得到圆满解决。他希望以波斯的开明报纸为代表的波斯公众舆论，会在促进这项工作中发挥其作用。
　　有一位记者问道，赛义德拒绝接受苏联建议是否会影响苏波关系，据塔斯社报道，他的答复是，“苏联政府同波斯的关系是友好的，但是穆·赛义德对苏联所采取的不忠诚和不友好的态度，排除了同他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自由阵线”的二十七家报纸立即响应这一暗示，群起谴责政府，它们断言，鉴于盟国对苏联的援助一旦结束，波斯就要面临失业的威胁，因此拟议的对苏联授与石油开采特许权，会使波斯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他们坚决主张，既然长期以来就在考虑把南部的特许权授与美国和英国企业，那么拒绝苏联的建议将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失策。苏占区的经济政策从此开始比以往更不重视波斯的利益了；据塔斯社报道，苏占区城市中掀起了反对波斯政府政策的群众示威浪潮；在德黑兰，苏联军用卡车将大批人民党党员载送到国民议会前举行示威，而正好在那个时候，苏军分遣队“碰巧”行军通过那里，从而使波斯当局镇压示威的任何企图都无法进行，因为对示威群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说成是用以反对苏军的行动。剑拔弩张的形势延续了几天，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承认波斯政府关于在战争结束前暂缓同意批准特许权的独立自主之权。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于是立即转而从间接煽动到更加明目张胆地向波斯政府恫吓：
　　波斯全国都知道赛义德正在玩火。这是目前波斯命运攸关的一个问题。波斯的知识分子对欧洲近来的事态发展不是漠不关心的。有一批波斯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基于有些国家的经验而产生的，那些国家由于其统治者的愚蠢的反苏政策而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赛义德被迫于11月9日辞职，国民议会直到20日才推选穆塔扎·库利·巴亚特继任。他在26日组成内阁，但是人民党的报纸并不感到满意。穆罕默德·摩萨合博士曾于10月29日既表示反对苏联的要求，也对英伊（朗）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进行攻击，他在12月2日提出一项议案，规定首相或政府其他成员，均不得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任何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关于石油开采特许权的谈判，或签订任何石油开采特许权或与石油有关的协议。……
　　违反这条法律者，将处以为期三年至八年的单独监禁，并永远撤销其政府职务。
　　国民议会内虽有人民党议员反对，其中有一人还曾徒劳地提议取消英伊（朗）石油公司的特许权，但这项议案还是十万火急地在议会中走过了场，未加任何修正即被通过。卡夫塔拉兹在举行了另一次威胁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于12月9日回莫斯科。波斯新首相向苏联大使馆提出建议：北部油田应由波斯公司开采而由苏联资本、机械和专家予以协助，其产品则售于苏联，这一建议显然未获答复。
　　总之，如果美、英政府曾允许它们各自的石油公司在波斯东南部谋求石油开采特许权，而没有认识到这很可能刺激苏联提出在北部的对等要求，那末，它们就不免要因为缺乏先见之明而招致物议。当然，也未尝不可以为它们辩解，说它们已经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对等要求，而有如下的推论：苏联本来就已控制北部；如果波斯政府在特许权上让我们如愿以偿，我们就可以巩固我们在南部的地位（这就是恢复1907年的“势力范围”政策）；但是如果波斯的民族主义已经强烈到拒绝授与特许权的地步，它也就未必会对苏联的控制北部善罢甘休。这样的推论基于假定人民党还无力左右波斯政府的政策，以利于苏联，基于想迫使人民党丢掉无私的“进步”假面具，暴露其亲俄政党的真面目，从而丧失掉“进步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然而，英、美政府专心致志于许多更加紧迫的战时问题，不大可能把这样的细微打算放在心上；所以权衡其可能性是，出于关注西半球石油资源有枯竭的威胁，西方盟国未曾预见到它们的石油公司在波斯南部的行动对苏联政策的影响。不论怎样，苏联的对抗手段看来并不高明：其证明是波斯政府和国民议会无意对任何人授与新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且他们本来也是要无限期地拖延美国和英国公司的申请的。因此，如果说苏联的行动主要在于阻挠美、英的申请，那似乎没有必要。可是，如果苏联首要关心的同样也是其国内的石油蕴藏正在无可置疑地趋于枯竭而其需要却在日益增长，它的最好的方针应该是以1944年8月8日英、美石油协议为基础，向它的两个盟国提出建议，联合起来向波斯政府要求取得特许权，波斯政府对此也就无法拒绝了。或者它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怯，遵循一条完全合情合理的政策，作出一番特别的努力来博得波斯的青睐，以便在战后求得一项特许权。可是与此相反，它对战时的盟国怀着病态的猜疑，关于这一点在其他许多领域里的例证非常之多，加上它在外交上臭名昭著的咄咄逼人的手法，就把一件本来不是没有希望的事搞得糟透：因为它揭示苏联是个正在威胁波斯主权的恶棍，而西方国家则得以小心谨慎地撤销其各自的石油公司先前提出的特许权申请。
　　1945年2月，英、美代表在前往参加雅尔塔会议同俄国人会谈的途中，预先商讨了他们对波斯问题的态度。三国外长会谈时，艾登坚决主张，虽然英国无意阻止苏联在波斯北部获得石油开采特许权，但是当盟国还占领着波斯的时候，它们不应强求这种特许权。提前撤退它们的武装部队，譬如说一俟对俄国的供应线不再需要的时候即行撤退，那将是它们对波斯的一个友好姿态。斯退丁纽斯宣布，美国政府不存偏见，赞同英国的建议。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却否认占领和石油开采特许权问题之间有什么逻辑的联系，对于后者的谈判尚未进行，应听其自行发展。关于提前结束占领日期的问题，他的政府需要时间加以考虑。英、美建议，三国应就关于波斯的政策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莫洛托夫拒不同意，会议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左翼的波斯“自由阵线”为了转移人们对它自己的活动的注意，正忙于散布谣言，说什么法尔斯省总督及南方部族的酋长们正在得到“国外反动派”（即英国人）的援助，准备在盟国占领军撤退时夺取政权并镇压波斯“热爱自由的人士”。从阿瓦士到阿巴斯港，从布什尔到古姆，到处都有反动阴谋活动。封建酋长、资本家、政府官员都不把中央政府看在眼里而执行着波斯的敌人的恶毒计划。据说法尔斯省总督在孟买收受了送给他的装甲车，大量武器弹药正经由波斯湾进入波斯南部。5月14日，《伊朗鉴报》公然发表了以“亲德的卡什盖伊诸汗及其英国朋友们扮演的角色”为题的文章。可是，石油危机给人民党帮了倒忙，终于把它的亲俄党的面貌公之于众，从而在它的比较倾向于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心目中丧失了信誉。它之不得人心还由于它对波斯奉行的伊斯兰教态度暧昧，加之该党生活优裕的领导人也不足以激发起群众休戚与共之感。在此期间，反对人民党的政界人士本来就在力图重振传统的穆斯林手工业行会和组织公司工会来同人民党斗争，现在它们就系统地组织起来，于1945年1月正式成立了民族意志党，由赛义德·齐亚任总书记。他过去曾为民族主义者怀疑为英国人的工具，但在石油危机期间，他的坚定立场提高了他的声誉，现在抓住机会阐明他的观点：
　　英帝国主义并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是满足于维持现状。俄帝国主义则与之相反，一心要扩大俄国的统治。……如果我们全国下定决心，坚决抵制非法的苏联势力，抵制它干涉我国内政，英国一定会遵守诺言，保卫伊朗的独立。然而，如果我们屈服于武力而不抵抗，那么英国也就会牺牲伊朗而力图为其本身捞取一些利益。如果我们允许我国北部诸省为共产主义所压服，那么英国就将接管我们的南部诸省，伊朗也将随之而彼瓜分。
　　两派之间经常冲突，人民党在伊斯法罕、设拉子和亚兹德的党部都被捣毁。
　　这时，波斯当局首次允准“民族意志”的报纸报道并公开批评苏联干涉波斯内政和苏占区的真情实况。1941年以来，那里的苏联当局就一贯以政治恐怖手段对付他们的对手，甚至还有人在德黑兰市内遭到绑架；但在石油谈判失败后，他们着重在北部推行他们的政策：
　　无需详叙各种各样的事件。可以想见，这些事件大体上是按照下列线条来策划的：凡是不愿顺从俄国命令的地方官员，都要被迫离开他们行使职权的地区；波斯政府不得自行选择人员去接替他们的遗缺，因为凡是俄国当局不能接受的人员是不准前往有关地区赴任的。同时，地方官员的权威则因俄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