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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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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到6日间的那个晚上，警察搜查苏联在安卡拉的非外交机构的办事处，并要求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交出隐匿在领事馆里的一名嫌疑犯。总领事表示拒绝后，警察便在领事馆四周布下了警戒线，并扬言如在四十八小时内不将人犯交出，他们就将冲进去；果然在距所限时间不到三小时，该嫌疑犯被交出来了。
4月1日，四个被告出庭受审。他们是
（一）格奥尔基·帕夫洛夫，驻伊斯坦布尔苏联商务代表团官员，就是临时躲藏在苏联领事馆里的那个人；
（二）莱奥尼德·科尔尼洛夫，驻伊斯坦布尔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官员，据称是苏联秘密警察，是在回苏联途中经开塞利时从火车上被押送下来的；
（三）阿卜德·拉赫曼·萨伊曼，医科学生和
（四）苏莱曼·萨夫，理发师，两人都是穆斯林马其顿血统的土耳其人。
这两个土耳其人说，他们是在马其顿被拉入共产党活动的，三年前来到土耳其并获得土耳其国籍，当了共产党在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地之间的通讯员。萨伊曼和死者曾跟两个俄国人和一个名叫斯特潘·波多茨尼克的斯拉夫人学习左轮枪射击，目的是要暗杀一名德国要人，从此挑起德土战争。这刺客经吩咐只要按一下给他的那个器械上的钮，就会发出烟幕，他作案后可以在烟幕掩护下溜走；但他显然在开枪以前就按了钮，因此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两个俄国人拒绝和其他两个被告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不接受土耳其方面给予法律上的援助，而是自己进行辩护，态度横蛮，藐视法庭。他们坚称同这两个土耳其人素不相识，坚称整个事件是德国人或托洛茨基分子搞的“阴谋”。苏联大使馆在开庭前显然曾为释放这两个俄国人施加过强大压力，并曾表明苏联政府将把这次审讯视为一种不友好行动。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著名评论家萨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为“土耳其法庭上的德国煽动分子”。萨斯拉夫斯基在文章中声称，那里并没有人蓄意谋害冯·巴本，倒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希特勒分子企图使土耳其法庭违背正义，而该法庭却“阿谀奉承地忍受柏林搞的丑恶阴谋，不敢说一声这个脏东西羞辱了土耳其人”。整整一个月，苏联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这种攻击性文章，在此期间，土耳其驻苏联大使回国了。土耳其报纸对苏联的辱骂持克制态度。未予回击。据报道，英国驻土大使对他的苏联同事发出的呼吁以及萨拉若卢一定要继续进行审判的坚定立场，使苏联的宣传有所减退。
6月20日，即在宣判后三天，萨斯拉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为“安卡拉审判的滑稽剧”。他说苏联公众舆论对两个“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受到“这种荒谬的错误判决”，“感到异常愤慨”，因为对他们定罪是凭两个同他们一起被控告的土耳其人——两只“品种最贱的囮鸽”的诬告。据宣布苏联大使已奉召回莫斯科商议，他是在6月27日在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和三名低级官员陪同下回莫斯科的。尽管由于审判而关系紧张，但是土耳其政府还是继续严守中立，英美大使（美国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在1941年底以前一直是驻莫斯科大使）也尽了很大努力促使土苏和解。7月1日，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同一天，伊诺努总统的一个私人朋友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7月8日，土耳其总理突然逝世，萨拉若卢随即就任总理，并于8月13日将外交部职务移交给梅内门吉奥卢。8月26日和27日，冯·巴本同新总理和新外长进行了土耳其政府更动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他报告说，他们向他保证，“作为土耳其人，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俄国被摧毁”。他还极力主张德国对于苏联的二千多万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不仅应把他们置于德国行政和警察的管理之下，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政府；但是与此同时，总理重申土耳其保持绝对中立是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害怕给俄国人找到借口来消灭他们那里的土耳其族人，（他说）俄国人最近将波斯阿塞拜疆表示亲土的人民杀害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危及土耳其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失败已在眼前，它将会导致英国求和。
可是到了9月份，战争的进程迫使那些曾预言斯大林格勒将陷落而德国将占领整个高加索的土耳其作者不得不改变调子。到了9月22日，甚至给亲德报纸《共和国报》写每日战争评论而且认为德国最高统帅一贯正确的那位退役的将军许斯尼·埃米尔·埃尔基莱特也不得不注意到德国人的前途非常暗淡，除非他们能在入冬之前击破俄国人的抵抗；美国的参战已使同盟国的战争潜力改观，轴心国除了从东线的泥坑中拔足出来外，别无他法。但是土耳其报纸在10月份获悉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乔治·伦纳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地理政治学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拒不给俄国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表示遗憾，并且建议，作为将卡累利阿归还芬兰的交换条件，苏联应得到黑海迄至海峡为止的欧洲整个沿海地区。所有土耳其报纸当然非常愤怒，尽管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明在美国有出版自由，并说伦纳的观点并不反映国务院的观点，但反俄报纸则声称它们怀疑俄国的盟国已同意俄国的战略边界要求。当所有土耳其报纸都责备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断言战后和平有赖于大国继续合作的言论时，土耳其的态度也就再次表明了。艾登曾否认有大国独裁的任何打算，还说：
其他国家，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只要它们愿意尽其力量，我相信它们会获得经过如此之久的斗争和牺牲所争取的独立的。诚然，如果我们要在欧洲创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就应该恢复其他这些国家的独立，这是必要的。
然而，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内克梅丁·萨达克写道，过去除德国以外，还有其他侵略国家，而今怎能保证它们不再从事侵略呢？倘若帝国主义政府“在英国或俄国”掌权，有什么共同利益会使美、英、俄在战后结合在一起呢？它们的同盟已出现分裂，而且谁也不知道俄国的意向如何。一个月后，亚尔钦在答复《意大利人民报》的一篇文章时，又提到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断言苏联战胜德国后，首先遭殃的将是英美两国。他宣称他相信俄国已经放弃以前的世界革命计划；但是如果它又起野心，那么全世界会联合起来，象反对轴心国那样对付它。英美抵制纳粹统治作了如此的牺牲，不是为了今天协助建立“布尔什维克”霸权，“倘若认为英美没有考虑到这种危险，那未免太天真了”。
几周来，据报道，英美驻土大使正在努力促使土苏和解。苏联大使是在对两个俄国人被控谋害冯·巴本而被判刑之后在6月份被召回莫斯科的，1942年11月初对这两人批转复审后他返回安卡拉。1943年2月6日，他为土耳其总理和两位盟国大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在此期间，丘吉尔将他同土耳其领导人（1月30至31日）在阿达纳的会谈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于2月6日指出他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并补充说：
我不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是如何考虑把它对苏联和英国的条约义务同它对德国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的。不过，如果土耳其愿意使它同苏联的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一些的话，就让它这样说吧。如果是这样，苏联将愿意同土耳其妥协。
后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
2月13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苏联驻安卡拉大使，土耳其政府愿就改善苏土关系与苏联政府开始谈判。苏联政府通过它驻安卡拉大使答复说，它欢迎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愿望，并表示愿意开始进行这种谈判。
土耳其驻苏联大使休假数周后于20日返任；但在25日，土耳其特别法庭对两个被控谋害冯·巴本的俄国人维持原判；同时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对波兰东部边境问题发生了公开争执，土耳其政论家对苏联的战后态度又产生了恐惧。当美苏间发生分歧的迹象（斯坦德利事件和亨利·华莱士的一些言语）以及《泰晤士报》社论中关于俄国战后战略边界可能置于奥得河的意见使亚尔钦烦恼不安的时候，他的同行，土耳其报界的一位宿将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着重指出俄国对外政策的明显改变。苏联在二十年前，曾支持土耳其和波斯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而今则是自私自利，对邻国领土垂涎三尺。英国保守党的喉舌《泰晤士报》，过去曾“怂恿”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今竟又建议俄国在东欧建立一种封建统治，这是值得注意的。亚尔曼接着又指责丘吉尔在3月21日的广播中谈论的欧洲会议的设想。他抱怨说，这是要在未来的欧洲排斥美国和摒弃《大西洋宪章》的理想，而代之以同俄国合谋，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展望德国失败的后果而忐忑不安的土耳其政论家，如今鼓吹战后所有巴尔干国家完全独立，并在一项新的巴尔干半岛协约的基础上结成同盟，新的协约除了战前协约的成员国外，将包括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还将包括匈牙利。他们的论点是，这些国家独木难支，但结成同盟，就可以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分割，不管它来自苏联、德国或意大利，而维护它们的独立。丘吉尔渴望说服土耳其或者直接参战，或者让同盟国使用英国曾为土耳其开辟的机场：他希望这样就可使同盟国很快地控制爱琴海和黑海，并开辟一条直接通往俄国的供应线。可是，美国军事顾问们反对在东地中海承担新的义务；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暗示没有反应，因为他们对德国空军1941年的毁灭贝尔格莱德心有余悸，唯恐重演于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铁路或是他们的主要能源基地宗古尔达克煤田。土耳其人也害怕从保加利亚陆路袭击海峡，尽管很难断言这是不是一次严重的冒险。
早在9月，苏联当局就曾通过“非官方的”《战争与工人阶级》对土耳其突然进行了万炮齐轰的谴责，后来且由《消息报》予以转载：
土耳其的中立变得对德国越来越有利，越来越有必要，因为土耳其保障了德军在巴尔干侧翼的安全，使德国人在那里仍旧只需保持极有限的兵力而将绝大部分部队集中在苏德战线。……
苏联边境的小国联盟将会对苏联干坏事，但不论怎样，经验证明在一场危机中它们是幸存不了的。小协约国对于捷克在它同希特勒的斗争中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巴尔干协约国则在欧洲战争中站到敌对的一方去了；中立的土耳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没有履行其义务，且在德国进攻苏联前数天签订了1941年6月的土德条约。
土耳其报纸有勇气予以反击。亚尔钦直截了当地指出，确定土耳其在1940…1941年为非交战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乃是苏联通过1939年8月的条约同德国搞联合。他评论说，关于苏联政府反对同盟国远征巴尔干半岛的建议的报道表示他们已视半岛为自己的利益范围。这种政策如被容忍下去，不但会危及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国家，而且终于会使英国从地中海撤走，从中东撤走，最后并从印度撤走。同时，半官方刊物《民族报》对盎格鲁撒克逊族列强表示高度热诚，说应由它们按《大西洋宪章》原则建立和平新秩序，这是那些力图扩张领土的国家或那些将其社会制度强加于邻国的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
1943年10月19日美、俄、英外长莫斯科会议召开时，莫洛托夫提议，应该立即要求土耳其参战，作为缩短战争的一种措施；后来他还说明这个要求是不容置辩的，“也就是说，是个命令”。对此，艾登答称英国已在装备土耳其，使它能在战争中起作用；但是如果它遭到严重挫败，英美军队应从其他战线撤回予以援助。赫尔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军事问题，转送罗斯福总统请示，并于28日答复莫洛托夫：盟国为了准备从英吉利海峡跨海进军，支持意大利战线的攻势，资源已感紧张；作为替换的办法，他提议应要求土耳其提供空军基地和运输方便。英国人希望立刻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以供战斗机掩护处境危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勒罗斯之用（德国的空军优势在10月初就已将他们逐出科斯岛），丘吉尔也希望土耳其允许英国潜艇和商船通过海峡。莫洛托夫起先认为这些建议太温和而加以反对，坚持他们应强迫土耳其宣战，但终于在11月1日获得妥协，达成协议，当由艾登提出要求，立即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然后再由英国和苏联会同“建议”土耳其在年底前参战。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仍主张把土耳其拖进战争，“如有必要，可以扭着它的脖子”；但是他对土耳其的自愿参战没有信心，又反对英美从任何方面分散准备在西欧发动进攻的资源。由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讨厌“纠缠在巴尔干半岛脱不出身来”的前景，而哈里·霍普金斯则至少同他的总统一样，一心想博得苏联统治者们的信任，不希望引起他们怀疑在东欧有竞争行动，因此，罗斯福支持斯大林的论点，使丘吉尔非常恼火。而俄国人对土耳其的参战问题也就不再怎么感兴趣了。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和伊诺努总统会谈时（1943年12月4…6日），本应代表苏联出席的维辛斯基，正在意大利前线进行访问，直到会谈结束之后，才来开罗，而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虽在开罗，也未参加会谈。
1944年初，英土军事谈判陷入僵局，接着，先是同盟国停止对土耳其的武器交货，再是英美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它停止向德国出口铬矿石及其他战略物资。在这新的孤立形势下，土耳其报纸对苏联采取了较为和解的态度，《晚报》厚着脸皮说，苏联正如此专心致志于击败德国，对自己的力量具有如此的信心，因此毋需为了把别国拖入战争而“徒费唇舌”；如果盎格鲁撒克逊族列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它们自己应该开辟第二战线。5月中旬，据宣布，土耳其警察查获一个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秘密组织。通告宣称，它是在1940年成立的，亲纳粹倾向极为强烈，反对民主，不能宽容少数民族，尤其是它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在外国领土内讲土耳其语的人民统一在土耳其的领导下”。5月18日，伊斯坦布尔宣布戒严，第二天，总统在五万人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苏联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斗争时期对它的友好态度。他说，土耳其并没有民族统一主义的野心，但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设想出一套理论，它会使土耳其同邻国发生纠纷。政府将严厉处理这些“没有头脑而肆无忌惮”的人，对于这些人，不禁要问，他们是受了国外的指使呢，还是在蓄意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数以百计的嫌疑犯遭到逮捕，声名狼藉的亲德的退伍将军埃尔基莱特也在其内，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可以设想，在同一个月内，土耳其政府向苏联建议订立加强两国政治合作的协定，其中应包括保证巴尔干半岛的安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但苏联政府答称，对土耳其来说，签订这种协定的唯一方法是参战，《消息报》的一篇文章讽刺挖苦土耳其对泛土耳其主义运动采取的措施：
一个威胁土耳其安全的运动竟能继续活动如此之久，令人诧异。好些月来，书籍和报刊也竟可传播种族主义的毒素。这个组织虽然不过是德国谍报机构的一个部门，却在许多城镇有其分支机构。它在教育单位收罗代理人。当《黎明报》指出这个运动的危害性时，还曾有几家报纸出面为它袒护。《消息报》希望土耳其公众舆论会从这些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这个组织的头子们已经被捕，土耳其舆论会对这个组织的种种活动没有及早采取断然措施表示后悔，《祖国报》对这些活动曾经指出，其“卑鄙无耻，是难以想象有甚于此者，它将矛头指向土耳其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安全”。
6月28日，莫洛托夫抱怨说，英国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而未考虑土耳其参战，而且还通知他请苏联予以支持，这是不符合莫斯科会议决定的。苏联政府在7月10日的备忘录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态度，并将最近两个月来苏土外交往来情况通知了美国政府（可能也通知了英国政府）。7月22日，当土耳其政府终于“鼓足勇气”的时候，美国政府知照苏联政府：他们料想土耳其采取紧急行动之后，就将参战，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英美对土耳其的要求削弱了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协议的政策。然而苏联在7月27日答称，他们认为土耳其所拟采取的行动为时已晚，殊难令人满意，再说，讨论折衷办法也无意义，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土耳其政府自行其是。于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奉政府指示提出，土耳其问题由英、苏、美三国开诚布公进行讨论是恰当的。但在30日，他汇报说，维辛斯基对这建议的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所以他的意见是任何进一步的作法应从缓进行。果然不出他所料，谈判结果，有关和平解决问题，苏联对土耳其并不承担义务，今后英美同土耳其进行接触，它将置身事外，从而一笔勾销了莫斯科会议上它所承担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这两个强国共同行动的义务。
保加利亚于1944年9月9日投降红军时，土耳其由于对德断绝外交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消逝而已经放松了的灯火管制突然加强起来。这一行动引起了莫斯科冷嘲热讽的评论。对此，亚尔钦指出，苏联报纸和电台的攻势使人感到俄国是在策划对土耳其采取行动。在土耳其，没有常识的人认为俄国在巴尔干的事干完之后会对伊斯坦布尔和海峡提出要求，但他深信西方同盟国不会容忍俄国在那个地区获得统治地位，因为它不可能到了海峡就到此为止。占领了这些地方会使它向爱琴海、地中海、埃及乃至印度前进；但还没有迹象表明俄国有任何征服全球的打算。为了消除这些忧虑，亚尔钦和其他作者大谈特谈土耳其和西方同盟国的关系。在一篇题为“同英国结盟政策的胜利”的社论里，亚尔钦宣称，结盟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以长远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不论前景如何变幻莫测，它对未来是最强有力的保障。半官方报纸《民族报》庆祝缔结同盟六周年，更是热诚亲切，非同寻常。在第三次莫斯科会议时期（10月9日到10月20日），亚尔钦终于把他对建立一个巴尔干中立集团的希望隐藏起来，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欢迎《泰晤士报》以“展望巴尔干”为题的社论中提出的建议：
英国对这个地区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保障我们在东地中海和整个中东交通运输的安全，而其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友好的希腊和土耳其作为和平腹地。而苏联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保障它本国边境的安全，为了力图保证这一点，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设法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纳入苏联的安全系统。这种政策，并无不当，而且对本国、美国或其他更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也确实没有什么引起惊慌的必要。
英国在希腊大陆登陆以及10月14日雅典的解放，在土耳其受到热烈欢迎。亚尔钦一如既往，充满着进取精神，写道：一俟希腊政府能恢复行使职权，土希关系必须立即改善，以便跟上战后形势的发展。两国必须紧密团结，集中使用两国军事力量，因为希腊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它们在政治上应该休戚相关，成败与共。11月21日，土耳其报纸因雅典在广播中宣布，土耳其政府知照希腊政府，土耳其业已放弃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任何要求，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在12月初，希腊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爆发，剧起了土耳其新的优虑。1945年1月18日，丘吉尔就希腊局势对下院发表声明，亚尔钦评论说，要是没有英国的干预，希腊的“托洛茨基分子”势必为在巴尔干组织一个斯拉夫集团铺平道路，势必要使土耳其脱离它和英国的同盟而陷于孤立。英国毅然决然的行动，不但拯救了中东，而且还拯救了全世界，使它们幸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谈到沃尔特·西特林爵士曾在雅典看到的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时，亚尔钦声称，犯有这些屠杀罪行的人，就是那些力图在巴尔干搞斯拉夫集团的人的同伙；将巴尔干半岛置于这种人的手掌之中，无异于把它变成一个屠宰场。
在苏联政府奉行同纳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期间，莫洛托夫，如前所述，曾利用英国海军也许会在黑海进攻俄国的可能，提出了控制海峡的要求；但是一经德国蹂躏巴尔干半岛并进攻苏联之后，那是由于轴心国利用海峡而促使苏联政府对土耳其政府一再提出要求了。因此，1945年2月10日，在雅尔塔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海峡问题，宣称这次战争已使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失效，应予修订，以便去除土耳其“卡住俄国脖子的那只手”，而无损于土耳其的合法权益；他还提出三位外长可在下次会议考虑这个问题。据丘吉尔回忆，斯大林早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就曾向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英国同意外长们应该讨论蒙特勒公约的修订问题，以便作为一个黑海大国的俄国去除土耳其对其狭窄出口的控制而不仰人鼻息，但土耳其人应该得到对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对于这些意见，罗斯福表示赞同。
2月23日，土耳其议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关于遵守雅尔塔“三大国”会议的决议，因为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才能参加旧金山会议，可是这一决定为时太晚，已丝毫不能改变苏联对土耳其的态度。3月5日，苏联电台土耳其语对外广播指出，虽然土耳其在对轴心国慷慨援助到底之后，参加了同盟国，但土耳其的法官还在对一百三十五名“民主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这些人曾从事于反击法西斯主义者及其仆从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罪恶势力；其中有一名被告是个土耳其的女作家，她的唯一罪名是一贯反对土耳其反动派替纳粹利益效劳。广播接着指出，关于对泛土耳其主义者的审判，完全是个骗局；因为正是那些力图迫害“民主主义者”的反动派在保护他们。早在2月27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大会副主席摩西·皮亚德在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报纸《战斗报》的一篇社论里就曾写道，土耳其宣战这一行动“可以称为投机取巧和敲诈勒索。……战时援助德国，大发黄金财，然后想在同盟国会议桌上占一席而索取酬报——这就是土耳其宣战的全部用意所在。”亚尔钦在反驳中答称：并不是整个南斯拉夫都持这种敌对态度，因为铁托的运动根本不代表整个南斯拉夫人民。他随即受到《战争与工人阶级》的严厉谴责。
原在1925年签订而于1935年延长十年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应于1945年11月7日满期，但在期满前六个月如未经宣布无效，即作为自动延长。3月19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一份照会声称，“由于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深刻变化，这项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作重大修改。”土耳其大使被召回安卡拉商议。4月4日，土耳其政府复照答称，他们“准备郑重和善意地研究苏联政府提出签订一项更符合两国目前利益的条约的任何建议”。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攻击和土耳其的反驳实际上已暂告停止；亚尔钦作为土耳其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去旧金山途中从开罗来信说，俄国人对土耳其领土并无野心，也无反对英土联盟的企图。如果俄国愿意，土耳其准备根据蒙特勒公约的精神同它讨论海峡制度问题，并订立新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俄国不要求土耳其牺牲其本国利益，土耳其愿向它伸出无限友情之手。
于是，欧洲战争结束时给土耳其留下了极其严重而有待解决的外交问题。巴尔干半岛各国、近东各国、埃及、伊拉克和波斯都曾经历过战争和外国驻军之苦，而土耳其除了外交压力和经济困难外，并不体会到有更甚于此者。它的不介入政策之所以被促成，是由于它不愿危害凯末尔主义革命所创始的经济改组的成果，也不愿看到东南欧受德国或俄国的统治。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政策对同盟国，尤其是对英国所帮的忙大大超过对轴心国的帮助；但是它使土耳其受到苏联的刻骨仇恨，不但因为苏联遭难惨重，而且由于作为其行动指导的唯一依据是集团利己主义，使它的政治家们对于任何其他“阶级”或国家的动机或行动不会有丝毫同情。1945年只过了几个星期，土耳其就领教了苏联认为它的中立所应付的代价。
第二章 波斯
“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国人民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约·斯大林，1941年11月6日的演说）
纵使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声明，苏联在1941年8月将波斯北部诸省置于其军事占领之下时，它的政策显然是要把这些省份当作同波斯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自治区域来对待，苏联代表象征服者那样，只顾俄国一家的利益，给这些省份对波斯政府的经济关系作出规定；苏占区通常是一个有余粮外运的地区，其经济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而苏联代表对其盟国占领地区粮食匾乏的苦境却无动于衷。他们把波斯军队排斥在阿塞拜疆之外，在1942年5月25日以前，甚至不许波斯军队回到省会大不里士；在西阿塞拜疆，他们占领时就解除了波斯宪兵和警察的武装，接着又不准波斯军队进入加兹温…德黑兰…马什哈德线以北。他们在大不里士城中塞满了主要是从苏联阿塞拜疆调来的政治官员，人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同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先从文化上，然后从政治上合二为一。他们禁止大不里士拥护波斯政府的报纸发行，据信早在1942年，他们就已在鼓励一批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扎里语）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主张同波斯分离的。他们对雷扎耶湖（原名乌尔米亚湖）西面和南面曾受国王礼萨无情压制的库尔德族酋长的自治愿望也给以某种鼓励，并曾一度组织其中若干人去巴库进行“文化”访问。1942年1月29日英…苏…波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政府接受其驻德黑兰公使馆的建议，根据有关对苏联政府支持波斯北部分裂主义的指责，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硬要求；但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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