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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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他们的遗缺，因为凡是俄国当局不能接受的人员是不准前往有关地区赴任的。同时，地方官员的权威则因俄国官员和军事当局的横加干涉而遭到破坏；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或遭放逐或受恫吓而恐惧。人民党的地方组织……或其所属工会将开始取得权力，并使当地居民陷于恐怖之中，凡反对该党或拒不参加该党的都要受到处罚，被剥夺掉谋生之道。它的队伍将予扩大，冒险家、非波斯籍分子以及1941年盟国入侵以来在北部边境已失控制的情况下来自外高加索的移民都得参加进来。俄国军队在人民党收拾他们的对手时将袖手旁观。最后，那里就会爆发民间骚乱，波斯政府要想给那里的宪兵或地方部队增援（由于俄国当局拒不准许增援或补充，兵力早已不足），会遭到拒绝，部队或宪兵到达俄占区“边境”的时候，会被俄国军事当局赶回来。如果中央政府对事态发展表现出任何要进行抵抗的倾向，就会立即受到人民党的报纸以及与该党结盟的报纸加以攻击，被指责为法西斯和反动逆流；而俄国报纸和莫斯科电台将把这些报纸说成是“波斯人民的报纸”而随意引用。大体上说来，这就是……过去十八个月中这个国家的俄占区内事态发展的总趋势。
　　这种行为不过是1914年以前沙皇在波斯北部所用方法的翻版，对此，一位英国的总督和历史学家写道：
　　假如俄国继续通过保护霍腊散的富有的地主和商人，通过从它在阿塞拜疆的“臣民”那里征收应归波斯政府所有的税款，通过行使高压手段而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购买阿斯特拉巴德省的村庄并引入俄国臣民去耕作经营，以及使用其他种种恶毒的方式，对波斯的北部进行蚕食兼并，那么用不着再过一个世代，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其独立。
　　摩根·菲利普斯·普赖斯（日后成为极少的几个对中东具有专门知识的工党议员之一）曾于1912年底首次访问阿塞拜疆，他当时所见，酷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的情况：
　　库图的辛库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库尔德族酋长之一……，经常接待俄国政治特务的访问，终于接受了一个俄罗斯高加索团的名誉军衔。第二天，在我离开这些库尔德人营地的时候，从高加索到达了一车队军火，显然，辛库的这些秘密人物一直在接受来自国境以北某一来源的钱财，以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住在马库汗的一个亲戚波斯霍伊总督的宅邸里。一天早晨，我在总督调拨的两名宪兵随同下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给一队俄国哥萨克巡逻兵逮捕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我在处于“俄国戒严令”之下的一个波斯城镇拍了照片。我的两名波斯宪兵乖乖地溜掉了，我却在军事逮捕下被押送到霍伊城以南两英里的一个地方。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觉这里是一座俄国大兵营，至少结集有两千名士兵，装备齐全。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国的军事力量已深入土耳其…波斯边境射程之内的阿塞拜疆了。……我从俄国军营归来后，不用说，那位波斯总督是政躬违和，不能见我，我也得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部分阿塞拜疆的政府……不在波斯政府手中。……俄国悄悄地占领了一片波斯领土，神不知鬼不觉。认识一下俄国才弄到手的这块地盘的巨大战略价值是重要的。这样它就能从两个方面而不是单从一个方面来攻击土耳其的东部领地了。在英国，人们显然认为俄国的驻军已于1912年10月从阿塞拜疆撤回高加索。然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那些部队并没有撤回到高加索，而是从大不里士和阿尔德比勒转移到了土耳其…波斯边境。……
　　在大不里士，我所见到的局势足以说明俄国势力的影响。最近被任命为阿塞拜疆总督的“西帕达尔”已经就职，但在他到达大不里士时，发现总督府已为高加索的哥萨克所占据，这些人既不迁让也不交出钥匙。……在大不里士，民族主义者常务领导人一个也没有了，他们不是遭到杀害就是被放逐。
　　很明显，自从沙皇时代以来，唯一的重大变化是，当年的俄国人爱好同“反动分子”打交道，如今打交道的则是“进步分子”、“开明知识分子”、“自由阵线”以及对工人阶级“忠心耿耿”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等等。
　　因而，到战争结束时，波斯面临的国际形势（由于有产阶级政府长期以来管理无方而愈益恶化）呈现出的景象，同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几个月的那种局面颇有几分相象，同中国在1945年以后的那种局面（更加）相象了。如把俄国人的行为单纯地或主要地归之于因为得不到它所想要的石油开采特许权而感到失望，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卡夫塔拉兹为那个目的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策划得多么笨拙。早在1944年秋以前，俄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以及在波斯南部有可能的地方都一直在建立人民党，表明他们的用心远不是仅仅为了得到石油开采特许权而已。不需要作这样的假设，而且事情也未必如此：政治局在1945年夏季以前就断定人民党已不能取得所指望的进展，因而决意在北部直接动手。自从欧洲解放以来，对于欧洲事态发展的观察或许早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甚至就是在德国崩溃后的混乱局面中，共产党只有在得到武装力量支持的地方（南斯拉夫有共产党游击队，其他地方有红军）才能取得政权。所以，当他们下定决心在北部自己的地区立即采取直接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继续鼓励人民党在波斯的其他地区担负起一支共产党先锋队“在化外之域”所起的典型的渗透和破坏作用。米尔斯波在1946年的判断是合理的：
　　苏联政府显然会希望对这个通向波斯湾的整个国家进行相当彻底和惟我独尊的统治；但俄国人更为具体而直接的目标则是在北部，着眼于把波斯的那一部分变为俄国的经济禁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苏联要求北部实行“自治”，他们也要求在德黑兰有一个“友好”政府。他们所说的“友好”政府就是对莫斯科唯命是听的政府。……
　　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苏联政府对波斯有一个稳定或良好的政府是不感兴趣的。……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被收买的、会上当的或经不起恐吓的那种政府；但当这个政府成为一个亲苏的卖国政府之后，北部地区很快就会恢复秩序。
　　俄国人推行这一侵略政策时，由于英、美政府保持沉默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两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要使中立国家、敌人以及国内的自由派舆论（不是最不受重视的）相信，两国政府和苏联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干扰。
　　英国人装聋作哑，而且，几乎是执迷不悟地一味强调＇伦乔夫斯基写道＇盟国之间一切都相安无事，这只能对伊朗的舆论产生一种影响，使它深信英国准备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它同俄国的调和。单单这一点就已使英国的声望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英国宣传保持克制和被动防御，伊朗人也就断定英国显然处于软弱的地位，因而是不能充分信赖的。
　　但是，他发现“英国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在占领一开始就完全明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美国政府对于维护伊朗的政治稳定具有的利害关系也不亚于英国政府。因而，如果美国正视它的世界责任，其外交理应对这些基本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可是，事实却不尽然。英国人担负着维护西方威望和驳斥共产党宣传的重任。英国人不得不以其远为微弱的资源，建立他们自己的新闻机构，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执行许多类似的任务。美国人没有一个公开的联系机关，去协助英国消除那些对于西方真实意图的团团疑云，这些怀疑是英国的政策由于它的帝国主义的往事而必然会产生的。一个设想周到、组织有方的美国宣传机构，本可在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方面作出大量贡献。它本可在英国人需要支持的那些主要问题上加以支持，并在其他方面纠正其缺点。
　　相反，罗斯福1943年派往波斯的特使爱尔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却“批评英国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而罗斯福在1944年1月12日又以偏于轻率的乐观态度写信给科德尔·赫尔说，他为了“一个念头而怦然心动，就是把伊朗作为一个榜样，表明我们可以凭借无私的美国政策而能做出些什么”。
　　美国的政策颇为消极的性质，终于鼓励了苏联的单方面行动。因为它使得俄国人相信，真正反对他们的计谋的，只会来自厌战的英国。可以说，美国世界政策的典型剧本在伊朗改写成了它的缩影本：首先，根本上不愿瞻望将来，不愿卷入国外纠纷中去；其次，由于这一态度，也就无意之中鼓励了潜在的敌人；最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是行动的时候了。与此同时，由于因循苟且，危险已经变得更为严重，要化险为夷就得作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和埃塞俄比亚
　　布尔什维克由于英国在干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它进行的反击，首先关心的是同他们本身接壤的国家，包括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但到二十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使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1924年，给共产国际活动打掩护的商业机构苏英贸易协会在埃及设立分会，由拉察尔·格勒泽尔主持，但不久他被英…埃警察驱逐出境。该协会接着又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设立分会，其管理人爱德华·戈尔茨曼在六个月后也被驱逐。此后，有一家俄土有限公司在埃及开张，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设立分公司；总经理伊格纳兹·谢麦纽克持有美国护照，因而在埃及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他一面亏本出售干酪，一面设法宣传共产主义，几达三年之久。1927年。苏联政府同埃及政府就购买大批剩余棉花开始谈判，并为此而在亚历山大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纺织品进口公司。不过从后来获得的文件中证明，该公司经理阿列克赛·瓦西利耶夫在担任苏联驻蒙古大使期间，曾组织过一次叛乱，他和他的助手胡戈·鲁道夫被派到埃及来，是专门为了在中东建立一个宣传中心。鲁道夫的兄弟是苏联商船公司伊斯坦布尔代理处的负责人，他凭着立陶宛的护照进入埃及，携有立陶宛驻罗马公使馆出具的证明，说他是个希望研究绘画的艺术家。这两个特务的信件证明，他们通过苏联商船公司驶往亚历山大的船的船长们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通信。由于上述情况的暴露，他们于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埃及的纺织品进口公司关闭了，另以苏联商务办事处的名义设立了一个正式的贸易代表机构；但在1932年8月，长期以来对俄国的手法感到不满的埃及当局，要求商务专员福尔别耶夫离开埃及并关闭其办事处。
　　1924年，一个穆斯林特务阿卜德·卡里姆·哈基穆伍·卡扎尼出任苏联驻汉志国王侯赛因宫廷的总领事；但在1925年伊本·沙特推翻哈希姆王朝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的国家。哈基穆伍不久就以麦加的港口吉达为基地，同很多穆斯林国家中心怀不满的分子接触，并利用阿拉伯商人和往麦加朝圣的印度尼西亚人把影响扩大到整个红海流域，且远达荷属东印度。根据他的建议，1927年，俄国船开始定期航行，运载朝圣旅客，还以半价推销俄国货物。同年还在吉达的苏联领事馆中开设俄土有限公司分公司，但其经理别尔金不久就被伊本·沙特逐走。1928年，前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阿斯塔霍夫和充当他助手的别尔金一起被派往也门。11月1日阿斯塔霍夫同伊玛目叶海亚缔结了一项贸易协定，后者对亚丁的英国人和伊本·沙特都是疑神疑鬼的。哈基穆伍被任命为驻萨那的商务代表，他在吉达的职务由另一个穆斯林、莫斯科东方研究科学协会负责人之一纳德希尔·图拉库洛夫接替。同时，一艘俄国船抵达波斯湾，在摩西·阿克塞尔罗德主持下举办了一个苏联产品展览会，他在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开设了一家俄波进出口公司。据说，阿斯塔霍夫还派遣两个代理人去埃塞俄比亚，使1927年摄政公爵塔法里（后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同苏联驻雅典商务代表之间的会晤继续进行下去，那位商务代表曾建议派遣俄国工程师、医生和农业专家去埃塞俄比亚并支持其外交政策，而以互换外交代表为条件，但未能如愿。1930年，苏联显然受到圣约翰·菲尔比在报上鼓吹英国应把它在吉达的代表机构升格为公使馆一事的启发，抢先行动，因而为其公使取得驻伊本·沙特宫廷的外交使团首领的地位。
　　希特勒的兴起以及苏联政府随即采取的“人民阵线”政策，使共产国际在中东的活动减少到最低程度。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1934年在伊拉克设立的苏联商务代表团对“民粹派”的鼓励达到了何等程度，这一派人在1936年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中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在该派的左翼人士中，有“鼓吹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卜德·卡迪尔·伊斯梅尔；有显然是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阿卜德·法塔赫·易卜拉欣；还有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深受该院的公开的社会主义倾向影响”的穆罕默德·哈迪德。一位伊拉克共产党员狂热地写文章拥护这个通过政变掌权的政府，他宣称：政府赞成把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民粹派、工人和农民都结合在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之中；它已经在采取措施镇压“反动派”；它铭记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以及欧洲一切“民主进步”人士的同情。可是，进行改革的尝试却引起了地主和部族酋长的“顽强反抗”。政府同民粹派割断联系，转而依靠军队里巴克尔·西德基一派势力的支持；当西德基于1937年8月11日遭到暗杀时，政府没有其他抉择，只得辞职。
　　这一届政府在其短短的生命中于1937年7月4日同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缔结了萨达巴德互不侵犯公约。这项公约草拟就绪已近两年，其目的是组成一个有足够力量反抗大国干涉的区域性集团，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对地中海野心勃勃的法西斯意大利，还是来自英国和俄国在中东的传统的角逐。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扩张政策促成这一公约的作用当然只字不提，但也指出苏联原先对于公约的热心在其谈判过程中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它怀疑波斯的黑海贸易从此以后也许要取道土耳其的特拉布松，而不愿取道苏联。它还担心英国可能通过伊拉克对四个缔约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他还说，人们普遍感到，土耳其会成为老大哥，而由于俄国仗恃它在十五年前曾对阿塔图克的支持，英国则在最近已经发现安卡拉对政治、经济合作的主张更具好感，所以这两个大国最终都认为，这项公约对于它们各自在中东的利益有利而无弊。
　　可是，“1937年，苏联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这种‘清洗’把这个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大国变为‘一空二白’的未知数。”由于苏联的这种“自暴自弃”，同样也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软弱无力，纳粹德国的侵略势力遂得扩张到这个暴露出来的权力真空中去。德国在政治舞台上称霸自然而然地进一步促进了苏联和英国在中东的缓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于苏联在1938年关闭其驻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公使馆的决定，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它归于这个原因，这些使馆的主要目的是在搞颠覆活动，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所以，意味深长的是，苏联政府在执行其政策的下一阶段，即同德国缔约的阶段，对埃及新组成的民族主义的阿里·马希尔政府，承诺不在埃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作为1939年8月21日取得埃及外交承认的代价。上届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政府虽渴望向苏联重新出售埃及剩余棉花，但由于它对苏联过去的颠覆活动，事隔不到十年，记忆犹新，因而不愿让步。苏联政治局所希望的无疑是为了恢复其积极颠覆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充分利用它在开罗的这个新的立足点；但埃及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遵守了英埃条约的条款，没有同苏联互换外交代表。
　　1940年底，极端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吉拉尼首相的兄弟、伊拉克驻土耳其公使一再向苏联大使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他建议，苏联政府应同时宣布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这无疑是指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而言。苏联政府这时还不打算跑得这样远；可是在不符宪法的拉希德·阿里的新政府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敌对行动之后，他的兄弟于1941年5月3日重新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而不附带先前的条件。此时，苏联政府接受了建议，但在互换代表之前，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已告失败，巴格达又成立了一个亲英政府。
　　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并没有立即使埃及的侯赛因·西里政府象西方很多人士那样相信克里姆林宫的寡头统治者心中有了基本的改变。李维诺夫1941年11月19日赴美就任苏联大使途中，埃及政府不许他在开罗着陆，而当英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不得不临时编造出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要他改乘一架飞机时，还造成了一次“事件”。埃及上层政界人士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在多大程度上是目前由于他们认为德国可能取得胜利而不愿自己受累；那就只能听凭猜测了。可是，1942年1月，俄国已入冬令，迫使德国进军停顿，红军发动反攻取得胜利，英国又从轴心国手中暂时收复了昔兰尼加，据说埃及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曾于此时要求政府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据了解，纳哈斯掌权之后，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了。1942年4月，埃及外交官从俄国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席了俄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庆祝斯大林寿辰的招待会，还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供应埃及极其需要的五万吨化学肥料，以换取埃及日益积压的、销售不出的剩余棉花。埃及报纸由于怀疑苏联是否能顶得住德国1942年的攻势，对它的态度一直不明朗；但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却赢得了热情的赞扬，9月27日，政府机关报《华夫脱…埃及人报》对斯大林格勒之战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发表如下评论：
　　不仅仅因为斯大林格勒是他们的一块国土，也不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它具有多大的军事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神圣的象征……在某种制度的基础上把俄罗斯民族凝结起来的领导的神圣。
　　可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被新闻检查官全部删掉；两天之后。同一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的社论，哀叹埃及受到了“包括放肆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在内”的新的社会思潮的污染。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的解散为5月31日埃及对苏联的承认扫清了道路，其条件为：两国互不干涉内政，苏联政府不再进行任何宣传去鼓励共产主义的传播或危害埃及的现政权。8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途经埃及时，拜会了纳哈斯，埃及外交部宣布，从这一天起就可以认为两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了。10月15日，尼古拉·诺维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开罗公使，并于11月24日到任。阿卜德·拉赫曼·索尔坦诺夫被任命为驻开罗公使馆一等秘书这件事，恢复了苏联派遣信得过的穆斯林作为它驻穆斯林国家外交代表的惯例；索尔坦诺夫去开罗清真寺参加祈祷，很得埃及报纸的好评。
　　1942年12月，近东国家积极亲苏的势力包括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反法西斯联盟以及新成立的苏联之友协会，该协会在首次集会时就阐明其宗旨是：为反对殖民化和地方势力的寡头政治而斗争。1943年，戴高乐既受罗斯福的冷遇，又同丘吉尔疏远，乃转而谋求斯大林的支持。近东国家的法国人所允许的亲苏集会中，据报道有一次是在贝鲁特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的会堂里举行的，会堂的墙上交替挂着锤子镰刀旗、洛林十字旗和贞德的画像；在法国人逮捕黎巴嫩内阁的晚上（1943年11月10…11日），整个贝鲁特到处并排张贴着斯大林和戴高乐的画像。共产党对这场政治危机的态度在伦敦的《工人日报》上充分反映出来。1943年11月12日，该报外交记者说，“英国和美国最反动的分子正在蓄意设法使法国左翼政党为难”，第二天又说“反动分子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混水摸鱼”。14日，轮到合作党的机关刊物《雷诺新闻》周刊了，它（通过该刊记者戴维·雷蒙德）指出，“美国的反动分子……为了在中东树立势力范围”而进行“煽动”是黎巴嫩危机的“阴险的背景”，“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加以利用”。15日星期一，《工人日报》的编辑一开头就引用了《圣路加福音》第4章第42节，攻击外交部对危机所持的态度，他无疑认为他的读者们在前一天参加了礼拜，思想上是正好合拍的。11月16日，又由《工人日报》的沃尔特·霍姆斯谴责《每日快报》和《新闻纪事报》批评法国对危机的处理是“给纳粹帮忙”。当缓和终于实现之时，D·G·沃尔顿在11月23日的《工人日报》写道，由于“人民自由运动”的结果，一个独立的阿拉伯联邦的观念已经传布，其中已经产生“一个极端腐朽的反动阴谋的核心”，企图把英国目前在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享有的势力扩大到整个地区，最后一句话则要仰仗通常以“弗兰克·皮凯恩”为笔名在《工人日报》写文章的克劳德·科伯恩来说了，他在25日公然宣称，英国和开罗的“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英国官员”，“厌恶”贾德鲁所作的让步，他们“下定决心不让他们在过去十天中如此热切地煽动起来的火焰熄灭下去”。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叙利亚和黎巴嫩旗开得胜，取得了事实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独立，叙利亚共产党和黎巴嫩共产党在1943年底召开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决定各自采用它们的国旗和国歌来代替红旗和国际歌。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富裕的大马士革青年库尔德人哈利德·巴格达什在1944年发表的宣言中强调了这样一种和解态度：
　　民族解放符合所有居民的利益，不论他们属于哪一教派、宗教或阶级。它符合工人的利益，不亚于它符合雇主的利益；它符合农民的利益，也不亚于它一视同仁地符合大小商人的利益。……我们对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资本家的赞赏和尊崇毫不亚于我们对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工人。……
　　我们向地主保证，我们不要求，也不会在议会里要求没收他们的花园和土地，而是相反，我们要求建设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促进化肥和现代机械的进口来帮助他们。……我们对此的交换条件是要求对农民发点善心，摆脱他们的贫困和文盲状态，在村子里传播知识和改善卫生。
　　1944年7月底，苏联驻埃及公使向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递交信件，宣布苏联承认它们的独立，并同意互换外交代表。
　　现在伊拉克左翼报纸批评政府还不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关于复交谈判年初已有报道，5月里国王在议会开幕时的致词中也已予以证实。这些批评者争辩说，阿拉伯世界在战后将需要一个“有势力的、中立的”调解人，来抵销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和美国的影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旨在使巴勒斯坦殖民化，而苏联则支持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事业，它无疑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伊拉克内阁在8月份两度改组后，9月10日宣布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9月3日问世的《人民报》一面言不由衷地赞颂苏联是英国的盟国，接下去就说，同苏联建立关系将使阿拉伯人得到好处，因为它“对小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同情、对和平和勤劳的热爱，以及它的反帝政策，都是人所熟知的”。1944年，苏联同沙特阿拉伯也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外交关系。
　　1945年1月，俄国正教会理事会召集会议选举一个新的莫斯科大主教。从中东去的有：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苏联驻大马士革公使馆在他动身之前举行了欢送招待会，他从巴库乘斯大林的专车前往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大主教和耶路撒冷的正教大主教；霍姆斯的正教大主教，提尔和西顿的正教大主教，据说他们都曾在基辅和莫斯科上过学。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在归途中与英国议会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斯蒂芬·金…霍尔结伴同行。大主教告诉他，他带回了价值三万英镑的圣像，是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他“感受很深，但在他行过圣事的一所莫斯科教堂的后墙上，还可以透过石灰，看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标语，心中有些不安”。2月份，据报道，同苏联驻近东各国公使有密切联系的人士说，苏联政府正在谈判收回前俄国传教会在近东的财产，目的是要把它变为能接纳四万名学生的技术学校。5月31日，新任莫斯科大主教在基辅主教和其他十名俄国教会的显贵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访问正教大主教，并在圣墓教堂中登上圣座。他还从耶路撒冷前往开罗，受到了苏联公使的迎接和国王法鲁克的接见。他拜访了亚历山大的正教大主教，并在这位大主教和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陪同下回到了贝鲁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普世大主教在整个正教会中是地位最高的大主教，且在1月份出席过莫斯科理事会，但由于苏土关系在此期间严重恶化，莫斯科大主教的周游访问中却引人注目地把他漏掉了；据推测，这次访问并不仅是对近东各大主教的莫斯科之行作礼节性回访，而更其是一个政治计谋的一部分；要把他们对“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普世大主教的效忠转移到“第三罗马”莫斯科去。
　　1945年5月法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冲突使苏联政府的立场变得暖昧不明，因为它新近在1944年12月同法国签订了条约，但是它又保证过要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在英国公开干涉这场冲突之前，苏联的重要评论似乎只以莫斯科电台的一篇引人注意的声明为限，它说为首作乱的是叙利亚国民党的“法西斯”领袖；但在英国干涉之后，苏联政府却向掌握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组织主动权的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它们采取“及时的措施，制止军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一位法国人士说，苏联驻埃及公使在阿拉伯联盟理事会6月4日开会时，向埃及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苏联政府期望阿拉伯人民摆脱英、法两国的支配，它将不允许把法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