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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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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巴阡山把东欧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波罗的海盆地，南面是多瑙河流域及其巴尔干延伸部分。两个地区之内各有其分支地区，但两个地区之间还是有一个总区别的，在喀尔巴阡山以南，有天然边界，可以为民族社区提供模式，在波罗的海地区却没有天然边界。在这无甚差别的平原上成长的国家——条顿骑士团、立陶宛、波兰、瑞典帝国、普鲁士——其版图的变动性极大，除其殖民者可以扎根或其军队可以驻扎的地方这条界线外，别无边界可按。1920年波兰…苏俄之战反复多变，开始时毕苏斯基的军队深入到基辅，然后红军反击，一直打到华沙城下，接着波兰军队又反攻，最后停留在里加线上，这道线后来就成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1939年，这一史实只不过是上述原则的最近例证而已，它最引人注目地反驳了1939年的新解决方案据以为基础的民族原则。
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则有天然边界和地区性单位。波希米亚在其四面环山的地形下是自成一体的，不过摩拉维亚通过下奥地利在东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背靠喀尔巴阡山的弯曲部分而南向萨瓦河的大匈牙利是一个地区性单位，和背靠大西洋而面向莱茵河的法国相类似。特兰西瓦尼亚由于自然条件，可以成为比瑞士更为美好的胜地，它在十七世纪就是作为这样的胜地的，罗马尼亚的各个公国象位于多瑙河口的另外一些低地国家一样，希腊这个地中海半岛是第二个意大利。但是所有这些地区性单位都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民族集团。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中，三分之二是捷克人，三分之一是德意志人；大匈牙利的人口中，只有一半是马扎尔人；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人口是罗马尼亚人，三分之一是马扎尔人，其余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诸公国所容纳的罗马尼亚族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
不但有少数民族，而且还有分支民族，这是潜在的民族，1919年把这些分支民族包括在较大的民族国家内，或分别成立为各别的国家，这都是产生政治麻烦的根源：奥地利人对德意志人的关系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按照许多波兰人的看法，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布在多瑙河以南一带（从黑海海岸一直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南方斯拉夫人，也是一系列相互合并的分支民族，他们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1919年以后才确立的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就是把剩余的南方斯拉夫人包括在内而扩大的，这两个国家表明了主要的语言分界线。然而同非斯拉夫的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混合在一起的南方斯拉夫人所定居的马其顿，却仍然是一块精神上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所以它成为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之间有争议的地区。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分别由南斯拉夫和希腊占有，保加利亚又根据历史对它提出主权要求，阿尔巴尼亚的理由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三分之一居住在那里，其他国家对马其顿这个省也经常感兴趣，要把它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方斯拉夫人重新组合的可能性遂成为经常提出巴尔干联邦计划的主要起因。然而在马其顿，较之在巴尔干半岛的任何地方可以看得更清楚，民族的分类与人民生活无关，“马其顿农民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说自已是土耳其人，有时又说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连农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最大的一个分支民族的范例是由涉及大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或卢西尼亚人提供的。位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乌克兰在政治上与马其顿极为相似，但是它更大、更具有危险性。它是一个被淹没的民族，在政冶上可见的部分是构成苏联的第二个大共和国，但是它的范围一直向西延伸到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各国的边界以外，包括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的三分之二，包括波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分水岭一直延伸到斯洛伐克本身北部边沿和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尾肢部分）的多瑙河。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省相互贯穿。可是，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几乎也和南方斯拉夫人的一样，分为许多不同层次。东加里西亚接受西方影响最深，是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中心，过去奥匈帝国为增加俄罗斯的困难曾鼓动这个运动。沃尔海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农民则是亲俄罗斯的。“即便如此，在波兰和俄国的边境上仍有不少农民的民族性是不十分明确的，他们称自己为‘本地人’。”至于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那些人，他们是非民族主义的，而且部分地为马扎尔人所同化，他们对卢西尼亚人是否被认同为乌克兰人是满不在意的，而不象东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乌克兰人被认同为大俄罗斯人要感到愤慨那样。卢西尼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唯一听任巴黎和会支配的东欧民族，所以被认为在政冶上太落后，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因而必须置于他国监护之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因此就被分配绐捷克斯洛伐克。各大国又同意波兰攫取东加里西亚并默许它牺牲苏俄。波兰没有履行它对东加里西亚给予自治的义务；捷克斯洛伐克也以某种理由而推迟履行它给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自治地位的义务。
从八世纪到十四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向东扩张在东欧造成了一个按语言划分民族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之中有分布颇广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有些地方有着波兰贵族或马扎尔贵族，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农民不同。因而就有许多大城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它们所在地的四周农村全然不同。但泽是一个腹地由波兰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美美尔是一个内地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维尔纳是立陶宛和波兰争夺的地方，因为在郊区是立陶宛人占多数，在市区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真正的争论是在两个非西方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在两个劣等的）民族之间展开的，因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加在一起在市区还没有犹太人多，在郊区则没有白俄罗斯人多。东加里西亚的首府利沃夫，一度称为伦贝格，给波兰以最充分的理由对这个省提出要求，因为它是位于乌克兰大海中的一个波兰岛屿。另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内，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农村则基本上是波兰人。的里雅斯特是一个意大利港口，腹地则住着斯洛文尼亚人，阜姆也是一个意大利港口，其内地居民则是克罗地亚人，这两个港口是亚得里亚海的但泽和美美尔。同样的原则也可以据以说明多瑙河上的大都会维也纳。维也纳从未在当地产生一个奥地利资产阶级，可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却形成了一个以犹太人占优势的资产阶级。以上这些城市如果不根本改变其社会结构就无法纳入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如古希腊时代的城市一样，它们唯一合适的政治环境便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由于争议双方各有相等的说服力或说服力都不足的民族理由据以提出要求，这就成了它们处于国际最尖锐冲突中的原因。在东欧城市中，维也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它的国际性由于几百年来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而得到保证。在这个城市中产生了一种比国际战争更有腐蚀性和更有毒害的社会冲突——反犹太主义。希特勒在这里从舍纳雷尔和卢埃格尔那里学到了反犹太主义，他把它带到柏林而使反犹太主义终于成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个民族的乡区可以同另一民族的首府结成多民族的混合体，还能产生与其所支持的民族血统不相同的民族领袖。有些大人物出身于他们所主宰的社会以外的地方，例如拿破仑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这种社会不正常现象在东欧是有很多例子的。基马尔·阿塔图克属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血统，而毕苏斯基则属于立陶宛血统。匈牙利的总理贡伯士“是属于德意志血统，他曾想证明自己出身于匈牙利贵族门第而未成功，以致引起了人们的讪笑”。他的继承人伊姆雷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匈牙利的一个立法纲领，但不得不在1939年2月提出辞职，因为有证据证明，他的曾祖父就是犹太人。斯洛伐克的领袖图卡多年来在斯洛伐克人民党中是仅次于党的创建者赫林卡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变节的匈牙利人，在快到中年时才学会说斯洛伐克语。铁卫团的创立者、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宣传者、浪漫主义的科德里亚努原来属于乌克兰和德意志血统，他的真正的姓却是齐林斯基。和他的情况极为相似的匈牙利的萨拉希，乃是匈牙利纳粹党的领袖和马扎尔人种族纯洁论维护者，可是他本人就混杂着亚美尼亚、斯洛伐克和德意志血统。那个维也纳贫民和“波希米亚下士”平步青云地高升到掌握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权力，也只是作为一个出身于边疆居民或异国人士而成为民族领袖的东欧最杰出的例子罢了，而且毫不过分，也绝非奚落。
不过还有较民族分界线更古老和更深刻的划分。因为在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向来是西方基督教和拜占庭、俄罗斯两个东方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历史分界线。在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分界线以外，还横亘着一条天主教和新教在其一边而东正教在其另一边的分界线。这条文化和宗教分界线所穿过的大致是四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东部边境线或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线，它沿着寇松线把波兰一分为二，这条边界线也只有寇松线这一部分才是国际权力机关划定的；它把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和斯洛伐克分隔开来，它又穿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然后它通过南斯拉夫北部，形成一条弧形线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分开，又随着萨瓦河线向西前进，再折向南面顺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直伸向杜布罗夫尼克。
这条边界线是潜在的民族界线，也是宗教界线，因为在东欧这两条线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波兰和南斯拉夫就是按这条线而分裂的。波兰在1939年的主要内部弱点就是因为它要越过这条线而进行自我扩张，它害怕来自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南斯拉夫的虚弱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条线是一系列南方斯拉夫民族的两条主要区分线之一。一方面是作为天主教西方部分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另一方面是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在1939年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语言分界线相比，其真实性和持久性似乎并无多大不同，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结成一个统一国家是有其内在可能性的，正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可以结成一个统一国家一样。
东欧的民族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对立，国家之间的纵的方面的斗争往往和阶级之间的横的方面的斗争交错在一起。东欧的主要社会特征是没有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太弱小。这是因为一千多年来的入侵、战争和土耳其帝国压制一切生机的统治推迟了商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西欧的发达是怎样以阻碍东欧的成长为其代价而取得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段灾难性的历史不仅阻碍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成长，它也毁灭了全部贵族阶级和统冶阶级，就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一般就是民族传统和历史意识的传递者，那末毁灭了统治阶级也就有可能将奥匈帝国的各民族分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了。
在这方面，东欧的民族可分为四类。（1）欣欣向荣的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发展趋势被第十四世纪土耳其的征服打断了，这就摧毁了它们的贵族统治和新生的中产阶级。这些巴尔干民族于十九世纪反抗土耳其帝国的复兴运动反过来又摧毁了土耳其的官僚和贵族阶级，留下一些完全是由农民组成的国家，它们只有一个第一代的统治阶级。其中有两个是例外。希腊人从未成为一个无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不久就成为他们的征服者的不可缺少的人，并确立了一种特权地位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行政管理和经营商业的阶层。独立的希腊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传统，是一个航运和商业国家，易于取得海上权力，因此，尽管它是当年东方基督教世界核心的希腊帝国的后裔，在感情上它却是土耳其继承国家中最亲近西方的。再有一个便是罗马尼亚，它已产生了一个有部分希腊血统的地主阶级，他们与犹太人以及开发油田的外国企业界结成联盟。（2）东欧中部既包括东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北屏障，也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层，这里的决定性的事态发展不是土耳其的征服，而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入侵。这次入侵使罗马尼亚诸公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人口减少；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者曾把德国移民召进来弥补损失。与此同时，一些劫后余生的卢西尼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都已波兰化或马扎尔化了。（3）捷克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两地的情况特殊。它们和波兰、匈牙利不同，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蒙古人的入侵并没有到达它们的国土。它们完全被德国手工艺人与商贩所拓殖和开发，它们维持了高度发展的民族独立，直到他们在1526年选出一个哈布斯堡的国王。它们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企图拒绝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因而招致了被战败、被征服和民族覆灭。一个德意志化和天主教化的进程消灭了波希米亚的当地贵族阶级，正如土耳其的征服摧毁了巴尔干当地的贵族阶级那样，接着捷克人也加入了无历史的民族之列。（4）波罗的海地区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殖民领域。那个地区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在芬兰的是被瑞典人征服的，在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的是被条顿骑士团征服的。在那些国家里，当地的农民都是在一个外国统冶阶级管辖之下。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由于和波兰联合才维持了它的独立，其代价则是迅速地波兰化，此种模式以后又再次出现。
然而长期积累的民族斗争和民族伤害致使东欧多少世纪以来分裂为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同样也给它们大家以较之西欧民族更尖锐和更深刻的历史意识。德意志人不会忘记1410年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坦伦堡之战，1914年8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终于在同一战场上战胜了俄国军队而报仇雪耻了。马扎尔人一心想湔雪莫哈奇之耻，即东方的“弗洛登”，匈牙利的国王和骑士都是在那儿遭到土耳其人残杀的，并以此作为他们保卫基督教世界的部分传奇。无历史的民族的农民即便在民族沦亡时期，也保持了他们的历史传统。塞尔维亚人有一组诗歌，记述他们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战败的经过，捷克人的文学传统虽然在白山战役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实际上已经消失，可是波希米亚的农奴们在1775年起义反对他们的德国农奴主时却高唱胡斯党人的歌曲。正如西欧唯一有着类似经历的民族爱尔兰人一样，这些民族之所以能重获自由，乃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冤屈和光荣一直活在他们的心头。历史是他们的政治实质，他们的全部政治都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
这就象一个人驾车沿着南丘陵疾驰，然后拐弯转离大路，沿着小道驶抵苏林顿、华盛顿和斯特宁的草原，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些房屋，里面住着与理查二世的悲剧有关的人，他们才脱下他们的丧服，但哀哭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东欧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极端主张同各自政府的目标接近的程度，同西欧相比要大得多，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历史的权利要求和对历史的回忆支配，如果要在西欧找一个类似例子，除非是英国政策的基本目标旨在收复吉延和诺曼底。特里亚农条约后被割去了土地的匈牙利丝毫不愿放弃圣斯蒂芬王家的历史权利；为特里亚农条约所扩大了的罗马尼亚是由达西亚神话支持的；波兰共和国念念不忘的是亚盖隆王国，保加利亚萦绕于心头的是阿森帝国和更早一些的西蒙君主和塞缪尔君主的帝国，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但不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怀念的是斯提芬·杜尚帝国；阿尔巴尼亚人为自己当前的虚弱所提出的慰藉，则是声称自己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巴尔干民族”，对他们说来，斯拉夫人只不过是刚来不久的移民，不但斯堪德培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且连埃皮鲁斯的皮洛士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东欧民族中唯一没有自己背上伟大的过去这种历史包袱的民族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但甚至在芬兰人中间也还有一些人梦想要有一个包括全部东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在内的大芬兰。
从中世纪开始，东欧的中产阶级就由德意志人充实，不过后来还有犹太人补充。在1939年3月，犹太人仍然还是东欧的主要民族，大约从1800年以后一直是如此，“犹太人被迫流亡”这一章现在即将结束。他们首先是在十四世纪由卡西米尔大帝指定在波兰定居的，到了十九世纪，背后有俄国政府的迫害在驱使他们，前面有新兴的自由社会和发展商业的机会在吸引他们，于是大批犹太人移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他们便把特别是马扎尔人自己不愿执行的中产阶级任务接了过来。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恰好与德意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大国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注定是发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的对象，掠夺犹太人已成了国际都感兴趣的事了，德国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缺乏一个确立了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便决定了东欧各国的社会史，而缺乏资产阶级文明则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史。除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以外，各国既没有立宪政体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立宪政体的道德传统，只有在匈牙利有议会体制的传统，但这种体制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出现了为西方所欢迎的国际礼让的继承国。它们有着不能取消的民族自决的凭证，它们又宣称是民主共和国和君主立宪国家，由于有马萨里克和维尼齐罗斯这样的人物挡住了视线，人们很容易把它们放在一起看，好象东欧是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养成所。到了1939年3月，东欧除芬兰或许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国家的议会政体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独裁政权所取代。在当时，也许人们很少认识到这些继承国家注定要在一场大动乱中诞生，这场大动乱摧毁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立宪政府，东欧只是未能取得半个西欧所未能保持的政体罢了。马其顿恐怖主义组织在保加利亚的统治，1930年波兰对东加里西亚的残暴镇压，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掠夺和失政，这些不仅都符合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传统，而且预示了一种政体，它在一个独立的间隔期后很快就要再次从外部强加绐东欧，同时还反映了为外部干预创造必要条件的内部冲突。从波兰到巴尔干各国，在农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都有一道鸿沟，下层充满怨恨和往往是真正的痛苦，上层则使用警察压制，又残暴又腐败。东欧处于革命前夕状态，它的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按照邻近两个革命大国之间的对抗意志而向两极发展。统治阶级终将是容易受到德国的反革命宣传影响的，他们却又早已在害怕群众容易受到俄国的革命宣传影响，并且加以夸大，无意中也就助长了这种感受性。
一个农民为蒙受不公正待遇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送上军事法庭，不时遭到拷打，并被判处监禁，或在军事管制下强迫劳动……。一个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宪兵强奸，或不用让自己的财产被宪兵掠夺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东欧每个国家的地平线上，在压力或冲击下，几乎都会出现分裂。
东欧是一个农业地区，东欧民族也是自觉的农民民族。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一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口是过剩的，东欧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就象西欧工业就业不足的情形一样。这是自1919年以来扩大工业化的又一原因。但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民族主义原则。继承国的建立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起分裂了。两大经济单元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被夺去了欧洲边境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省份；另一个单元奥匈帝国，本是多瑙河流域中部联成一体的统一关税区，这时却分裂为五个各有关税壁垒的独立经济单元。对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巾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在1918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这个体制是从1918年而不是从1919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1939年3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1939年3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1918年象伟大的先例1789年和1848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这种自我陶醉的气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联盟节”引向“恐怖时期”和“法兰西帝国”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富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1939年3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已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匈牙利和德国的和约修改论者在宣传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尔赛解决方案说成是可悲的历史颠倒，那些旧政权的失意者因和约而变成了新政权的得势人物。然而，东欧各国及其千百万人民因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实现的民族愿望却要比在外国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多得多。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和对和约感到满意的国家在数字上并不相等。“胜利”的国家有九个：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它们都是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崛起而取得独立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继承国），以及希腊。战败国是五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俄国。德国和俄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它们属于大国一类，它们要求修改条约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和那种据说是因和约不公正面要求纠正者是毫不相干的。正确地讲，奥地利并不是一个要求修改条约的国家。它是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国家，因为它原来的愿望是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不允许，奥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为在早期，它只是仰赖国联贷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维持生命的。从那时起，奥地利就没有什么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且它还从匈牙利手里取得了布尔根兰这一块土地，因此就颇为矛盾地把自己置于领土获得者之列。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两个主要国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它们对修改的主张不同。保加利亚不象匈牙利，它在1918年的败绩已是七年中的第二次战败，所以它的不满情绪不那么强烈，比较听天由命。而且，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又有特殊关系。斯坦博利斯基和维尔切夫的传统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南方斯拉夫人联盟，为此保加利亚几乎成了1934年巴尔干公约的签字国。匈牙利则从来不存在加入小协约国的问题。匈牙利没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没有维尔切夫。因为在战胜国和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之间的裂痕并不如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之间的老裂痕那样深。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和约解决办法对他们不公道，而在于和约剥夺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此种老区别的势力还可以由东欧的一个国家波兰来说明，它集双重利益于一身，既是有历史的民族，又是一个战胜国。
有人批评凡尔赛解决方案说，它产生的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它产生的问题没法和它解决的问题在数量上相比，它们属于不同的性质。1918年的革命解放了大多数民族，正是这个伟大的、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成就产生了少数民族问题。自1918年以后实际上已取得胜利的东欧民族主义在形式上过于偏激，因此在自己内部也难以作原则上的自我纠正。阿克顿有一句名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检验标准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享有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根据这种检验，总的说来，东欧新体制并未确定自由，它只是确定了多数民族的权利。阿克顿的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明了并未确定自由而只是默认部分自由的经过：
民族权利的最大对立面是现代的民族理论。由于在理论上把民族和国家处于相等的地位，实际上却是把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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