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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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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时又抑制它要卖力得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事前它还同日本谈过中立和协商公约。同年12月，意大利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7年9月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希特勒于1938年5月回访意大利，并提出军事互助条约，当时墨索里尼尚不愿意接受。秘密经济议定书是在1937年5月14日和12月18日签订的，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处开始向德国提供情报。然而两国虽在若干问题上协调了它们的政策，特别是在西班牙战争问题上，但在不少其他问题上却还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对抗和相互捣鬼。两国政府都曾为另一方的鲁莽行动而感到震惊。诚然，一些其他国家注意德意关系的人们往往容易时而夸大两国伙伴关系的自觉自愿的团结，时而又夸大其关系的不稳定性。
在公开场合，两国不断地大肆宣扬轴心国的团结，在纳粹和法西斯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中，他们则都利用下列论据，即如果德意不保持团结，西方国家便可将它们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只要有最微小的暗示，说德国有可能向英国或法国靠拢，便足以使法西斯政府复萌陷于孤立的恐惧；他们还要苦心说服纳粹领导人别走那条路，他们更富于戏剧性的一着就是把他们在伦敦秘密搞到的英国官方文件的副本在1936年10月作为墨索里尼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他们还劝德国别接受以殖民地和便于取得原料的通路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欧洲各大国协作的方案也许对墨索里尼尚未失去吸引力，但从现有的文件看，他并未为实现此种协作作过任何真正的努力。
希特勒在他尚未当政以前，很早就“对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这位伟大人物怀有深刻的敬意”，他还表示他深信这位伟人既然是那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和国际新闻界的死敌，他就必然会对“全世界犹太人”抱有与希特勒相同的感情，因为犹太人正是马克思主义、共济会、国际新闻界三大罪恶的幕后推动力。希特勒相信，在德国扩张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盟友的最巧妙方法，就是从其利益迫使它们暂时和德国走同一道路的那些国家中去挑选，不必问它们是否是被称为德国的传统“友邦”或“敌人”，也不必问下一个国际同盟又会是怎样的阵线。希特勒决定以意大利为英国以外的德国唯一可能的同盟者，甚至设想组成一个德…英…意三国同盟。在1933年秋末裁军会议的危机期间，他已经在期望意大利能在他和西方国家之间作调停者，因为“如果德国一旦被宣判为完全无能的国家”，那么意大利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也将宣告结束；但是据报道，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中，他没有决定站在英国一边而是站到意大利那一边去了，为此他颇感遗憾，因为他并非不知道意大利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弱点，以及意大利人对德意轴心缺乏热情。他仍然钦佩墨索里尼，可他懂得，如果墨索里尼遭到什么意外，意大利的忠诚是不可信赖的。在德国更为普遍的感觉则是，不管有没有墨索里尼，意大利对同盟的忠诚都是可疑的，人们纷纷传说一家夜总会的歌唱家的一段故事，这位歌唱家宣布流行的华尔兹舞曲“你不可能不变心”可以改作意大利的国歌。
墨索里尼方面则极力想使德国人找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指责他会重演1915年的意大利“叛变”。他决心要证明法西斯意大利已“不再是大杂脍的意大利了，不再是与民主国家勾勾搭搭的意大利了”。另一方面，他却从来不钦佩希特勒。1934年他们在威尼斯会见以后，他说希特勒是一个低能儿，他还对巴多里奥说，跟一个没完没了地谈论奥地利和发动欧洲战争的人共事是不会有好处的。在戎装辉煌的法西斯行列中，希特勒在那种场合就显得相当寒酸了，可是到了1937年9月，这一回可要轮到他的政权来显示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奇迹了。
在德国兼并奥地利以前的最后几个月内，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奥政策必然暗示墨索里尼最近见到并记在心头的纳粹实力。迟至1937年5月3日在他和牛赖特的谈话中，他还表示希望，尽管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当然不可能推行反德政策，但1936年7月11日的协定仍可准予“在强大德国的庇护下”保持独立；但是他在11月6日又对里宾特洛甫说，他打算听凭事态自然发展。他可没有料到纳粹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他还是相信纳粹在9月间的诺言，即德国在进行干涉之前会预先通知他，并维持奥地利的表面独立现状。
至于希特勒的下一个侵略对象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于1938年5月告诉德国人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与意大利政府毫不相干。意大利政府既不阻挠也不积极支持德国的计划。希特勒也从来预料到意大利会表示什么反对，然而事实上至少在当时，英意协定确实阻止了希特勒在1937年11月讨论过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机会之一——即意大利应该把英国和法国一起拖入西班牙战争。可是希特勒自己1938年5月30日的“绿色作战行动”指令仍然指望意大利“明确地站在我们一边”以便对法国起抑制作用。在1938年8月25日的一项德国空军指令中，也把意大利列为一旦发生战争时的友好中立者，可是在9月危机中，墨索里尼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作出的与德国团结一致的声明中（尽管他很少采取什么行动，使意大利能在突然接到要求时履行诺言），都大大超出了中立的界限，因此他很有理由要感谢慕尼黑会议给他一个逃避此种危险处境的机会，甚至可以在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作为令人满意的调解人的身份出现。
从那时起，意大利与德意轴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1938年7月首次作为政策实施的歧视犹太人的范围扩大了。10月间，墨索里尼还不愿对接受德国关于缔结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同盟的建议表态，可是到了1939年元旦，他已作出意大利应该加入这个三国条约的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将在1月底签订。西方民主国家在纳粹革命前充分建立的力量对他的侵略野心曾有所遏抑，但在1938…1939年间，这些国家恢复实力和主动权的任何迹象都只会激起他同德国结盟的欲望，其目的并非出于自卫（他自己也承认无此必要），而是要“改变世界地图”。
迄今为止，墨索里尼自己的要求范围已形成他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的难以克服的障碍。况且，在这场墨索里尼此时已认为是无可避免的战争中，意大利又怎能期望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的盟邦而同它们共处呢？而且，即便法西斯主义有力量改变均势，使之不利于纳粹主义，这难道不又是自取灭亡吗？
按新近的状况来看，德国是可下的最有希望的赌注，如果德国取得胜利，方便之处是可以给意大利以新征服来的领土，作为它提供协助的代价，而又不用牺牲德国的任何既得利益。意大利的人力和通过对中地中海的控制以及它的实力来威胁法国同北非的交通线，这些都是它可以作出的贡献；而且最近的结盟建议是纳粹方面提出来的。墨索里尼认为，即便不缔结同盟，德意轴心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可以促使修改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而且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它都是意大利后方的不可缺少的屏障。此外他在1938年10月还从里宾特洛甫那里获知，首先，为答谢意大利对德国提供的两项友好保证，下一阶段轴心国政策的受益者将由意大利轮到，在此期间“我们的全部精力”可用于“对付西方民主国家”；其次，希特勒对轴心国政策的时间安排抱着实用主义观点，他虽然认为轴心国准备立即作战，但并不盼望在三四年内爆发战争，刨为德国的重整军备还要花三四年才得全部完成。
可是法西斯政府也并非不知道这一事实，即德国正在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强悍而又占支配地位的伙伴。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承认德国兼并奥地利的真城和持久的感激成为意大利同德国打交道的少数资本之一，然而意大利人民为轴心国实力对比的转变深感震惊和困惑，墨索里尼对此却无更好的办法安慰他们，他所能说的只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与其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发生，还不如让它在同意的情况下发生”。1938年10月，他在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上就意德关系问题再向大家保证说，德国除意大利外还有十一个国家与它有共同的边界，同意大利友好是符合德国的利益的，他述说，泛德意志主义是一个严格的种族概念，这才是首要的。例如，希特勒在慕尼黑曾对英国人说，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要，即使按体重付给他同样重的黄金他也不要。德国和意大利各有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这一点是他所再三强调的。纳粹领导人曾一再向法西斯政府保证，地中海是命定的意大利海，阿尔卑斯山则是意大利的不可侵犯的北部边界，尽管涉及牺牲南蒂罗尔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墨索里尼自己也对里宾特洛甫说过，集中全力于地中海和海外殖民地已使西西里成为帝国的地理中心了。
然而，即便意大利人相信纳粹德国会信守它的诺言，或至少更倾向于向东和向西扩张，而不是向南，德国的这些保证也还留下了很大一块有争议的土地，这一地区介于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和黑海之间，长期来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对这块地区很感兴趣，而这时德国正在这里建立它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制裁取消以后，德国的竞争已经阻碍了意大利恢复它同东南欧的贸易，而一个把多瑙河国家和巴尔干国家都纳入自己独占轨道的大德意志就可以穿过巴尔干诸国直达意大利的地中海，更令人震惊的是，还可以穿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而到达亚得里亚海。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法西斯政府和意大利舆论极为忧虑的问题。匈牙利还只构成意大利防区的外围部分，可是只要一想起“万字旗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上”，便会令人感到无法容忍了。
1938年9月，墨索里尼视察了威尼西亚朱利亚，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他反复强调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良好关系以及在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人的忠诚，这也许是意义深长的。象过去一样，他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寻求卫星国，虽然他已不再能公开推动这些国家反对德国，却希望组成一个与德意轴心相联系而更紧密地依靠罗马而不是柏林的集团。正如齐亚诺1939年1月从南斯拉夫回来时所说的那样：四千五百万意大利人、一千六百万南斯拉夫人、一千一百万匈牙利人和三千二百万波兰人齐心协力，肯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有人暗示，意大利从中斡旋可以有助于在德国和较小卫星国之间建立和谐关系。
早在1934年底，意大利就在法国鼓励下采取第一个友好表示，谋求与南斯拉夫和解，1937年3月25日的条约则巩固了这一和解。在奥地利消失后，意大利与匈牙利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法西斯政府打算调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关系，建成一个“罗马…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三角同盟”，他们还希望在以后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组成一个三角同盟。意大利倾向于阻止匈牙利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提出领土要求，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在外喀尔巴阡鲁森尼亚有共同的边界的想法，这又使意大利的政策和德国发生冲突。意大利人希望与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可能还有波兰，达成谅解，从而为意大利提供粮食和原料。可是在1938年，贸易却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阻挠：货币的困难，意大利自给自足政策所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东南欧的工业化以及德国的竞争。
与此同时，意大利一直在助长南斯拉夫人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猜疑，它还鼓励南斯拉夫，可能还有保加利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发展。它支持南斯拉夫对萨洛尼卡的要求，这是为了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优势地位和对阿尔巴尼亚的兼并而给予的补偿。可是，尽管南斯拉夫在这个阶段扮演的是盟国的角色，克罗地亚恐怖主义领袖帕韦利奇仍留在意大利，表面上虽然受到某种形式的遏制，但后来在1939年春季却表明法西斯政府的政策是多么容易来上一个大转变。一旦这个政府不再信任南斯拉夫政府对德意轴心的态度，他们就会立刻开始和克罗地亚人阴谋勾结。
在西地中海，墨索里尼计划在德意轴心体制内达到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谅解。他打算支持国民军，一直支持到共和军被彻底击败，这样便可以阻挠任何调停或折衷的和平建议。一旦西班牙内战结束，他不想把军队留在西班牙，但他已把弗朗哥将军算作是一个可靠的“部属”，还打算在同法国交战时和西班牙结成同盟，以便意大利可以使用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海军基地和意大利自己在那里建筑的三个飞机场。1936年11月28日缔结的秘密条约已禁止双方同敌对的第三方结盟或达成协议，并禁止由第三方使用任何一方的领土或领水对另一方进行作战活动。如果一方卷入冲突或集体制裁，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提供贸易和运输的便利。条约还规定有关互助和经济事务上合作的政策应协调一致，特别是在西地中海，政策尤应相互协调。就这一时期来说，德国和意大利在吸引西班牙加入轴心阵营这一边是有其共同利益的，因为可以立即用它来反对英国和法国，可是（除意大利试图在轴心阵营内部谋求再保险外）种种冲突之处也许就会在以后发生，特别是在摩洛哥。
尽管轴心政策会给意大利带来种种危险和屈辱，墨索里尼还是不顾一切地终于采纳了，这与他那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又工心计又好冲动而又丧尽道德的个性是相符合的。诚然，他确实是一个最不易被纳粹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的狂热效忠所能驱使的人。对他说来，人类和理想都只有在为他自己的目的效劳或予以阻挠时才是重要的。他自己首先承认，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从事的职业和他作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所执行的政策之间，是经常差别悬殊的。可是，尽管他是一个那么十足的政治上的投机兵痞，掠夺成性而又不择手段，但他懂得自己的资源有限，随时准备根据其利益的需要而改变其政策。他的这一面的性格却又往往为无法抑制的幻想和野心，深仇大恨和十分幼稚的虚荣心所淹没。墨索里尼曾对他的一个传记作者说：“迄今为止我做了些什么呢？……这个国家必须要有秩序。然后我才能有所作为。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人物。……我梦寐以求的是要在历史上留下象一头有利爪的雄狮那样的我的印象！”他的早期斗争生活使他对教会、国王和中产阶级怀有深刻的敌意，他一生有着一种“被禁闭的恐怖”感，这也许是他在监狱中得到或加重的。意大利在1919…1920年和约中所受到的待遇使他对法国人终身怀恨，他也为在科孚事件中未能取得全部胜利而深恨希腊人。他所渴望的速度与行动可以用一句法西斯格言来说明：“停止者必失败”；他自己驾驶汽车和飞机的情况也都能说明这一点。真正形成墨索里尼性格的许多特点，对非意大利人心目中一位伟大民族领袖出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却是意大利人看惯的，他们认为——更难以原谅的是他们还接受——他是一位典型的罗马尼阿的居民。
他肆意夸耀自己是为喜爱而喜爱暴力的；如果他的追随者比他更喜爱暴力，他便恰如其分地迎合他们而不是同他们对抗。他在和个别对手争辩时，如果他没有占上风的把握，他倒也并不总是一味鲁莽从事，但是他很喜欢欺侮一些弱小国家的代表。当他面对广大的听众时，他的自信心便会扩大，尽管在他认为掌声尚不够多的时候也会沉着脸离开，但一阵热烈的掌声也会给他一种对舆论的虚假概念（虽则他是群众宣传的专家）。
在他的一生经历中，不论他的情绪如何变化，有一些特点是经常不变的，他始终蔑视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他始终乐于运用从贬义上说的马基雅弗里式的政治和外交方法，他始终怀有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望。他和大部分法西斯统治集团的人不同，他并不怎样看重财富，他对自己的家庭有真诚的感情，他的政权在公共工程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是不应抹杀的。但是支配他的主要情绪不是要促进意大利人民的社会福利，而是要为一个神化了的意大利赢得光荣，即按这个词的最愚昧无知的传统意义来理解的光荣，而这个神化了的意大利，在他的思想上，又是和一个神化了的本尼托·墨索里尼，新罗马帝国的领袖，政冶家、军人和运动员、八百万士兵和一支蔽天盖日的空军的统帅、庞廷沼泽的开垦者和里拉的保卫者合为一体的。对墨索里尼来说，意大利人不过是实现意大利及其领袖的更大成就的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他（至少在他晚年）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是太不合适了。
可是，墨索里尼一心要向全世界显示的这个光辉人物，要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也只是一个来自罗马尼阿的微不足道的新闻记者；他在发生世界危机的一个时期内把自己树立为各大国中的最弱国家的独裁者，一旦他失去好运、活力或政治上的机智，他就会以他爬上台的相同速度摔下来。他已经开始担心他党内的某一个同志会取代他。十六年大权在握的生活增强了他的自大狂和不稳定性，损害了他的判断能力和主动精神。由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员，在整个政府机构和重整军备问题都需要彻底研究处理的时候，他却全神贯注于例行公事，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军乐队长的指挥棍问题。
他转向德意轴心的理由之一是，他象落入陷阱还抓住诱饵不放的狒狒那么顽固，放不下他的帝国迷梦。他希望给意大利人以民族国家的声誉和分享掠夺的果实以换取他们对他的威信的支持，并因此而抢在党内极端分子的前面先下手。与西方国家和解只是一块最不合口味的劣质馅饼，同疏远德国的危险相比，对意大利是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的。德国正是意大利领袖最害怕和最着迷的国家。相反，他要特别引以自豪地施展外交手法，希望能使意大利站在轴心之内较之站在其外更安全。他之所以在1915年极力要求意大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一个中立的意大利必然会遭到战胜的任何一方的敌视，他还想到要利用战争作为促进国家复兴的一个手段。所以在1939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现实主义”和他与西方国家的宿怨、恐惧和野心、“物力论”的信条以及倒向阻力最小方面的日益增强的倾向，究竟会把他引向何处。
1939年的东欧是由一些小国组成的，它们介于德国与意大利为一方和俄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地带，是德国东侧的一个缓冲地区，正如瑞士、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是德国西侧和北侧的缓冲地区一样。从北方的巴伦支海到南方的爱琴海分布着一系列国家，它们的面积虽大小不同，但同它们西边和东边的大国相比，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在1939年3月初共有十四个东欧国家，一年以前还是十五个，但奥地利在来自西侧的压力下消失了，由于同样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3月15日也解体，只留下一个其主权值得怀疑的继承国斯洛伐克。这说明缓冲地区的意义是不够明确的，可能在建立它时是作为一道屏障或一堵遏制墙，但由于政治上的沉淀，很容易由权力的分水岭一变而成为一片低洼地，听任来自任何一边的洪水淹没。
这一地带的小国就是过去的帝国浪潮退汛后所出现的。它是东欧的新面貌。1914年还没有这样一条地带，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当时还不存在。在喀尔巴阡山以北只有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大帝国并驾齐驱，在多瑙河下游和巴尔干半岛也只有一小簇小国（六个）在其北面的俄国与奥匈帝国和其南面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组成了一个缓冲地区。再早一百年，在1815年和会的时候，这些国家也都尚未存在，从芬兰湾到克里特岛的全部东欧地区都是由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土耳其瓜分的。在这四个军事帝国中，只有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故都和重心是在东欧，对于普鲁士和俄罗斯来说，东欧只是为其扩张提供便利的边区。回顾历史，必须自1815年再向前追溯半个世纪，才能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看到一个纯粹的东欧国家，即古波兰王国，当时它尚未为滚滚向前的大国浪潮所淹没。在波兰被普鲁士和俄国瓜分（1772…1795年）以前，有着一个历史悠久和光辉的波兰，它自己也曾一度是一个大国，曾粉碎条顿骑士团，曾联合立陶宛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曾入侵俄国并占领莫斯科，最后才把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输给了另一个大国瑞典。
所以东欧这一带的国家都是1815年以后才出现的，其中一半甚至迟至1918年才出现。以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为前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欧洲空前规模的政治重新组合。奥斯曼、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四个帝国崩溃了。在东欧出现了七个新主权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过去从来不是独立国家。通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名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到1918年它的独立仍未确立，它的边界还有待确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在长期消失以后重新取得独立国家的地位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则正在扩大中，以期完成只有一个世纪历史的民族自决。奥地利和匈牙利都由于同样的进程被迫从帝国降为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匈牙利还在恢复民族的独立生存；保加利亚则以割让领土作为战败的代价。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终于全部毁灭；当作为奥斯曼帝国残余的西亚部分也告解体，另行建立了民族国家土耳其时，于是这种局面便进一步巩固了。在这些重新恢复或者新建立的国家之中，寿命最短的要数乌克兰，它是从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一个独立国家，是在德国东线胜利的掩护下存在了不到一年，然后又为俄罗斯国并吞，成为苏联的一员——在不到一代时间内，大部分东欧其他继承国所走的或追随的都循着这一条道路。
1918年以前欧洲领土的变革通常总是通过吞并或合并减少国家的数目而增加国家的面积，民族主义的突出胜利，如皮埃蒙特的统一意大利和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也会有此种效果。突然间从无到有，一下子建立六个新的小国家，是史无前例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承认瑞士邦联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独立，承认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从而建立了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可是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久已确立的事实。1878年的柏林条约也建立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同时又为建立第三个主权国家保加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是东欧的分裂在1918年达到高潮以前的最重要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各自的独立尚未得到承认之前都已经是欣欣向荣的自治公国，这同1918年的任何一个新国家都是不相同的，可能芬兰是例外。在1918年纷纷成立的国家中与此最相近似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被取消后德意志诸国所取得的合法独立。但这也只是在法律上认可其独立，其实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来它们早已拥有此种独立了。此外，通过莱茵邦联的创建和扩大，这也无非是驱使这些国家同法国进入新的更严密的依附关系的部分进程而已。这些小国才摆脱了一个保守的大国，却又立刻被卷进了一个革命的大国更严厉的保护之下。二十世纪的东欧所经历的进程也是一样的，不过历时三十年。因为这时清理场地的工作要比十九世纪初的西欧进行得更彻底。东欧的继承国家之所以尚能生存，都是由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即所有邻近的大国都已消灭或已大为削弱，而且也只有在德国和俄国尚未能恢复其不可避免的优势时，它们才得以维持独立。
如果这就是建立继承国家的条件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理论，即认为共同的语言就能表明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有权组成一个单独的独立国家。1918年东欧的重组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大胜利，它也为其限度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当西欧以语言为原则的民族主义信条传播到东欧时，在东欧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党派尚未经受在西欧业已产生民族主义信条的那种历史发展和训练。坚定的民族性是成长缓慢和条件优越的产物。可是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边缘部分，它是由部分被同化了的分子组成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归附其他民族；与此相反，以西欧的瑞士和比利时的历史为证，语言各不相同的分子可以组成一个在政治上清一色的民族。但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语言原则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将国家分裂为各个组合成分，它们或者分立，或者再进行不同的组合。
就西欧历史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民族的种种原因而言，东欧历史对形成稳定的民族恰恰是不利的。西欧地处欧洲半岛的边缘，有东欧为其屏障和绝缘体，而东欧在历史上则不断遭受来自东方的入侵以及来自西方的对此种入侵的反击。因为东欧横亘于欧洲半岛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上，波罗的海的海岸是从莱茵河三角洲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大平原的一部分，乌拉尔山脉也并未怎样阻隔其间；多瑙河流域尽管部分由喀尔巴阡山为其屏藩，却是穿过中亚细亚和准噶尔门一直延伸到蒙古的大平原的终点。移民接连沿着这些道路进入，打乱而又丰富了地中海和欧洲的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存在之日，西欧没有受到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冲击，因为有着东欧在首当其冲，而鞑靼人的入侵却左右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正如土耳其人的入侵左右了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一样。在此时期内，东欧也承受了来自西方较强大的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侵入比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要缓慢一些，但渗透得更深。波兰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德国向东方的扩张又决定了波兰人自己，波罗的海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芬兰人、波罗的海民族和早期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喀尔巴阡山把东欧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波罗的海盆地，南面是多瑙河流域及其巴尔干延伸部分。两个地区之内各有其分支地区，但两个地区之间还是有一个总区别的，在喀尔巴阡山以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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