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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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3月，法国舆论充其量只是作了防御战的打算。它由于害怕遭受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伤亡而苦恼着。它由于一些人越来越怀疑法国军队的效能，另一些人又从贝当和魏刚所宣扬的法国军队无与伦比的说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对马奇诺防线寄予幻想，以为这条防线从瑞士一直延伸到海边，可是实际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时国境和法国边界接壤处为止。正当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笼罩天空时，贝当却在一篇长长的序文中向公众推荐肖维诺将军的《入侵还有可能吗？》一书，该书声称修建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速度将被证明较之它们的被炸毁更迅速。
　　军队的理论是以1936年8月12日刊行的《大部队战术运用操典》一书为依据的，该书是由乔治将军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它代替了由贝当编写的1921年版的《操典》。1936年的《操典》断言：
　　负责编写本操典的委员会并不低估（自1921年以来）在战斗和运输手段领域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个属于技术性质的进展并没有多大地改变它的前驱者在战术领域所确定的主要规则。因此它认识到，在胜利之后不久由刚刚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杰出将领所客观地确立的理论体系应该继续成为我国大部队战术运用的根本法则。
　　这段文字在暴露自满情绪的同时大概也泄漏了同样程度的沮丧的忧虑心情。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知道，他们最早必须到1940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飞机大概还要迟一些，要有经过训练而能使用这些军备的军队，那就更要推迟一些时间了。他们知道法国的防御工事尚未完成，军队尚未得到在德国一旦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时便能按计划迅速进军低地国家所必需的装备。
　　让·吉罗杜在1939年回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时写道：
　　我们所有的条约，不论是胜利的条约或者甚至是失败的条约，都是以自信的心情并怀着希望签订的。夷平我们天然国境线的1815年条约，我国大部分人接受时都松了一口气。1871年的法兰克福条约在法国引起的只是一个反响，即希望复仇。另一方面，标志我国最大胜利的条约，即凡尔赛和约，却被改变为保证“安全”的形式。我们谋求的不是几年安全的问题，不是为了有必要的时间去检修一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而是要谋求永久的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千百年的安全，能安全地走向世界末日，走向最后审判的日子。
　　法国就是在此种疲惫不堪的困境下开始争取它的二十年休养生息，以待它的元气得以恢复。
　　为防范德国的报复，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是，在它的西翼，如果得不到美国作为后盾，至少也要取得英国的支持，在东翼则要得到大陆上的一个或几个盟国的支持，至于那些德国要争取它们行动起来威胁法国的南翼并切断它同海外领地的交通线的国家，法国至少也要争取这些国家严守中立。在二十年和平开始初期，法国人中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管有相当大的分歧，但在总体上看来，还不至于显得不可调和。右翼所设想的是旧式的联盟，左翼则从集体安全考虑。根据法国在胜利后的欧洲大陆的地位看来，这两种体系好象是可以融合为一的。在1934年巴尔图当权的短暂期间，这两种体系似乎正在合并成一个大同盟，它至少会得到大多数日内瓦国家的消极支持的。
　　不过那时在法国人观点上的另一种分歧也变得逐渐明显了，即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右翼和左翼的和平主义者都梦想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法国，又富裕又显赫，不卷入国外的纠纷，永远保持中立；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认识到，法国的富裕是潜在的，实际上是又弱又穷，还不具备享受此种幸福的任何条件，而法国所羡慕的那些中立国家的幸福，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尚未退出国际政治舞台而才获得的；如果法国不接受历史传统上应负的责任，法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全都无从实现，法国的物质利益也得不到保护。除了全国大部分人在看法上有此种分歧外，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那样，共产党人还持有第三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约柜”是在莫斯科，不是在巴黎。
　　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发生此种两极分化的演变，首先是由于前面已说过的疲惫、沮丧和在国内事务上的分裂等现象，此外又日益感到法国军事力量的薄弱。但和平主义的增长也是由于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迭遭挫折和暧昧不明。当法英美三角同盟流产后，法国在深感失望之余发现英国的战后情绪是不可能结合成欧洲和平组织的，无论是按日内瓦议定书的方针（左翼的理想）或按大陆联盟的方针（右翼的理想），都不可能同英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其结果就缔结了折衷的洛迦诺公约，从中得到好处的是德国，这在三十年代业已日趋明显。
　　当法国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些新国家或大为扩大了的国家的紧密关系都已在松懈时，洛迦诺公约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还有其他的和十分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渴望安全并非出于俨然以领导者自居而非受人尊敬不可的态度。法国的稳定和自足的经济，无论在思想意识上、资本或市场吸引力上都不能为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农民国家提供它们需要从一个大国获得的那种富有生气的推动力。这里产生的问题和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相类似。最后，法国在其盟国中所享有的文化上的威望也并不是象很多法国人所想象的那种性质了，当它的失效被发现后，便激起一阵辛酸和失望。不仅有关国家的讲法语或读法文的这一阶级正处在社会和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就是法国的文学艺术，从任何国家大多数居民的观点看来，在两次大战之间也成了世界上最高深莫测的事物了。在波兰、罗马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德国商业兜销员，没有必要去和他们的法国同行相比，即便同法国的讲师及外交官相比，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较高的发展水平，就可以作为更易理解和更为恰切的楷模。
　　唤起法国舆论注意法国的东方联盟已在削弱的第一个具体事实是1934年1月的德国…波兰条约。不过法国已为它自己放弃早先的立场作出了先例．因为它已在1933年参加了墨索里尼提议的四国公约。失去的阵地可以收复这一点从巴尔图出访小协约国的各个首都时所受到的接待中已经表明了。但巴尔图被谋杀所造成的局势，不但对法国的盟国，而且对法国的舆论，都带来了最严重的灾堆性后果。他的继任者是赖伐尔，从理论上讲赖伐尔是在推行其前任的政策，但在事实上，他却在竭尽全力地通过与德国达成谅解而谋求另一条途径，从而勾销他的前任的政策。直率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从此开始便很快地失去其有价值的意义了，它们也就随着乔治·博内向他的选民们所作的解释（即法国从未背弃捷克斯洛伐克）而化为泡影了。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法国的盟国都不再知道法国的立场究竟如何。直到大战实际爆发为止，除勃鲁姆政府外，历届法国政府都以此种令人泄气的暧昧态度为其特征。但在法国人看来，英国的暧昧行动同法国的行动完全一样，英国居然能在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从而宽恕了三个月前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的一切军事条款的行动，而且使法国外交为促使斯特雷扎协定成为现实所作的努力全归无效。
　　在此刻，既有法英联盟与法国力图在德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有第一个目标与必须防止德国在法国后方建立联盟关系之间的相似的矛盾。首先，法国右翼所得出的信念是，英国要求制裁意大利是硬要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给法国加上一个敌人。两年以后，法国的左翼又觉得英国坚持不干预西班牙内战，既是强使法国蒙受道义上的耻辱，又是在比利牛斯山给法国安上一个敌人。
　　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发生过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一事，法国未能进行干预。英国也未支持法国进行干预。因为这一事件是法国批准法苏条约而引起的，英国不作出反应就成为英国拒绝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寻求盟国的又一例证。但在这一事件中，法国自己的“坚决拒绝”对它所产生的反作用却有着最严重的后果。法国失去了由它自己采取主动行动的最后机会，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几个星期后即将举行选举。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的不真实性没有比这一回暴露得更彻底了。在法国批准了同位于德国东面最强大的国家结盟的条约以后，法国就失去了为任何东欧盟国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法国事实上只剩下了一个盟国，而这个盟国自己也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它不可能象1914…1918年的战争那佯，在头三个月中当法国伤亡最惨重时就提供那么多的军队。
　　在此后剩余的和平时间里，对于法国再一次要堵住德军第一次冲击的想法，就象一剂毒药在法国人心中翻腾。在意大利危机中，英国人看来也不了解，如果制裁引起了战争，那末在英国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征调其军队的同时，法国却非动员其全部壮丁不可了。无需德国人从旁说明，法国人自己也会想到，英国是要等到法国剩下最后一个人时才作战。这种想法不幸而又轻易地掩盖了法国自己的衰败，所以当奥地利被吞并和苏台德区德国人根据萨瓦和尼斯的类似情况提出要求时，法国便以尽瘁于道义为借口而采取无所行动的惯例了。在1938年9月的阴暗日子里，伦敦人正在公园里挖防空壕，巴黎人则在应征入伍时甚至连军用靴都不够分配。弗朗丹在1936年德国兵团开进莱茵兰时还主张采取行动，这时他却在街头海报上宣称战争是罪恶的愚蠢行为了。二十年的外交，二十年的政治，二十年的一群又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年服兵役，却并未得到在战场上牺牲了一百三十二万法国人生命应换取的果实。从慕尼黑回来心惊胆颤的达拉第驶经拉斐特大街时，居然受到群众的夹道欢呼，这件事并不真正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倒是当法国获悉德军已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后几乎无动于衷，大部分法国人还要慢慢地、不慌不忙地面对他们的当前问题呢。
　　1927年5月26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的演说中说道：“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我们将处于我将称之为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将使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并看到我们的权利将终于被承认。”他所预言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那时在欧洲最值得大家注意的声音却并非来自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7年可能确曾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中德国会复兴，法国将衰落，足以使他能同那些得到“满足”的国家做成一笔扎实的交易，并确保意大利在欧洲四强的均势中至少能同法国并驾齐驱。但是当时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卑微的和不可靠的模仿者，甚至连接受一张他的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也不配；从他目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发迹以来，他就一直有着这样复杂的心情。
　　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所要配备的充分军备、工业能量、原料、粮食、财政储备，或是为奋勇投入这场全球范围的并由纳粹规定其步调的强权政治角逐而须具备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成功。帝国的扩张，甚至是捍卫法西斯思想，在整个意大利都不是产生英雄事业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原因。许多因建立意大利帝国并取得反制裁胜利而深感自豪的意大利人，这时对追求经济独立政策以及在西班牙两年半不宣而战的极度紧张也正在感觉到，并且不安地意识到意大利是与德国人拴在一起走向战争，而远在纳粹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意大利人对德国人就不曾有过好感。
　　另一方面，施加经济制裁对意大利人民的影响，怎样估计也很难说是过高的。墨索里尼利用巧妙的宣传成功地说服了大批意大利人，使他们相信埃塞俄比亚为意大利提供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意大利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仅始自法西斯政权时期，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就使意大利人看不到真相，即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已成了一项激起海外真正义愤的罪行，也使他们看不到国际联盟体现的那种集体安全观念，对许多非意大利人说来是十分可贵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联被认为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堡垒。意大利人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制裁只不过是强权政治角逐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天真设想，就使意大利团结起来支持墨索里尼，其团结的程度是意大利以外的人无法认识的，正如意大利国内的人也从来认识不到在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侵略是多么丑恶一样。为此，意大利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尽管肯定是没有根据的。这股怨气延长到缔结了1937和1938年英意协定以后很久还未消除，甚至在1943年以后的一般对英国友好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还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未能施加断然的制裁措施大概也加强了墨索里尼的信念，认为西方国家是软弱可欺和意见分歧的。对普通的意大利人说来，心理上的影响较之经济上的重要得多，这种持久的憎恨有助于使接受轴心国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此项政策与意大利人的感情是多么格格不入，连墨索里尼自己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才采取这一政策的。
　　此外，法西斯主义仍然有着热烈拥护它的人，很多意大利人也从中取得了既得利益。政府能够依赖一般群众的默认，防止形成任何有效的反对派，而法西斯党内的上层分子对外交政策的批评也往往只是逐渐流于发牢骚而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和他的臣民一样，不喜欢德国；但自他让君主制受制于法西斯主义后所保留的那一点儿权力使他对墨索里尼起不了什么影响，墨索里尼憎恨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同他竞争最高权力的对手。对轴心国政策提出的最有力挑战来自天主教会，1939年1月，法西斯政府曾预期因梵蒂冈反对他们的反犹太人法规，将会发生一次大危机。
　　即便反对意大利和德国联盟的人还不够强大，不足以阻止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侵略国参加战争，意大利由于其经济劣势，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进行战争，它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也是渺茫的。墨索里尼的权力正在衰落，他的专制方法，他只注意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他部下的素质窳劣，这些都组不成一个有远见和有效率的政府，也训练不成一代能统治国家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接班人。法西斯“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以腐化、愚蠢和不负责任而闻名的，不过才能和胆识在意大利并未消失，因为几年以后的抵抗运动即将有所表现。
　　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将在本书其他章节讨论。至于大肆宣扬的十六年来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成的庞大军事阵容，虽不能说完全是虚张声势，但它的缺点已引起了罗马的不安。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战争中，在不如预期的未来那样严酷的条件下，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作战经验，付出的代价却是厌战情绪和物资及财政储备的大量消耗。此外，从1936年起，墨索里尼已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三军改组的重整军备的计划，要经过两三年以后才能达到下一个战备的高峰，而且，在鼓励意大利人以进攻精神、运动战和杜黑将军的空军密集战理论为思想方法的同时，又提醒他们，消耗战是和法西斯经济的“铁律”相抵触的。
　　墨索里尼本人似乎认为，在与法国单独进行的战争中，任何一方的防御工事都会阻止在阿尔卑斯山边界或在北非进行决定性的战斗，而即便是对付吉布提，法国的增援也会使进攻更难以进行，虽然不是不可能。他预计在空中和在海上，意大利军队都会证明可与法军相匹敌或者胜过法军，但这样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战，除非战争蔓延到欧洲的其他国家或全世界。这他实在并不认为此刻是进行法意战争的理想时间，更不是进行全面战争的理想时刻，虽然在他与法国的关系中，他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但他似乎是把战争视为可能发生而不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1942年底以前他不要打仗，他希望到了那年年底，意大利的炮兵已全部更新，还有八艘现代化的新战舰可以交付使用，潜艇也比已有的多一倍，平定下来的和足以自给的埃塞俄比亚可以有一支五十万人的本地军队，为意大利本土争取的自给自足的计划也已完成了一半，1942年的展览会将充实意大利的外汇储备，并将有尽可能多的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被遣送回国。
　　这一喘息时间还可以用来向法国勒索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于殖民地方面的让步，怂恿对立国家的任何分裂倾向，例如，鼓动少数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犹太主义与和平主义，甚至包括墨索里尼长期来在西班牙圣战中所反对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与希特勒不同，似乎并不认为这时轴心国的实力已经可以说到达了顶峰，进攻一定要在这时发动，或者根本不必进攻。
　　到1939年初，1927年所预言的“关键性”年代已过去了一半以上，首先导致意大利在1935年与法国签订协定——至少可以明确地说，它对意大利的价值不大，因为协定要它在突尼斯问题上让步，所以也未被批准，接着便是一个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个帝国也还有待于抚慰；更不用说有利可图了。墨索里尼的野心却远不止此。正如1937年奥古斯都展览会所展示的那样，意大利是一个充满活力而有中兴希望的“贫乏”国家，它要建立一个地中海和非洲帝国，旨在恢复罗马帝国遗下的事业。按照当时的情况，地中海远非它的帝国，而是囚禁它的监狱；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塞浦路斯组成了这所监狱的铁窗，直布罗陀和苏伊士则守卫了监狱的大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都随时打算完成包围它的锁链。下了决心的意大利首先要摧毁监狱上的铁窗，然后“向大洋进军”，因为没有自由进入大洋的通道，意大利就只能被看成是半独立的国家；意大利可能通过苏丹把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联在一起，从而向印度洋推进，或则通过法属北非向大西洋推进。
　　不论向哪一方推进，意大利都必然面临法国和英国的反对。它对英国还没有正式制定什么要求，在当时齐亚诺的《日记》中或在他1939年1月2日给里宾特洛甫的信中也都没有提到这类要求，但据了解，这种要求可能包括割让马耳他，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和国际化，或将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以及对苏丹实行共管。例如齐亚诺于1938年11月30日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和1939年4月18日法西斯议会对国王演讲词的答复中都出现了帝国均等的论点。当时墨索里尼主要关心的事似乎是，不论轴心国向什么方向扩张，英国人究竟有多大能力和决心进行抵抗，而特别关注的是英法团结的增强或削弱。
　　在欧洲大陆上，阿尔巴尼亚是可以作为当前唯一的目标领土。意大利对中东和地中海东岸各国的计划也暂未公开。墨索里尼在1937年曾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不过自从缔结了1938年4月的英意协定以后，巴里广播电台已降低了反英宣传的调子。1938年和1939年发生的几件小事表明，法西斯政府准备在埃及的意大利侨民中组织一支反英第五纵队，它欢迎法鲁克国王探询这类问题，即如果埃及宣布中立而引起英国直接或间接干预，轴心国是否会支持他；法西斯政府还力图减轻伊拉克的疑虑，因为它深怕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会破坏地中海伊斯兰社区的连贯性。
　　这时法西斯的要求和敌意正在集中于法国。这方面又一次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些要求作出正式说明。但墨索里尼于1938年11月8日和1939年1月8日曾私下两次就这些要求向齐亚诺作了概要的说明；1938年11月30日他还首次在法西斯大会上作了撮述，然后他又特别郑重地在1939年2月4日立下一篇题为“向大洋进军”的政治遗嘱。他的目标可以归结如下：“科西嘉：自治，独立，合并；突尼斯：为意大利人制定特殊法规，突尼斯王组织自治政府，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吉布提：辟为自由港并建筑铁路，行政上为共管殖民地，割让绐意大利；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占有行政管理上的大部分权力。”墨索里尼故意不提萨瓦，因为它不在阿尔卑斯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或地理上都不属于意大利，他也不提尼斯，因为取得尼斯不过意味着对边界线的小小修正，而且是割让一个这时已完全法国化了的城市。另一方面，科西嘉尽管有法国人的渗透，却决不能放弃，因为有战略上以及地理、历史、种族和语言上的各种原因。对吉布提的领土要求的解决可能性最大，部分原因是英国不用担心地中海的现状会有什么变化。法西斯政府认为，突尼斯的法规，吉布提的海港和铁路，以及苏伊士运河问题都可能通过淡判解决，但任何其他进一步的问题，都需要用迥不相同的方法才得解决，而且还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
　　墨索里尼要把他所梦想的海外帝国同维护意大利那种根据不足的要求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即意大利在与德国以及英法的关系上应处于欧洲大国的地位，还有同样强烈的信念便是意大利决不甘心再当欧洲的“局外人”了。此外，尽管他叫嚷要修改和约，希望扩大意大利帝国并打破法国的霸权地位，却毫不减少他要保卫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的里雅斯特和勃伦纳边界现状的决心（他的同胞不管是否法西斯主义者都有同样的决心）。此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仍然还抱着希望，日益增长的第三帝国的可怕实力或能对他起一些抑制作用，使他不把自己的命运同纳粹不可改变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享有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盛名而当之无愧，但他自己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和近年来发生的事件给他留下的行动自由却非常少了。
　　在他执政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总的说来，墨索里尼是叫得凶，咬得并不那么凶。一方面，如果他所表现的，是一个较新建立的大国领袖，凭白手起家当上的，所以是一副大叫大嚷的寻衅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奉行一种非常接近于法西斯主义以前的政策，即通过精心的策划，充分运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区区有限的资本。他宣扬军国主义，要修改凡尔赛和约，继续同法国算旧帐，在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树立他的政治影响，轰炸科孚岛，对南蒂罗尔强行意大利化，可是他也谋求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使意大利参加和平组织，例如洛迦诺条约，甚至还参加国际联盟。但这种表面上的温和当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顾虑，许多意大利人在其他方面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并不一致，但都会同意他对道义上的顾虑的藐视，他们不无讽刺意味地斥之为可笑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其所以可笑是因为这种顾虑并不是伪善。墨索里尼自己的态度也并不意味着他会让任何有权的机会溜走，即在国际浑水中摸鱼，凡可以获得的任何不值一顾的小事物，他都要捞取，只要不致卷入一场一级规模的战争。
　　1933年的纳粹革命并不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折点。法西斯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压力为意大利和德国的修好敞开了大门，纳粹党人在1930年取得选举中的局部胜利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释嫌修好便日益令人注意了。但意大利人起初却低估了第三帝国及其元首的力量与野心，纳粹对奥地利的图谋又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墨索里尼在1931年就和法国站在一起反对德奥关税同盟，通过1934年3月17日的罗马议定书又结成了“意…奥…匈三角联盟”。当陶尔斐斯于1934年7月25日被暗杀以后，墨索里尼便派军前往勃伦纳山隘的边境；他几度联合英国和法国试图支持奥地利的独立并抑制德国的重整军备，例如1934年2月17日和9月27日的关于奥地利独立的声明，以及1935年4月11日至14日的斯特雷扎会议。可是，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他的“修改和约主义”或建立欧洲四强指导委员会的欲望，这两者的动机在当初意大利建议的1933年6月7日的四国公约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正是在这个要害上意大利和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意大利的发言人后来说，同意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乃是1935年1月7日法意协定的不成文的补充，他甚至说，法西斯政府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还认为英法会宽容意大利的行动，以此作为取得意大利支持反对希特勒的代价；据说产生过一个误会，因为英国的首相和外交大臣在斯特雷扎会议上都没有明确地警告意大利。也很可能是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导致墨索里尼得出了英法之间不团结的结论，并认为英国已觉察到德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这就促使他不惜去冒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风险，此后便又倒向了德国阵营。
　　从1936年到1939年之间，在整个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意大利也曾试图在它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作一些修补工作。墨索里尼曾缔结过1937年1月2日和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协定，但在1938年4月同法国开始的谈判几乎马上就破裂了，因为凡涉及西班牙或按英意妥协方式同法国联合的任何协定他概不接受。他由于听到战争物资正在通过法国流向共和西班牙的报道而大为震怒，1938年5月14日他在热那亚演说时竟宣称法国和意大利是站在“敌对阵营中”的。法国和英国都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英意协定也于1938年11月16日开始生效，然而以此作为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前奏的希望并未实现。事实上，墨索里尼当时就告诉过齐亚诺，交换批准书丝毫不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其政策的基础依然是德意轴心，在地中海，它与英国人的合作尽可能继续维持，但法国仍然被排除在外，而且这时还正是意大利要向法国提出要求的时候。仅仅两个星期以后，此项政策便由齐亚诺在法西斯议会上的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接着就是随之而来的听众的大叫大嚷。
　　与此同时，纳粹对意大利的追求却取得了大不相同的结果。齐亚诺于1936年l0月访问德国是友好姿态到达顶峰的时期，当时签订了一份秘密议定书，双方就一些当前问题协调政策，还有便是墨索巴尼在11月1日提到轴心国的米兰演说。在恢复友好关系的早期阶段，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在推动轴心政策方面较之后来在此项政策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时又抑制它要卖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