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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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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英国的战斗力量投了信任票，从而使英国光荣地成为捍卫欧洲民主政治的堡垒。假使这些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战斗的法国人”能显示出这种精神而且能怀有这种信心，他们的英国东道主在道义上就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他们的英勇客人。
最后一点但同样是重要的一点是，法国覆灭之后，美国人由于受到这次灾祸的震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使英国人得到了鼓舞。美国人也同英国人一样，感到形势突然变得简单了。美国态度的这一剧变立即开始有利于英国。自从日本于1931年9月侵略满洲，迄至1940年6月法国覆灭为止，由于英国政治家知道美国的政策是难以捉摸的，根本无法加以估计，结果使英国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牵制。只要法英两国还是躲在那条有名无实的铜墙铁壁马其诺防线后面，美国公众以至华盛顿政府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务使美国不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卷入另一次大战。假使英国也象法国那样在1940年6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国也未始不有可能跟着这样做；退一步说，它也可能象苏联一样，在希特勒伺机进攻它之前，不会主动去自找麻烦。但是英国在法国覆灭后仍决心继续对德国作战，终于使美国人明白了，他们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须要做些什么。他们看到，必须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能为英国这个民主政治的堡垒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坚守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一切力量为英国作战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同样幸运，得到了一位能够应付当时局势的领袖。他们配合罗斯福为争取共同胜利而立下的功劳，不下于英国人民配合丘吉尔所立下的功劳，或者也不下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劳。罗斯福于1940年6月坚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丘吉尔都会继续作战，正是根据这一信念，他才在那个紧急关头向英国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武器。罗斯福于1940年11月5日又当选为第三任美国总统，正和丘吉尔于同年5月10日就任英国首相一样，对共同事业说来，都是吉祥之兆。与此同时，罗斯福并没有由于美国政府在大选年容易产生的瘫痪状态而缩手缩脚。当1940年大选以前的几个月快要过完的时候，他凭直觉感到这一个大选年同时也是命运攸关的一年，并根据这一直觉采取了行动。回顾起来，他的这个空前大胆的行动是正确的，这点可由选举的票数来证实，经过这次大选，他连任的期限比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国总统的任期都长。1940年8月16日，罗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在英国领土上获得基地供给美国海军和空军使用；同月20日，丘吉尔宣布，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这些基地实际上正在交给美国，租期为九十九年。这当然只是计划的部分内容，根据计划，英国将取得一批宝贵的美国驱逐舰，英国人民敏锐地领会了丘吉尔对这笔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评价，丘吉尔说：
这一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英帝国和美国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势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对全体有利的某些事务中有所结合。就我本人说来，当展望未来时，我不会对这一过程有什么疑虑不安。即使我想阻挡它，也阻挡不了；没有人能阻挡它。它就象密西西比河一样，总是滚滚前进。让它流吧！让它浩浩荡荡地、不屈不挠地、势不可当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
所以在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再次受权去执行他的和他的国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国人已开始看到以雄厚无比的美国资源来装备自己争取胜利的那种前景。这位总统此时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于1940年12月29日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接着，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美国将向各民主国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罗斯福以“加强美国国防法令”这巧妙确切的题目向国会提出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因此，在法国覆灭后只不过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国的许多法令为可靠的基础而巩固了起来。只要英国人这时能够在“猛烈的空袭”的严峻考验下，继续坚守到在北美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全力投入生产，最后战败的阴影就将开始落在德国的头上。不管德国将来在扩大其征服时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美国和英联邦合在一起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不会被德国和在它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赶上。可以肯定说，在德国人控制下的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德国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厂家和工人正在被迫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目的而工作，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枷锁永远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以指望这些人会冒了生命的危险，使自己的工作尽量少为德国的战争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国家里，却可以指望厂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拼命苦干”。一方是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上升，另一方是决心“消极怠工”，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联合王国的平民等于都在前线。他们经受着猛烈空袭所带来的空前苦难，即使大多数人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但是他们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对国家的作战努力来说，这比少数人的伤亡，威胁更大。从7月到12月，共有二万三千零二名平民伤亡，对全国人口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内武装部队的伤亡数字。
疲劳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增加生产是头等大事；可是，疲劳还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勇气所要经受的三大严峻考验之一。他们要经受的第二种严峻考验是经常担心暴死。第三种严峻的考验——在英国也是没有经历过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首先是家庭里妻离子散，而家庭乃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妻离子散的情况有：对儿童进行预防性疏散；住房被炸毁，不得不到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去栖身；劳动力全部按地区重新分配，在遥远的海外战场服役的军人与妻子的长期分离。其中，对家庭最起破坏作用的是，征召已婚妇女参加民工队，使她们离开家庭，离开子女，这是一项严酷的措施，是英国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措施，希特勒在吃过苦头之后，也不愿如法炮制，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连一个蛊惑民心的独裁者都不敢强制执行。
英国人民在个人遭受这些苦难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爱好社交的天赋，他们能够临时凑合成一些社交组织，来部分地弥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一座警戒空袭的民防哨所，又可以当作俱乐部使用，俱乐部的会员虽然社会经历大不相同，也没有选择会友的条件，却渐渐结成了朋友。那些一夜又一夜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的站台上，或躲避在一两个不使用的隧道里的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组织和社交活动的网，开展业余戏剧演出、宗教礼拜、辩论会、音乐会等等；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有人担心，唯恐这些夜间的难民，有的人由于实在太喜爱这种反常的有家归不得的自由生活，也许不愿恢复正常，回到家里去做辛苦的家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个减轻人们痛苦的因素，这就是，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历次战争相比较，药物治疗的效果这时有了惊人的提高。当伦敦和其他交战国的许多大城市的下水道和总水管因遭到轰炸而一再被破坏时，当居民由于操劳过度、失去家庭、睡眠不足和粮食定量等等原因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变得虚弱时，可以预料，由于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一定会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灾害相形见绌，然而，在惊人的困难环境下，公共卫生工作仍然做得那么好，配给的各种食物安排得那么适当，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内人民的健康情况一直都出人意外地良好，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特别是希腊以及阿纳姆战役后的荷兰北部，那里的人民由于占领国怀有敌意，存心惨无人道地对待他们，而被活活饿死。科学应用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英国虽然不是在这方面得到好处的唯一国家，但是这肯定是英国自己的社会状况方面的几个因素之一，这些因素使英国在遭受1940年春天和夏天的巨大灾难之后，仍能长期经受严峻考验而坚持下去。
究竟是什么感情和思想鼓舞了英国人，使他们能在十八个月的艰苦考验的时期，在反复经受“小型的猛烈空袭”时期，以及在经过德国导弹武器——通称为V1和V2——的连续光顾后，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呢？
对于受到猛烈空袭之害的人们之所以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一种想法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狂轰滥炸本身就是德国空军承认自己过去在不列颠之战中失败的自白书。戈林要不是由于代价太大和把握太少的缘故而放弃了以前想在白天吃掉皇家空军以掌握英国上空制空权的这种打算的话，他决不致于把自己的空军力量转而用在那种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效果也较小的夜间骚扰英国平民的行动方面去。到1940年10月31日的时候，英国空军已经赢得了1940年7月10日开始的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而英国人民也已明白了这一点。早期在空战方面的胜利，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那些在日后的猛烈空袭中受害的平民都感到，即使他们个人或许会丧失生命、炸残四肢、荡尽财产或者不得睡眠，但是在这第二阶段的空中战役中，国家的生存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在这个阶段，使英国人的士气得到振奋的第二个因素是，自1940年12月9日开始，英军在西部沙漠连续战胜意大利军队，接着，在东非战场又取得同样辉煌的胜利。对于在非洲战败意大利对手的这些胜利的重要性，英国公众的估计并不过高。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自己锻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欧洲打败德国，而在任何地区，只要德国人尚未亲自出马，战斗就不会是决定性的，因此，战胜德国的一个小伙伴，对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不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这种悲观失望的时刻，能在任何地区打败任何敌人总是件好事，英国人民受到了韦维尔将军的鼓舞，韦维尔用实例证明了，德国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种机械化部队的新战术，一个英国指挥官也会使用——尽管在当时规模要小一些——并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何况，他本人就是这种战术的倡导人之一，德国参谋总部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学到这种新的军事诀窍的。可惜，韦维尔将军有机会来运用这种战术的时间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辉煌成绩，已经非常及时地使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从而对此后战争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促使英国人民这时“拼命苦干”的心理气氛。在工业生产战线上，丘吉尔有欧内斯特·贝文为副手，贝文对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甚至可以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丘吉尔在他生平的这一阶段，全然超越了党派政治的障碍，而贝文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样，是作为一种象征，在全国范围内把政党间的分歧暂时搁起，以使全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自战争爆发后，工党虽然忠诚地支持张伯伦政府，但是并不对它表示钦佩或信任。而只要工党的代表还未参加政府并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英国就休想联合全国的力量来“拼命苦干”。贝文并非毕生都当议员，他对国际事务一向也不特别关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才使他意识到国际事务的迫切重要性，后来，又由于他以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个讨论英联邦事务的非正式会议——那时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两国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全世界处于战争边缘的当日——他对国际事务就更重视了。贝文本人出身工人，他献身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这方面，他不仅获得工人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护，而且还博得反对他的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为人忠实、坦率、勇敢、果断，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根据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说服对方，但是当他看到除了斗争别无他法时，他也决不逡巡畏缩，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特点。他五十九岁时由工会活动的场所调到内阁工作，不久就显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质。贝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劳工与军役大臣，肩负着处理1940年5月22日的联合王国（国防）紧急授权法令中有关动员人力这一棘手问题的重任。经大臣们建议，这项果断的立法措施授权英王在咨询枢密院后，制订这样的国防条例，规定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保卫王国、维持公共秩序，或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或者为了继续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或劳力，只要英王认为有必要或需要采取权宜措施时，可要求人民把他们本人、他们的劳力和他们的财产全部交给英王陛下自由处置。
这项法令于一天之内在上、下两院逐级通过，而且为公众所接受，公众不但处之泰然，而且还衷心感到满意。可是，英国政府能获得这些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来实际使用这些权力又是一回事。贝文的成就在于，他能尽量采用说服而不采用强制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联合王国，也许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自丘吉尔而下，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为了赢得胜利所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能有这样成就，是因为他既能使公众信任他，又能在一系列艰巨的工业谈判中尽人之常情，他巧妙地把这两种特长结合了起来。
至于丘吉尔班子里的其他成员，这里只举了C·R·艾德礼、安东尼·艾登和赫伯特·莫里森，而没有提到其余的人，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不满。
英国历史中的这一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这一章——在这段时期里英国是独力作战的——结束得很顺利，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作了什么特殊努力，而是由于英国的敌人的行动自取灭亡。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接着袭击珍珠港，这样一来，英国就不再感到孤独无援，而是成为一个大同盟中的一员了。
1941年6月22日，丘吉尔带头行动起来，其迅速和果断正象他在1940年5月和6月采取行动时那样。那一天，德国人于凌晨四时进犯苏联，丘吉尔在晚间九时就宣布：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决定，根据凡是抗击纳粹帝国的任何个人或任何国家都将得到英国援助的原则，它将竭尽所能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援助。
随着德苏战争的爆发，欧洲大陆再次出现了一个战场，而德国也再度使自己陷入两面夹攻的境地，正象它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时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次向东方的进犯将会导致英法两国同它交战。在那次战争的第一阶段，大陆上的东线在9月底前已经荡然无存，大陆上的西线在1940年5月和6月间在几乎同样短促的时间内也被消灭。这些惨遭蹂躏的经历使英国人民认为，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只要德国想要进攻，就会象波兰和法国一般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同样的下场。因此，1941年6月22日那天，在英国有不少人无可奈何地预料将看到德国的摩托师在六星期之内开进巴库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可怖景象。但是这些英国旁观者却没有认识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象拿破仑的一样，只能用在那些面积只有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半岛这样大小的国家里作战，而在俄国的辽阔无际、荒无人迹的国土上，希特勒的坦克正同拿破仑的步兵一样，如果要想再象过去在欧洲的几次胜利那样，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来达到最终的目标，就一定要遭到挫败。直到1941…194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来到俄德战场以后——尽管这时俄国军队已经损失惨重，而且还作了长途撤退，但是他们仍然存在——英国人民才开始领会到丘吉尔在上一年夏天的作战季节迅即欣然把俄国人当作战友来欢迎的重要意义。
由于德国未能以一个战役来征服俄国，而使那些与俄国人协力作战的英国人感到出乎意外的宽慰。但是，在1941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有不少英国人却追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终究在第四个战争年头的战役中打败了俄国人。因此，虽然这次也象上次那样，俄国人没有在第一年内就垮掉，但是他们这时反复取得的这种消极成功，显然并不能保证在最后赢得共同胜利。但是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后，英国人一听到这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消息，却很少有人不立刻就认为，日本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等于宣告德国和它自己最后必败。那天晚上，英国一般的人，例如本章的作者，都能睡得很熟，“不需要寻求什么美梦”，正象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11日午夜几小时内睡得那样酣畅。丘吉尔记载自己在那个不朽的时刻的感受时写道，“事实胜于梦想”。而在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他的想法则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
第二章 英国的经济背景
就战备工作的完成程度而论，英国远远不及它的主要敌手德国。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执政以后，就一直把德国的资源有意识地用来准备未来的战争，到1939年9月，军事、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动员起来准备打仗。早在1936年，劳动力已感显著缺乏，在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强行加以控制，以保证将这些增长的收入专门用于战争目的，而不是用于增加人民的消费。在行政方面，战备工作也进行得很好，已经建立起一套经济管制体制，一旦爆发战争，无需经过什么变动就可照旧运转。
英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英国很迟才开始参加重整军备的竞赛，而且甚至在那时候，它的准备工作也是慢条斯理的，这是因为执政者对未来战争抱着一种“有限责任“的观念，并且还希望尽量不要干扰国家的正常经济结构。只是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后，英国才开始为打总体战作全面准备。英国同德国在作战努力方面的大致差别，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在1938年时，英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德国则占百分之二十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大约仍有一百万人失业。再说，到1939年夏天的时候，英国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一个能在战时指导全国经济的行政机构。在文职人员方面，也没有一个类似军事方面的参谋长委员会那样的中枢机构，受权去指导全盘的战时经济。英国虽在1939春天已开始把行政机构加以改组——把粮食（列入防务计划）部从贸易部中划出来，在夏天又成立了军需供应部。但是，国内安全部、经济作战部、粮食部、情报部和海运部直到1939年9月1日才成立。除了战时内阁之外，试图要成立的第一批中枢机构，如印花委员会和内阁经济政策委员会，一直拖到10月才成立。显然，在人员配备和职权范围这两方面，必然会产生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造成因循延误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不过，在战争的开头两年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方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改进。
只有在一个方面——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英国的战备工作或许胜过了德国。英国是在作长期战争的打算，因此宁愿牺牲眼前的力量，以便为未来蓄积更大的力量。这就是说，它把军备的“深度”比军备的“宽度”看得更为重要。只要英国能顶住德国的初期进攻，它所能支配的潜在资源就可转化为实际的力量，这股力量将远远超过德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希特勒却不肯听从他的军事当局的劝告，仍然坚持要牺牲未来可能有的生产，只求眼前能尽量多生产。他希望以几次闪电战来干掉他的敌人。英国所主张的长期作战的观点虽然在最后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1940年夏天，希特勒的观点却似乎是正确的。
在整个战争时期，英国要保持不断从海外输入物资，自始至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英伦三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英国人吃的、穿的都须仰仗外界供应，他们如要专门生产那些为坚持一次大型战争所必需具有的武器和设备，也须依靠外面供应的原料。虽然英国在潜在的资源方面远远超过德国控制下的那些国家，但是同德国相比，英国有两个极为不利的条件。第一，它不得不依靠那些供应它物资的国家的善意，在必要时，得准备好收到货物立即付款；第二，它必须通过危险的海路来运输这些物资。因此，“现金”和“运输”就成了一对孪生的难题。
在英国需要海外供应物资这个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潜力方面来说，美国是英国急需的那些物资的最最重要的来源，也是英国最容易得到的物资来源。美国的政策受到中立法的约束，中立法的主要条款规定：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武器；撤销对乘坐交战国船只的美国公民的保护；在向交战国出口物资前，必须预先取得支付手段；禁止美国船只进入任何作战区域。毫无疑问，在战争初期，在这些有关的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出口的物资的预先付款问题。
美国的决定意味着，在英国形成其政策的过程中，必然要着重估计外汇问题。1939年初，外汇管理条例草案已经拟订就绪，并且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生效。外汇管理条例实施以后，英镑区接受了该条例为“战时”所下的定义。英镑区成员国都表示，愿意采用类似联合王国已采用的外汇管理措施，并且还愿意将它们赚得的硬通货委托外汇平衡基金组织保管，该组织将起到一个中心分配者的作用。“英镑区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盟，以伦敦为中心，并由伦敦来管理。”英镑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大大方便了英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支付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向英国提供的物资中，有许多并不要求立即结清，而是同意赊账。加拿大和法国虽然不是英镑区成员国，但是也愿意同联合王国结成在金融上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另有一些国家介于要求立即付款的美国与英镑区成员国及法国和加拿大之间，它们与英国签订了特殊的协定，同意让英国把英镑收支差额累积起来暂不结清。
外汇管理办法的实施，以及同其他国家商谈签订一些协定使这些国家同意联合王国延期付款，这样英国就可望用以下三个主要方法来解决因需要进口物资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它可以强制执行严格的进口管理办法；它可以出售国外的投资；它可以努力保持它的出口贸易。
控制进口显然是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从战争爆发到1940年夏天这段时间内，进口管理毫不严格。管理工作的实施范围既不全面，连在那强行实施的有限范围之内，实施得也不大刀阔斧，在1940年6月之前，有许多奢侈品仍然进口。即使不算这类进口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必需品的价格已在不断上涨，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找别的办法来解决。
一个办法是出售英国所持有的外国证券，美国有关当局在讨论英国的财政困难时，对之相当支持。英国在国外投资的余额估计超过三十亿英镑，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无法出售的，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廉价出售。在1940年初，斯坦普勋爵曾经估计，按照英国准备要打三年仗的计划，出售证券每年只能指望获得大约七千万至八千万英镑。由于英镑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战争的第一年里，赤字估计已经达到四亿英镑左右，而且在以后几年里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上升，而黄金和外汇储备每年只能指望获得一亿五千万英镑，因此情况看来是很危急的。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扩大英国的出口。但是这也有其种种困难，例如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各军种的需要、海运方面的耽搁与损失，还有要从心底里说服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在战时，生产奢侈品往往与生产军需品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些困难都为顺利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带来了阻力。可是，尽管如此，在1940年春天还是开展了一个扩大出口额的运动。但是在这项运动还没有见效时，军事发展已经迫使它停止了。法国的覆灭和联合王国各党联合政府的上台，标志了英国在向海外采购物资方面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货物的运输，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爆发时似乎不那么紧迫。有关部门根据战前对英国运输设备所作的估计，认为这时可以派用处的设备，将能胜任所需要承担的全部运输任务。这种过分乐观的想法，造成了许多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对海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战时内阁外，也没有哪一个机构在负责规划如何进口。另外，各有关当局认为船舶的吨数已足够使用，而无视阿瑟·索尔特爵士（后为勋爵）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当把那些体积大、在运输中占舱位、贮藏起来也不致有变质之虞的原材料堆存起来。在国内，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去鼓励农业生产各部门，而这些恰恰是最有可能使进口需要物资数量减少的部门。
虽然说，海运危机直到1940…1941年的冬天才出现，但在1940年初就很明显，情况远远不象预料的那样妙。1月间，政府宣布征用全部远洋船舶，并采取了使进口计划更能发挥效力的措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运输”和“现购”两方面的要求。在“现购”和“运输”这两种要求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困难。由于缺乏美元，必须减少向美国购货，而海运舱位的不足，则影响了运输的数量和时间，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采取的那些管理政策失败了，这一点表现于，虽然这一时期的输入量比战时任何一个时期都高，但是库存量却听任其急剧减少。
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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