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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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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善的劳动大军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到在各军种、民防和主要工业之间合理分配人力，并在工业方面使人力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关武装部队征兵的计划和有关在工业部门保留必要工人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征兵工作顺利开展，到1939年底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应征入伍。1939…1940年的冬天，征兵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到1940年春天又加快了。可是武装部队由于缺乏装备，所以需要的人力还不太多。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尽管有专业人员登记表规定的限制，部队还是从工业部门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力。
工业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工业劳动力的扩大和再分配方面的组织工作，没有制订过计划。政府的专家们曾经预言，劳动力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但是结果证明，在所说的这段时期内，工业方面吸收劳工的能力很差。1940年4月，仍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即使不把暂时失业的人员计算在内，一个久治不愈的失业“硬核”仍然存在。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从战争爆发后，对熟练工人越来越需要，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下过决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建立一支熟练工人的后备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更困难的时期。有许多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理应在当时就采取，而不必等到后来。可是，英国政府错过了扩大和发展训练中心的机会；由于害怕引起工人闹事，政府不敢强行推广以非熟练工人来顶替部分熟练工人的办法，同时也不敢要求对可以调度的熟练工人强行重新分配。政府只得采取间接措施和利用经济形势，但是这些办法都未能实现重新分配熟练工人的希望，结果，出现了“偷挖”和普遍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
在英国国内，1940年5月以前的一段时期，乃是踌躇狐疑和坐失良机的时期。虽然1939年8月24日的（国防）紧急授权法授与了政府几乎无限的法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政府为了害怕引起骚动，不敢贸然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反而落后于公众舆论。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因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了，如：倾向于把作战努力主要看作是财政金融问题，而不是看作物质资源问题；在当时也缺乏为编制一些稍微精确一点的计划所必需的详细的统计资料。
英国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决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战争爆发后，物价立即上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颁布了物价初步冻结令，到1939年10月，又代之以预先规定最高价格的原则，以弥补设备更新的费用。这些条例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制止了投机活动的泛滥，但是它们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而且，它们的作用是保持利润稳定，而不能防止物价上涨。在战争爆发时，政府曾实行征收百分之六十超额利润税的办法，来全面制止投机活动。后来到1940年5月，这一税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在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工作中，英国政府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去考虑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可以刺激人们更加卖力。在农业领域，这一点更明显。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解决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问题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制订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既要贴补生产成本的提高，又要允许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可是，由于缺乏远见，政府不能区别各种作物的价值，只是笼统地鼓励生产一切农作物，而没有鼓励生产那些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需要的作物。它要求每样东西都出产得多些，农业生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然而，如果把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同样宽大地应用于同作战努力有极其重要关系的所有其他民生部门的话，那么，战时经济非常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
工资问题是使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工资不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比利润更有可能转变为商品。鉴于商品越采越缺乏，因此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是合乎需要的，但是，这样做政治上有困难。最有希望能使工资稳定的办法，是把生活费用固定下来。如上所述，政府所采用的物价管理办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有效。政府仍然相当害怕工人闹事，1939年12月6日，财政大臣在一次演说中要求工人合作来使工资保持稳定。工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答复说，工人不会同意生活水平有任何降低。1939年10月，煤矿工业首先增加工资，后来其他许多经济部门也同样增加了工资，危险的是，增加工资将成为普遍性的。由于有组织的工人拒绝接受有关工资增加的任何一般性政策，而工业的安定对政府说来又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只能依靠开展群众教育运动，只能设法把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为了实现后一目标，1939年11月，政府决定采用“临时”补贴办法，以防止有可能发生的主要食品价格的猛涨。这种“临时”补贴就成为后来的几个战争年头里经济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
到1940年6月的时候，工资平均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而生活费用则上涨了百分之十七。但是，从通货膨胀的观点来看，情况却比这还要不好。因为，工资率或许只有上升百分之十，可是每人的平均收入却已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商品供应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吸收游资以及防止用银行提供信贷来筹措战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政府势必要增加税收。然而在1939年9月编制的第一个战时预算中，收支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可是到1940年春天的时候，在全部战费中，来自税收的部分仍然远远不到半数。为了吸收游资，1939年11月曾开展一个鼓励国民储蓄和劝购国防公债的运动，但是总的说来，效果是令人失望的。
要把英国的和平时期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单单采取那些旨在限制购买力的财政措施是不够的。虽然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压力不象后来那么大，但是民用的需要已经在同战争的需要和出口贸易的需要以及储藏物资的需要相竞争了。只有政府对资源进行直接控制，才能保证从民用部门获得必要的物资；但是这种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一直拖到1940年下半年才开始见效。甚至在那些竞争既直接又明显的地方，如在建筑工业和钢铁工业方面，政府的行动也是拖拖拉拉的。1940年4月，曾推行过一种严格的制度，规定要经过特许方可使用钢铁材料，可是这个制度直到1940年底才有效地实施。审批建筑执照的正式制度则到同年10月才建立起来。在其他方面，如果对资源的竞争一般说来是由于缺乏海运舱位和外汇以及由于储藏物资的需要等原因所造成的话，管理工作的效果甚至还要差。上文已经谈到过，政府缺乏一个周密的进口政策，从而不能使外汇和海运舱位得到充分的利用。供应部总的说来既不负责原材料的采购，也不负责随后的分配工作，以致一直到1940年6月的时候，仍然由于缺乏物资管理工作而使象铜那样的战略物资仍被用来制造诸如饰物、窗帘挂杆和床架等非急需的商品。
政府踌躇不决的另一个例子是，它迟迟不愿实行粮食配给。虽然在战争发生之前，对汽油、燃料和主要食品立即实行配给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但是只有汽油是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内就实行配给的。在整个战争时期，煤气、煤和电力的配给工作自始至终只是部分生效，粮食配给制度的推行则一拖再拖。开始时，那些掌权的人顾虑很多，生怕舆论将对这一措施不满，甚至当这种疑虑已经迅速消除后，政府还是犹豫不决。在战事开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食品配给一直没有实行，甚至在那以后，也只有对黄油和熏肉这两样当时已经开始缺乏的食品实行配给，至于肉类和食糖，则一直拖到1939年12月才开始配给。
由于缺乏任何由政府来掌握的全面的管理制度，民用品生产所消耗的物资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是过高的。生活标准仍然保持在这样的水平，相对于战时经济的要求来说，水平这么高是不合理的。照理说，应当利用战争的这头九个月的时间，把国民经济的力量巩固起来，可是这段时间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鉴于英国在其自身的经济上未能作好打一场总体战的准备，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试图进行经济合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的缺陷前面已经提到过，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法国的经济也有许多同样的毛病。
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前几年，英法两国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协商，可是在1939年9月之前，两国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措施。在军事方面，双方已同意，当战争一爆发，就重新组成最高作战会议，但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却没有制订过类似的具体计划。两国对进行经济战的问题曾作了广泛的讨论，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合用两国经济资源的问题，或者在两国军备计划一体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协调盟国之间作战努力的计划，一直都只是拟订一些内容有局限的协定，而且，除了达成一个防止竞相争购物资的一般性协议外，别无什么成绩可谈。对于紧要的财政问题，两国财政部保持紧密联系，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制订出一项联合政策。在同样紧要的海运问题上面，法国人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必须依赖英国的船舶，他们确信，英国的船舶吨位将足够满足两国的需要。
不过在法国覆灭前的一段时期，两国也曾取得某些明确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法国经济专家让·莫内，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一直极力主张两国间要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由于他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组织，由负责处理各类具体问题的九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组成，莫内本人担任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以下工作：协调九个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监督盟国驻国外采购代表团的工作；决定谁有权利优先采购的问题。这些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是极好的，但是一无成绩。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未能提供为制订各项计划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海运问题尤其令人恼火。英国对自己的运输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在那时，两个国家都没有制订过精确的或切合实际的进口计划。
1940年夏季的灾难，使英国完全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毫无疑问，为了国家的生存，它势必要作出巨大的牺牲，而英国人也准备好作出这样的牺牲。5月7日和8日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表明了他们的忧虑，也表明了他们要求更有效和更彻底地去处理国家事务。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话流露了一种灰心丧气和坐失良机的情绪，他说：
首相说过，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并为此向我们呼吁过，但是六、七个月过去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仍然未做。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领导，我们没有把粮食工作组织好，我们也没有把人力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对国民的士气产生影响，我们还是面对这一事实为好。
第二天，劳合·乔治甚至更激动地表达了这种心情，他说：“首相……曾发出过呼吁，要求作出牺牲。只要有人领导，只要政府明确指出奋斗的目标，只要全国深信，那些正在领导国家的人都在履行其职责，全国是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接着，张伯伦内阁辞职，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组成的各党联合政府立刻表明了，它对担当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是有所准备的。人们不再相信有轻易取胜的可能，也不再认为时间必定有利于英联邦。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是紧迫而又激烈的。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过去后，英国马上可以调度的后备力量就捉襟见肘，可是在短时期内，除了制订出解决当前危机的计划外，也制订了增加未来战斗力量的计划。
政府着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指导经济战，并且继续努力去组成更能令人满意的行政机构。人们普遍感到，财政对战时政策的影响太大，他们认为，财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可改由内阁所属的各个委员会来行使，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应被看作是一些不是属于政府某部而是超越于各部之上的协调大臣”。四个主要委员会，即生产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的工作，都置于枢密院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枢密院委员会先后由张伯伦和约翰·安德森爵士主持。到1941年底的时候，有关经济政策的重大决定实际上全是由这个枢密院委员会作出的。丘吉尔于1942年2月在下议院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说明：
枢密院长主持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方面，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几乎是与内阁并行的。许多内阁级大臣都是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同时也根据需要，暂时邀请其他的人参加。有许多公事都在日常开会时解决，只有那些意见严重分歧或者极其重要的问题，才由战时内阁处理。
枢密院委员会的工作由于经济情报所扩大而给它帮了大忙。经济情报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央统计划和经济处。这两个机构后来又经过发展，主要负责为制订精确计划提供必需的统计资料。
1940年夏天，英国和它的那些盟国都非常迫切地希望美国能供应更多的物资，但是它们手头掌握的支付手段已大为缩减。“从时间的观点来看，财政前景与军事前景是不一致的。如果这次战争将持续三年的话，那么，每年仅仅动用一亿五千万英镑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或许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如果敌人打算在一年内就战胜的话，这样的政策就不妥当了。”既然，当时的军事需要压倒了其他一切，那么，迄今推行的那种向海外采购的政策就必须抛弃。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供应英国的需要，而英国能否作为一种战斗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取决于美国政策方面的某些改变。丘吉尔在就任首相后不久，就以私人名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给予援助，后来又通过官方正式提出这个要求，他写道：“只要我们能付，我们就继续付美元，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当我们不再能付款时，你们仍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以后十九个月的情况是，美国的援助不断增加，最后它自己也参加了这次大战。
1940年6月10日，罗斯福在夏洛茨维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明美国的政策有了改变，他说：“我们一定要以本国的物质资源去帮助那些反抗暴力的人，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这些资源并加快利用的速度，使我们自己在美洲大陆能有足够的装备和训练，去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和担负各种防御工作。”美国不仅把武器和装备，如来福枪、迫击炮和弹药给了英国，在1940年9月还把五十艘老式驱逐舰供给英国使用，还使本国的资源转而用于提高生产能力，以便将来的军需品生产能有巨大的增加。在整个1940年一年中，英国继续支付美国提供物资的贷款，同时用自己的船只或盟国的船只运走这些物资。但是，到该年年底时，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已经大大超过了它在美国拥有的财产，而且实际上也远远超过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欠美国的债务。这个问题由1941年3月11日的租借法解决了。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租借法的具体效果并不太，但是它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英国还是以美元来支付美国供应的大部分物资，英国的作战努力继续受到缺乏外汇的困扰。但是，租借法使英国能够预先制订计划，在不必担忧美元问题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它的进口，并且在不必担忧将来缺乏物资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去争取眼前最高的产量。例如，在海运方面，从法国崩溃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英国船舶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英国在1940年夏天可使用的船舶总吨数的三分之一，在随后几年内，要是美国未向英国保证提供大量船舶的话，情况发展下去将是不堪设想。
从法国崩溃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英国的运输情况的确是严重的。在海上，船舶的损失越来越大，剩下来的船只的使用效率又在剧烈下降，在国内，内陆运输的情况也是同样严重。当时，政府对运输问题却还没有作过通盘考虑，同时，也没有一个机构能使已有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英国船舶损失的程度已如上述。由于法国的崩溃，大约有总载重量为三百万吨的船舶可供给英国使用，但是，这只不过帮助避免了有可能变为灾难性的局面，而不能减轻英国的困难处境。比船舶损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船舶的使用效率降低了。敌人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英国要么加强护航制度，从而造成商船在护航队集结的港口耽搁，要么使商船绕道走较为安全的海路。在港口耽搁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港口都缺乏组织工作和足够的设备，使得船只往往要等待很久，才能卸货或装货。1940年秋天，联合王国作出决定，尽量把运输工作移往西海岸的各港口，避而不用那些最容易受到德国空军空袭的沿海地区。可是，这一决定更加剧了运输困难的情况。
港口拥挤主要是由于内陆运输系统不健全而造成的。就象海运情况一样，那些在战前负责制订计划的人，一直摆脱不了运输能力过剩的想法。在战时，主要的运输工作显然将不得不由铁路来承担，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政府并未试图对铁路系统上可能最拥挤的那些地方进行调查，也未估计已有的铁路车辆是否够用。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这种弱点还不显著，但是到1940年秋天，就出现了全面的运输危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由于要求运输的数量增加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运输的速度降低所造成，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遭到大规模的空袭和把车辆调往原来用车较少的西海岸各港口。对已有的车辆不善于充分地安排好集中使用，更大大增加了运输上的困难。运输危机虽然对整个国家经济只带来间接影响，但是它主要直接影响了对英国南部的正常供煤，同时也造成港口拥挤，货物积压，因铁路已无能力把这些货物运走。
这个运输危机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天，其后情况开始好转。昼长夜短，空袭停止，组织工作改善，船只重新驶往东海岸，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来缓和港口的拥挤现象，增添了专用设备，扩大利用了沿海航运，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铁路运输所受到的压力，到1941年夏天的时候，货运量又恢复到1940年春天的水平。可是，到那时候情况也很清楚，今后铁路方面受到的压力将非常大，原有的运输体系是不能适应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建立更有效的组织，这项工作到1941年底已经大部分完成。1941年4月间，成立了一个中央运输委员会，由一些与运输工作有关的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以估计和协调各方面的要求，有必要时，也为如何发挥运输潜力制订计划。在这一行动之后，5月间又成立了战时运输部，负责总揽一切运输事务，包括国内运输和海外航运。8月间，政府又为战时运输部任命了一名铁道监督官，从而加强了对铁路的管理。因此，到1941年夏天，这个机构第一次能够相当精确地预测出未来的需要，并着手制订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必要措施。
1940年5月间各党联合政府的成立，运输工人与一般工人工会的秘书长欧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新的劳工大臣，这两件事为劳动政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贝文在就职时要求有全权管理全部劳动力的供应，并被授与了这项权力。当时征兵工作已经在顺利进行，但在非军事方面，还看不到相应的效果。可是，在其后的十二个月里，情况改变了。1940年5月22日，政府授与劳工大臣在征兵和男女劳动力调度方面几乎无限的权力。6月间，颁布了一项限制雇用法令，以防止“偷挖”熟练工人和保存农业和矿业方面的工人，不让他们流入工资较高的军火工业；1941年3月，又颁布了必需品生产法令，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和工人离职的权利，以防止劳动力的流动过多。从那时起到战争结束为止，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方针就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而确立了下来。
要使现有的劳动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必须对各界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劳动力的来源有准确的了解。最早对劳动力进行估计的，是人力需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部际委员会，于1940年8月成立，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为勋爵）主持。但是，在1941年进行劳动力调查时，才第一次真正试图编制劳动力预算。这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使劳动部有可能制订一些确切的计划，并且提前十二个月完成战时内阁规定的劳动力指标。
因此，到1941年底，这个旨在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机构已经全面开展工作。然而，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劳工大臣并没有滥用其职权。有一个时期，不是劳动力而是其他因素限制了英国战时经济的发展。机床和某些战略物资的供应都不充裕。即使在劳动力本身范围内，在上述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对劳动力的总的需要继续受到长期缺乏熟练工人的限制。通过推行培训计划、削减不必要的使用人数和普遍地以非熟练工人负担熟练工人的一部分工序等办法，缺乏熟练工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到了1941年下半年，情形一变而为全面地缺乏劳动力。预计到1942年，对劳动力的需要量是巨大的。在这种形势下，劳动管理条例抓紧了。1941年3月起实施的对妇女进行登记和安排的规定，到秋天已将对象扩大到独身的妇女和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到12月又实行了强迫妇女参加部队和民防工作的办法。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征兵年龄降低到十八岁半，男子义务兵役年龄由四十一岁提高到六十一岁，集体预备役制度改为个人预备役制度。到美国参战的时候，英国若按任何其他标难而不是按照它自己后来在战争中所定的标准来衡量，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动员程度。这既表明了英国人对战争的态度之转变，又表明了劳工部在各级的工作小心谨慎，区别情况不同对待，因而在进行这样动员时并没有引起英国人民的反感或抱怨。
1940年的灾难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国内非进行激烈的改革不可。必须把更多的国家资源集中到立即要开战的地区，去弥补因英国军队从法国撤退而遭受的损失，并为未来的战斗作准备，这样，民用品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势必要相应地减少。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可以利用的资源尽量发挥其作用。
粮食供应首当其冲，需要削减。必须使英国人民有吃的，但必须节约地吃。1940年夏天，一些科学家曾建议一种由黑面包、麦片、油脂、牛奶和蔬菜组成的饮食，这种饮食搭配得既有营养又经济实惠。但是，人们认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作这种极端的改变。粮食部的目的是要使国民的饮食尽量保持接近正常的标准——这种政策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整个时期内，小麦的出粉率仍将保持很低。1940年秋天的海运危机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影响到家畜。该年年底以后，饲料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次年2月，国内供应的饲料实行了配给，3月份起，又规定不准用小麦来喂养牲口。许多专家赞成采取大批屠宰牲畜的政策，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恰当的，另外提出增加耕地二百五十万英亩的要求。总的说来，在整个时期内，“虽然英国的海上交通经常受到袭击，但是它的粮食政策和国内的粮食生产，却能够相当有效地和顺利地适应这样一个岛国的长期的消耗战争”。
1940年夏末，人们一致认为，到那时为止，对民用市场的供应，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大了，后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的十八个月里，所有民用品的供应实际上都受到了限制。民用品的需要量经常被削减，有些物资，例如铝，实际上被禁止使用。几乎所有重要物资的供应和分配都受到控制，尽管这些控制办法本身也常有一些严重缺点，但是总的说来，执行得还是比较有效的。通过不给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征用工厂场地等办法，民用市场的供应间接地受到了限制。除了这些间接的控制办法之外，再辅之以直接的控制办法，例如，限制批准建造私人房屋的数目和减少国内市场上纺织品、陶器和其他商品的销售量。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执行了这些消极的政策，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所实施的限制办法，在有些情况下似乎失之过严；那时，政府当局并没有意识到，有些商品，例如深的平底锅子、童车和杯子，实际上都是必需品。1942年，当这些商品的供应已经减少到应有的限额之下时，再要扩大这些工业就困难了。
虽然对民用品市场的供应就这样在不断减少，但是人们的收入仍在增加。要完全避免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决心要把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差距尽量局限于为进行货币刺激所需要的范围之内。由于无法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唯一办法只有限制消费，使人们的收入合理地保持稳定，并且尽量公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这个目的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即征税、储蓄和实行配给。
在1940年7月丘吉尔政府的第一个预算案中，所得税、附加税、财产税以及酒、啤酒、烟和娱乐的税率都提高了，另外，征收购物税的办法也付诸实施。在1941年4月的预算中，征税又有提高，所得税的“基准”额从八先令六便士提高到十先令。从表面上看来，提高的幅度似乎很大，其实这笔数目只够抵过国内开支与按照1940年税率所收税款之间差额的一半。由于种种原因，再要增加税收将不切合实际，因此在战争后期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事情很清楚，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差距，不能光是依靠征税这个方法来消除。自觉的储蓄固然可以有助于减少个人的花费，但是，如果整个政策不是以对购买力直接加以限制为支柱的话，它早就要遭到危险了。
如上所述，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只有对主要食品才实行配给，而且这一措施是在供应已经发生困难后政府才勉强采取的。可是，到了法国沦陷后，定量配给终于被看作是推行经济政策的一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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