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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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行配给，衣着就更不必说了。在这个时期，他们听任从海外进口的主要商品的库存量减少，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不象上次那样，德国潜艇的封锁不会再造成严重威胁，他们认为，英国手中的船舶将足够应付战时的需要。在1940年夏天以前，对进口的控制很不严格，结果，使宝贵的货舱竟被在战时作为奢侈品的进口商品所占据。与此同时，扩大工业生产以及把民用生产转变为军需品生产的工作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在1940年4月，英国尚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在同一时期，联合王国的军费总额中，只有不到半数来自税收。如果真正预料到这次战争将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持久竞赛，而不是象上次大战那样成为国际间一场大决战的话，那么，英国在经济工作中这种敷衍塞责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英国政府这种因循苟安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过认真的批评。
　　在英国下院偶尔表露出不安情绪的同时，英国民意研究所——一个非官方的从事实地调查的机构——曾举办过一系列民意测验，说明直到那时为止，大多数英国人对政府的这种指导战争的方针是满意的。按照1939年12月针对这个问题而举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百分之六十一表示满意，百分之十八表示不满意，百分之十对所争论的问题不表示意见，百分之十一认为应当停止这场战争。至于英国人对张伯伦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这种涉及个人的问题几次每月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在1939年开战以来的四个月里，赞成张伯伦的人数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到百分之六十八之间，而在开战以前的最后十个月的和平日子里，赞成他的人数只占百分之四十九到百分之五十五之间。1939年12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询问选民将选择张伯伦还是选择丘吉尔为首相，测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个时候，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赞成张伯伦，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赞成丘吉尔，百分之十八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示意见。按照在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前夕所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假如张伯伦引退的话，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将选择艾登来继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将选择丘吉尔来继任。可是，即使根据同一表示民意的方法，丘吉尔的声望也已经在上升，而张伯伦的声望则在下降。1939年11月是张伯伦最得人心的时候，当时拥护他的人估计要占到百分之六十八。到12月，这个百分比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四，1940年1月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六。
　　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可能偏高偏低，但是还是符合当时居住在英国和在英国工作的人们的主观想法。在1940年4月9日以前，从表面上几乎仍然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一旦英国人的看法起了彻底的变化，他们马上就会发挥出潜在的活力；但是，回顾起来，在“假战争”期间，表示张伯伦声望高低的统计曲线，如民意测验的结果所说明的那样，可以看作是大难当头时将要发出的那股潜在力量的指标。当战争爆发时，这条曲线显著上升，表示了人民对张伯伦最后作出决定要进行抵抗感到宽慰。到了12月和1月，这条。曲线又明显地下降，表明了他们对张伯伦感到失望。因为他的立场毕竟不是非常坚定的。这件事说明了，张伯伦在满足英国人自己提出的要求时，并没有把他们心底里真正希望的，但是还没有公开谈出来的东西给他们。
　　1940年4月9日早晨，当英国公众获悉德国在前一夜已经入侵了丹麦和挪威的消息时，他们就象1939年9月3日听到张伯伦宣布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时那样，感到宽慰。他们又一次觉得，问题终于明确了，行动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在德国对这两个从不惹是生非、从未向它挑过衅的中立国无缘无故地发动进攻后，人们认为，它的这一行径比它以前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进犯更为邪恶；这一次，德国是跨海进行侵略的，所以它肯定是在碰运气，完全有可能被英国击退，而且是被英国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所击退。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德国海军居然成功地通过了英国海军的交叉火力网，不仅占领了有斯卡格拉克和奥斯陆峡湾这两个狭窄的海峡所掩护的奥斯陆，而且还占领了大西洋海岸的四个挪威海港，包括极北面的纳尔维克港在内，从瑞典北部的基律纳运来的重要物资铁矿砂，就是在这个港口装船的。但是，也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人这一轻举妄动，对西方盟国是有利的。以前，德国在陆地上向波兰进行闪电战时，西方盟国无法在那里采取直接的行动来进行干预，而这一次的闪电战是跨海进行的，而且受害的两个国家都是处于西方盟国的兵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所以一看到德国在这次闪电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犹如上次在波兰那样迅速、巨大、辉煌，英国人就越发感到沮丧和羞耻。当挪威军队被击败，而英国在挪威的登陆部队狼狈地逃回到船上时，事情已变得很明显，德国参谋总部的这一表面上的轻举妄动实际上是对采用空军力量后，战争的打法会产生彻底变化有正确估计，从而制定了一个合乎科学的作战计划。
　　如果那一小批政界人士、文职人员以及参与此事的作战部门的人员当时就把全部事实都公开的话，英国公众一定会受到更大的震惊。英国公众尚未意识到，在俄芬战争时，英法两国政府曾经策划把挪威和瑞典与自己一起同时卷入对德国和对苏联的战争。他们更不知道，当上述计谋幸而告吹时，英法两国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谋，准备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意欲借此挑拨德国对挪威采取对抗行动，这样，盟国就有了合理的借口，派兵在挪威登陆，不管挪威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是盟国和德国不约而同地第二次策划将一个竭力保持中立的、从未侵犯过别国的小国卷入战争。这种策划是不道德的，同时其方案又是幼稚的；因为，即使挪威政府居然同意的话，这项计划也不会成功，除非事情能象英国官方的一位史官简括地说出的那样，“德国的立即反击，足以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去干预，而不足以阻止我们去干预”。经受过德国在波兰进行闪电战成功这一实际例子的教训以后，还作这种打算，简直是愚蠢透顶。这一次，又象过去那样，盟国在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方面的踌躇畏缩、颟顸无能，正同德国在军事行动方面的残酷无情、生龙活虎恰恰相反。
　　盟国这次为斯堪的纳维亚战役部署的兵力，尤其是空军力量，同在俄芬战争时相比，其不足的程度更为可笑。英法两国海军力量远远超过德国海军，照理说，其优势足以保证盟国在挪威夺取制海权的战斗中得胜，但是，由于英国海军部太重视防守，结果丧失了它们海军的绝对优势作用。
　　英国民众根本没有疑心到会有上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即使这样，他们对本国海上力量未能阻止德国征服挪威这一无可隐瞒的事实已感到震惊。那么，英国那一小批文武官员和政界人士，他们不仅了解全部事实，而且还应当对事情搞到如此地步负责，内心又作何感想呢？然而，这种丢人的、不可宽恕的海陆军的惨败，至少在政治方面的确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西方盟国在挪威的战败，终于使英国人恍然大悟：英国正承担着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挑战，经受严峻的决战考验，这一任务是非常艰难的。英国人的这一震动，反映出张伯伦的信誉顿时扫地。
　　就在德国快要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张伯伦在4月4日发表演说时，不幸而说了希特勒“没有赶上班车”这句话，但他未能说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使人们忘记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按他本人5月7日的说明），希特勒在9月3日到次年4月5日之间，已经失掉了一次进攻西方盟国的机会，因为那时他仍然享有在战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中超过盟国的全部优势。从长远观点看来，张伯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说，这七个月里英国在建设皇家空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同年夏秋两季的不列颠之战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从而也使英国、美国和苏联最后有可能把它们的资源汇合起来，给德国以致命打击。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张伯伦本人却没有赶上班车，否则盟国就会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对于他的国家来说，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是，希特勒在接踵而来的几天中将证明：至少在他那昙花一现的旅程的下一阶段中，他已经发奋赶上了班车。这时候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希特勒就是在这疯狂的行车途中，五年之后终于从悬崖峭壁上堕入汪洋大海送了命，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结局同当时立刻发生的危机联系起来。1940年4月8日到5月7日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就由于5月10日到6月25日在西欧大陆发生的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而相形失色。根据5月9日和10日在英国就是否赞成张伯伦当首相的问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这时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表示赞成，百分之五十八的人不赞成，不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态。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那天，张伯伦辞职，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从那天起，英国人民终于万众一心，充满着信心，在这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5年7月26日，即战胜日本之前三十九天，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失败而下台为止。
　　丘吉尔与英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全心全意的合作，就这样持续了五年零两个半月之久，一直坚持到全面胜利的目标已达到了战胜德国，但还没有完全打垮日本的地步，方才散伙。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前的任何一天，有关方面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合作，甚或连丘吉尔本人也不会想到；即使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也就是丘吉尔奉命组阁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的人能预见到这一点。按照那种不合理的计算年龄时把不足一整岁的部分略去不算的方法，在1940年5月10日时，丘吉尔已经是六十五岁了，在这以前，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他在1900年登上政治舞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四年中，他在政界有一个光辉的开端，被目为一位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年政治家。可是，在1914年的安特卫普远征和1915年的达达尼尔远征中，丘吉尔本人负有一份责任，有损他的令誉；而且，由于这两次军事冒险的失败已成为他的盛名之累，失去的声望更难恢复。许多英国人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此公大胆冒险有余而沉着判断不足，他的才华反而足以败事。虽然在随后的十五年中，他仍然在政界身居高位，不失为一个风云人物，可是就在他东山再起之前一个月，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已经“赶不上班车”了。
　　丘吉尔的政治生涩的第二章，正是德国魏玛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是他真正最不得意的日子。接下去的第三章，从希特勒开始掌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却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二十五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1939年9月3日到1940年5月10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初想起来又是令人惊奇的——它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使丘吉尔的主张得以实现。但是，人们除非研究过1939年3月15日以来英国人的看法的潜在变化，以及直到那时为止的丘吉尔的全部经历，否则他们就难以理解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过，英国在生死存亡之际，通过一位伟人之口，说出了举国决心奋战的意志，而在这之前，英国全国人民在1940年5月10日到6月25日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早已在有些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形成，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这些豪言壮语会得到听众由衷的完全赞同。丘吉尔就职后，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说出了英国人民的心里话，他于5月13日（荷兰和比利时正在受到德军蹂躏的一天）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5月28日（盟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前一天），他在下院讲话时又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宣誓过要保卫这个世界，在这次战争中，随便发生什么事情，都决不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这个职责”，同一天，他在内阁中又说：“当然，不管敦刻尔克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打下去。”6月4日（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一天），他再一次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本人完全相信，如果人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疏忽之处，如果我们就象现在这样，对事情作了最好的安排，我们一定能够再度证明，我们有能力来保卫本土，安然度过战争的风暴，有能力战胜暴政的威胁而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要长年打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独自也要打下去。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准备要这样干。这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心，也是每一个政府成员的决心。这是议会和国民的意志。……我们决不可泄气，否则我们就要失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大的实力在空中作战，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这个岛，不管代价有多么大。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登陆地带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巷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假使——我绝对不相信会这样——这个岛或者这个岛的大部分遭到占领和挨饥挨饿的话，到那时候，我们的帝国在海外的部分，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卫起来，一定会坚持战斗，直到在上帝选定的吉日、新世界以它的全部力量挺身出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为止。
　　6月18日（即贝当宣布法国已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的第二天），丘吉尔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毫不低估我们面临的考验的严峻程度，但是我确信，同胞们将会象巴塞罗那的英勇的人们那样，证明自己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至少会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而且能够不顾这种考验，坚持下去。不少事情将有赖于此，每个公民，不分男女，将有机会表现他们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为他们的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7月22日不列颠之战接近第二个星期的末尾时，轮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讲话了，那是在对希特勒于7月19日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的敦促英国投降的建议“漠然置之”以后，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政府和国家宣称：“我们将不停止作战，直到自由得到保证为止”。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问题已不是在安特卫普对推进的德军侧翼进行牵制，或派兵在加利波利登陆以迫使土耳其屈服，而是英国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对当前显然占压倒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生死搏斗。丘吉尔保证，“三军的专家顾问一致认为……有充分理由盼望最后胜利”，但英国人民甚至在尚未听到这句话时，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看法。8月20日，德国对英国的民间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空袭，从而默认已无法打赢这场不列颠之战以后，丘吉尔又一次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靠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
　　9月5日（德国对伦敦开始进行夜间狂轰滥炸的前二天），丘吉尔宣称，“在大规模准备国内防务工作的同时，我们毫不迟疑地向中东源源不断地派护航队和援军”，英国人听了心情万分激动。11月5日（这天罗斯福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丘吉尔又报告说，“在我们面临如此逼近和如此险恶的入侵威胁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国驻埃及军队的增援，在我们海运能力几乎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向那里输送了人员，而且还忍痛从我们这里的部队中调拨出宝贵的武器输送到那里”，这番话使英国人感到同样的激动。
　　很明显，在这“最美好的时刻”，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走上的那条崎岖道路，乃是他们自甘选择的道路。但是，要说他们这时自己愿意走这条道路，倒还容易解释，而要说他们是在领袖丘吉尔号召下愿意走这条道路的，那就令人费解了。上文已经谈过，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之突然的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好象是别人的错觉。实际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也许是某种精神异常迅速地化成了有意识的行动，这种精神是英国人民久已具有，但是长期抑制未曾流露的，同时，正是由于长期抑制，因此其力量就一直在增强。英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态度在同时似乎也突然地改变了，这种变化是否也仅仅是他们对他长期以来含而未露的潜在感情的突然爆发呢？或者，在这件事上，是否真正地发生了变化呢？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英国观察家认为，看来，全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思想感情的转变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由于丘吉尔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从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这种反应。
　　丘吉尔就象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著。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鹤立鸡群。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五岁、十岁、十五岁或二十岁。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尔在四十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二十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六十五岁时仍以四十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大凡年届六十五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所处的那种境地，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象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与命运同时前进”。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集‘毕生’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丘吉尔的同胞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宽慰的感觉”，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这一段英国历史，对一百三十五年以后的英国人说来，还是记忆犹新。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相信，希特勒帝国会象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捍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们是否能够免于被打败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比起他们能否赢得战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要简单些。要是说，原来在法国覆灭之前，通往胜利之路已经难以辨认，那么，此刻英国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立足之点欧陆的资源全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这条胜利之路大概更为模糊不清了。可是，从敦刻尔克顺利撤军这个几乎奇迹般的成就，对英国国民的士气却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奋作用。这样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于被歼的军队，肯定将福运亨通。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上空击败了德国空军，这件事是即将在英国上空展开的空战结局的吉兆。由于丘吉尔的预见和决断，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没有参加法兰西战役，而是留作后备，这在日后英国本土进行空战时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备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斗争中，英国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并以自己的榜样拯救了欧洲。这个先例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期望，认为假如英国这时能保住自己的领空和领土的话，它不久就会摆脱孤军作战的状态，而且最后有朝一日会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种“冷静的自信心的光芒”，从唐宁街发射出来，照遍了整个英伦三岛。
　　事实上，甚至当英国与外界隔绝的时刻，它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因为在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尚未开始之间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沉寂阶段，由于欧洲大陆上那些流亡政府及其坚持抗战的残余军队来到了岛上，使英国人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盟国军队的实力此刻虽然很薄弱，这些流亡政府此刻虽然软弱无力，不能在其国内发号施令，但是对英国人说来，只要一看到它们，自己就觉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这些同伴由于亡了国，已经比英国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若头，然而他们还是象英国人一样，决心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英国的战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