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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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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家发展和控制关键性工业，并由国家监督经济领域中其他部门的私人企业。孙逸仙并不是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鼓舞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采取的路线如出一辙。
然而，孙逸仙在其最后的生涯中却确实受到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俄国共产党使者鲍罗廷的怂恿下，于1924年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出版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人民的三原则”）的书。该书的两个明显特点之一是有着敌视西方列强的调子，因为那时“不平等条约”仍然束缚着中国，另一特点是想在共产主义和孙逸仙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谋求一致。《三民主义》虽则是仓卒成书，其缺点表现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著作中所获得并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中所获得的地位一样。它成了党的课本、信条和口号三位一体的一部教义大全。正由于此书有着难以洗涤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义》不放。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他们便自称是孙逸仙的这一主要著作的唯一正统的阐扬者和实践者，并谴责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所确立的原则。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于1939年10月所阐明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民主义》为当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纲领，但一待时机成熟，接着实施的便将是最高纲领，以扩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阶级差别的消灭而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思想和最终目的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的革命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在他们的军队里和他们统治的平民中间有力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其固有文化遗产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濒于毁灭，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听任国民党独此一家地标榜：它在保存国粹的最优秀部分，并兼采近代异邦的最新变革。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在一篇批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国民党学说的文章中，认为有必要反击一种反共论调，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受了外国学说的蛊惑，他们“瞧不起自己同胞，屈从外国人”。发言人在高举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旗帜之后，描述了这样一条路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并决定政策，然后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1925年逝世后，接着到1928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向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孙的理想依然活跃在忠诚的少数派中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把他们的抱负作为国民党的正统思想，那些如今已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分子则认为只要在口头上玩些花招便能挫败他们。国民党自由思想余烬的堡垒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这时是以宋氏一家为中心，先知本人和继承其领袖职位的蒋介石都娶了宋家闺秀。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孙逸仙的遗孀，当时由于对他们的那位英雄的正式继任人的作为一再感到失望而终于被迫倾向莫斯科，但孙逸仙夫人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则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主体破裂，便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使国民党尽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航道行驶。然而，宋家的自由主义之不象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之不象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或许还更为不象。这种变了质的现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规范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教导。国民党的遵孔，与其说是遵循，还不如说是破坏——这个爱新奇的羽毛未丰的政党专喜兄弟阋墙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这种情况是中国旧政权的规章法制所严加防范的。
虽然近在本世纪初旧政权还在活动，但到了1939年，它就象埃及法老和古罗马凯撒政权一样寿终正寝了。在其鼎盛时期，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一个文明社会的需要，因为那时它尚未同西方接触，因而还没有迫使自己经历工业革命的必要。它的主要制度是职业文官体制，经过竟争性的考试，从一批具有必要教育程度的士子中录取官员。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虽然很高，但应考人员的范围颇广，所以能被录取而当官的人才也很可观。促使这些文官同心协作的是一种团结精神和一种当官的传统行为准则，以及千百年累积起来的大家都以此为依据的那一套“老经验”。他们统治的秘方在于避免管得过多。象在罗马帝国初期略带共和色彩的帝政那样，听任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派驻各省的代表拥有北京授与的广泛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他们缴纳应交的赋税，在应付紧急事务方面不会束手无策。但除经常发生的水灾、饥馑和民变这三大灾祸外，也很少出现其他方面的事变。
此种配合良好的治政手段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是可以处理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的，但在中国忽然进入西方世界的社会机体，因而处于所引起的又新又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难以产生往常的结果，于是这种手段也就不再被人信任了。因此，1911年的革命把一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纪元前第二世纪的体制扫除了。结果是，在人心动荡的1939年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不得不在空前狂暴的恶浪搏斗，连一条支持他们先人浮沉在较平静的水面上的救生带也不可得。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的任何政府所面临的都必然是令人棘手艰巨的行政工作。历史上的危急事件并不因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传统手段已被抛弃而不再重演；如今由于战争以及由于同西方的交往而导致中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因而更加重了这类危急事件的严重性。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是，灌输给长期来迄今还在受苦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外国事物都是他们所不满意的，而这些又都是西方灌输者称之谓“神圣的”。正在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希望却偏偏在中国升起了，此种介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愈来愈扩大的鸿沟，即便是最能干的政权也难以跨越。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比起它们所取代的古老政权来，却显得又粗鲁又拙劣。尽管它们彼此仇恨，它们都是自封为一党专政的翻版。当时在进行西方化不得法的其他国家里，以及在政治上比较落后的西方国家自己，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中国，也象在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一样，此种政体也许可以设想为在它们所处的情况下的唯一的切实可行的体制，但肯定是不适合于一个正在为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需要的。
在这种令人忧心忡忡、苦思焦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的历史，对于任何尚未因追求西方技术而完全丢弃中国文史研究的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还是能够提供鼓舞的。一位中国的文人学士可以思考：在比它自己的纪元年轻得多的一个纪元的第一千九百四十年，中国人民的人数已比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的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多了，中国的领土也更广大了；自从同以色列和希腊的诞生属于同时代的中国历史的黎明以来，中国——不象那两个天赋独厚但已垮掉的现代西方的先驱者——不仅能够设法生存下来，而且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长，致使它在1939年成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中人口最多和年岁最大的一个。尽管当前有着种种苦难，一个研究其人民历史的中国学者很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不论西方及其作用会发生怎样情况，“中华王国”将继续留在地图上。
日本在1939年是七大强国之一，它是在八十七年前才进入这一强国之林的。那时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凡是非西方的社会都处于又困难又危险的境地，到那时为止，惟有日本和俄国依然还能控制局势，这是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所难以做到的。日本用同世界各地隔绝的办法以应付此种西方的冲击问题大约有二百五十年之后，便在1853…1854年间改变了这一政策。当时并不希望而又无法抗拒的由柏利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了日本，这说明闭关主义是不顶用了，并说明了西方人那时所达到的熟练的技术水平，如果日本不把他们这一行的最新诀窍学到手，而且要学得快学得精，那末它将发现自己会再度听命于西方。
在日本历史的这一卓越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访问过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对于日本所取得的物质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标难来衡量，也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象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样取道印度和中国前往日本的话，其所得印象当更为强烈。但是，这第一个印象马上就被第二个印象所压倒。第二个印象也同样强烈：日本人取得物质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许是高到吓人程度的心理代价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论男女，亦不论属何阶级，看来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背着千斤重担。就内心舒坦而论，他们的境遇也许还不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栖身破屋的中国苦力或印度农民生活得那么愉快。
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个人忧虑的终极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不同于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却是和它同时发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岛的人口是三千一百万；到1939年已经增加到近七千三百万左右；而在1935…1940年间，仍以百分之五点六的净增率继续增长。这五年期间的增长百分比是惊人的，即便还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数字百分之七点九那么惊人。
这样大的人口压力是日本的严酷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梦魇。在早先的时代，日本人民向北扩张，挤出该群岛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从而为它不断增长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之交建立德川政权以前的四百年间，由于有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愈来愈大的内战，他们的人口才没有增长；在德川政权的和平时期，他们通过其他的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人口；这种人为地把人口保持在不增不减状态曾经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础，是德川政权要把日本生活冻结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说这种企图只是取得了局部的而且是逐步减小的成功。明治维新意在用同样彻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过程来取代彻底控制下的闭关制度，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在追求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们未能保持住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先前对出生人数的抑制，由于文化变迁的潜移默化而随着从前习惯的废弃而消除，一个新的抑制——即对死亡人数的抑制——却由于现代西方卫生学成功地传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长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这一社会不幸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便变得那么缠扰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们的治国之才迄今尚能设法保持的那种审时度势的主动自由，大有被剥夺以去之势。
人口按这样的幅度增长，对于处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严重的难题；而明治时代的日本，情况更有几个特别不顺遂的特点。日本的天赋自然资源不论拿何种类型的经济来说都嫌贫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不宜于放牧；矿产之贫乏又绝不亚于意大利。自然地理的这些无情事实，给它的食品生产和它利用本国资源无论为轻工业或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生产都设下了严格的、狭窄的界限。因此，新体制下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额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过剩的人口，或者通过提高生产率，做到以日本制成品去购买外国食品和原料，为国内多余人口谋生计，从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这两种理论上说来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的前一种，在1939年事实上已无法考虑了。
本来，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和新南威尔士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得荒唐可笑的是，他们坚持奉行那个最后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闭关政策竟达两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纪初，日本人曾经是一个以航海为业的民族，当时他们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术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他们进行着横渡大洋的远程航行，他们有着象英国人和那些属于英国人后裔的人民一样的机会去发现并殖民于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亚东海岸。但到了1854年，这种机会已经错过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个办法，即发展其产品供出口的制造工业，也已证明是靠不住的。
当日本在十九业纪最后二十五年中进入西方经济生活圈子的时候，当时的西方化世界仍然处于国际贸易的比较自由的时代，市场也仍在扩大，因而日本还能够找到一条虽属平常但仍有利可图的生存之道，它制造消费品供应那些经济上落后、买不起西欧和北美工业所制高级产品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于美国在内战以后以及德国在第二帝国建立以后实行保护性高关税而开始的世界经济气候的变化，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夺来的市场已经以与当初夺取时的同样速度失去了；又由于1929年10月“华尔街大跌价”而降临世界的“经济暴风雪”摧毁了日本的国际贸易，并把日本政治命运的控制权从信奉“曼彻斯特学说”政治经济原理的那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们的纲领是要用刀劈开“戈尔迪之结”。
美国生丝大跌价对日本的打击特别沉重，因为在前此十年中美国对日本的生丝消费量不断增加，使日本农民因卖得好价钱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艰难的生活挣扎中阖家得以勉强糊口而已。日本农业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连下级军官也都来自农民。这些下级军官（他们来自当俄国大清洗时称之为富农的那个阶级）同他们指挥的士兵关系密切，后者感到他们的官长理解并赞同农民的观点，因而愿意跟着他们走。所以1929年及以后几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几乎是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打击（不过，当然完全是无意的），而且还加强了他们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国内的经济困难只有通过对外征服才得解决，此外别无他法。
随着生丝危机而来的，是英联邦成员国1932年渥太华会议对日本的影响。虽然渥太华协定没有直接对日本贸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损害，但这些协定揭开了联合王国财政政策中的一场革命，把英国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卷了进去，结果是把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巨大自由进口市场变成了封闭区。英联邦各国人民在这一封闭区内通过一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组成的精心设计的体系继续享有特权——同区外人对比——的经济地位。英联邦及英帝国就这样自觉自愿地变成了后来日本人委婉地称之为“共荣圈”的一种组织——日本为着自己单方面的利益，后来不惜以日本的武力也把一种类似封闭经济的体系强加于其他东亚国家。就这点而言，渥太华协定对日本以及对其他穷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
如果已没有气候宜人的空旷大地留待日本去殖民，如果在国际贸易基础上有利于建立工业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又必须听命于非日本所能控制的干扰力量的摆布，那末日本就再也无路可走了（重新掌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论证的），因而日本只能为它自己征服一块领土，为它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原料和市场，而且不管日本的共荣圈范围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还是能在经济上对其进行剥削。
此种思想在此重大关头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因为日本人对它早已心领神会。决心投入战争和进行征服不是什么新政策。在整个十八世纪，王政复古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贯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思想同这一国内政治革命纲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象吉田松阴等一些导师们所提出的政策，1868年实现王政复古的那一批氏族武士领袖也都是吉田培育的。吉田还亲自规定了日本扩张的方向；王政复古以后，只是为了谨慎行事，而且准备也还不足，所以日本尚能克制。日本的许多主要人物想立即侵入亚洲；他们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引起了一场内战（1877年的士族的叛乱），为的是要就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作出决定。如今，对于日本的这个新的“富农”军人阶级来说，正如同对于旧时代的武士军人阶级来说一样，这一尚未正式出笼的对外征服政策，还不仅是一剂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丹。在经济方面，日本虽然受到了1929年以及其后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的沉重打击，但其所受打击的程度还不及英国和其他国家那么沉重，而这些国家都终于克服困难，根本没有梦想到要象日本人那样求助于军事侵略。当时英国的人口问题和食品问题都比日本严重。日本成功地保全了它的农业，并把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用国内生产的粮食养活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日本在对外贸易的支付方面也一直能维持到1936年，那年它既要在国内扩大重工业以推动军备生产，同时又要在满洲搞五年计划，因而犯了力不胜任的错误。在军人阶级心中所作的决定性考虑，并不是从经济或人口方面出发，而是从社会和政治方面出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接着的后来几年中，日本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惨败，给日本军人阶级在国内的威望以沉重打击，这次失败是记载在1921…1922年的华盛领会议录上的，是英语国家在外交上击败日本的一大胜利。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只要幣原男爵对世界其余国家所玩弄的“睦邻”政策取得优势，日本军人就感到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日益衰退。如果幣原体制继续在经济上带来利益而又不需要作出军事牺牲，从而继续赢得日本人民的好感，日本军人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日本军人阶级无疑也和其余人类一样遭受到1929年经济暴风雪带来的困苦；可是他们不能不欢迎这场刮到他们膝头上来的暴风雪，因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自己那时业已深受损害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意外机会。
到了1939年春天，从日本终于采取它的军国主义者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以来，已经过去了七个半年头了；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新领导们似乎已经用成果证明了他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了。日本违犯国联盟约并对抗西方世界的舆论，已经用武力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整个满洲。那里有着丰富的煤、铁储藏，那里有着广阔的可耕土地，居住着亟需消费品的中国勤劳农民。而且，自1937年夏季以来，日本进而又占领了中国关内东北部的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及工业中心。还有，为了进行中日战争——这场战争一如日本人口那样，正在起劲地扩大——日本业已在国内建立起它迄今缺乏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重工业系统。从表面上看，1939年春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较之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卓越；可是在表层下面，在那场暴风雪突然发作或一切已成定局以前，就有充分根据可知早在十年前就因日本人脸上露出皱纹而显出其身体欠佳了。
到了1939年，凡是有点眼光的人都已看清，日本在大陆上的军事冒险并不能按计划进行。满洲确有财富，而且日本这时已把它抓到手里了，但满洲的财富大部分是潜在的，不是现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满洲经济情况很象一百年前的密西西比流域。要是在其巨大的潜在资源方面投入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创业资金，它是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十九世纪的美国拓荒者，能从当时繁荣的欧洲筹得必要数量的贷款——而且筹款容易，这就使他们能以闪电式的速度赢得了美国西部。但是却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满洲的日本征服者；这一笔必不可少的资金支出必须仰赖于日本自己的资源，而日本的资源则又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收益的迟迟其来。到了1939年，日本既要在国内建立重工业，又要为满洲国的主要设备提供资金，还要在一条日益扩大的战线上进行没完没了的侵华战争，这三方面的重大压力开始使日本疲于奔命了。这不是一个使用其过剩劳动力的富有成效的办法，其至连一个解决人口问题的笨办法也说不上；因为它在中国战线上的重大伤亡固然意外地减少了自己的人口，但比之它每年因各种原因而出生的多于死亡的过剩人口，战场上伤忘造成的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血而已。
掌握“内幕消息”的日本观察家也不能自我安慰地指望：如果日本能够坚持到它完成满洲国的开发和对中国的征服，那它就会达到在一个受它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标。如果劈开这个“戈尔迪之结”所需要的兵器仍然是那把古旧的刀的话，日本人可能会心里乐滋滋，因为作为刀剑匠，除了大马士革人，他们是举世无双的。然而，在一个西方化的世界里，劈开结子的武器却是工作母机，这方面日本就不知所措了。它在学会西方技术本领方面固然在过去的八十五年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步，但是它的擅长西方式冶金的专家，就象它的这一行业的原材料一样，仍然少得可怜。这是一个瓶颈，堵塞着它整个新的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地限制了工作母机制造业，而其他一切冶金加工都有赖于工作母机的制造业。1939年，日本仍然不得不从国外——主要从美国——购买几乎所有高级工作母机和精密仪器，以应付它正在强行迅速扩大的机械工程业各部门的需要。它在为实现机械工程业的独立而培养必要数量的掌握必要技术的技本专家方面所要花的时间，比它把满洲的铁矿石开采量增加到可以不用进口外国废钢铁，从而实现原料自给自足所要花的时间还要长。
因此，日本沿着如此危险的政治道路所迫切追求的经济自给自足，在1939年还是连个影子也没有。一些外国在1929年以后突然对日本关闭了它们的市场，致使它的轻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同样有力量可以使日本在目前为征服足以自给的经济领域的事业受到挫折；它们能够断绝它的幼稚时期的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日本目前所蓄意策动的对外侵略政策，已使若干大国产生一个新的动机，想要在日本业已摇晃的车轮上塞进一根煞车捧了。在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曾经那么沉重地打击过日本，当时那样做在意图上尚未怀有敌意，但却没有考虑到会对他人产生的后果，而到了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这种同样不顾后果的做法对日本却仍然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早期，外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曾经对日本封闭了它们的市场；1939年，它们开始切断了对日本的供应，那是因为它们要为即将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作准备，它们为供自己使用而建立起重工业的军事利益，这时已日渐超过了他们从对日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新侵略行径那时又激起了民主的工业国家另一个动机，即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从长远看，尽管这另一个动机也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利已主义，但它却是部分地更加利他的，因此也就更加不容轻视。特别在美国和英国，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侵略者应当受到抑制，受害者应当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使当时的侵略从狭义上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英语国家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一向在习惯上是作狭义解释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逐渐感到，按照范围更广、看法更清楚的解释，热爱民主的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正是他们的原则所规定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自由地遵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一个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仍然可以逍遥法外的世界里，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继续存在可能的。
日本的侵略行为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里所激起的不满和忧虑还没有以任何积极的政治行动表现出来，日本人还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们在这方面不用害怕。那时英国毕竟要以全力忙于应付欧洲爆发新战争的威胁，美国又似乎无意以牺牲它自己所钟爱的孤立去促进一个能保障民主安全的世界的实现。然而，对劫数难逃的日本人说来，凶事的初步预兆已经隐约可见了。虽然还没有第三方公开帮助中国人抵抗他们的日本侵略者，日军仅仅由于中国土地之广大、地势之艰险就已经前进不得了。这个阶段出现军事上的僵持是使日本人感到沮丧的，因为征服和统治中国乃是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下自给自足的东亚共荣圈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如果日本在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英国和苏联忙于欧洲事务而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尚远远未能达到它在中国的目标而处于“阻滞”状态中，那末，它的前途又何堪设想？即使在那位写判决书的天使笔下添上“诺门坎”一词，或祸不单行地在1939年8月又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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