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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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前途又何堪设想？即使在那位写判决书的天使笔下添上“诺门坎”一词，或祸不单行地在1939年8月又宣告达成苏德交易以及在1939年7月美国政府宣告废除现行的日美商务条约以前，仅就1939年3月日本在中国所处的那种军事形势而言，就足以使日本人感到万分沮丧了。
　　日本人的政治信念之荒谬更使他们当时面临的处境具有讽刺性。对一个冷酷的外国观察家说来，从物力的统计数字上估计一下日本的侵略力量，就可以知道，即便是它想用全力把整个东亚置于其控制之下的当前计划，看来也完全是难以实现的事。然而，一个虔诚的爱国的日本人如果不把当天的议事日程视为日本的非办不可的一部分事务，而竟容许他自己产生什么别的想法，那他就犯了“思想危险”的罪。一个具有正统思想的日本人当时有责任相信，日本的终极使命就是征服全世界。日本不是众神之乡吗？在它中间不是有着一位永远体现在在位天皇身上的当今之神么？这种自作自受的政治迷信就象一扇磨盘一样挂在日本人的脖子上。无论在日本或日本以外，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在1939年春天梦想到，在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日本的命运乃由神定的神话——曾经幸免于柏利准将的显灵——竟毁于美国的一颗原子弹。
　　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上）
　　1939年，中东虽然在幅员上相当英国诸岛的三十三倍还多一些，但其人口却不到英国诸岛的两倍。该地区的大部分是人口稀少的半沙漠、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有限的几个地区。然而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却是和它的低密度的入口以及这一点所代表的不发达经济完全不相称的。
　　中东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最早文明的中心，它在当时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方编年史上的“中世纪”，那时它的水平才开始下降，军事和政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时开始赶上前来的西欧仍需要中东作为它的中转站，以便取得远东的昂贵难得的产品，它们无论在数量上或品种上都多于中东所能供应的。中东作为贸易中心的作用由于十字军东征而加强了，可是在公元1500年发现了驶往印度的较为畅通的好望角航路以后，其重要性就大大地降低了；中东在经济上因而成了一泓死水，其古老的土著文化看来也已到了衰朽阶段。
　　然而好动的西欧人是不会完全置中东于不顾的。从他们在印度洋的商业统治权处于萌芽时期开始，就在为贸易而探索驶入波斯湾和红海的航道；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地中海同利凡特海岸的贸易联系；而到了177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用信使从阿勒颇到巴格达传递快件，并且在实地尝试跨越苏伊士地峡的一条陆路捷径，因为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要有五个月的航程，而这条路则可以缩短一半时间。一个世代以后，拿破仑入侵埃及并与波斯勾搭，是为推翻在印度的新的英帝国而作的准备；在拿破仑最终失败后，英国为确保其印度领地以防范欧洲国家的觊觎，曾设法使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生存下去，以便作为插在印度和欧洲之间的缓冲物。一般说来，此项政策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是成功的，尽管英国曾被迫干预过这奥斯曼缓冲区外围的薄弱地点，因为那儿是那么弱小，或则竟成了一无掩护的地方，以致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渗入；所以英国便通过自己的“保护”或直接管辖这一类坚强的补缀措施，以加强这些薄弱地点——埃及、阿拉伯南部、波斯湾。但到了1900年，奥斯曼帝国已被置于英国的最新敌手——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拆散了奥斯曼帝国，由自己取得了对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这些阿拉伯领土是“肥沃新月”的双臂，跨越了自地中海到斯湾的数千里捷径，而且还包括通往苏伊士运河的北方陆地入口，又由于埃及和亚丁被英国占领，所以也早已包括了西面和南面的通道。利凡特沿海地区在过去三百年间同法国的关系（主要是文化性质的）比同任何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更密切。所以法国要求把叙利亚和黎巴嫩归还给它也是很自然的了，英国对此是同意唯恐不及的，因为法国的力量已不足以对英国在整个中东的霸权提出挑战了。
　　在1918年以后，对此种英法帝国利益结成一体的第一次挑战来自中东自己内部的上层少数派。构成埃及和“肥沃新月”人口绝大多数的并成为其经济基础的是农业耕作者，他们几乎没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影响，正如过去大约两千年来曾相继统治过他们领土的外国征服者未曾影响他们一样；但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城市却是一个有产者上层阶级的安家之处，这些人过去对在中东起作用的不断进入的外来文化是敏感的。这个阶级自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这是伊斯兰文明自我撤退的结果，也是由此而使中东相对说来隔绝于西欧活动的激流之外的结果。然而，这种蛰伏状态并不意味着这个统治阶级的内在的心智能力有任何根本的退化；它对十九世纪大为增强了的西方影响的冲击作出了反应，那就是为时已晚地开始进入外在的西方化和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又通过西方教育吸收了诸如“国家”这样的自由主义概念——将它置于拟议的同一文化、同一语言或同一种族特征的基础上——并据以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
　　此种民族主义运动当然要同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奥斯曼帝国是靠军事起家的，但它象较早先的穆斯林军事王朝一样，是从伊斯兰教的人人皆兄弟的理论中得出了它建立帝国的依据的，而它是伊斯兰教的神命保护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最终推翻奥斯曼帝国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他们的作用——一种次要的作用；但他们同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亚洲诸省的英国和法国托管政权在观念上有着更大得多的根本性冲突。这些政权既是异邦人，又是异教徒；而且它们带来的新的影响很可能妨害有产者上层少数派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落后的奥斯曼政府却不曾妨害过他们。在当地的上层少数派看来，这些欧洲政府为了要达到它们自己的目的，在利凡特诸国偏袒当地的基督教徒，在埃及偏袒欧洲人或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伊拉克偏袒无家可归的亚述人，甚至还鼓励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些都对它们自己不利）。这些国家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以及公共卫生等具体事务方面，从欧洲人的行政设施中获益颇多，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上层少数派感到宽慰，他们对政治独立失望了，因为（他们认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最佳办法便是保持“现状”，或则至多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并有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才得加以变革，而当前迅猛变化的影响所及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而且势将促使城市工人觉醒，最终还有受剥削的农民，他们将进而组织起来提出经济要求，那就必然会侵害工人和农民的传统主子的利益了。
　　在1919年到1939年期间，埃及和肥沃新月的政治历史上占显著地位的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后者由于教育的普及人数愈来愈多，其重要性亦与日俱增）为摆脱英法控制而结成民族主义联盟所作的努力。在从未建立起欧洲直接统治的土耳其共和国和波斯，类似的运动是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并排斥大约自1850年以来便盘踞在那里的强大的欧洲经济利益集团。英国在埃及和伊拉克很快就体验到的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阶级少数派能把不问政治的群众多么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唤醒他们反抗外国统治，所以英国便分别放弃了对这两国的保护和委任统治，并把相互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1922年、1924年、1930年、1936年）。诚然，这些条约仍然是不平等的，但至少已承认了两国的主权和自治，这对民族主义看来说，也确实是具体收获；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些条约是走向完全独立的目标的过程中可以暂时接受的折衷方案，不过也仅限于此。法国怀着重重疑虑，在它同利凡特诸国的关系中还是走同样的路，它推迟批准同叙利亚的第一个条约（1936年），尽管1938…1939年险象环生的世界局势授它以推迟的口实。在那些由于奥斯曼帝国被瓜分而在亚洲出现的国家中，只有巴勒斯坦因为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突的特殊问题，仍然处于欧洲的直接统治下。
　　这两个欧洲大国在作出这些政治让步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设法成功地保住了它们在该地区的基本利益。中东对英法来说仍很重要，因为它是一条通往远东的商业和战略交通线。英国军队必须据有象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以及用于空中交通的利达和波斯湾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据点，这一点已可放心了。曾经有人怀疑英国在战时能否保持这些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畅通，并有针对性地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曾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而“好望角派”战略家则住张依靠那条虽则较长但不那么易遭侵害的好望角航线。但他们的论据遭到批驳：
　　放弃地中海作为英国通往东方的主要路线这个问题不能仅凭它是用作为一条水道来解决的。把它无条件地交给外国去控制，对英国在近东的地位将产生令人极度灰心丧志的影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埃及被入侵……巴勒斯坦被占领，同时会使英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心目中的威信扫地以尽。
　　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意大利在1936年巩固了它的非洲帝国，这给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战略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虽然这个新因素的确切含义当时还看不清楚。一方面，以地中海和东非为基地的意大利军队能使东地中海和红海成为反对意大利的国家的特别危险的航路；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以中东为基地的军队的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意大利同它的帝国之间的交通，况且意大利又极度缺乏进行战争的一切必要资源。
　　这类必要的资源之一是石油，中东本身就很丰富。中东油田的开发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其规模也还不能同美洲开发的油田相匹敌。1937年，英国从中东油田得到的石油只占英国消费量的百分之二十二；但中东油田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当时正在小心经营的生产量，却在于业已逐渐探明而尚未开采的巨大蕴藏量，对比之下，美洲和俄国的储藏量则正在逐渐减少。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美国．也已开始（在1933年）买进阿拉伯油田作为立足点，其成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成为十分重大。且不谈是否愿意的问题，中东国家自己在技术上是决无能力勘探、开采和提炼这些石油资源的，因此，石油资源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了外来的大国为什么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对大量油田的发现并不感到严重不安，他们对此往往还抱着欢迎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够西方化的了，所以不至于反对进一步的西方化影响（只要不导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工联主义的传播这一类麻烦）。而且，资本发展的成本可以取之于石油公司上缴的巨额“石油产地使用费”，这一事实可以为主权国家的外表（文官薪俸、官僚机构、驻外外交代表、武装部队、公共建筑）的浩大费用列入正常预算提供资金，并且还有剩余可以用于象公共卫生和初等教育这一类不那么壮观的事项。新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已通过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个人的权力，摘到了当官的果实，他们心满意足，在观点上很快便趋向保守。由文官和专业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国民生活的短处，急着想通过认真而切实的努力加以改善；但是他们没有有效的组织，其程度甚至还远不如世界其他各地的同类组织，因而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政治上的“温和主义者”准备同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监护着他们国家的英国人或法国人作出策略上的妥协，而“极端主义者”则只接受完全的和即刻的独立，这两者之间的分歧从上层少数派的“拥护者”一直扩大到下面较低级的中产阶级知识份子阶层的“追随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发达，部分是由于中东向往于被纳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轨道而产生的实际需要，但也还有第二位的原因，即出于提高国家威望和效法先进的考虑。但对于如何将青年的学习同一些向他们开放的在经济和社会上可以做的事情相联系，却不够注意；结果是——在埃及尤其是如此——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大批过剩的年轻“阿凡提”，这些人无一技之长，什么商业或高级职业都干不了，回头去干他们父亲干的那种比较平凡的活儿吧，又因受过一些教育而显得不相称。在巴勒斯坦，英国向犹太复国主义所作的承诺使阿拉伯上层少数派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那位民族领袖（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对这一阶层几乎具有无上影响。然而在中东的其他国家，上层少数派已从暂时默认问英法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为代价而赢得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当英法豢养的宠儿们感恩戴德地继续其同主子的寄生关系时，另一些被摈弃在此种恩泽之外或坚持政治原则而不愿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便脱离他们而转入颠覆性的半地下组织（部分是由于这些人被取消了按宪法应有的发表意见的权利，部分则由于这些人生来爱施阴谋诡计），并集结于某个领袖的周围，在这些支持者看来，这位领袖是令人感动的，而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只是一个狂热者。
　　就德意两国政府而言，它们在充分利用中东极端主义运动方面的行动绝不缓慢，它们气味相投，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反对英法，都同样崇拜“一个领袖”的原则。某些阿拉伯极端主义领袖曾在德国受过部分教育，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37年的中东之行可以使一个受到他庇护的地方领袖身价百倍；据说，轴心国的津贴给寒伧的团体布置了漂亮的俱乐部会客室，就这样为无所归属的青年提供了参加这些团体的物质上的动机。
　　对极端主义青年运动的此种鼓励，只是自1935年以来德意在中东所发动的反对英法的政治攻势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是一个较小的方面。广泛和耗资巨大的宣传是通过接受津贴的通讯社、广播、电影和教育机构进行的。随着沙赫特的1936年访问之后，德国在发展互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往往以高于世界市场颇多的价格购买农产品，然后以德国军械和工业品作为交换。到了1937年，这两大强国集团已在为控制中东而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经济斗争，即使是那些最迫切希望自己的领域不受欧洲势力干扰的穆斯林统治者，也不能漠不关心地超然于局外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和也门的伊玛目都派代表参加了1939年初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早在1933年便同美国石油界订立了开发其东海岸油田的契约，孤傲得多的伊玛目叶海亚则同英国、意大利、苏联和日本等迥不相同的国家都订了各种条约。
　　强国活动的增强促使中东国家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试图在它们自身之间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以免逐个地成为它们所不能左右的敌对政策的毫无希望的牺牲品。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在接着成立的各国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争端，要不是英国施加影响从中斡旋，这些争端是会导致许多次小型战争的。土耳其共和国同伊拉克有着边界争端，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强行调整了它同叙利亚的边界。波斯一直都在为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界争吵。沙特阿拉伯事实上一直在同它的邻国也门打仗，而伊本·沙特同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又有着二十年之久的王位之争和边界争端，后者现在是哈希米家族的首脑，这一家族曾在奥斯曼政权下正式统治麦加，并自那时以来一直为外约旦和伊拉克提供统治者。尽管埃及同阿拉伯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但它们的关系向来都是不亲密的。埃及的政治家们一直专心致志于为自己摆脱外国控制而作努力，国王福阿德则指望同欧洲而不是同阿拉伯亚洲促进文化联系。只是由于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移民浪潮高涨，日益威胁着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的地位，这才促使阿拉伯统治者凑合在一起；首先是1936年试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又比较正式地在1939年举行圆桌会议。虽说此种联合是由于中东内部存在着危险的结果，但1937年由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缔结的萨达巴德公约则是企图通过相互保证以防某个外国危及它们的生存，因为这一时期大国的纷争正有增无已，国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又告失败。土耳其既是1934年巴尔干小协约的成员国，又同俄国有着友好和中立的条约关系，那些条约可以上溯到1921年，所以它作为东欧和中东之间的一座桥梁的特殊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面对1939年威胁世界的危险，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是无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的。虽然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基马力·阿塔图克（已于1938年11月10日逝世）的独裁统治下享有政府的延续性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同他堪称匹敌的波斯的礼萨·沙赫·巴列维的业绩，则因他日益醉心于个人的聚敛致富而大为逊色。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国君和他指定的地方长官亲自管理人民，没有官僚机构插手其间，事实上大臣们都只是他们主子的奴仆。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行使的权力也并不小，因为他只接受英国驻扎官的意见。非阿拉伯的北方日益趋向西方化专政，阿拉伯半岛则还存在着传统的家族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埃及和“肥沃新月”诸国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模拟的议会政治。利凡特各国的政府受法国高级专员的权力严格限制，因此这些政府的作为不能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另一方面，埃及和伊拉克自被承认为主权国家后，英国的影响已是间接的了；不过在实际上，只要有武装力量作后盾，两国的政府还是可以由英国的代表建立或废除的，这正如后来战时历史所表明的；此种不寻常和不合法（就正常外交关系的条款而言）地行使权力，自英国于1930年和1936年分别签订条约承认了伊拉克和埃及的主权以来尚未出现过。福阿德国王和费萨尔国王在引导他们的幼年议会方面，都充分利用了各自的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力。如果说他们的行为（按照西方标准）还不能说都是严格地符合于宪法的，那末总的说来他们的影响还是有益的。因为两国议会政体的弱点在他们生前已经很明显，迨身后一旦把各自的王位传给两位年轻的王子法鲁克和加齐后，这些弱点就更暴露无遗了。埃及的议会生命掌握在华夫脱党手中，自英国的保护关系于1922年被最广泛的政治阵线的行动击垮后，该党就以主要政党的面貌出现，尽管一再发生党员脱党的事情。事实上，它是唯一称得上有效的全国性政治机器的政党，所以它自称代表着埃及的“老百姓”，而在正常情况下它也确实获得了这些人的选票。相形之下，其他政党都是一些围绕着某个上层显要人物而组成的局部性团体，它们代表的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不幸的是，华夫脱党的第二任领导人穆斯塔法·纳哈斯同国王的君权发生了冲突，使他受到追求个人独裁的指责。在1936…1937年任期内华夫脱党领导的政府只是把此种不和带给了新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并激起华夫脱党队伍内部一次重大的分裂，还导致街头的政治帮派殴斗，贤明政府的主要职责却都被忽视了。伊拉克的议会局势甚至令人更不满意，比埃及的还要杌陧得多。政党从未脱离胚胎状态，在1932年伊拉克独立时“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姿态”也被抛弃了。因此政府便被勇于私斗的敌对派别和若干地主与商人不断重新组合的寡头政治集团所统治。每一届通过操纵选举而上台的政府都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了议会，这样又使通过宪法以推翻政府的唯一手段——投不信任票——行不通了。自1933年费萨尔国王去世后，借助于非宪法手段迫使内阁辞职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强大的部落和军队便不断地应召而来扭转危局。1936年军事政变以后，对立的军官集团在炮制政府更迭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鲁莽的军阀式的民族主义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正在起着干扰的影响。
　　中东经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衰落时期下降到了农业和手工业几乎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只有利凡特的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还同欧洲有着商品交换。十九世纪由于加强了同欧洲的接触，贸易有了巨额扩大，特别是中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尼罗河流域采用了单一种植棉花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正常年景种植棉花是有利可图的。但国际商品交换设或中断，埃及的一千六百万人口（1937年的数字）的粮食供应便将得不到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方还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分配失当，部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普遍落后（巴勒斯坦犹太区除外，那里是欧洲式的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结合）都容易造成主食品的短缺，而粮食耕种者和商人的贪婪又人为地加深了短缺的严重性。此种情况在正常时期的自我调节大致是以加重穷人的苦难为代价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叙利亚，当时是在奥斯曼军政府的统治下，曾遭受到严重饥荒。因此，在任何未来战争中，凡是利用中东为基地的国家极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困境。
　　一个生气勃勃的犹太人社区在巴勒斯坦的成长，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了可怕的经济挑战，也给英国委任统治提出了政治难题。这些巴勒斯坦犹太人主要是新近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他们占巴勒斯坦1939年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至少是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产物：向往已久的返回“希望之乡”的宗教愿望；希望逃避在东欧受到的迫害，那里多数民族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自1880年以来对犹太人的迫害加重了；同样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影响了若干犹太思想家，唤起了他们要建立一个由自己治理的犹太人国家的愿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多少有点轻率地作了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许诺，其后果沉重地落到了英国行政官员身上，整整折磨了他们一个世代。贝尔福宣言——“……在……历史的浪漫主义阶段作出了庄严的保证，在那儿……居高临下地作鸟瞰，一切障碍物都显得渺小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英国人以及美国的浪漫主义和政客手腕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分割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原始草案，只字不提当时占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操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英国政府修改了这份原始草案，给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提供某些保障。浪漫主义“有点象想象力被滥用之后成了脏物一般”，骤然失去了光泽，因为性急的自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最高权利并以欧洲“文化”而自命不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0…1923年之间四次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暴力对付。由于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贝尔福宣言作为委任统治基础，所以委任统治国的移民政策对他们便无从施加任何宪法上的影响了。英国几次派去的专门调查委员全都承认阿拉伯人的某些愤怒是有道理的，于是又演变而成为一套给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重承诺”，英国政府对他们必须“实施一视同仁的措施”，但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都不愿妥协，公平处理的一切努力又遭到失败。纳粹迫害开始后，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于1936年以叛乱反击移民浪潮，并且取得了毗邻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和某种支援。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于1937年提出的分治计划，是英国谋求妥协的一次新尝试，但既未能满足犹太人的欲望，又激起阿拉伯人的一次规模更严重的叛乱。因此，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处于慕尼黑阴影下的英国政府正在作最后的努力，企图使这两部分人妥协，英国遭到拒绝后，迫于国际局势的危急，便据现状处理这一问题，它向阿拉伯世界作了抚慰性的让步，以便为自己赢得喘息的时间。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满腔怒火，显然还不至于同迫害他们的纳粹去合作，而阿拉伯世界的敌对行为（虽然从纯军事意义上说是不起作用的）却直接对英国在中东极端重要的地位会构成极可怕的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非犹太人支持者并不满足于谴责1939年白皮书是一次“巴勒斯坦慕尼黑”，后来还毫无顾忌地断言决不能以“权宜之计”而给予任何宽恕。但是，由于他们摆脱不掉他们的鼠目寸光，因而固执地不肯去考虑一下，如果没有白皮书政策，阿拉伯人的政治鼓动、罢工、破坏话动等等会在多大程度上干扰英国于1940…1942年在中东所作的战争努力，而结果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干扰通往苏联的波斯供应线——而对民族家园，对犹太人世界以及对全体人类，最终的后果又会怎样。
　　1939年3月德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西班牙内战正好结束。巴塞罗那于1月26日落入民族主义者手中，德国人于3月15日进入布拉格，民族主义者于3月28日攻克马德里。“在三百年无所事事之后，”齐亚诺写道，“西班牙从此又成了一个活跃而有生气的因素了。”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表达主观愿望的夸大其辞的说法，实际是，西班牙作为一个弱小国家渡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现在的政府抱着扩张主义野心，想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角色罢了。
　　西班牙内战结束了“1898一代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为复兴西班牙及其欧洲社会的地位而展开在智力上和道德上都颇深刻的辩论的时期，那时正紧接着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并丧失了古老的西班牙帝国的最后残余之后。西班牙作家安赫尔·甘尼维特在1897年曾经说过：直布罗陀之丧失虽将永远令人伤心，但西班牙也只好默认了；因为英国作为一个纯海洋国家，对别国的自由权毕竟不如大陆国家那么危险，而且它如今既感满足又采取守势，在国际秩序中它同象西班牙这样一个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西班牙的民族主义运动，象意大利的法斯革命和德国的纳粹革命一样，野心重萌，又提出了对外要求。自1815年以来，西班牙的虚弱，正是英法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新成立的西牙政府却要摆脱此种被奴役状态了。佛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