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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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09年）和穆罕默德·哈达被拘禁在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斑达奈拉岛。
　　在1929年至1939年这十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欧亚混血儿日益倾向于印度尼西亚。他们大约有二十万人，私营商店的店员和政府办公室的低级职员被认为是他们的世袭职位。这些印（尼）欧人没有土地权，备受社会地位低下之苦，所以日益倾向于同情民族主义者。其他混血儿也是这样，尤其是印（尼）华人和印（尼）阿（拉伯）人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工会运动已经迅速壮大起来，不用说，它是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共产党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为争夺工会运动的控制权斗争了好多年，但政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终期对骚乱的镇压，实际上使共产主义不再成为一支公开力量了。
　　除了民族主义运动外，荷属印度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国内问题，就是华人间题，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国际方面。散居在东印度群岛的华人计有一百二十五万。这些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是这个国家里的经纪人以及锡矿和橡胶园的劳工。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海外侨胞愈来愈积极地关心，而且不分“新客”（即来自中国的移民）和“侨生”＇即印（尼）华人＇，都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的子女国籍取决于父母国籍的原则，他们统统都是中国公民。这种情况本身就已经是够麻烦的了，但1937年中日战事的再度爆发，又带来了新的困难。中国政府立即号召海外华侨提供财政援助。荷属印度政府虽然允许推销和认购中国公债，但不准采取群众行动或宣传。华人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至于同日本的关系，日本在贸易萧条时期对荷属印度的商业渗透已成现实，当时日元的贬值和荷兰人的继续依附于金弗罗林均有助于日本的商业渗透。1933年，日本在荷属印度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巳达百分之三十二，而日本购买的荷属印度产品只占其总额的百分之五。于是政府采取行动，强制规定限额，这才为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挽回了不少市场。然而对那些只买得起日本廉价商品的本地人来说，当然是不会没有损失的。
　　荷兰人对日本驶入荷属印度各岛之间的海域进行贸易的商船日益增多，也很担忧。为讨论这一问题，原定于1935年在神户召开航运会议，由于日本坚持以日语为会议官方语言而破裂，致使荷兰同日本之间产生了摩擦。不过翌年还是达成了一项两国间划分航运业务的协议。
　　1939年前的两三年，即1937年3月，在日本众议院发生了一件在荷日关系上突出的事件，当时民政党的樱井兵五郎说，荷属新几内亚是不发达地区，他问日本政府可否考虑同荷兰政府展开谈判，以便取得该领土的永久租借权，作为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手段。日本首相林铣十郎将军回答说，此事将予以审慎考虑，但又接着说，日本对荷属印度没有领土野心。1937年，日本外务省的吉田丹一郎访问了荷属印度，显然是想消除荷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1936年的日德反共公约有着将荷属印度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
　　到那时为止，日本的“南进政策”还只是传说，但日本于1939年4月1日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占领就突然使这一政策具有现实性了。此举使日本更靠近荷属印度，并降低了香港和印度支那法国海军基地的价值。美国不久前又决定了以1946年为菲律宾的独立时期，这也使荷兰人感到关切。
　　尽管已有种种不祥的征兆，荷兰政府在1939年还是没有准备同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来保护荷兰的领土。荷兰曾于1935年强烈支持对意大利的制裁，但制裁失败后，它便退回到奉行自已的严格孤立和中立的老政策。1939年夏天将在新加坡举行的法英防务会议，虽然把荷属印度的安全列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荷兰首相却认为，最好还是向公众和世界作出保证，荷兰将不派代表出席会议，因为那是不符合荷兰的绝对中立和孤立的政策的。
　　总之，荷属印度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内是有种种理由为其未来担忧的。国土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就现代军备而论，又是毫无防卫。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也丝毫没有把握能指望印度尼西亚人会在荷兰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入侵者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1934年3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菲律宾应于据新宪法组成的政府任职期满十年后的7月4日获得独立。因此，来自群岛各地的二百多名菲律宾人民代表于1934年7月在马尼拉集会制订了一部宪法，经美国总统于1935年3月24日批准，并由菲律宾人民于1935年5月14日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于是1935年11月15日成立了菲律宾联邦，参议员奎松任第一任总统，前美国总督则改任高级专员。
　　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对菲律宾输往美国的出口品实行渐进课税制，联邦成立后的最初五年内按美国标准税率的百分之五课税，嗣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至标准税率的百分之二十五为止。与此同时，美国移民法适用于菲律宾人，在取得独立以前每年限额为五十名，独立以后对亚洲人的排外条款亦适用于对菲律宾人，一如运用于对其他禁移区的居民。
　　1934年的法案通过以后，关于独立的日期应当提前抑或推迟，立刻就有许多争论，但最后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11月28日批准了菲律宾事务筹备委员会（由菲律宾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的报告，确定1946年7月4日为菲律宾独立日期，并订出了对菲律宾经济优惠制的条款，使优惠制可以继续实行到1961年为止。不妨指出，美国的糖、烟草、油脂等等的生产者认为结束美菲之间的自由贸易对他们有利，而美国的工会则担心菲律宾的移民会同他们竞争。所以给这个国家以独立，乃是典型的美国理想主义和美国商人的利己主义的奇怪的结合的结果。
　　就1934年法案的关税条款而论，有必要说明的是，自1909年以来，由于两国间确立了自由贸易，菲律宾群岛的经济实际上是依附于美国经济的。原先早已不顾菲律宾人民的抗议而这样做了。菲律宾人民曾通过其议会的代表提出抗议，指出自由贸易对菲律宾人民的经济利益将来会造成严重损害，并将妨碍独立的实现。如所预见，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菲律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变成了美国的附庸。
　　在美国统治的四十年间，菲律宾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到1939年春天，这一片十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地区（几乎和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面积一般大）已有一千六百万人；有人认为，这片土地能养活三倍于当时所拥有的人口。教育、卫生和公共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贸易总额从1899年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1938年的将近二亿五千万美元。但在这一时期美国贸易从占总额的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贸易的模式按照殖民地发展的模式进行，这在东南亚各地区是司空见惯的。输往美国的是农业原料和农产品，而来自美国的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品。菲律宾人完全仰赖于进入美国市场的自由贸易了。
　　美国战前在菲律宾的投资规模是不能同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他们各自的亚洲殖民地的投资相比拟的，因为在1935年美国投资只有二亿五千八百万美元，或占菲律宾群岛外国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投资总额小，标志着工业化水平的低。菲律宾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在1937年，一千八百六十万公顷可耕地只耕种了四百二十六万公顷。据说糖已生产过剩，但马尼拉麻和椰干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可能有利可图，西沙尔麻和烟草可能也是如此。据当时财政部长曼努埃尔·罗哈斯估计，1939年菲律宾人的每人每年收入为四十美元。菲律宾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天四十五美分，农业工人的现金收入为每天二十五美分左右。由于菲律宾经济依附于高价的美国商品，因此实际收入还是非常低的，即便已逐步有所提高。
　　在乡村地区，到处都有不时爆发的不安定现象，这是不健康的土地制度的一种经常性症候。大批农业工人受雇于私人或教会拥有的种植园，他们陷于不能自拔的债务或一贫如洗的困境中。地主或其代理人实际上取走了全部收益。政府也曾企图缓和这种局面，但又没有收购这些地产的大量资金，而且为菲律宾人提供的新的生活方式也往往非其所好。比较稳妥的改善方案还是把人口稠密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到棉兰老的未开垦地区去，这已在小规模地进行了。
　　为了改善工业工人的境遇，与奎松总统的名字分不开的一项促进社会正义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并通过了若干法律，同时政府还在1938年租用了布埃纳·维斯塔大种植园，把它改变为进行合作试验的实验场所。
　　华人（1939年为十一万七千人，而1918年是四万四千人）控制了菲律宾的零售商业，凭着他们擅长于仓储经营和市场交易，还包括分配大米的垄断权和他们的信用网，他们就能够对千百万菲律宾人施加压力；后者的许多生活必需品早自西班牙统治以来便一向仰赖于华人。尽管美国对华人实施了排外法，他们的人数还是通过非法移入而一直在增加。菲律宾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所抱的同情，因对在菲律宾的华人的行为感到不满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抵销了。
　　在达沃，1939年有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社区，共有一万八千人（在菲律宾的日本人共有二万九千），占有六万公顷土地，从事大麻种植和椰干业。日本人蚕食菲律宾群岛的渔业已到了惊人程度，以致大众群起要求绳之以法，以免这一主要食品供应被日本人垄断。日本渔民同菲律宾当局发生的摩擦是常见的事，仅以1934年的事件最为严重。当时一艘日本渔轮“排云丸”上的水手，把一名登上该轮的菲律宾保安队的巡逻兵扔进海里。日本拒绝引渡罪犯，也不肯真正赔偿损失。
　　在1934年到1938年这一时期，日本输入菲律宾的商品以价值计算平均为一千三百万美元（约占菲律宾进口品总值的百分之二），而菲律宾对日本的输出平均为七百三十五万美元。这个数目不大，但到菲美“自由”贸易结束时，情况就会不同了。日本人用来向菲律宾人灌输其思想的方法同他们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并无多大不同。菲律宾人——记者、教师、议员、商人——的代表团在日本受到款待，而类似的日本代表团又进行回访。著名的菲律宾律师和商人同菲律宾的日本企业有着联系。菲律宾群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但颇活跃的团体，其成员来势不凡地展开活动，企图加速菲律宾倒向日本而取代菲律宾同美国的现有关系的日子的到来。许多菲律宾青年在学习日语，其中至少有一名青年进了帝国军事大学。这些活动给那些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谋划的人士增添了忧虑。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早在1908年就曾说过，菲律宾在战略意义上是“我们唯一致命的弱点”。日本在战前年代中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在菲律宾的重要团体中已引起了互相矛盾的说法，即争论抑制日本是否可能和是否有此必要。一个思想流派认为，菲律宾如果独立，便可避免卷入即将发生的危机。这场意见分歧的结果是陷入了绝望的僵局，这就使菲律宾群岛不能作充分的军事准备。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有一项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在菲律宾独立一旦告成之时，应于切实可行的最早日子，同外国谋求谈判，以缔结一项菲律宾群岛永久中立化的条约”。鉴于菲律宾群岛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个“切实可行的日子”到1939年的春天尚未到来，这便不足为奇了。
　　然而，菲律宾政府并非一事不为。第一届国民会议于1935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奎松总统对此表示支持时说明，“一俟美国撤走其善意的保护时”，此项计划必然会产生其成果。他说，开始和完成防御结构的发展只有十年时间了。
　　国防法案规定建立一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陆军：一种是大约一万人的正规军（包括兵力有七千人的菲律宾保安队），另一种是每年扩编约四万人的后备队（后备队均须集中训练五个半月）。到1937年底，已办了两届为期半年的训练班，受训者共计三万六千六百零一人，并都已编入后备部队。1938年接受训练的后备队员又有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七名。
　　防御计划要求建立一支拥有小鱼雷快艇的外海巡逻队，作为菲律宾陆军的辅助。麦克阿瑟将军曾说，只要有一支小小舰队，配备的船员对海岸线的每一寸土地又都了如指掌，就能迫使敌对部队不敢贸然逼近，或则只能小股骚扰。计划也打算建立一支同近海巡逻队协作的陆军航空队。原来防御计划所要求的是到1946年将训练一百名飞行员。
　　在1939年春天，菲律宾政府的眼睛紧紧盯住不放的是1946年7月4日这个日子，因此防务的状况也确如其他各种事情一佯。至于考验的时刻远在那个日子以前就到来了，整个世界问题要比那个日子几乎提前一年就决定了，这确是也许除巫婆外谁都没有预见到的了。
　　当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欧洲事件在上一章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而揭开的时候，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又困难又危险，正如在以前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过的困境完全一样。它不仅在这时处于交战状态，而且是从1931年以来就处于交战状态，更何况自1911年以来它就一直在经历着一场国内大动乱。这场大动乱不仅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1939年所见到的中国是深陷绝境了，不仅被夺走了它的传统立足点，而且内部也分裂了。
　　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在1931年9月18…19日发动的，当初进攻的范围只限于满洲的东北四省和上海；但在1937年7月7…8日晚上，中日之间的不宣而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侵略者把作战范围扩大到了长城以内中国的心脏地区，并把他们的作战目标从夺取满洲这一有限目标扩大为无比巨大的冒险企图，要推翻中国国民政府和在中国西北部的共产党政权，从而置全中国于日本统治之下。
　　到了1939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华东的主要人口中心和交通线，南面已达中国内陆中心而为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处的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武汉三镇是在1938年10月25…26日陷落的。由海路派遣的另一支日本远征军于同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而在此时已颇为广阔的军事行动区的相对一端，日本人的魔爪早在1937午已向西北伸进了山西，并由此而进入了内蒙古西部。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他们迄今取得的成就也许并无理由庆幸。他们占领的地方纵然已延伸得那么遥远，但也不过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网络，在他们的战线后方，还有大片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孤立的领土。日本人实际占领的地区只占中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而中国国民政府则于1937年12月就已经从南京撤迟到汉口，1938年秋天又一次逃避入侵者，作了第二次撤退，这一次跑得更远．到了长江上游的重庆。这个新的中国临时首都位于长江三峡之西，处在祟山峻岭环护的四川大盆地中。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省，居民五千万，要是在欧洲规模的角逐场上，它是颇有资格进入强国之列的。假如日本人决心要到这个西部堡垒中去追索中国国民政府，或是要深入到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沿海之间的那一大片山区，他们就得穿越比中国当时拥有的已是十分稀少的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终点更远的地区，就得在不通车辆的险恶小径上前进。
　　但是在中国人方面所面临的前景，却是暗淡的和险恶的。可以说他们是孤立无援地在同敌人搏斗，而敌人作战的工业和技术装备又都是西方现代式的，比中国的优越得不可比拟，所以当冲突开始时他们所拥有的若干铁路、工厂和具有现代设备的港口此刻都丧失给了这个敌人。诚然，他们还留有空间可以换取时间。中国还没有全部落到入侵者手中，还不象十三世纪蒙古人和十七世纪满人的征服中国那样。但是从长远看，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的威胁却比过去历次被征服加在一起更为可怕。
　　满人象早先一批又一批的许多入侵的蛮人一样，在他们入关以前就已经半汉化了，而且远在公元1911年平淡无奇地逊位以前，他们实际上已被完全同化了。至于蒙古人，在所有入侵中国的蛮人中，独有他们不受同化。他们虽然颇有远见地从西部国土上选拔了一批穆斯林和基督教部队与行政官吏来增援他们单薄的人力，但他们的征服至多也没有超过八十七年，便被干净彻底地逐出了中国。就实现迄今尚未完成的征服中国这一伟业而论，要不受上述的任何一种惩罚，即既不要被很快地同化，也不要被很快地逐出，那么日本人所处的地位比较他们的任何先驱者都好。在国民意志和团结方面，日本人至少比得上蒙古人，在对中国人的相对人数而言，他们的人数也远不象蒙古人或满人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区别甚至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在1939年，中国和日本（不包括朝鲜）单纯在人口数字上的差异，可能至多是四或五与一之比而有利于中国，但中国在人数上仍然占有的优势却被日本所享有的技术优势抵销了（即便不能说是超越了中国的人数优势），这应归功于早在中国之先，日本就开始刻苦钻研以掌握西方的工业生产和机械化战争的技术了。
　　因此，日本人如果在尚未占领的华西和华南能成功地控制哪怕是少数几个关键的据点，他们才会有希望迫使中国人处于永远屈从于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样方能阻止中国人进一步掌握西方的技术，使他们只能按有利于日本的路线或由日本指定的方式进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人就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把朝鲜人变成了为日本人劈柴挑水的苦工；尽管朝鲜是一个较弱较小的国家，日本人可能还想把自己在朝鲜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范围内重演一次。
　　中国在此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还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因为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胁到来时正值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而它又成为其中最不幸的。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自成为一个世界，其邻邦都是顺从的纳贡国和驯服的夷族，谁也不敢同它争锋，但自英国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结束了这一页历史以来，迄1939年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1839…1842年中英战争以后，中国从长期的政治隔离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并被迫进入了其触须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会的国际角逐场。中国已不再是运转自如的宇宙之毂了，它这时发现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国家的落后群中，相互的关系是“以实玛利”式的，在这种陌生而又乱糟糟的生存竞争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无经验者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痛苦命运了。
　　在西方历史的较早篇章中，一个处于象中国那种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避免其没有国防的危险；这多少是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力量较强的国家自发进行着势力的平衡。十九世纪中，土耳其帝国就曾靠着更强国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种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凭它自己的行动是怎样也抵抗不住人家的。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在国际事务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时看来似乎是要瓜分中国了，而强国的均势确实又在这次拯救了中国，使它在政治上免于被消灭。俄国、德国和法国在1894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战的胜利果实，英国在1898年则制止了俄国加害于中国的蚕食，因为俄国要向中国租借一块在威海卫的海军基地，该处正面对当时俄国才获得的旅顺港。中国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危机，其代价却是听凭当时强国之中的保护者和进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啃去一块。按照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由美国斡旋而达成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沿线地区以外，管理满洲的权力已归还给中国。但在1914年打开的国际史的新篇章中，中国再也得不到它前此二十年从势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种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保护了。
　　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大战，这就给日本一个加害于中国的新的侵略机会。贝尔福和休斯的灵巧的外交手腕也没有能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抓住时机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尽。此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也曾想以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势力均衡，但当日本于1931年再度进攻中国时，终于证实这一企图既未能保护中国，也无法为它蒙受的损害提供补偿。于是，时至1937年，当时日本的侵略范围已从满洲扩大到整个中国，它有着比七年前强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干一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自信的一个理由，即日本在1930…1933年击败了国联其他成员因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二个理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在德国上台了，这就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注意力再从远东转向了欧洲。第三个理由是美国的公众感情对美国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后悔不已，此种情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是相当普遍的。这对日本说来乃是天赐良机，因为只要这种情绪长此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十七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王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篡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还有，在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1644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1918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1939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吗？国民党能否把自己队伍中的内奸的叛卖行为约束在一定限度内，使自己依然还可以维护一个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国政府的称号？
　　国共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内建立的，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扩大作战范围的原因之一，但相反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度发动侵略，则肯定促成了中国这两派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政治家风度的杰出成就。它使1927年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内战暂时停止，它使两个政权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成果，过去这两个政权既要互相厮打，又要对日本作战。然而它毕竟主要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才结合起来的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两党对统一战线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伙伴，在它们的心底深处，国民党是否真会放弃无条件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又是否会放弃实质上的保持独立，不再继续在他们控制的中国领土以外争取追随者以加害于国民党，这都是令人怀疑的。但在1939年春季，对中国来说，国共联盟的分裂危险，不如新近成为事实的国民党知名政客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事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党组织和国民政府内担任过好几种最高职位。
　　汪精卫的背叛，部分是由于他同蒋介石主席的个人对抗，部分则由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意见不同，在这方面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党内这一派的首领。看来，汪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绝望，他和他的追随者已认为，立即按日本人的条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场在他们看来结局肯定并无二致的斗争拖延下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可以少一些。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并不如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那么重视，那个集团在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逝世以后很快就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国内外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汪精卫本人至少有勇气去干自己所深信的事情。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同中国媾和的条件，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从重庆取道印度支那而到达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就在那里同日本当局合作。汪在这一公然叛国行动中并未携带他从前的追随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万人的号召力。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1939年3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加以合并，由他担任主席。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孙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