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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现实之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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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感觉出他们的情绪很平稳。我也很高兴，手术终于顺利动好了，而且，出乎意料的，我居然一点都不感到痛。我哑哑地问：“手术动好了？”妈妈轻轻对我说：“没有给你动手术。”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消息，我觉得妈妈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你骗我？”
爸爸告诉我，我确实没有动手术，还告诉我当时的时间只有十点多，我就算是动手术也不可能这么早就出手术室的。正好这时候刘医生到病房看我，我情绪有点激动：“你们骗我，我怎么没有动手术？”刘医生很耐心地给我解释着，因为给我上好麻醉后，他们准备动手术了，把定制的进口关节的密封包装拆开一看，发现尺寸大了很多，如果动手术的话，也可以动，但是要多截去我五公分以上的骨头。他们几位医生商量后都觉得下不了刀，再跟我爸爸妈妈商量后，决定重新定制关节，所以我没有动手术就被推出了手术室。刘医生说：“如果我们要骗你，就给你动手术了，多切五公分骨头是很可惜的，对你今后腿的功能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都很希望这个手术能动得尽量好。”
我觉得沮丧极了，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倒霉，运气这么不好，一件好好的事情就是弄不好。爸爸妈妈开始安慰我，给我说事情的发生经过。爸爸告诉我，九点四十的时候手术室打电话到手术病人家属休息室，请爸爸妈妈到手术室去一趟。爸爸妈妈吓坏了，以为我在手术台上出了什么事了。赶紧跑到手术室，杨医生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因为进口关节是无菌密封包装，必须在手术时才能拆封，而我的关节又是特殊定制的肿瘤关节，没有备用品。外国人和中国人的骨头尺寸有粗细差别，我要用这个关节，就必须多截去一大段骨头，这样很可惜，我还很年轻，以后还要动手术，这次手术的结果会对今后的手术有影响。杨医生让爸爸妈妈做决定，是选择继续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爸爸妈妈决定还是放弃这次动手术的机会，重新再定制一个关节。我还能说什么呢？医生们对我都很好，也一直都很为我考虑得很周到，而这件事的发生也不是他们的原因，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由于麻醉到一半被取消，再加上没有动手术，我的麻醉反应很厉害，我不停地吐，腰也像断了一样的，眼睛看什么都是两个分离的影子，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耳朵听到的声音也像是隔着厚厚的墙。最糟糕的是麻醉后六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用枕头，这六个小时像是过了六个世纪，每分每秒都那么难熬，我也没有更多的力气去埋怨，只能静静地闭着眼睛，心中盼着时间过得快一点。每过几分钟，我都会睁开眼睛看向站在一边的妈妈，妈妈知道我想问时间，总是告诉我，还有几个小时才到六个小时。
下午朱医生也来看我，让我一个晚上都不要睡枕头，以免今后头痛。妈妈告诉朱医生我吐得特别厉害，朱医生告诉妈妈，我的体质太弱，所以麻醉反应比较厉害，他还告诉妈妈怎么让我舒服些。在种种感觉的折磨下，我终于熬过了痛苦的六个小时。
这个晚上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为痛苦的一个晚上，虽然没有动手术，没有手术后伤口的炽痛，但是，另外一种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我什么都不能吃，即便是一点点的水，我一喝下去立刻会吐，肚子的饿和恶心成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一起折磨着我；我的两条腿又酸又麻，我想换一个姿势都不行，两条腿好象一点也不听自己的话，一点力气都没有；脑袋睡在硬硬的床上有点痛，但是我只能看着放在一边柔软的枕头不能睡。有那么一刻，我难过的几乎想哭。妈妈睡在一边看护着我，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我很羡慕，我只想着时间怎么不过得快一点啊，天什么时候才会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东西，我什么时候可以睡枕头，我什么时候可以坐起来……就这么瞎想着，一夜就这么熬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觉还是很难忘怀。
后面的几天，我一直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我只有在每天早晨医生来查房的时候是清醒的，别的时候总是迷迷糊糊的。同病房的病友有两个睡眠不太好的，很是“嫉妒”我：“824床，你又在睡觉了！不许睡，陪我们说话！”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之中大概只有四个小时是没有在睡觉的，连护士小姐都说：“怎么每次到你们病房来，你都在睡觉？”我照样睡我的觉，可能真的是体质弱，我怎么睡都睡不够，直到有一天，我到护士办公室去称体重，路过隔壁病房，我看见靠窗的床上有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长得很可爱很单纯，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看了看她的床号，然后到护士办公室去看了看她的病情。后来听护工说这个小女孩很可怜，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种地，带着她和弟弟两个人，而她又被发现骨头里长了肿瘤，现在要化疗，但是却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隔着玻璃窗，我注视着这个小女孩，她躺在床上，输液正静静地流入她的血管。她转过脸，发现了窗外的我，对我甜甜地笑着，我也对她笑着，心中却是另外一番滋味。如果不是知道她的病，光看她那张红润的脸庞、乌黑的眼睛，这该是一个多么健康的孩子啊！她知道自己的病可能会夺去她的生命吗？现在她那么安静地躺在床上，明亮的眼睛中透出对生活的憧憬，看上去怎么都不象是一个病人。
我回到自己的病房后，一直在想着这个小女孩的事。下午探望的时间到了，妈妈来看我时跟我说起隔壁病房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因为没钱负担不了医疗费，她们就快要离开医院了。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想要为小女孩做点什么，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让妈妈把我这里的水果送给小女孩。妈妈送好后回来告诉我，小女孩非常高兴，说从来没有吃过那些东西，拼命说我们是好人。我听了心里酸酸的，生命这么美好，却又这么脆弱。我跟妈妈说，让她明天再带些东西去送给小女孩，如果真的能给小女孩多点快乐，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隔壁病房的窗口看那个小女孩，床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护工告诉我，小女孩的妈妈带着她已经离开了医院回家去了。我站在窗外看着那个病房里的阳光，想着小女孩在阳光下甜美的笑容。我想象着她痊愈的样子，在风里跳着唱着，红润的脸庞，乌溜溜的大眼睛闪着光芒，那是多美的一幅画……
我重新拍了张X光片，开始定制我的第二个关节。由于再定制进口关节的话要三个月，周期太长，我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万一到时候尺寸又不对，事情就比较麻烦，而且价格也非常高，需要十九万人民币。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使用国产的人工关节，有几种选择，因为国内也有好几家生产厂家。考虑到质量、可靠性、工艺等因素，医生们和我们反复商量后决定选用北京一家单位生产的人工关节。决定后就开始根据我的实际情况设计这个关节的外形及一些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密。最后定下来要定制一个“双极人工肿瘤关节”，外面还将镀上一层最新研究出来的羟基磷灰石，这样可以让人工关节与骨头结合得更紧密更牢固。生产厂家保证十天内一定交货，一些必需的检查我都已做好，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接下来我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等待。
比起我等待的三个月时间来说，十天一点都不长，我送走了病房中一个又一个痊愈的病人，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病人，有时候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好像是属于这个医院的一部分。我给新病人介绍住院需知、手术需知，陪老病人说话解闷，有时侯实在无聊，我就给他们说互联网，权作过瘾。
因为定制的关节说好在星期三之前会到货，所以医生把我的手术安排在星期五，其它的手术都安排在星期四做好，星期五只做我这一个手术。星期三转眼就到了，那个我日盼夜盼的关节却没有到，我抱着强烈的信心认为星期四关节一定会到。
星期四那一天不仅是我一个人在等待，医生们也在等待，爸爸妈妈和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等待。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眼看就要黄昏了，关节还是没到。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生闷气，不肯跟人说话。想到同病房的病人都换过好几批了，我却还没有动手术，越想越是心理不平衡。我开始向爸爸发脾气，逼着他一趟一趟地往医生办公室跑，去看我的关节到了没有。爸爸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刘医生请来，刘医生站在我病床前说：“你爸爸说你发脾气了？别着急，你的手术我们一定会给你做的。”我有点伤心地说：“别人比我晚进医院，都动好了手术，我都等了三个月了，到现在关节还没到。”刘医生说：“你明天肯定动不了手术了，关节到现在还没来，我们总要对你负责，等关节到了，没有任何差错才能给你动手术。”我不死心，我问刘医生：“如果明天一早到了，我是不是还可以按原来的安排做手术？”刘医生说，那是不行的，因为关节到了还需要做消毒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星期四的晚上我很自觉地八点以后就不吃西了，星期五早上也什么都没有吃，我还怀着一丝希望，希望事情会有转机。查房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手术被取消了，因为我的人工关节还是没到。我眼睁睁地看着来推我的床又被空着推回了手术室，心中很是恼火，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不是愤怒，不是被愚弄，不是失望，我只是觉得很累，躺在床上，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吃。显然这件事太出乎大家的意料，爸爸妈妈也都闷声不响。医生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计划也被打乱了。到了下午医生查房的时间，爸爸去找医生的时候很凑巧地碰到了给我送关节的人。我们便一起到了医生办公室，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人工关节的实物。
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国产的关节会比进口的便宜那么多了，首先包装就很糟糕。一根金属关节和几根螺丝还有一个圆圆的头在一个看上去挺破的塑料袋里装着，一晃袋子，里面的几个零件就相互碰撞发出闷闷的叮叮声。仔细一看，那个圆的金属头上有一些浅浅的滑痕，我很小心地看着这个将要装在我体内的关节，想从观察中获得些灵感，以便于以后自己能较快地适应这个关节。没有优美的弧线，没有细腻的光泽，但是这又有什么呢？只要能够实现一样的功能，这些都不算什么。隔着塑料袋，我轻轻地抚摸着这个关节，感觉着镀在上面的羟基磷灰石的质感，心里觉得很高兴，这总算是我见得着摸得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关节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不一会儿，杨医生、刘医生、王医生、张医生都进来了。他们看了看关节，再看了看我的X光片，对我们说，过会儿再和我们详谈。我们回到病房，爸爸说：“我看医生的脸色都有点变了，是不是这个关节又不对头？”这句话一下子浇熄了我所有的热情和希望。
不出所料，果然这个迟到的关节尺寸又不对。我再次看到这个关节的时候，发现白色的羟基磷灰石上有一道红线，刘医生怕他们再做错，索性直接在那个关节上直接画出来大小。怎么办呢？只有重新再定做一个关节。妈妈说：“怎么这些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的事，都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我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还是有点暗自庆幸，幸好这次没有进手术室，没有上麻醉，倒霉还没有倒透。
事情这么发展，倒真有点让我始料不及，真到了这个地步，我反而也不觉得着急了。随它去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一句对白──“我们失败？只要您能坚定勇气，我们就不会失败。”我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心态从一开始的平静到后来的失衡，一次一次的意外发生，我的勇气渐渐地被磨灭了。如果我不能及时调整过来，也许随便一个小小的打击就会让我再也爬不起来。
正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周年纪念，大伯伯陈钢作为作曲者之一，请我们全家去上海大剧院听音乐会。当天晚上我便溜出医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听音乐会。坐在大剧院里，梁祝如泣如诉的旋律回旋着，在我听来，这是属于有勇气的人的音乐。祝英台投入梁山伯坟墓时的那一声大锣敲得天崩地裂，也敲响了我的勇气。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命运不会一再捉弄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的。音乐给我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深深地刻划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我痛苦的时候，梁祝幻化成的蝴蝶总是会在我眼前片片飞舞，引领我往光明的方向去。
第二次手术
我的第三个人工关节终于准时到货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手术时间被安排在七月十二日，星期一。人工关节在给我们都看过以后，就被送到手术室去消毒了。这个关节和前面定制的两个都不同，有很多地方改进了，无论是外形还是材料，完全是按照我的手术需要而设计的。
星期天下午，爸爸妈妈早早地就到医院来了，妈妈还带来了一把剪刀，准备帮我把长头发剪掉。因为我自己反复分析，觉得前面两次手术都没动成的原因，在于我没有做好术前准备，没有把头发剪短。和两年前一样，妈妈搬了把凳子放在病房中央，我坐好后，妈妈就开始“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了。同病房的病友都很替我惋惜，我自己更是舍不得，但是想到手术后的种种麻烦，觉得还是剪短了好。长长的头发掉了一地，我的心也跟着轻松起来。风从八楼的窗户吹进来，我的思绪也跟着吹来吹去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开始想念起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还有夏天在辣辣的阳光下飞奔的疯狂。头发留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剪起来却是那么快，没几分钟，妈妈就给我剪好了。照照镜子里面，是一个男孩子的模样，不同的是，在我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算是对剪掉的长发的一种纪念，也可以算是长发到短发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过渡形式吧。有意思的是，我真的把头发剪短了之后，病友们又都说我还是剪成短头发更可爱更好看。我拖着脑后的小辫子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很是得意。
星期天的早晨，又是“长脚”来推我进手术室。我笑嘻嘻地和病友们告别后，不用“长脚”招呼，我自己一骨碌就爬到推床上躺好了。在电梯口，爸爸妈妈轮流拥抱了我一下，我很高兴地说：“今天肯定可以动成手术的！一会儿见！”可能平时像我这样乐于进手术室动手术的病人实在不多，电梯口的一些病人家属都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朝他们笑笑，谁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别人一定想不到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快点把手术动好，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够顺利地进手术室、顺利地出手术室。
手术室里的空调开得很足，躺在手术台上，我又开始望着头顶上的无影灯中自己的倒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医生。朱医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关节尺寸对不对？”我赶紧说：“对的，对的！”朱医生又问我：“核对过了没有？”我连忙说：“核对过了，核对过了！”朱医生说：“我再去问问，然后来给你上麻醉。”一会儿，朱医生又进来了，笑眯眯的，我放下心来。他问我紧张吗，我摇摇头，我怎么还会感觉得到紧张呢？我心里的感觉是复杂的，像小孩子去春游前一天的感觉，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几位手术医生都进来先看了看我，我更加放心了，开始看着无影灯发起呆来。
同样的麻醉过程又来了一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昏昏睡去，失去了意识。手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陈帆红！陈帆红！”我很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声音又响了：“你是陈帆红吗？点点头……”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听到有人在说：“醒了醒了……陈帆红，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明白手术已经结束了，医生们在叫醒我准备把我送回病房了。我伸出舌头想要做个鬼脸，却难以控制自己的表情，眼睛一点也睁不开，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只听到几位医生笑道：“可以把她送回病房了……”
我心满意足地又再睡过去。猛然一阵剧痛袭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抱起来，放到另外一张床上，然后那张床开始动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来时的推床上。一路上听到不同的人的声音，我稀里糊涂地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一阵一阵的疼痛使我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好不容易滑动着的床停了下来，我猜测着可能到了病房了，果然不出所料，我被抱到了病床上。爸爸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想起，一声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拼命地点头。爸爸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手术动好了！”我有点兴奋，迫切地想要告诉他们我早知道了，可是就是说不出话来，眼睛倒是睁开了一点，看见爸爸妈妈模糊的面孔，我想要朝他们笑一笑，伤口处的疼痛却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想动一动，换一个舒服点的位置，却发现一点都动不了，两条腿都被绑起来了，伤口的地方还插着一根长长的引流管引出淤血；两只手也没法动，一条手臂上面吊着盐水，另一条手臂上面包着自动测量血压的设备，手指上夹着一个测量心跳的设备。我想转转头，却发现颈部带着一根埋在血管里的导管，一动会隐隐作痛；鼻子插着氧气管，一动就会松动。我只能乖乖地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承受种种的不适。也许是因为输入我体内的血太冷，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冰窟里一样，不停地直发抖，幸好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手术了，爸爸妈妈也镇静了不少，坐在一边倒没有很慌张。我用嘴型无声地说着：“手……”。这种时候亲人之间的感应很强烈，爸爸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握住我的手，把他的热量源源不断地传给我。血一袋一袋地输入我的体内，爸爸的温度也一点一点地输入我的手心。妈妈在监视仪器边看着我的血压、心跳。我的床位医生不时会来看看我的情况，我隐隐约约听到医生说我的血压已经到了60、90，基本上还算可以，但是心跳太快。
我又沉沉睡去，没过多久觉得干渴难忍，睁开眼睛盯着床边的小桌子看着。妈妈问我：“要什么？”我看着桌上的杯子，想要说“水”，却又发不大出声音，妈妈倒是听懂了，拿了根棉签沾了点水在我嘴唇上点了点。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上甘岭”一样，想喝水的强烈欲望使伤口的疼痛都显得不重要了。手术后的六个小时里什么都不能吃，我闭上眼睛计算着时间。妈妈每过一会儿就往我的嘴唇上沾点水，一丝丝的湿意维持着我的平静。
爸爸妈妈轮流照顾着我，平静了没多久的我就开始了强烈的麻醉反应，不仅把我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连爸爸妈妈也跟着担惊受怕。我频繁地呕吐，监视仪上我的心跳往上也猛跳着，跳到一百四十多跳，我的床位医生都有点害怕了，忙问我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说也奇怪，医生跟我一说话，我居然也就发得出声音了，后来想想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告诉医生，我除了觉得恶心以外，其他都挺好。医生觉得有点奇怪，心跳那么高的话病人应该非常难受了才对。我倒是挺难受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医生让妈妈一直注意着监视仪，如果我的心跳再往上，就通知他。
我感觉着手臂上的血压计每过几分钟会自动充气一次测量一次，手指上的那个小小的仪器也会过一段时间就夹紧一点然后再松开。氧气管释放着氧气，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觉，我心中不禁暗笑，想起了以前念书的时候化学书上写着的“氧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亏我还是学化工的，心里居然还想着氧气该是有点味道的──清新空气的味道。
就这么，我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恍恍惚惚中，参加手术的医生都来看过我了──杨医生、冯医生、刘医生、王医生、孙医生、朱医生……每个进来的医生护士看见我的第一句话都是：“脚趾头动动……”，因为有了第一次动手术的经历，我已经很熟悉这个环节了，我只要觉察到有人来到我的病床前站定，我便会自觉地动脚趾头，医生们也都非常满意，因为我动作极其灵活，手术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由于手术后需要观察一天，所以，我得在离护士间比较近的观察室里过一天。观察室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刚从手术室出来的病人或者急诊病人，因此家属也特别多，环境很吵。有个病人的家属在病房里不停地打着他的手机，很大声地和人说话，吵得我头皮都痛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妈妈请他打手机的时候到房间的阳台上去，他不肯，照样在病房里神气活现地打着他的手机。这种情形让我想起几年前手机刚出现的时候，有些暴发户拿着手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嚷嚷，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新玩艺。
妈妈忽然惊道：“怎么心跳这么快！我去请医生来！”我一听也是一惊，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怎么会心跳又加快了呢？医生来了，问我有什么不舒服，我告诉他我觉得跟刚才差不多。我仔细想想终于发现了原因，原来那个家属又在病房里打手机，手机的信号干扰了监视仪，害得大家虚惊一场。后来再看了几次，发现只要这个人一打手机，监视仪上的心跳就会直线上升，他不打的时候，我的心跳还是能够控制在一百四十跳以下的。爸爸妈妈都很气愤地看着那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自私的人还是太多，他们只看到自己的亲人生病，他们不管别人是死是活，他们不管别人的亲人是否会着急。
六个小时很难熬，不知为什么，我开始觉得胸闷透不过气呼吸困难。而插在鼻子里的氧气管的塑料味又总是让我恶心想吐，我想要拉掉氧气管，妈妈一定要我等医生或者护士来了再说。护士来了，帮我拿掉了氧气管，问我好点没有，我连忙点头称是。谁料过一会儿，我觉得呼吸更加困难了，妈妈只好再去把护士小姐请来帮我重新插好氧气。等这些重新弄好，我看爸爸妈妈也都精疲力尽了，不过六个小时也快过去了，仿佛是看到了一线曙光，我一下子精神了起来。
六个小时的最后一秒一到，我就开始要求喝水，用吸管咕嘟嘟喝了一大杯，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水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喝得肚子涨鼓鼓的，可是口还是很渴，不过比起刚才已经好多了。我满意地闭上眼睛，觉得第一大难关已经过去，之后只要能够忍住痛，就可以熬过第二大难关。谁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多想点什么，刚才喝下去的水就像喷泉一样地都吐出来了。我不甘心，又喝，结果还是一样，弄了半天，我等于什么都没喝。我有点沮丧，一面是口渴得不得了，一面是喝什么吐什么，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中转站。我眼睁睁地看着桌上放着的水，可望可及不可喝，我就像只小狗看着一根很大的肉骨头，想吃却怎么也吃不了。我觉得可能是水有问题，于是便要求换一种饮料喝。爸爸拿了一瓶橙汁给我。我咝溜咝溜地又大喝特喝起来，感觉果然不一样，喝了大半瓶下去，也没有什么动静。爸爸妈妈也松了一口气，可以稍微坐着休息一下了。好景不长，过了几分钟后，我还是把喝下去的澄汁全部都吐出来了。妈妈劝我别喝了，我不同意，我实在是口渴呀，不喝点什么的话，真没办法熬过去了。我忽然想到一个新配方，我让妈妈把我柜子里的盐拿出来，放点在水里，然后我就喝盐开水。这个配方果然不错，明显有效，虽然还是会吐，不过到底是喝进去的水多。
夜幕一点点地降临，麻药也一点点地退去，睡在我邻床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他动了一个小手术，可能是手术后伤口痛吧，他一直在哭，哭得很伤心。护士小姐进来给小男孩打了一支杜冷丁止痛，妈妈看着我躺在那里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问我要不要打杜冷丁，我想想自己还是忍一忍吧，不打止痛针也许恢复起来可以快一点，于是便拒绝了。
对于失眠者来说，夜晚特别漫长。对于手术后的我来说，这一夜也特别漫长。伤口处传来阵阵疼痛，整条腿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搅拌。医生在我两条腿中间放了一个大大的垫子，垫子两边有几根带子牢牢地把我的两条腿绑在垫子两侧，一点也不能动弹。老保持着那么一个姿势，很难受，自己却没有一点能力调整。在黑暗中，我看着睡在我边上守护着我的妈妈，想象着妈妈躺在冰冷生硬的竹躺椅的难过，我有点伤感。走廊里幽幽的灯光有一点点透进病房，氧气流动的声音清晰可辨，血压计一次一次自动地充气放气。我活动活动了那只已经不吊盐水被解放了的手，有点麻木，不过已经可以帮我自己做点什么。我伸出手去拿桌上的水杯，却怎么也够不着。想起自己以前三下两下就翻到床边，一伸手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的情景，很是向往。也许是我弄出了点什么声音，妈妈一下子就惊醒了，连忙起来帮我。用吸管吸着放在胸前的杯子里的盐水，我觉得很满足，每当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实现的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感觉。每过几分钟，妈妈就会起来看看我需要什么，我的事情特别多，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她帮我把脚的位置调整一下。人的一生就是被一个个小小的愿望和一个个小小的满足推动着的，这一夜，我所有的小愿望妈妈都帮我实现了，尽管我一直很痛，可是我也很满足。
睡在病床上，我盼着黎明快点到来。看着阳光照入的角度一点一点变大，看着空中流动的清新空气闪动着透明的光粒，最难过的一晚上终于过去了，全新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爸爸一早就出现在我的病床边，来接替妈妈的陪护工作。妈妈帮我梳洗好后，就回去休息了。
我肚子有点饿，可是还是不能吃除了盐水之外的东西，吃什么吐什么。医生来查房了，杨医生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觉好吗？”我点点头，我忽然想起自己不能吃东西的问题，赶紧说出来。杨医生让床位医生给我加开了两瓶葡萄糖，然后对我说：“你的两条腿是一样长的，你可以放心了。”我又点点头问道：“杨医生，我的好脚可不可以不要绑起来？我保证不乱动，我一点都不会动的！”终于，我的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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