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三十一：《礼记》
　　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原因。
　　《礼记》共20卷49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
　　首先，该书49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17篇之多，它对于研究先秦以至秦汉时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礼运篇》中记叙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又次，《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2000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当然，《礼记》中也有许多糟粕的东西，需要在研究时批判吸收。又由于他成书较晚，又经汉儒的整理，除了有残缺篇章外，还有可能混入了秦汉时代的东西，阅读时需要谨慎，认真参阅后人的研究成果。
　　三十二：《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　、　“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三十三：《汉书》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三十四：《前汉纪》
　　第一部编年体缩写史书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30卷：《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抄”《汉书》，而是在运用编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