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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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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
二十七：《春秋》三传
“其言简而要，其事洋而博”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
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邲（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
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1977年人民出版社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内附陆氏《经典释文》的有关注文，改名为《春秋左传集解》出版，此为目前最好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二十八：《国语》
最早的国别史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关于它的作者，历史上多有争议。唐宋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汉时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吴国的韦昭、唐朝的刘知几等都持此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可以得知《国语》的成书经过为：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之作传，即《春秋左氏传》。后来，左丘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根据传注《春秋》时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编著了一本《国语》。故《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春秋左氏传》被称为《春秋内传》。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一事提出异议，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都记载《国语》为21卷，与今本相同。其体例是分国记载，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书》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
《国语》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76年），下至韩、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但《国语》不是编年体，它是以国分类。《国语》中《周语》排在最前面，内容也很丰富，它又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并列，所以又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分国史体例。《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多，内容最丰富，其卷数占整书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国的记载就很简略了，如《郑语》，仅记载了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因此，有人将《国语》称之为《晋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国语》与《左传》之间的关系，有继承，又有发展。《国语》记事与《左传》相同者有60余事，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8事与《左传》不同，可见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记周王室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10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记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风：“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称）。另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二十九：《战国策》
“长短纵横之术”
西汉时，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此类错误屡见不鲜。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宫廷密室所藏战国史料，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以国别划分，把6种书的资料，分别编入12国中。因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然而，《战国策》里并非尽是策士的说辞，还有诸如“豫让刺襄子”、“荆轲刺秦王”之类记载，所以，不能仅视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的汇编，它还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
《战国策》，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因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世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佚失。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又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有两种文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本，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1。《西周策》1篇，分为17章。2。《东周策》1篇，分为22章。3。《秦策》5篇，分为64章。4。《齐策》6篇，分为57章。5。《楚策》4篇，分为52章。6。《赵策》4篇，分为66章。7。《魏策》4篇，分为81章。8。《韩策》3篇，分为69章。9。《燕策》3篇，分为34章。10。《宋卫策》1篇，分为14章。11。《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作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
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三十：《周礼》
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和历史典籍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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