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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砉獾木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间刊本为较佳。
　　三十五：《后汉书》、《续汉书》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三十六：《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三十七：《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三十八：《晋书》
　　“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