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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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时间表，处决白公馆和渣滓洞及“新世界”的二百多名共党“要犯”也是有足给时间了——每天三十来个，七八天也够了。杀人魔鬼毛人凤盘算杀共产党人就像在玩麻将牌一样，轻松又惬意。

“从白公馆和渣滓洞先提30来个最不能留的要犯！”毛人凤正式开始启动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的行动令——

25日午后，特务徐钟奇来到毛人凤办公室楼下的房内列表核签白公馆处决名单。周养浩走进徐的办公室，看到处决名单中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小华、幼华时，有些惊诧地问徐：“怎么，连这两个娃儿都要处决？”徐答，是毛人凤的命令。

周养浩不再说话了。这时，楼上的毛人凤正好从办公室出来，听周、徐的对话后，冷笑地对周养浩说：“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小孩留下来还有什么用？”

“明白了，局座。”周养浩立即毕恭毕敬地。

“局座。关于处决白公馆要犯的审核名单和渣滓洞的名单都在里面。”特务徐钟奇向毛人观递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毛人凤点点头，这里面有黄显声、许晓轩、刘志国等要犯，得请委座亲自核批。”说完，他向门外走去，突然又折身回头对周养浩说：“你通知徐远举处长，明晚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

敌人的屠刀已经拔出……11月26日晚，已从嘉陵新村移居“漱庐”何庆龙公馆的毛人凤，将渣滓洞大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在此之前，徐远举已通知“乡下”公产管理组保管主任何铭组织人员挖埋尸坑。何铭动员交警二总队机二中队在松林坡挖了三个坑。事后给了一笔钱买来猪肉、香烟和柑桔，以示犒劳。

同日当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召集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看守组负责执行，事务组负责掩埋。

当晚，渣滓洞内的“黑牢诗人”仍在向同室难友们诵读着他白天完稿的长诗的第四章“欢迎呵，战友”——

欢迎呵！

亲爱的战友，

同志。

你是来自何方？

哪一个村，

哪一座城，

已掀起解放的巨浪！

只有混浊的开水，

只有残余的烟蒂，

而友爱的手指，

早拂去了对于魔穴的疑虑。

才经过熬煎的心灵，

才经过折磨的躯体，

像浸在温泉里一般安适舒坦……

寒夜，一角薄毯的分享，

使全身全心都感到暖和。

燕子，

会带来春信；

来自火线上的人，

传播了斗争的捷音：

——东山坡呀，

——西山坪呀，

人民已经翻了身！

在放风场上，

每一双眼睛放着亮，

每一个脸颊发着光，

火呀，在深心里熊熊地燃烧……

一口冷锅，

几床破絮，

家，破了，无所叹息。

暴风雨的夜里，

该有多少林间的巢倾覆？

该有多少浪里的船沉没？

在同难的弟兄间，

你看到家人的面影，

也感到和家人一般的温存。

像潮水退了，

被抛留在岸洼里的鱼，

共同的苦难，

共同的企愿，

使大家濡活在彼此的沫液里。

既已听见了潮鸣了，

排山倒海的浪涛呀，

必然的，更接近了，

更接近了呀……

十

“妈妈，妈妈，我饿，饿……”这是另一所“人间地狱”里发出的一声声细弱的童声。这童声来自那座异常阴森的白公馆。

妈妈没有回答。妈妈看了一眼瘦得皮包骨的三岁儿子没有回答，只是把头扭到了一边，顿时妈妈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爸爸，我饿，饿！”童声转向一旁的父亲。父亲轻轻地抱住儿子，将其裹在怀里，轻轻地安慰道：好儿子不叫，等天亮后爸爸一定给你弄点吃的呵！现在你睡，睡了就不饿。”

“可我睡了会更饿的。”儿子很不情愿地躺下，嘴里嘀咕着。

“哇！哇——！”突然，另一个婴儿在妈妈和爸爸中间大哭起来。

“不许出声！”铁窗口，特务的手电光射进楼下的那间孩子哭叫的囚室内。

“你没看是孩子饿了才哭的嘛！”爸爸和妈妈一边护着孩子，一边生气地回敬特务。

“等明天会有‘好吃的‘给他们的！快睡觉，不许出声了！”特务凶狠地说着。

“听见了吧，明天爸爸妈妈一定会弄点好吃的给你们的。好，现在儿子们都睡吧，睡到明天天亮……”父亲抱起才八九个月的小儿子，嘴里轻声哼着：“宝贝，宝贝——你爸爸妈妈在天亮后一定给你们弄到好吃的……”

父亲唱着自编的摇篮曲，哄着儿子进入睡梦。而一旁躺着的妈妈则不停地抽颤抖着低声抽泣……

这是白公馆里一对特殊的患难夫妇；这是一个特殊的狱中患难家庭。

父亲叫王振华。妈妈叫黎洁霜。他们的大儿子，叫王小华，三岁。小儿子才几个月，叫王幼华。年轻的夫妇俩都不是重庆本地人。丈夫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王振华，立即投入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救国运动之中。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感召下，王振华串联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结果被北大开除学籍。此后热血青年王振华转到上海，继续从事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后因触怒了反动派，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促成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振华才被释放出狱。此后他在香港短期停留并继续从事抗日主张，撰写了《泸港两地组织的争论》等文章。这时候，他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广西苍梧籍女青年黎洁霜结识，两人相互倾慕，遂为知音。不久，这对恋人一同来到广西梧州，小住一段时间。随后王振华应重庆《新蜀报》的邀请，只身前往重庆当记者。后王振华又与几位青年知音创办了进步报刊——《工人呼声》，并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1940年5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他为重犯，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王振华入狱时，他的恋人黎洁霜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王振华之后，很快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正在寻找王振华的黎洁霜就这样也被敌人被捕。被捕后的黎洁霜，为了尽快与日夜思念的恋人见面，便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这样敌人才把她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之后，敌人把王振华作为“重犯”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革命人士而设立的一座人间魔窟，位于息烽县城南不远的朗阳坝。这里地势险要，四面环山，碉堡林立，随山坡起伏，有三层城垣式的围墙。围墙之中又分三层，层层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所谓的斋房。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都曾在这里被长期囚禁。

集中营的敌人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想软化拉动他们，为其罪恶目的效劳。特务把王振华监禁在所谓“感化所”，不带脚镣，门不上锁，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黎洁霜则被关在“义斋”女牢，封为室长。狡猾的特务企图引诱王振华，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敌人又要黎洁霜跟他们“合作”，监视同室“女犯”的情况。黎洁霜根本“不领情”，相反，她对同室女难友说：“你们放心，我是同王振华共患难的，不是向敌人打小报告害人的。”而这期间，她与从延安派回重庆作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而关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张露萍非常亲近、感情笃好，思想也进步了许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被迫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内处于暂时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不得已撤销了息烽集中营。然而敌人所认为的“危险人物”和“重犯”们并没有获得释放。王振华和黎洁霜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继续监禁，关在楼下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室内。

这对革命的恋人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小、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劝其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的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足下没有儿子，见到刚才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把小幼华抱走作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做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数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四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片刻，每每心头都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俩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四口采取了“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也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俩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活活地枪杀了。重庆解放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可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脸脱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屠杀之一。王振华的小儿子在11月26日晚上时，还因为饥饿而向他的爸妈要吃的，无助的父母只好哄他到天亮后给他“弄好吃的”，王小华带着这份企望而入睡。然而可怜的孩子哪知天亮后连发霉的稀粥都不可能再有了，等待他的只有惨遭杀害的命运。孩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怀着极端的恐怖随父母迎接要命的子弹。最最可怜的是那个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小儿子王幼华，当一串罪恶的子弹穿过他小胸膛时，他连喊一声“爸”“妈”都不会便永远地离开了他还很陌生的世界……

十一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然而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理性下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十分理性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到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六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地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效忠道。

“突突……”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特务看守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卫，避免枪声惊扰。寄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看守所。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10余年能够始终保持良好身体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寻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举办的“狱中挺进报”的消息来源信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正准备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志，蒋介石的特务分子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所以他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黄显声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被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贵州息烽集中营位于贵州中部个贵州北面的息烽县境内。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是蒋介石专门为对付共产党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设立的，大多数是“政治犯”。像叶挺、杨虎城等都先后被关押在这里。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为“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在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的笔记本作大便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于是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会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逼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息烽军统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荡说话：“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说：“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哑然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它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能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这时有个想戴罪立功的特务，悄悄来到黄显声住处，劝他逃走，并且还为他设计了越狱方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同志，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囚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做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话说回1946年秋，国民党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减缩了编制，贵州息烽集中营因而关闭。黄显声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在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长着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宋绮云夫妇最初也关在息烽，后来转移到白公馆。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六岁时，父亲曾想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六岁的囚中学生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暗杀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老蒋斗争，黄显声知道在重庆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时，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偷偷为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对黄显声将军的启重和深厚的友情。

27日下午。时针刚过四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着。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特务看守长杨兴进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着很客气的样子，叫道。

“什么事？”黄显声预感事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寻问了一声。

“督察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兴进这样回答道。

“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在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插在身上，然而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俩人一齐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条久年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拨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跄踉地朝前迈了两步，然而坚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中枪者“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