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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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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是穷凶极恶了，这“十六杀”几乎除了他自己和身边的人可以放心不杀外，其他的差不离统统都在“备杀”之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和他的国民党残余在垂死时的内心之恐慌。
八
11月16日。
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保密局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科长以上头目及公开单位的主管、副主管会议。此时，国民党的川东防线已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酉秀黔彭已解放。会上，毛人凤强装笑脸上给“弟兄们”作了一番“苦撑待变”的低调讲话后，由助手杨元森具体布置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西南游击任务布置”和“游击行动纲领”的报告。
下午，“破坏大王”刘笃伦飞抵重庆。随之，国民党破城技术总队人员住进市中区江家巷养正别墅。
次日上午，刘笃伦一行到市区观音岩兵公署警务处办公地，由廖宗泽事前通知各兵工厂警务组员来秘密引导各厂熟悉爆炸目标环境，大厂去2人，小厂去1人，两天内完成拟要爆炸破坏掉的全市相关工厂的勘察工作。之后随时听从“炸厂”命令的下达。
11月18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再次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各条块的头目会议。“现在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委座要求全体保密局的同志准备在必要时要用生命来保卫党国的尊严。”会上，毛人凤再度强打精神，借蒋介石的话激励部下。但会议最主要的还是商定“破厂”的具体任务。决定：
1、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由廖宗泽任处长。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和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
2、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组、技术组、运输组和总务组。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破厂部队调遣。技术组负责破厂技术工作。运输组负责爆破器材运送。总务组仅有办事人员。
3、为配合军事行动，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接洽联络事宜。
4、破坏计划由廖宗泽拟具，经费预算由郭旭拟具，需银圆券5万、硬洋1万元，呈请蒋介石核定。破坏重点为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与库存物资器械、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广播电台和公路桥梁、交通要道。
5、由交警一旅、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卫团、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警卫大队担任破厂掩护，由临时指挥部统筹调配，并严厉镇压工人护厂。参加破厂人员酌发奖金。
6、保密局在重庆的公密单位要全力协助破厂工作，并保证完成任务。
7、各兵工厂的破坏程度，以一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度；库存物资应尽量烧毁。所需炸药及运输工具卡车10辆，吉普车1辆，请国防部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破厂办事处一成立，即陆续抽调徐记保密局编遣人员严达等20余人担任内勤，加上保防处、警察局、第五区公路稽查组、交警总局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共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晴初寓所办公。
毛人凤还“面谕”西南特区火速布置20个潜伏台；加强西南支台，增加富林、盐源、会理、宁南4个特务组，组成情报网，所需报务员由重庆支台当日妥派，19日训话，20日派出。20日，渝支台的报务员杨德川等9名报务、机务和器材修理人员出发赴西昌。到1950年4月7日西昌解放，西昌支台成了保密局指挥四川各地的潜伏台枢纽之一。
同一天，西南特区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以“百万火急”密电台湾保密局主任秘书潘其武、电讯处长杨振裔：“顷奉领袖面谕，兹遵照领袖谕旨，为扩大川康黔情报潜伏布置，需要CMS电台20部，配发4至6个月电池，派员乘空军专机，飞送来渝。彭水已失，不可延误……”
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在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了更高级别、更多方面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十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十、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各洽领炸药20吨。
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
“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
“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儿还有日子过嘛！”敌特分子们悲情难掩。
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消灭之时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
“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者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
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
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禁囚在大牢之中即将被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样，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显得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
在现今的“红岩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200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进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他们近日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它有关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处，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人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
九
“吉祥”是狱内部分地下党员用的化名，执笔人是女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收信人为狱外的地下党员况淑华。据说况淑华在接信后立即向有关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实施一项劫狱计划，不料敌人抢先屠杀，整个营救计划落空。信中提到的“蓝先生”指的是渣滓洞狱的敌方看守黄茂才。这位黄茂才出身贫苦，因躲壮丁出来，在渣滓洞做一般看守。经过狱中地下党同志对他的有力争取，决心弃暗投明。黄曾冒着风险，先后从狱中为革命志士们带出信件近20封，并带回一批书报药品，这条极其宝贵的秘密渠道一直是渣打滓洞内的共产党员们获得同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仅此一例，也足予证明党组织对身陷“人间地狱”的战友们的命运尤为关心并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营救。
然而，敌我在西南地区的战局变化太快了，快得敌我双方都有些估计不足——当然形势是朝我军节节胜利并比预期快得多的伟大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的。
面对胜利与死亡，敌我双方都在想着各自的命运。历史在此刻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灭亡的一定是蒋家皇朝，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百姓。然而正是这种已经明摆着的命运，使得即将的胜利者更加渴望胜利，使行将的灭亡者更加垂死挣扎。
反动的和正义的，虚伪的和真诚的，无耻的和磊落的，在此刻皆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而在所有的这些表演中，人的生命呈现出异常可贵或异常低贱的形态，因为人的生命在敌我交战的时刻，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值钱，可又同时那么珍贵、那么坚强。
这时，革命者的表演是：宁死不屈，斗志高昂，等待胜利。
这时，反动者的表演是：虚伪百出，凶残无比，等待灭亡。
1949年11月22日。国民党方面：早上就可以看到的《中央日报》还有模有样地登载了重庆市参议会议通过的《保卫大重庆方案》方案，内容大致如下：
重庆为战时首都，西南重镇，举世注目。奠定戡乱胜利基础，必须确保重庆。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善，重新做起，犹未为晚，谨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改善势在必行，分列如次，送请政府立即实施。军事方面：一、改善官兵待遇，增强作战能力；二、减少行政费用，补充前线；三、严禁克扣军饷；四、军令统一……政治方面：一、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二、实行裁员减政；三、实行五户联保……经济方面：一、维持币信，以安人心；二、大量抛售黄金……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重庆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能做的也只是纸上功夫了。但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忆将仅存的一点儿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以及同他们有个人阶级恩怨的革命志士。
伪重庆市市长杨森杀害自己的亲侄女便是典型的一例。
11月24日，一手执掌重庆生杀大权的伪市长杨森一边忙着奉蒋介石之令，到处杀人放火，一边仍然不忘“借刀杀人”。这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仇人”还留在渣滓洞没有杀掉，于是立即命令手下的宾兵“干掉她！”而且末后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不留任何痕迹！”
“是！”
宪兵特务们立即到渣滓洞提人。“杨汉秀，出来！”这个被叫作杨汉秀的女共产党员就这样从女囚室被提走了。
这位女共产党“要犯”杨汉秀，就是杨森的哥哥的女儿。杨汉秀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她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在著名的“鲁艺”学习过。后受组织派遣，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这样一来，总与国民党“重庆市长”的叔叔杨森老唱对台戏。杨森本来就对哥哥的这个“不孝女”恨之入骨，偏偏因为1949年9月2日在朝天门发生了一场大火让杨家这对不共戴天的“国共”分子结下了死仇。
原因是这样的：这年8月下旬，蒋介石逃来重庆，既让杨森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又先后委任他当了川东报案司令和重庆卫戍司令。受蒋介石“厚爱”的杨森，此时官迷心窍，歇斯底里地对付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竟然决定在9月3日这一天，要组织全市“反共大游行”，其目的是要请蒋介石、蒋经国和所谓的盟邦使者前来检阅。蒋介石听说后很高兴，说支持这事，还为此次组织游行活动拔了专款。9月2日上午，获释在家的杨汉秀进城去看市面情况，当她看到市民们对第二天要举行的“大游行”漠不关心，毫无兴趣。这让她心中暗暗好笑，说“杨森大人”在老蒋面前吹了这么大的牛皮，看他明天怎么收场吧！就这样，她便独自放心去看电影了。没有想到看罢电影出来，朝天门一带已经是火光冲天了……这就是在国民党总崩溃前夕，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九二”大火灾。面对火光冲天的灾情，杨汉秀奋不顾身地冲到现场，观察情况。她听说火头几乎是从几个地方同时发生的，火势正在向朝天门蔓延。朝天门处在长江、嘉陵江会合处，三面环水、一面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很快就形成了一片炽热的火网，封锁了所有陆路。旧重庆的朝天门一带人烟最为稠密，一家接着一家的银行、钱庄、商号、货栈和鳞次栉比的棚户、捆绑房屋，在突然袭来的火灾面前顷刻间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逃生，摩肩接踵拥挤在这块狭窄地带，有的涌到码头，跳上各色船只。想不到的是沿江船只也起火了，“砰砰”“嘭嘭”的汽油桶接连爆炸，逃难的人们只好往江中跳。江面上，顿时到处飘浮着千百个呼救的人头，以及满江散落的物品和燃烧着的汽油……火势越烧越猛，消防车根本抵不上用。朝天门的岸头、江上……到处不堪狼籍。如此特大火灾，让杨森等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们慌了手脚，为了逃脱责任，他们在大街上随意抓了两个无辜百姓，诬以“共产纵火”的罪名，不加审讯地就枪杀在大街之上。这两个无辜百姓一个是被堵着嘴巴的重庆劳福医院药剂师，另一个还是在一路上只会叫唤妈妈的娃儿。
身为市长的杨森对此次火灾大为恼火，一方面是因他不能在第二天为老蒋举行原先说的“反共大游行”，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国民党日落西山时自己的领地上又让老蒋亲眼看到了如此狼狈的景象。“有人成心想拆我杨某的台！”杨森气急败坏地自己这么认为。
“肯定是共产党又跟我过不去！”杨森连一秒钟都没有多想，他一下把矛头指向他仇恨的中共分子们。果不然，9月3日的《中央日报》上反共文章频出，说什么：“渝火”除了共党分子放的不会再有人干这事。
杨汉秀见报后无比愤怒，当着杨森的家人断然指出：“这是有意纵火，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在山城的重演。是杨森军阀成性，在崩溃前对重庆市的大破坏！大暴行！”她的严正厉辞，吓坏了杨森的几个姨太太，她们嘶声地警告杨汉秀：“你这样招凶，市长听到了，要活剐你的呀！”杨汉秀不怕，声言她就是当着“市长叔叔”的面也会这么骂他，末后她还满腔蔑视地加了一句：“哼，究竟谁剐谁？要到了沙场上才晓得！”
杨森因为“九二”火灾激起的民忿太大，也急需借一个有影响的人头，方能欺骗舆论，转移视线。回家一听说侄女“赤共”杨汉秀如此痛骂他，不由令他恼羞成怒。“好嘛，老子正好要借个人头解解恨。就她了！”杨森气不打一处出。
9月17日深夜，杨汉秀在飞来寺被自己的“市长叔叔”第三次抓捕，而执行杨森这一阴谋计划的全是他的心腹爪牙。
在杨汉秀身上，杨森本是有“一石三鸟”的打算。只要能用任何办法使她同“九二”火灾联系起来，他就可以用她杨汉秀是从延安回来的这一身份，将共党分子公开枪杀。这样，上可以在蒋介石处邀宠，下可以为“九。二”火灾卸责，同时也算除去家族中的心腹之患。哪知在审讯中杨汉秀抵死不开腔。拖了一段日子，在毛人凤着手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政治犯，准备分批“秘裁”之时，杨森想到了他的这位与他势不两立的“共党侄女”，于是咬咬牙，嘱咐特务分子张明选时将杨汉秀秘密杀掉。
“秘裁令”下得仓促，而对于如何秘裁杨汉秀又成了一个问题。刑警处的高级官员们曾做过秘商，有过几种方案：一是在牢中扼死，以狱毙报案；一是雇小船推出长江，半夜后勒死推下河去。但由于杨森要看已处死的照片，还得同时向保密局西南特区呈报，最后特务们策划的方案是：弄到郊外荒僻处勒死，照相后再盖土复命。
刑警处的这次行动搞得十分鬼祟。先是出动两辆车在郊外找地方，几经周折选定了在重庆市与巴县交界处的金刚坡——一处松林阴森，附近没有人家的破碉堡里。特务临时在碉堡里挖了个浅坑，还派出便衣特务在路上当游动哨，之后，才在重庆大华饭店租了一辆黑车轿车，以转移为名将杨汉秀骗上车，由副处长宋世杰，刽子手谢春浓，看守所长项着邦随行押解。
黑色骄车到达歌乐山下，已经有一部吉普车等候在此。由特务宗慎之交了一跟绳子一幅白绸给另一个特务项正邦之后，令其“过了歌乐山街上就动手”。当车辆驶入树林荫蔽的黑影中时，这两个特务猛地向杨汉秀扑去，迅速用白绸蒙上她的头，然而死死地把绞索套在她的脖颈上去。杨汉秀尽管套着手铐，还是拼死反抗挣扎，于是车上出现了一阵激烈的肉搏……特务项正邦被折腾得使不动劲，便又改为由他来抱住杨的双脚，谢春浓抓住时机，绞勒上面的绳索。这样，两人才把杨汉秀勒闭了气。
“快扔车下埋了！”
轿车停到破碉堡前，特务们慌忙地将杨汉秀的尸体往下扔，不料发现杨汉秀还未断气。“快补枪！补一枪嘛！”特务们慌乱地又拔枪补射。随后，特务刘怀琦对尸体照了相，众特务再将尸骸抬到碉堡中掩埋。当时凶手们特别紧张，除谢春浓从杨汉秀手指上抹去了一枚带血的戒指外，他们在给杨埋土时竟顾不上把手铐取走，而且土也只盖了极薄一层，便驾车速速逃跑了。
反动派如此没有人性，竟然对自己的亲属也敢如此狠毒！他们正是——
讲着人的语言，
穿戴着人的衣冠，
完全同人类一个模样儿，
却长着蛇与狼的肺脏。
让天真的生物学者去疑惑——
世界上会有这种动物！
这里的二百多个人，
每一个都是活证，
每一个的身上永留着它的爪痕。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的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老虎凳”、“鸭儿浮水”……
“水葫芦”、“飞机下蛋”……
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呀，
在它们的辞典上，
是对付反抗者的工具，
是赏心乐意的游戏；
而在人类的斗争史上，
却用鲜红的字迹注写着：
炼成钢的熔炉，
琢成玉的磨牙。
你，断了腿的，
你，折了臂的……
让自己底躯体废残，
为了花朵开放得完美，
为了果实结累得丰盛。
是收获的季节了，
当着你的朋友
爱人、
同志……
每一处伤痕呀，
都夸示着它所表现的光荣，
它所包含的意义。
这一天，“黑牢诗人”蔡梦慰完成了他的长诗的“第三章 意志在闪光”。他完全沉浸在对敌人暴行的仇视与对那些不惧毒刑的战友的崇拜之中……
监狱外面的天即将迎来黎明，而黎明前的黑暗在重庆歌乐山那一方土地上空更加黑暗。
此时，身陷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们虽然已经隐约能听到解放军的先前部队开向山城重庆的阵阵炮火声，却依然没有完全预设到垂死的敌人已经开启了屠杀他们的具体行动——
11月24日上午。按照毛人凤和徐远举的指令，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面谕”文书组，将看守所全部档案、员兵、人犯名册和图书室书籍焚毁，并相继陆续开释了保密局在押的违纪人员曾宜南、杨伯清、刘若水、李树等。
同日，毛人凤当面指示周养浩：清理丙种会报的积案，速列表呈送杨森核批。
“一下枪毙这么多人，杨市长会不会有议异？”周养浩接过名单，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在国共生命决战的关键时刻，像杨森这样曾与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共事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不会“反水”？于是这位忠诚于蒋介石的反动特务突然小心翼翼地问了毛人凤一句。
毛人凤冷笑了一声，说：“他连自己的侄女都不留情面，那些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党分子跟他有什么关系？放心吧，委座已经给他许多好处了，谅他不敢这么忘情负义。”
“那就好。”周养浩说。
注意：毛人凤指令周养浩交杨森审核枪毙的“丙种会报的积案犯人”，并非是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那些革命志士，而是关在另一处叫“新世界”的所谓“案犯”，共32人。
25日，杨森很快批准了周养浩送来的这份枪毙“要犯”的报告。周养浩从杨森处领取“核审”的报告后，即向毛人凤作了报告。
“别忘了梅园那边还有两个人……”毛人凤阴阴地说。
“杨虎城的副官和勤务兵？不是说不杀他们了嘛？”周养浩一听，有些疑惑起来：九月份杀杨虎城时，他曾经专门为杀不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时还特意问过徐远举，徐当时明确说是“上面”没说要杀这两个人。现在怎么又要……
“你去处理。总之，委座对留这样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毛人凤又说。
“明白了。”周养浩知道怎么干了。于是他回去后就忙着这事，因为后面他还要做“更大的事”，而且时间已经没多少了。
于是，也有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特务小头目杨进兴派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陈紫云、李大富到“梅园”下马路边挖坑。晚8时，杨进兴和白公馆看守组长安文芳以“坐飞机到台湾”为由，将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骗出杀害。应该说，阎继明和张醒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他们俩人有理由这样相信老蒋不会杀他们，其理由是：9月6日那天，如果老蒋已经下决心要“斩草除根”的话，那天晚上在杀杨虎城一家和其秘书一家时，连他们俩个“根除”还不容易！如果想杀，有何必非等到四五十天后的今天？阎、张，毕竟太天真了，他们哪里能知道老蒋对“西安事变”之痛恨！不杀张学良，其实也非他老蒋的真实愿望，只是迫于各种太多的压力而已。杨虎城是必死的，与杨虎城相关的人也是必死的，这两点他老蒋心目中一直是十分清晰和坚定。对此，老蒋手下的人也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也是必然的。
蒋介石和那些追随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心慈手软呢！阎、张被杀后，由特务陈紫云、李大富草草掩埋在梅园下马路旁事先挖好的坑里。
“我不想看到重庆留给共产党一砖一瓦，更不想看到那些共党分子在毛泽东的军队进城后那种欣喜若狂的样子！”早在前两天，听说贵阳“失陷”时，蒋介石就咬着牙关对毛人凤这样说过。
“所以，该杀的都杀！该炸的都炸！”蒋介石又发狠地补充了一句：“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是。”毛人凤对主子的指令从来不含糊。
现在留给毛人凤的就是最后两个问题了，即：什么时刻动手？怎么个动手法？
“从目前时局看，共党的军队至少还有十天八天才能打进重庆城来吧！毛人凤掌握着“一线”的绝对军情，所以他嘉陵新村6号的住所里不知掰过多少回手指，算来算去，共军进城至少也是在12月初吧！
根据这个时间表，处决白公馆和渣滓洞及“新世界”的二百多名共党“要犯”也是有足给时间了——每天三十来个，七八天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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