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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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广益、复旦中学读书，均因反对学校当局倒行逆施而罢读。1944年入复旦大学，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联系，参加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积极投入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一直到1947年6月。在此期间，他为反对国民党诱骗大学生参加反动军队，为反对特务屠杀重庆电力工人和昆明学生，不畏艰险，奔走呼号。他为到解放区去的战友资助费用并做动员和组织工作。1945年7月，他响应党关于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回到家乡，动员母亲金永华捐资兴学。先后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1947年冬，他与其母遵照党组织的决定，陆续变卖田产1480余石，并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以此为掩护，为川东地下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在党的领导下，王朴同志不辞艰辛，积极工作，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临危不惧，掩护其他同志撤走，自己则坚守岗位。被捕后，敌人施酷刑　、饵高官，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护了组织的安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慨。

王朴烈士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已任，一经认识革命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持学习，坚持革命斗争，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不愧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王朴烈士永垂不朽！

江北县人民政府

1986年5月立

王朴，是在数百位“红岩”革命烈士名单中闪烁着异常光芒的一名共产党员，当年担任西南行政领导的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向其亲属勖勉“化悲恸为力量”，知其有监狱“三条遗言”的响当当的革命烈士，而与王朴在监狱审讯中屡次较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则佩服“他是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

王朴，你像闪电，

把春雷带到了嘉陵江畔；

你像流星，

划破了山城漆黑的天。

闪电哪能比你勇敢，

流星也只闪耀在一瞬间，

而你，你却用鲜血，

写出了万代传诵的诗篇……

同志们这样赞美王朴。其实，在《红岩》小说里，由于当时创作上受一些传统的创作模式和那个时代难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对王朴这样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的形象，相对被排斥在共产党群体形象之外。从小与王朴一起上中学、大学到一起参加革命的吴子见同志曾这样评价过王朴：他出身豪门，却对革命真理和共产主义事业怀有特别崇高的追求，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朴质而不浮夸，谦虚而不自满，老老实实地求真理，干革命，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集到革命的洪流里去，完全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面目；然而他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定志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又说明了他的不平凡处。他的生活、思想、作风和牺牲精神，都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学同学、老革命同志陈必智这样回忆自己的战友：

那时王朴叫王岳。他同王朴私交也好，我们又都是江北同乡人。经常在一起审时论世，说古道今，也算是“谈得拢”的知友。也许是王岳同学的那副眼镜和留了个中分头的缘故，我总觉得他是一个生活简朴，少年老成的忠厚长者，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极富幽默感而又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和乐于接受。他对时事的理解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导和启蒙的作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抗日战争时期，身处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进步，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整天处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恼。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有时候喜欢把这些复杂的甚至是消极的心情写成短文，在壁报或报刊上发表。对当时这种颇为盛行的空话连篇，只喊口号，不讲实际的文章，王朴是看不大起的。他经常半开玩笔半认真地向我说：“别学那种光在嘴上吼‘赴敌’啦！‘让我走’啦……的文风，谁拉住他们哪？能上前线当然好，在学校读书就不算爱国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打枪坝事件’不都是学生搞起来的。学生嘛，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要干的爱国活动多的是……”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念的是复旦中学，在重庆化龙桥的红岩咀旁，虎头岩下，师生中的政治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进步同学和中间状态的同学先后组织了全校性的“复活歌咏队”、“复活剧社”等文艺团体，还正式演出了抗日话剧《三江好》、《塞上风云》、京剧《打渔杀家》《南阳关》，以及其他独唱、合唱晚会。可当时学校内的反动势力也颇强大，一些明里暗里的反动学生在学校训导处的支持下，经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坏校内的进步学生运动。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自视很高，对一些中间状态的同学和老师抱有反感，于是我们陆续在壁报上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揶揄、讽刺和打击。一次，王朴在放学后同我一道回宿舍时，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塞在我手里说：“这书写得好，也许你看过了，但再读读也好！”接着，他便提到我们刚贴出去的壁报，笑着说：“大作拜读，好，有火药味！……”我暗自得意：你总算明白我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马上接下去说道：“枪要伤人，要瞄准敌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进四面树敌的形势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门弄斧”写成了“搬门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给你改正了——你看，对象既没选准，子弹也卡了壳。为人之道，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办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对头的革命行为，应当纠正。”那时，我还不太能完全接受他这种体现团结斗争策略的意见，反而认为他有点息事宁人。但王朴则不然，他确是一个爱憎分明、敌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维护正义行动的人，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特务分子，那个明目张胆、面容狰狞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后。有一天晚自修时，他蛮横谩骂“复活社”是共匪活动，而且越骂越凶。我火了，要他检点一些，不要影响大家自修。这家伙抢起书桌板，就向我劈来，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学的气愤，在群起拦阻和指责下他才收敛。回宿舍后，王朴等二、三班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大家商量说要给这家伙点厉害看看，杀杀他的威风。于是，正当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时，宿舍电灯突然熄灭，高中三个班级的大同学们围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将其着着实实地重揍了他一顿。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学校当局赶来查问此事因果时，这个猖狂一时、色厉内荏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是首先骂人打人的。校方一听也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整个“报复”事件的主谋是王朴。大轰炸后，复旦中学校园被炸毁，校址东迁木洞东温泉。经过那次“夜揍”事件后，反动学生有所收敛，他们转入暗处来“复仇”。王朴等四个进步同学所住的那间宿舍，经常发觉在熄灯后有人在门外偷听。王朴等知道后，决定再来一次反复仇：他们约定好，在个漆黑的夜里，将门虚掩，留一人守在门后，其余三人躺在床上装作叽哩咕噜地在密谋什么。稍许，门外果然有人轻手轻脚地走来，直靠门板。那个抵住门扇的同学，突然一松手，又猛地将门拉开，只听得“扑通”一声，一团黑影滚进房里。亮灯一看，正是那个逢人点头哈腰、惯耍两面派的反动学生。此次王朴等虽未出手捶这小特务，却也让其在众目睽睽下丢尽了脸面，从此再不敢嚣张了。

同学吴子见回忆说：1939年秋，当时我和王朴都在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广益中学主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思想极其反动，他公然恬不知耻地恶毒地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在初中阶段，我们只有暗暗地反对他，比如做礼拜时破坏圣经，在圣经上写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杨芳龄的话，讽刺和打击那些去参加所谓“查经班”的同学，骂杨芳龄是汉奸等。到了高中，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些，便公开和杨芳龄对抗。我们一连和杨芳龄顶了几次，有一回杨芳龄气冲冲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说：“我管不了你们了，高中不办了，你们给我走。”其实他的高中班是要办下去的，不过就是要赶走王朴和我们几个反对他的学生罢了。当时我们商量觉得再在这学校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自动退学，免得劳烦杨芳龄挂牌开除。这样，王朴和我等共九个同学便开了广益中学。虽离开了学校，可我们也不愿散伙回家，一则被学校赶出来回家不好交代，再则我们还想好好补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另考高中。于是大家商量，跑到重庆白龙池一个柳姓同学家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毁，家里的人搬下乡去了。我们若住那里，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烦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敌机袭来，当时空战就在我们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岩老厂仰天窝，那是个幽静山岗的读书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七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好好温习功课。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等同学记忆犹深。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意识。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校长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可以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鬼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的学籍！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中获得的。这一天离校时，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被学校开除后的王朴，并不感到是耻辱，或就此沉沦，而是在家里更加刻苦的自学。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他也爱读鲁迅和沙士比亚的著作。此时的王朴，已是一个学识渊博、政治见解日趋成熟，并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当时他对自己家庭财产有看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削所得。“既然是剥削所得，应当归还给大众。”他的这一朴实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脑子中。为此，他后来主动慷慨资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给而又要继续上大学的同学吴盛儒的全部费用。他认为吴盛儒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资助他上进，求学是应该的。王朴的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坚决坚定地动员家母无私奉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像王朴那一代成长于抗战初期时期青年，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大片国土沦陷，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要追求这两大问题的解答。王朴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正义感特别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追求得更加热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念书，深造学问，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是，这些东西和他的志趣、抱负和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相反，是伟大的民族斗争烽火和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对此，他也常自豪地对同学们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关心国家大事了。”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生活书店也在重庆设立了分店，发行进步书籍。从那以后，王朴就是《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忠实读者。他每次进城总要买一批书刊回来，所以在他入狱前夕，几乎保存了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他一本不漏地购买齐全。他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度写眉批、做笔记。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书上。王朴眼睛近视，从少年时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视眼镜，可并没有影响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与读书。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对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找到了方向。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重庆及四川，长期以来经受过封建军阀的长期黑暗统治，各派军阀在此长期混战，搞得民不聊生，社会黑暗重重。所以，这里的爱国青年，无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统治切齿痛恨。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同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腐败、残暴与黑暗的统冶，更甚于原来的地方封建军阀。这更引起了爱国青年的反感与憎恨。王朴的表现尤其强烈，每说到反动派的种种罪恶，他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抗战时期，他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不推翻蒋介石反动派的统治，国家民族是不会得救的，更不用说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时期，王朴通过接触和学习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思想进步更大了，认识社会和时局的能力也更强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提出了抗日战争的道路与发展规律。这本书在当时蒋管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反动派深为忌嫉。许多同学们都听过王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蒋介石看了《论持久战》一书后，勃然大怒，喊左右来问：“为什么不用我的名义写一本这样的书？”有一个人答道：“报告委员长，这是人家毛泽东先生亲自写的，一般人没有这样高的见解。”蒋介石哑然失措，立即喝退了左右。每每讲到这样的故事，王朴总会发出畅快而爽朗的笑声。

剥削阶级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一生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王朴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何燕凌先生回忆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里，新闻系新同学中一个既热情又冷静、既活跃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复旦“据点”核心组的注意。他刚入学就把不少同学吸引到他的周围，带领他们一起看《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不久，这位新同学又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就是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这位同学取得联系。他就是王朴（王兰骏）。我党的复旦“据点”在1944年秋季入学的新闻系同学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王朴。后来《文学窗》社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展活动有所不便，王朴和复旦“据点”核心组经过商议，议定在《文学窗》周围再办几个风格各不相同的进步壁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之后，王朴即受委托在新同学中做串连工作，先是组织了读书会，为成立新的壁报社团打下基础。1945年初，在王朴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相继出现在复旦校园内，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朴被作为骨干吸收到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创办《中国学生报》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问题。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故乡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花”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一所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应该说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多次号召共产党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搞革命。1944年12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报告中，针对国民党搞的“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同年12月，中共南方局确定青年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此后，南方局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了更明确的指示，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时期工作，除开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268页），这此，中共南方局据此再次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工作做了更详细的布置。王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与动员下，毅然回到江北老家的农村，主持创办莲华中学。

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抗战胜利了，人民渴切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方针，“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就撕掉协议，对革命势力大打出手，在昆明发生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腥事件，接着是袭击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强迫封闭重庆的《新华日报》。更猖狂的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和各解放区，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国民党气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在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民变四想，尤其是在国民党最后巢穴的四川、重庆，此时正处在极其恐怖和黑暗的黎明岁月时。

王朴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离开了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下，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所有过程，都是王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是1945年秋，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的党组织，派了黄颂文、李青林、王朴、张宏雅、陶昌宜、杨明远、徐干、谢诚、喻晓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江北创办莲华小学。第二阶段是1946年至1947年间，由四川省委派杨仲武、王敏　、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同志来了莲华中学，并在此成立了党的特支。王朴就是在这个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阶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间，中共川东临工委正式宣布了中共北区工委的成立，特派齐亮同志来担任特支书记，根据革命需要，齐亮同志提出将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分子严重关注的莲花中学改名为志达中学，并明确该校完全由党承办。第四阶段是1949年，中共川东地下党又派张仲明来莲华中学（志达中学）领导江北党的工作。不难看出，莲华中学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学校，它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它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服务乡里；二是作为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包括准备开展游击战斗和川东地下党筹集经费的任务。临到解放时党员发展七面余人。应该说，莲华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在外来同志和本地进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愧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写下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其中有后来都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

有个“老莲花”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刚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时，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从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大家安贫乐道，朝气蓬勃。王朴则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莲华”师生养成的艰苦朴素作风，深受当地乡亲们的赞扬，称其这才是“兴家立业”的样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个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恰恰也是莲华中学的校风，师生之间团结无间，从校长、教员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志，每周过一次民主生活，工作严肃紧张，教学工作之余，大家谈心、唱歌、打球、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最初来的一批教师，像教务主任杨明远和教师潘学愚、徐干都具有大学文化，他们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杨明远老师编写的教学提纲和教材深入浅出；语文、算术课则强调教会学生写条子、写信、记账、打算盘；政治常识课，就讲《新华日报的》的新闻、社论；文艺欣赏课则以《活路》杂志上的诗歌为主要课文，指导学生阅读通俗文艺作品。“社会是一座大课堂”，学校结合当地情况，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并运用地主剥削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