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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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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阅读通俗文艺作品。“社会是一座大课堂”，学校结合当地情况，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并运用地主剥削农民、农民惨痛生活的现实材料教育学生，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根据所在学生年龄较大、求知欲强的特点，学校注意教育质量，帮助学生们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加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马列主义常识及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师生们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责任。在莲华有一位重庆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叫杨宜德，他多年担任教务主任，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治学谨严，教学有方，尤其注意品德教育，他的努力，开创了“莲华”的崭新教学局面。王朴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齐亮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们都有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素养，所担任的政治课、英语课教学，始终能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们欢迎。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花”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而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时，第一次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捐的是冒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徐州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花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的王朴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厉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等其它严峻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被敌人被捕，也是因叛徒出卖而入狱。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英勇气慨，没有丝毫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楚群同志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我爱人王朴是由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的……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被捕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的徐州，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花”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王朴的组织同志，作为了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始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楚群同志回忆说，王朴在被捕初期，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现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
王朴从容镇定地：“不认识。”
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
王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象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个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兰蒂裕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郊区的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牺牲前，他留给母亲和妻子、儿子的仅是三条革命遗言：
——小群！我还年轻，莫为我牺牲泪以弹！党还有许多任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恸为力量”也就是给我们报大仇了。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你还年轻呢，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给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长大了真正能够懂得“继无产阶级之志，继共产主义之志，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
……
步步寻真理
岁岁思党亲
廿八战刑场
花甲喜相眼
情漫邹容路
泪盈党史新
松柏仰虹日
蓬勃万代春
这是王朴的妻子楚群同志在爱人37个忌日时在王朴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诗。这一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儿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楚群同志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世代人瞻仰的墓地。
五
那场“11·27”大屠杀中，当特务们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机枪和卡宾枪向狱室内扫射的一瞬间，有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突然冲在同伴和难友们的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部分同志逃生，然而无情的子弹不仅穿过他的身躯，令他当场倒下。当时这位英雄还有一丝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残的敌人后来打开牢门，在他的身上浇上汽油，又点燃起来，他和他用身体掩护下的一个小孩最终未能逃脱灭绝人性的屠杀……
这位烈士名叫丰炜光，牺牲时31岁。在“红岩故事”中的共产党员中，丰炜光是又一位典型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叛逆者。
丰炜光，四川广安人，其父丰聚文自幼从商，因经营布匹发迹，设丰泰隆号，既做外货入川生意，又兼营洋纱买卖，成为广安县商界巨子。丰聚文得财后，修别墅，置粮田，富极一时。其所生四子，炜光行四，名宗铸，生于1919年农历7月，乳名润生。小时候的炜光皮肤白净，眉目清秀，又聪明活泼，是丰家的宠儿。刚进学堂读书时，生意忙得团团转的父亲竟然要亲自接送，可见宠爱。据说头一天上学回家，父亲问小儿子：三加二减五等于几？小炜光眼睛一巴眨巴，又掰着手指数了数，答：没得了！丰聚文大喜，称儿子是一定是个天才，将来丰家希望全靠他了。稍长，炜光即可制作能转的风扇，这让丰聚文更立誓要将家业传给四儿子的信心了。
丰家有个厨工的女娃，名曾传碧，比炜光略小。俩个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炜光经常牵着女娃的手，像是亲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丰家人很不高兴了。小炜光的母亲对丈夫说：只要炜光读书了，他们也许会分开的。谁知小炜光上学不久，便向父亲提出要曾妹妹与他一起上学，“否则我也不去”。丰聚文不忍爱子弃学，只好依了。上学后的小炜光，常到父亲处要钱，有钱的父亲并不在意，可后来儿子越要越多，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学校一打听，小炜光拿钱后光知道去买书和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交学费。丰聚文对此很生气，不仅不再给儿子钱了，连曾传碧上学也不让去了。
丰炜光因此与父亲第一次争执吵架，这年他14岁，发誓不再上学，除非还让“曾妹妹上学”。丰聚文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还是依了儿子。可这以后，小炜光觉得自己的家里没了亲人，只有佣人和他的女儿曾传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开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们，因为他们不把佣人和曾妹妹当人对待，然而佣人和曾妹妹相当善良朴实而且可亲可爱。后来曾传碧妹妹失学了，这对心心相印的青梅竹马，终因门第悬殊而各奔东西，成为丰炜光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桩遗憾的事。
1933年到1935年间，徐向前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广安一带的绅士们终日惊恐万状，不少人跑到了县城或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正在读书的炜光问父亲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丰聚文便把国民党对红军的反动宣传——“红军是一些长得红眉毛、绿眼睛、红头发，专门要吃小孩”等等说给了儿子听。小炜光感到疑惑。于是当学校有地下党派来的青年团员在演讲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时，他去听了，觉得这些人不像父亲说的那么可怕，相反很有正义感嘛！这时，爱又读书的丰炜光又读到了蒋光慈的《咆哮了土地》，巴金的《家》，以及进步作家丁玲、张天翼、殷夫等的著作，他感到耳目一新，心中顿然开朗：原来他们都是些好人啊！回到家里，小炜光对父亲说，共产党并不是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而是打富济贫的好人，他甚至劝父亲把占有的田土送给穷人种。丰聚文立即瞪眼斥道：小崽仔，老子好不容易积存的千把挑谷，费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送了人，你不想活了？老子送你去读书干啥的？从现在开始，你也别上啥学了，干脆回家做生意吧。小炜光不同意，这回专横的父亲并没有依了四儿子，他觉得不能再顺着这个“孽种”了。丰炜光只得辍学从商。
1936年，地下党在广安城里组建了共青团支部，追求进步的丰炜光成为该县第一批共青团员。经过团组织的教育，他从一个侠义、进步的社会青年渐渐成长为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青年。当时地下斗争缺乏经费，丰炜光便把他在“丰泰隆”号里赚的钱，全部献给了组织作活动经费，不够时还到家里拿。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大骂他是“败家子”！开始成熟的丰炜光，为这事他不与父亲正面冲突，而是软磨硬泡，后来他又不声不响把商号上的事情几乎全部甩给了管事的佣人，自己则一头投入到了职业地下工作去了，担任共青团广安街道支部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为动员群众，丰炜光出面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办了家“四友书店”，他出任经理。有了这块革命阵地的丰炜光，整天忙着经营那些进步图书的买卖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四友书店”从此成了当地传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时间一久，人来客往，影响很大。反动当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丰炜光等采取多种形式与之周旋而获得继续开张。
“西安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广安人民纷纷起来支持抗日。这时的丰炜光忙得不亦乎。1938年，广安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可以将团龄算作党龄。丰炜光接到组织的这个通知后，高兴得一夜未合眼，从此他对党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地下党派人回广安代市办纺织合作社，借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掩护从重庆市区来的地下党员。可办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丰炜光知道后，连夜赶回自己家的商号，将全部盈余拿了出来，贡献给了组织。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财主父亲出钱。父亲当然不从。“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丰炜光就以商铺亏损为由向父亲借贷。无奈，老头子只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党新派来的县委负责同志，由于隐蔽不当，受到特务监视，没能与原县委接上头，这样，单线联系的丰炜光等同志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是他热衷追求革命后的第一大挫折。
无数次，丰炜光站在家乡的山坡上，任凭风雨吹打，像个失去方向的孤儿，仓皇内心一次次向天呐喊……
炜光，你有啥子不高兴的就说嘛！别这样糟蹋自己啊！他的年轻妻子一次次跟着他风吹雨淋。可依然换不回丰炜光的那颗盼望组织的心。
“我要到成都去！”终有一天，丰炜光对妻子说。
“到成都干啥子去？”妻子问。
丰炜光没有说。他参加革命，不想连累家人。其实，他在近半年里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党组织。他知道当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去了成都方向。他丰炜光的堂兄丰宗铁、大哥丰宗锦也在成都。尤其是宗铁堂兄为人正派，同情穷人，有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哩！所以丰炜光想：如果找丰宗铁，也就可能就找到了党组织。这样他才下定了决心到成都去。
临出发前，妻子特意给丰炜光找来两个农民抬滑竿，丰炜光本不想要，后一想到路途遥远，关卡甚多，如果扮成富商或阔少会一路顺当些，于是便答应了。可当抬滑竿的农民将丰炜光抬出广安城门后，他就嚷着要下滑竿自己走。“少爷，你是不是瞧为起老子嘛！”两个农民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生气道。丰炜光笑了，说：你们是人，我也是人，你们有一双脚，我也有一双脚，为什么要你们抬着走？两个农民憨厚地着说：你是有钱人，当然该坐滑竿啦！丰炜光嘴一撅，说：有钱人，有钱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从你们穷人身上搜刮来的嘛！丰炜光接下来又给两位农民讲了很多社会现象，并对他们说，农民不是命穷，富人也不是命中就富，只要穷人联合起来与富人斗，穷人就能富起来。两个农民听了直点头，说他们从娘肚子下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丰少爷这样的读书人。丰炜光又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当他提到共产党时，这两个农民面面相觑，惊骇得不知所措。丰炜光板着脸，说：共产党又啥不好？他们都是为穷人说话做事的好人哪！两个农民如梦中醒来，小心翼翼地问炜光：你是不是共产党？丰炜光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不够条件呢！中午，三个人在一个店子里吃饭，丰炜光一个人掏钱，三个人不分贵贱在一起吃喝。饭后，两个农民见自己只跟着少爷走，还白吃少爷酒饭，内疚地提出如果少爷不让抬，他们就回去了。丰炜光则坚持把他俩留住，依然每天照常给他们滑竿钱。一个白面书生、富家弟子，宁愿不坐滑竿，每天跑得满脚起泡，还请他们吃饭喝酒，这是没有见过的“怪事”。四天下来，丰炜光竟然把这两位农民教育成思想进步的革命者，后来都上了华蓥山，参加了游击队。
再说丰炜光到了成都，才知丰宗铁只是个进步人士，不是共产党员。又一次失望，让丰炜光久久地徘徊在成都街……这时他想起了在广安一位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彭明同志。天真可爱的丰炜光想：如果把彭明营救出来，不就有了党了吗？于是他就去找大哥丰宗锦，得知大哥的药店生意兴隆，家道富裕，很有积蓄。只是大哥不在家，嫂嫂不肯将钱借他。丰炜光就给嫂子做工作，并把借钱的目的和盘脱出，并保证今后一旦有了钱后，如数还她。嫂子听了小叔子的话虽觉唐突和惊异，但见他待人诚恳，忠厚，又沉着，不像是浪荡子弟，于是便如数拿出了丰炜光所需的十多两黄金。后来，丰炜光的哥哥知道妻子把黄金她给了兄弟，再三追问其用场，妻子始终不说，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尽了。为这事，丰炜光觉得很对不起嫂子，内心也十分悲痛。
成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无工作，生活渐感困难。几个月后，丰炜光又经历艰辛，回到了重庆开始找党。此时抗日战争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抢夺胜利果实，正在全面准备内战，“陪都”重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丰炜光在每天东奔西走，依然不知党在何处，最后连身上的衣服都买光了。有一次，他正帮一个老板在店面抄写账目度日，突然一辆警车在街上刹住，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冲击店里，把他的老板抓走了。丰炜光这时才回想起这位老板平时的举止言谈，顿时如梦初醒：哎呀，这老板不就是我要找的党内同志吗？丰炜光想到这儿，拨腿追赶远去的警车，可最后几经打听，依然不知特务们把他的老板关在何处。1946年春，丰炜光在几度失望中又回到广安。这年冬天，地下党派谈剑啸从重庆回广安清理地下党组织时，漂流、彷徨了三年多的丰炜光，才算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担任中共代市特支书记。
1947年，地下党代市特支接到中共东临委指示，要求开展农运工作，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出身富家的丰炜光生来皮肤白懒，即使太阳晒也照样细皮懒肉的，有人就觉得他不像是共产党员。可他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同志们的前头，每天与穷人促膝谈心，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吃苞谷的日子，他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晚上帮助他们搓苞谷。与老农一铺睡，没有半点少爷和读书人的架子。农民为此亲切地叫他“丰老师”。
1948年7月，中共川东临委指示各地下党组织，联合在华蓥山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代市首先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丰炜光接受任务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战斗。8月5日，正值代市赶场。丰炜光的口袋里藏长刚刻好的“华蓥山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的印章，挤在人丛中，寻找他的通讯员曾令森。俩人后来见面后，丰炜光则因为还有帐项要算清，于是他在镇上的一家店铺里留了下来。这时，伪镇长谢相等一伙人见到了丰炜光，他们招呼他一起打牌。丰炜光本无心思跟这帮人打牌，但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便同意了。坐下打牌，一晃就是几小时。当丰炜光想脱身时，伪镇长和几个随行人员就是不放他走。丰炜光再往周围一看，见有不少乡丁在晃来晃去，猛然觉察自己被软扣了。怎么办？他灵机一动，便以小便为由离开牌桌，想给自己的同志送个信储蓄，但特务和乡丁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丰炜光心急火燎，恰在这时，有两个自己的同志闯入丰炜光的视野，他立即发出暗号。稍顷，这两个同志便来到牌桌边对丰炜光说，一家纸业社那边的工友有事，要他快去处理。炜光听罢，刚起身要走，周围的四五个特务和乡丁便呼啦一下围了过来。看来脱身是不可能了。为了稳住敌人，他又若无其事地回到牌桌。敌人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丰炜光在那俩个同志走近他时，已经把暗号传了出去，心领神会的同志们获得了安全转移。事后人们才知道丰炜光是被叛徒骆安靖出卖的。
1948年8月27日，这一天，渣滓洞里来了一批刚刚被捕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被叛徒出卖才进了这个人间地狱的。丰炜光是其中之一。
“你就是丰炜光吗？跟我走一趟！”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押着丰炜光，将他带进审讯室。
丰炜光并不认识坐在他对面审讯他的刽子手漆玉麟。当对方开腔“三少爷，请坐，请坐”时，他骄傲的丰炜光拿出一副“少爷”姿态，用脚一蹬藤椅腿，椅子正好转了九十度，丰炜光稳稳地正好坐了上去。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莫来客套。既然进了魔鬼的杀人场，老子就没有准备活着出去！”从不耍少爷作风的丰炜光，这回在特务面前竟然耍尽阔少爷架势。
漆玉麟和特务们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少爷“共产党员”。“三少爷火气不要那样大嘛！”漆玉麟难得能放得下这么轻的语调，说：“我们有话好商量。对你，我们徐处长是很器重的，说象你这样富豪家庭出身的年轻，干共产党的事情，是误入歧途，上了共产党的当，只要你洗手不干了，就放你出去。”
丰炜光用眼睛瞪了一下对方，没有理睬。
漆玉麟又说：“不要嘴硬，平你细皮嫩肉，能经受得起什么刑具，我劝你早识时务，你们共产党所谓的重庆市委书记、委员不都自信了，鲤鱼拉不破大网，何况几条小泥鳅，你想想嘛！”
丰炜光一听，断然大怒：“他们算啥子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叛徒！再说，看看全国的战场，你们国民党的网不是早已破了吗？要不了多久，人们会把你们的破网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哈哈……”说完，丰炜光仰天大笑。
漆玉麟气得直在审讯室转圈，可就是没用刑。
丰炜光乘势回击对方：“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发誓要捣毁你们的魔窟，有什么可后悔？我倒要劝你们这伙人多留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了！真到那时，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给我带出去！”漆玉麟再也无法忍受了，发疯似的吼道。
做好受苦刑准备的丰炜光，见自己好好端端地走出审讯室时，反而感到十分疑惑：特务们想什么阴谋了？哼，管它呢！丰炜光挺着胸膛，哼着歌，回到了狱室。可在这里，他发现难友们却用一种鄙弃的目光在看他，这是怎么回事？更有甚者，放风的时候，丰炜光走到一个小孩跟前，其他难友一下把还不懂事孩子从丰炜光身边领走了。丰炜光被孤孤零零地冷落在一边……那一刻，这位从不屈服的“阔少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在呼喊：党啊，我没有背叛您啊！你们怎么啦？
这天夜里，丰炜光这位硬汉，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哭了……
第三天，特务又把丰炜光带进审讯室。这回是大名鼎鼎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来审问他。
丰炜光才不理会他徐远举是谁呢，一概不理，他早已作好受刑和牺牲的准备。
徐远举这回搬出的人物也不一般，他说丰炜光你是市长杨森的老乡，还说杨森这人很重感情，很讲义气，非常关心家乡人，因此特意吩咐徐某人在办这桩案子的时候，尽量做开导工作。徐远举还表示希望丰炜光给身为市长的家乡人争个脸面。
“他杨森算个什么东西？他无故杀害了多少平民百姓，狗屎一堆！”炜光话突然大声打断徐远举的话，又说：“我们共产党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就是为全国人民、广安人民争气！让杨森这样的混蛋早点上历史的审判台吧！”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用刑！”徐远举再也装不出假慈悲了，命令特务将丰炜光折腾个半死。之后数日内，又连续对丰炜光用重刑。然而丰炜光始终没有低下过骄傲的头颅。
昏死了几天后的丰炜光，第一次再出现在放风的坝上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脚边飞来一个小纸球，他迅速拾起走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祝你胜利”四个字，落款是“同志”。啊，是狱中党组织和同志们写给我的！那一刻，丰炜光好不高兴和鼓舞。他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回到了党的怀抱……
“11·27”大屠杀的夜晚，年仅31岁的丰炜光不幸壮烈牺牲，他牺牲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广安和代市，凡是了解他的人和同志们无不声泪俱下，都说丰炜光是富家的叛逆者，真理的英雄卫士！
六
陈俊卿，“11·27”大屠杀中的另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铁骨英雄。
本名程杰、又名程瑞瑞的陈俊卿，于1911年出生在四川省峨嵋县冠峨乡。其父亲程治安，在清末时任过峨嵋青龙场的团总，辛亥革命后，回家乡买田置地，成为峨嵋一带有名的地主。少时，陈俊卿进峨嵋县中学读书。16岁时便由家庭包办，与当地女子周淑珍结婚，后生下女儿程绍芳和程华芳。
峨嵋县是川西平原上的一颗明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然而在解放前，这里的封建军阀与地主豪绅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与压迫，还在读中学时的陈俊卿就目睹了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他同情百姓，对父亲收租放债、盘剥群众的做法十分反感，为此常与父亲争吵。有一年快到年关时，父亲叫陈俊卿去农民家中收帐。不一会儿，儿子俩手空空地回来了，并对父亲说：“人家大年三十晚上连饭碗都是空的，我们怎么好再去逼人家还帐呢？”程治安一听就责怪起儿子无能，骂他是“败家子”。陈俊卿不服，与父亲论理，结果父子俩大闹。从此，陈俊卿更加同情起穷苦百姓，在思想上与自己的那个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之间有了隔阂。
陈俊卿成婚早，但却懂得世事，心底正直善良，又乐于助人，他经常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送给穷人。妻子问起时，他总这样说：我家里还有穿的，可穷人家里啥子都没有呀！
1930年，考入了由乐山与嘉定创办的“联合中学”普通科第二班。次年夏天，共产党员和成弟由成都回到峨嵋，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陈俊卿期间与和成弟结识。和成弟不断向陈俊卿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等许多革命道理，使陈俊卿仿佛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不久，陈俊卿向和成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年冬天，陈俊卿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开始了他彻底背叛自己的反动剥削家庭、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1932年底，陈俊卿完成了联合中学的学业后，回到家乡，任冠峨相白马小学校长，并加入了以和成弟、唐杰为核心的中共峨嵋特支。陈俊卿任特支宣传委员，和成弟是特支的书记。1933年春，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四川革命形势高涨。秋天，四川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峨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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