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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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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辉昭日月，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黾勉著先鞭。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同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俩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相当的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屈一系列残杀白区区的党员、团员的罪行。特别是有一次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用非刑拷打一位绰号叫阮胡子的共产党员，将其背烧烂、脚打断。当时阮胡子见罗世文在旁边，向他看了一眼，高喊道：“我快死了，总有人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是冤死的啊——！”目睹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这样称为之“同志”的人折磨得舍冤而死，罗世文心如刀绞。心里受尽了特殊的痛苦和难言的折磨！罗世文还看到张国焘杀害了曾经在上海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以及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99师296团团长吴子太、98师独立团政委李仲泮等同志。罗世文把张国焘犯下的一笔笔罪行都记在心头！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夫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双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对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活动，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四川地方军阀刘湘迫于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压力和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选用与蒋对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想借用我党力量，与蒋介石抗争，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同志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渣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肖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景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院庭，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在罗世文高超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前先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这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由武汉乘船回四川一路上，罗世文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不由心潮湿澎湃，写下了《别汉入蜀》诗篇：
金陵铸鼎梦难圆，
赵构君臣走蜀川。
龙虎苍茫留国耻，
龟蛇黯淡失汤坚。
企图揖盗输缯策，
忍作焚萁蒿里篇。
豚犬诸郎难个事，
终朝坐食误坤乾。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虽蚕丛寓意浓。
劫后余生仇禹贡，
瞻前乐死反尧封。
暗公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返川后的罗世文，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部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而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剌，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重庆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这天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却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同志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反动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这便是一幕由国民党特务们精心导演的中国版“国会纵火案”！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反动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毁誉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早已预先埋伏在那些的反动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志们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罗世文和车耀先俩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亲自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俩位共产党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楞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慈悲摸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好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作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张口结吞：“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相装过后，屡屡失败。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而且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怒成羞，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的诗句：
巍巍宝塔立中央，
砥柱擎天荫四方。
纵使环球风雨变，
敢销兵气日重光。
延安圣地正春风，
含笑梅花映日红。
且喜山川多蔚秀，
物华天宝庆年丰。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7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付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
三
说起“红岩故事”中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个特殊人物，这就是《红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杀中的脱险共产党员之一的罗广斌。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许多“特殊”：其一是他的出身，大地主、他哥哥罗广文是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并且与刽子手徐远举关系不一般；其二他是《红岩》主要作者，没有他的存在，也许“红岩”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和经典；其三：他出狱后为组织所写的“狱中八条”及在解放初为那么多同志评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实再有一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惨命运。
“红岩”从历史走来的几十年中的每一个不易的细节，皆与罗广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罗广斌身上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我出世时，父母亲都在作‘官’（均系国民党员），家里除在忠县已有田产数百石而外，又在成都开始买田置产业。抗战前夕，被父亲送往日本学军事的哥哥罗广文，在蒋介石匪军中以杀‘奸匪’夺功（曾在瑞金受伤）崭露头角，家庭声势就更加显赫，在重庆、川西洪雅，又陆续买了许多产业。我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向上的、兴旺的封建剥削家庭长大，一直被尊称为‘幺老爷’，过着优裕的享受生活。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空袭，随父亲到川西一个小县洪雅读初中（1938年），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15岁（1940年）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学生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学运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他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实在是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浪荡公子。然而哥哥并不知道其实他的这位弟弟不仅不浪荡，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与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后又押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因为有个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罗家本身也费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来。不过，其哥哥罗广文则另有想法，他曾与徐远举交待过：这个花花公子，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明白不干“正道”就得吃亏。徐远举念罗广文的关系和“好处”，一直期望罗广斌能够“收敛”一点。但早已成为共产党员的罗文斌根本不听劝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要他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鋕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的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他入党是刘国鋕介绍的，过去是和彭咏梧发生关系，领导西南的学运和重大的学运，他去秀山是和陈家骏（女、西南学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给萧胖子（泽宽），秀山的关系是萧胖子管的。这些资料一扯又宽了，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等邀请，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在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先生向厉华等同志仔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出面帮助罗广文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对这个“共产党”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能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后来知道，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向徐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利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亲自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表示：“把罗广斌交给罗司令长官无法办到，因为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啊！”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办好了。”事后，林茂肯定地：“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别人事关系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林茂的这段话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杀过程中，徐远举曾经对白公馆那些有各种“关系”的“狱犯”还是费了一些心思处理的。像罗广斌这样有背景的人，其实他徐远举并没有想真杀，如果当时握着重兵、又在疯狂一刻时真要像对付许晓轩、刘国鋕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罗广斌和另外十几个难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馆的。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假如徐远举没有心存一丝同罗广文这等国民党实力派要人的“旧情”，那么“红岩”可能不会有脱险的幸存者了，没有了幸存者，我们还真的不知道“红岩故事”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被世人如此了解，红岩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辉形象还是不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光芒四射！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有时并不像经纬那么分得清楚。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这是他在解放前所做的贡献之一。
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过对罗广斌被捕和狱中表现情况，作出如下结论：“……罗广斌同志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行为和罗之母亲将罗回家的消息泄露而被捕的，同时证明其在受审期间和在狱中无不利于党的行为，由于罗和同狱的其他同志对敌监狱管理人员杨钦典平时曾做过一些争取教育工作，故能于我军迫近重庆时，乘敌人慌张之隙，得杨钦典之协助，组织和率领同狱人突狱脱险。也由于敌人企图以罗广斌同志为人质，以钳制其兄罗广文，故在被捕受审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于与其他同志一起被敌惨杀。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它问题。”
解放后，罗广斌以一腔热血投入到了参加被害烈士情况整理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到处讲“红岩故事”，一时成为当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团重庆市北碚区工委组织部长。当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团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青联副主席（1957年12月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鱼场劳动锻炼，代理场长、党委委员），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做创作工作。1961年小说《红岩》的创作成功，罗广斌从此名扬中华大地。但文革一开始，由于江青对《红岩》和中共南方局大加诬蔑，造成对罗广斌的残酷迫害，并惨无人道地对这位从反动家庭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残害手段，致使罗广斌于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终年42岁。10多年后，罗广斌才得到盖棺定论！在罗广斌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国家出版局等单位都送了花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夏衍、林默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等领导送了花圈。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专门到罗广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亲口告诉我：她不相信在敌人监狱里视死如归、革命异常坚定的罗广斌会“跳楼自杀”。她认为，这是造反派对她丈夫的又一种诬蔑，并说：除此她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将罗广斌留下的许多关于“红岩”狱中的珍贵历史材料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笔，能还罗广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通过相关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强行抄走的宝贵材料。
对这样的问题，我似乎只能对天呜呼！
四
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畏畏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宏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令人称奇的故事！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一位与“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革命者同一批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烈士。在这位革命者家乡的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看到了他的“墓志”：
王朴烈士，原名王兰骏，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人，生于1921年11月27日。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江北县工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王朴幼时即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博览群书，尤喜研读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党报党刊，并尽力传播。他先后入重庆求精、广益、复旦中学读书，均因反对学校当局倒行逆施而罢读。1944年入复旦大学，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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