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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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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人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人，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人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的经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风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保加利亚女革命家的名字“苏菲亚”。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是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五百九十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策划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涌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时，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间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首都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像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皮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共产党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术也差不多靠这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重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有后文中另有所述）等女共产党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是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如死视归的英勇气慨。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共产党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十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十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中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他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形容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二三十名“女狱”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狱”中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过去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因为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
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在同志们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他像一位痴情的小伙子一样，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竟然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着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
越过水，
闯入森林，
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雨，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的女同志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的帮助下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桃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有因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荣誉与尊严，当然还是耻辱与毁誉。前后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俩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出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她俩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俩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她俩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俩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俩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她们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俩说出她俩的自传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敌特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我后悔，害了你们，也害了许多同志。”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和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的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了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仍然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与敌人作斗争的表现及关心、爱护同志，使“牛皮”俩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运书记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使她感到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蛋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严肃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很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便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一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打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时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痛苦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俩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赤裸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七、八个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战胜苦痛。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传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扬言和多次上监狱来，说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线、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屈耻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进行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结果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怎么也谈话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何谁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难！做关在监狱里的女人更难，做背着丈夫是叛徒、特务那顶永远耻辱帽子的女人也许是世上最最难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采访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现在还活着，是当年“红岩”故事中从监狱中侥幸脱险仍活在世上的仅有几个革命同志中的一个。我见她的时候，有关方面告诉我最好不要与她谈论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这样的承诺，所以采访很顺利。现年八十多岁的她仍然风采不减，我问她说是不是当年特别漂亮？她哈哈大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当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被敌人抓捕后叛变了，后来又在监狱时受到革命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并没有继续叛变，所以在敌人实施的大屠杀时也被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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