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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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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父龅胤健Ｗ笊苡⒃谌鲜锻蹊敝熬褪枪こУ慕饺褐冢�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强烈提出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一堆的礼物：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斗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干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还是由女牢房的人提前早已起好的名字被正式用上了——“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焦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使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自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的无辜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才1岁多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娘儿俩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
监狱之花的妈妈，
伫立在铁栏窗下：
闪动着慈祥的眼珠，
凝眸着战友们亲吻她的娃娃。
同志们称她“监狱之花”的妈妈，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苏菲亚，
她呀！《夏伯阳》的女枪手，
《第四十一》的马柳特迦。
她，受过敌人残酷的刑讯，挨过特务无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紧咬着牙！
让无知的敌人在颤栗中嚎叫吧。
这首难友们生前献给左绍英的这首题为《她，监狱之花的妈妈》之诗，高度赞美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伟大而坚强的革命英勇主义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共产党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她是四川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其生母早死，父亲病残，幼年时曾就读于白沙镇毓秀女子学校。毕业后，后母与其父亲逼与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荡子，彭自己则在金子小学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学介绍人是刘石泉同志。1948年，中共金子乡的党组织暴露后，彭灿碧便回到娘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8月，起义军被敌包围，经激战突围后，彭灿碧与部队失掉联系，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敌人发现被捕。被捕后，敌人对其无数次残酷刑讯，其实彭灿碧那时已有身孕，只是早期孕期而已，所以敌人没有发现。后肚子慢慢大了，敌人觉得可以借此威胁和逼她“自新”，彭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挺着大肚子，平静而又慷慨地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可能改变信仰的，如果你们一定认为可能改变我的信仰，那么除非杀掉我们娘俩！”特务们觉得对付不了这样的女“共匪”，只好又将其投入监狱。
不当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监狱里完成生产孩子，这对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难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生产却一开始就把女牢拖进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彭灿碧是31岁的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有可能难产。怎么办？男人们也许不会想得到一个难产的女人的命运是什么样，或者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在难产时所要经历的那种感受，然而同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难友们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们特别特别担心即将要面临的这一比特务“老虎凳”更严酷的考验。为此，她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与敌方进行交涉，以求把彭灿碧送出牢生产。然而敌看守所的特务们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灿碧就要临产了，无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难友简直手忙脚乱，个个心慌意乱，她们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须平安！这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可如何保证母子平安呢？她们又似乎谁都想不出招术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但绝对不能让老天作主！临产那天，十几个女犯没有一个合眼，她们围坐在彭灿碧身边，年轻的姑娘们只能哭泣，年长一些则在轻轻叹气。“哎呀——”“哎呀——”，产妇彭灿碧的一声声痛苦的挣扎，揪着女囚们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邓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这力量既有那种女人那种天生的慈爱力量，更有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大爱力量。一小时、两小时……经过两天一夜漫长而绝望般的折腾，也许是马克思老爷爷在天之灵的庇佑，31岁的彭灿碧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而且母女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就叫她苏菲娅吧，让她像个英雄一样活着……”。彭灿碧搂着婴儿，感激地对女难友们说。“苏菲娅！好！”“又一个娅娅出世了！”女囚室里一片欢乐声、哭泣声——那是幸福和胜利的哭泣声！这胜利来之不易，来之于全女牢室的团结携手，共同意志。这也只有在共产党人中间才能实现的胜利！它并不比一场与敌人面对面殊死搏斗的伟大战役逊色壮烈！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三
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共产党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位女烈士们的故事，及其另外几位鲜为人知的但英勇事迹更是悲壮而伟大的女性，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
关于“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里有一个“双枪老太婆”。那是个没有进监狱的华云山游击队队长形象。其实，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邓中惠。“老太婆”牺牲时只有49岁。
1950年春，刚刚解放的重庆，到处是翻身的市民们和解放军在一起为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山城进行精心的医治与重建。这一天，一位身着威严军装的中年人来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发着焦灰味的监狱囚室献上了一束鲜花，然而默默地鞠下三躬……邓福谦专程去到重庆滓渣洞、岳池老家，凭吊自己的战友，亲爱的妻子和第二个孩子，并作诗一首《于重庆吊难妻烈子》，以表自己的怀念。
凄风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两手分。
中年双双入共党，
保国何惜献我头。
学年未满缵母绩，
闯关赴难不迟疑。
长江吹起进军号，
四川百姓着战袍。
这位军人在现场默咏了一首题为《吊难妻烈士》。后来知道，这位军人名叫邓福谦，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女烈士邓惠中。邓福谦同时吊唁的还有他的儿子，一起与母亲邓惠中同时牺牲在渣滓洞的邓诚……
真实的邓惠中，与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她生前的一位女战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描绘邓惠中：
……我亲自听见，听见那笑声，那充满了热情与内容的笑声，这笑声让敌人在发抖——“你这匪徒！你这两脚兽，你除把我们的肉体弄成肉浆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哼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生命，已成长壮大了，将扬眉吐气于世界！”——惠中同志，我听见您响亮的笑了！我瞧见了您那豪侠的风度，刚毅的意志，对敌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里，曾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您，您那和蔼爽直的面貌，有着待人的高贵情感。您亲热的口吻中叙述着您的私生活给我，您的一对双生宝宝，当时约有七岁样子，是那样可爱，可他们在你培养教育下，就当了宣传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钱板来，神气逼真、生龙活虎的跳跃在我们的队伍中间，令我欣赏和羡慕不已。您告诉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陕北，与他如何结的婚，在形式上虽然脱不了封建意味，但您们有了孩子以后的感情仍然深厚炽烈，精神上那么富有！您有领导的天才，您帮助了无数的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去帮助他们。您的散文投登各县报馆以表人民生活疾苦，讲述您如何适应着旧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时候，您为出征军人家属讲话，争取优待权利，替他们写信，同时又宣传抗战的意义，您动员了无数的农民，组织了他们。人们亲切地称呼您为“邓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办了一所私立小学，您救济了不少的贫苦儿童，在生活上教育他们进步。您常爱写诗，并用此形式改造环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牺牲了，死在这蒋匪特务们的手里，他们恨不得把您整个家都要铲草除根，连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爱的孩子也与您一起遭害……这血债如何算得清！
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他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岳武一带作匪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朱光璧，邓惠中的地下党上级领导和直接的单线联系人。他对邓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邓惠中，女，本名张惠中，岳池县人。她和她的爱人邓福谦，次子邓诚同志，在解放前已都是共产党员。邓福谦同志在1938年即到了解放区（延安），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在武汉市、广州市工作，1965年因病退休，1974年病故于岳池县。邓诚同志于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敌人大屠杀时英勇牺牲。
邓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根据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区，师生与农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时生活艰苦，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打得拢来，没有架子，很亲近人，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叫“老大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她是一个过去缠过脚的女同志，年龄又比较大了，但为了工作，不辞辛劳，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众工作，从不叫一声苦。邓惠中同志对党的工作，一贯积极。在她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曾介绍了七、八个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对任何同志都是热情关怀，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同志既尽力保护其安全，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真正是大公无私，真忱相待。她对自己的子女，既要求严格，又善于循循诱导。她的两个儿子，为了党的事业，一个流尽了自己的热血；一个在工作台中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两个儿子后来都光荣地成为了烈士。她女儿叫邓中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敌人抓去，后来转移到合川集中营，由于平时接受她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后，尽菅敌人用竹棍子夹在她的手指缝里（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使劲往一起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似的，痛得她钻心，但邓中芸始终坚贞不屈，一心想着决不能让叔叔娘娘遭殃，决不能让他（她）们受罪；一心想着叔叔嬢嬢这样好的人，这样的正直无私，就更加坚强，更加痛恨敌人。
邓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后，拟从各方面了解，她的表现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敌人审讯她时，曾劝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县一个罪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审枪决）的耳光，从而她受了一顿苦刑，并押出敌人的法庭把她捆绑在一个钉牢了的凳子上，任何亲人都不让见面。邓惠中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她曾进行了多次刑讯。当她还在岳池监狱时的一个早上，敌人把她的女儿邓叶芸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邓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这个审讯室内，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对她说：“叶芸，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起来，其中，除了问邓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龄等外，又问邓是不是共产党员？邓答：“是”问：“上级是谁？”邓答：“不告诉你”。又问：“穿的什么衣服？”邓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穿一件兰衣服。”还问：“彭华秋，周淑瑞是不是党员？”答“不是。是群众”。随即敌人决定将邓惠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并提出要把邓叶芸也从岳池带走。当时邓惠中同志说：“她太小，让她留下吧！”当天，敌人押着邓惠中、邓诚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中美合作所”。
总之，邓惠中同志被捕入狱以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说明邓惠中同志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则。再拿我来说，邓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级领导，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还有，在我们第九工委作掩护机关和联络工作的邓淑华同志，是她在岳池亲自接受入党的一个同志；另外在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学任教时，与袁崇校、袁纯洁等是同一个支部，但所有上述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受过牵连和影响……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则不然，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一、假枪真用
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规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二、得到枪和学用枪
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在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缘故。
再说，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三，“做梦也想着子弹少了”
邓惠中自己有了双枪后，更重视她的队伍的军事素质。一天，她对手下的一位年轻的小同志说：“你跟随我去粽巴乡检查工作，准备一下就动身。”出发前，邓作了一番准备，她换上了这位小同志嫂嫂曾玉清新婚时穿的一套衣服，认真地梳了梳自己的短头后，站在镜子面前照了又照，说：“你们看我像不像新娘子回娘家啦？”曾玉清风趣地对她说：“真像！你装农村妇女就像个农村妇女，你装个新娘像个新娘。脱掉这些衣服，你又像一个教师，你的各种装扮都很大方、朴实，很合众的。”是夜，邓惠中检查了粽巴乡的一个武装游击队的军事表演。邓对这支队伍很满意，随即讲话道：“你们的军事训练是不错的，耍枪耍刀的表演都很好，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敢不敢上战场去同敌人拼杀呢？”大家答道：“解放自己，敢去拼杀。”但其中一个队员说：“我不敢上战场去拼杀。”邓问他为什么？那队员答：“他们有枪有子弹，敢去拼杀，我只有一条空杆子枪，没有一发子弹，所以不敢上战场拼杀。”后经查实，邓惠中发现游击队队员们最多的只有八发子弹，一般的三、四发子弹，那个发言不敢拼杀的同志确实没有子弹，只有一支空杆子枪。邓非常吃惊道；“子弹少可能是带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也能够解决。你们加紧训练，作好战斗准备。”这时已是深夜色12点了，邓为了给游击队解决子弹问题，便告辞同志，摸黑走了20多里夜路回到原来的住处。一路上乌云滚滚，雷雨交加，她和随行同志的衣服全淋湿了。当时，那位小同志要把仅有的一件干衣服脱给邓穿，邓始终不干，说：“小兄弟，不要为我难过，共产党人是铁打的心肠，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穿湿衣服吗？你听过刘胡兰、林祥谦同志的故事吗？他们是临死不屈的革命者，敌人把钢刀架在他们的颈项上，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他们都是面不变色地嘲笑敌人无能，显示了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是共产党员，你我也是共产党员，他们革命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像他们那样，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天夜里，邓惠中睡得很死。第二天吃早饭时，与她同床睡的女同志说：“昨晚邓惠中同志做梦都在说：‘子弹少了，不想办法，一切都会落空的’……”邓听后，十分不安道说：“这个现象不好，假如有一天被敌人抓起再做梦说胡话就太容易暴露了。我要想办法克服。”
四，设计巧借枪
离开战只有4、5天时间了，直属支部游击队小队又增添了十多名战士，尚差十多条枪，怎么办呢？邓惠中找党支书商量有无办法。支书说：形势逼人啰，我们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亲戚家族了，这里有几家财主（地主）有家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枪？不过这些人家里的枪不易借出来，过去（伪）乡、保上办团丁借枪都不容易，看来我们今天只有动用武力去夺枪才行。可这样做会不会以小收益影响整个武装起义部队过几天进行地下起义的大事？邓惠中问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去抢枪，财主们必然要去伪乡所报讯。邓惠中眉头一绉，说：我们来他一个名借暗缴的办法。又悄悄受计道：只不过要由你出名（秦说到了今天还怕×，出名不出名）。邓说那好，到每个地主家，都用你的名义向他们借枪， 必然是有的愿借，有的不愿借，愿借的都不说了，不愿借的就以武力征服，到他屋内去夺枪，一旦到地主老财那儿把枪“借”到后，马上大声告诉他；枪是你们借给我们的，如果有人要去伪乡所告，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同志们都说这招好。就这样，7月8日晚上，邓惠中指挥了支部直属游击队小队40余人，兵分两路出发，她自己亲自带了路。当晚，邓惠中带的那个小队，到了几户地主老财家“借”枪，连连得手。有一户财主的女当家的推说男人不在家不愿借。邓惠中从腰里拨出双枪，顶在那女人脑袋上，问她借不借？借借借！那女财主吓得魂飞胆裂，全身发抖，老老实实把家藏的枪支全都“借”给了游击队。有个财主对游击队的“借”枪很生气，邓惠中等“借”枪还未出门，他就在后面嘀咕说，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告你们抢枪的事。邓惠中听后折身对那老财主笑道，告诉你，这枪是你们家的，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但我们一未向你打枪，二未破门而入，三未伤害你家人，你说我们是抢枪，谁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还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这老财主一想邓惠中讲得有道理，只好把舌头一伸，如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头轻声道：“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共产党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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