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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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的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衡北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所以，当胡启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鋕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迁怒于胡启芬身上。“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鋕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启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营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启芬落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却家境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六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如渴的阅读书籍，同时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抛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样，整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唱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制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学历、英语又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细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细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启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启芬，她也积极予以帮助。后来胡启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记录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地下刊物《反攻》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以《挺进报》事件为主线的“红岩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启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启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与胡启芬接上了组织关系。三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启芬、李玉钿、林琼三人组成，胡启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启芬不得不另谋公开一份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启芬由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共产党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共匪”重犯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了后，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生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共党”的词来。“刘国鋕是共党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没有一点跟他有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共产党，我就一定是共产党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发泄的只能是又一顿将胡其芬毒打一通。

徐远举亲自上手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字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启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启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文明等女同‘人志作为刘‘书国鋕‘屋的“同案犯”，被转押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地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地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同志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即叛徒刘国鋕）证明胡其芬是共产党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的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共党，你还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胡启芬，只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党。”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匪徒们一旁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到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共产党面前只能泄气。

狱外的重庆市委地下党负责老黎通过特殊关系了解到胡其芬的不屈精神，很受感动，欣然赋诗赞美战友道：

才华意气两不羁，昏灯细雨忆久违。

素手铁笔书青史，披荆为我摘红微。

却令朱颜陷囹圄，忍教白发倚柴扉。

面壁证道十年事，欣传然澹一笑微。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原豫丰纱厂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同志回忆说：“我于1948年4月初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不久胡其芬就来了，我们同一牢室。隔壁关着许建业同志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他放风，也不准我们接近。一天放风，特务班长离开了，我没走，找许建业同志讲几句话。许坐在门口，我靠在门边，他告诉我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让她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是许建业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一致认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事实上，胡其芬确实也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是事实上的监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张坤壁同志（狱中名张秀真）回忆说：“我在雅安被捕后于5月底或6月初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当天下午，胡其芬给我介绍周围了环境、情况，还传给我一张字条。这是胡春普同志给我的，主要问我被捕的情况，叫回条，她传给男牢室转交胡春浦。……在放风时，胡春浦告诉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赖的，有时都可以和她商量。我从进狱到1949年1月出狱，从始至终，她给我很多帮助。”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人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人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犯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人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事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营”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有不同的态度。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人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人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人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人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人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人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人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人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拖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人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送日用品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人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人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人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另一位叫张坤壁的同志代替她与刘石人联系。张坤壁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人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人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中共重庆妇委的傅淑华同志那里。有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人果真来了，女共产党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佯装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人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人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人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过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监狱的看守中有一个叫黄茂才的青年，出身农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对他进行了争取教育，黄茂才终于被争取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摊，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心中有信仰，更艰苦卓绝的环境也会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这样的共产党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锢她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总是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艺活跃气氛。她自制过一把团扇（作为烈士在狱中的唯一遗物，保存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同室女囚友们总轮换着拿这把扇子鼓励自己对敌斗争。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为此，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纷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其中一首《青年近卫军》的歌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战斗的同志们！

敌人就要崩溃，

胜利就要来临。

快武装起来团结紧！

劳动者青年一条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青年近卫军！

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的同时，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当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热情帮助，使其终身难忘。她曾这样回忆说：“她们对我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安慰我，照顾我，使我不感觉孤独不怕。大胡（其芬）经常讲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说：李二（青林）被敌人的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学习，参加斗争。江姐受刑最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惨无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她告诉我，以后法官来审讯时，胆子放大些不要怕。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地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敌人面前要理直气壮。现在我们坐牢，每天只要两顿饭，洗冷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由于大胡对我的启发帮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气，觉得监狱并没有什么可怕。”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鉴于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政治犯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注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为写道：“主啊，经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政治犯所利用了，只好就罢了。

原新四军战时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胡其芬向医官刘石人建议开出病危证明，要求送往陆军医院医治。经过刘石人的多次争取，特务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