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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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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荒苡胩嗉耐纯唷Ｈ胗�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伯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
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狱中难友后来总结，李文祥入党动机和思想不纯，是他最终叛变的本质原因。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的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的教训，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的领袖们常告诫全党：中华民族的兴衰，关键是看我们的党，而党能否保持永久的执政地位，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又说：现今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问题，而党内腐败主要出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
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其实是检验一个执政党能否长久执政的关键所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坐在领导高位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些，他们在纵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也在纵容自己身边的人，包括纵容自己的家人与亲属，他们以为天下是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一切都可以“瞒天过海”……
所以，在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
狱中的共产党人们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组织被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后也包括了每一个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敌人轻而易举地葬送的惨痛代价，因而也向党忠诚地提出建议：“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的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上面这句话是坐了十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其中一条。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跨下，
假如是一动就会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
让自由吹满天下，
该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价就不用惧怕。
这首诗是烈士古承铄给我们留下的。笔者想对全党的同志说，假如你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我们便有了入党时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们向党旗承诺了，因此无论在任何复杂、任何艰难的情形下，我们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还是背叛，这种选择的代价将对你生命和生命之后的声誉都将具有不可逆转的最终裁决，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动，否则历史将对你永远是无情的！
第三章：女人无叛徒
一
“红梅花儿开，朵朵向太阳。……”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了红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有一个叫“江姐”的人物，她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在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众多女共产党员的其中之一。
在一个个叛徒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难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像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姓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性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女人就比男人强，女人永不背叛！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中。黎澍霜女士和王振华夫妇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蒲小华和其母郭德贤）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这样说来，“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3、4月关到渣滓洞来的。她的问题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的。周香泉当时已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她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5、6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女士挺着大肚子又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就把女牢搬到了进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从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四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3、4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左右。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像。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可以证明。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屡次被敌人被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兽性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与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儿子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因此，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刑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去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从不避嫌。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中心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了跑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
烈士儿子所描绘的这一幕，便是《红岩》中叙述过的著名的监狱“春节联欢”场景。那天东方旭日刚刚露出，当时的渣滓洞监狱里突然热闹起来。狱友们突然见身穿褪色的列宁装的杨汉秀，举着“监狱之花”小娅娅，先到地坝中央向监狱内的给叔叔伯伯阿姨们拜年，那小女婴被杨汉秀高高地举着，咧开小嘴，“咯咯”地笑着，惹得整个监狱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只见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鲜红的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姿多娜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舞。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随其后面，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50多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出现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带着那苍白的脸上也跳得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正月里来是歌声，
赶着猪早出了门。
猪呀，羊呀，赶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
据说，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首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中，女室政治犯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一心拥护朱德总司令，
一心拥护解—放—军！”
这是爆发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政治示威，是震撼这口“人间活棺材的”的青雷，它让敌人心惊胆战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记忆里永存——
1949年春节。清晨。渣滓洞。
一号牢室蓦地升起来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的统一了。300个人一条心，300个难友一个愿望，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同志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晨歌”算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祝同志们春节愉快！
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一张香烟纸盒，制成4张贺年片，用竹签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精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相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张牌，最灵巧精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一楼二室的工人弟兄余祖胜同志，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
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排在放风的院坝，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停地用稀粥将零星草纸黏贴成长条，等同志们吃吃完饭，乘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了两边。
楼下七室的对联：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额是：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是：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对联：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额是：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对联：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额是：春回大地
对联含蓄，妙极，现实性强，比较含蓄。猩猩和猫头鹰都看不懂。小特务看了更莫名其妙。
吃罢午饭，李磊回五灵观家中团年去了，徐贵林早就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正好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黄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以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墙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放风院坝顿时沸腾起来。
头场的表演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中筋斗”开始。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边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同志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查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五楼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烈士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生生于广安龙台寺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九师任师长；伯父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田产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杨汉秀随父在部队驻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同志所喜爱，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有重要影响。然而杨森则出于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蒋介石，也借故“送走”了党代表朱德，开始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罪恶生涯。杨汉秀从此与其伯父势不两立1939年，杨汉秀随朱总司令到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1943年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期学习。1945年被调到关中分区兵站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台山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共和谈需要，杨汉秀同志于1946年9月随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杨汉秀下乡后，便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她把自己陪嫁的3000亩地卖掉，购买枪枝弹药支援华蓥山游击队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1947年和1948年间，她先后两次被捕。由于她在渣滓洞组织地下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弄得特务机关不知所措。其反动伯父杨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她“保释”出狱，叫她“不再参与共产党活动”，然而遭到杨汉秀的义正严词拒绝。这样，她才第三次入狱，一直到被其反动伯父亲自下令秘密处死。期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与犹豫，始终对革命充满乐观。
杨汉秀殉难时年仅37岁。由于她是被杨森单独秘密处死的，所以关于她的死极少有人知道。重庆解放后，杨森本人逃到了台湾，关于杨汉秀的情况就没人说得清了。有关部门根据脱险的同志介绍她在狱中组织春节联欢会等表现，有关部门就将杨汉秀评为烈士，但因为她的遗骸一直没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共产党员。甚至李自才又托另一个农民把小李凯辗转送到重庆市委时，接手抚养王璞同志遗孤的雷雨田同志，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杨汉秀保护下来的。直到烈士遇难20多年后的1975年夏天，在金刚坡劳动的当地社员发现其遗骨，并经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派人前往调查并进行发掘，后经重庆医学院专家验定，及结合有关特务供词，最后确认这就是烈士的忠骨。周恩来的秘书龙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虽在病中，依然写材料证明：“吴铭同志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交我，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又说：“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的……”康克清、汪锋等领导同志及干玉梅、朱把清、熊扬等烈士生前师友都提供了证明材料，这样杨汉秀烈士才被正式确认和宣传。
1980年11月25日，在重庆烈士墓隆重举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这已与她遇难的时间相差了整整32年。杨汉秀的英勇事迹和狱中表现，曾受到无数革命前辈的赞誉。鲁艺老校友、作家魏传统在1983年2月听得学友杨汉秀的事后，热泪纵横地挥笔诗赞道：
转战中条向宝塔，
功读马列振中华。
无名英雄巾帼秀，
热血浇灌自由花。
二
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
户主姓名 周恩来
姓名 胡南
性别 女
教育程度 中学
职业 政
服务处所 中共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睫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时，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它被保存下来，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事后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启芬马上得到了市委委员李维嘉同志（“老黎”地下接头称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时地下刊物《反攻》的负责人廖意林、苏海（辛涛）夫妇正受特务追捕，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的胡启芬正忙着帮忙他们转移，一时顾不上自己。
原来廖意林和苏海在三月间被叛徒出卖，特务到苏海工作的《新民报》搜捕，苏海事先已佯称回广西老家请假离开。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启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启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此时特务已到陆军医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启芬在江边碰到苏海，惊喜地说：“我以为没办法见到你们了，居然见到了，真是谢天谢地！现在市委出了大问题，你们的领导老黎也没法来见你们了，他要我以组织名义通知你们，立即设法离开重庆。上海，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原定你们到上海后和南方局解脱的地点和暗号可能被叛徒出卖了。”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启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减少目标，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启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启芬按约定与老黎（李维嘉）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启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呆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启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抄新华社广播的记录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的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衡北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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