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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回唱-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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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1＇。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2＇？”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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