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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回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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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赛俩目＇4＇，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马兹杜尔＇5＇，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6＇。”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7＇，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8＇。”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文｝“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人｝“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书｝“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屋｝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伊德里斯卡卡：
赛俩目。
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
顺致敬意
罗莎娜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罗诗江：
赛俩目。
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
伊德里斯卡卡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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