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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回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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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
我没有。
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把水晒热，还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给你端便盆吗，苏莱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聋子还是懒虫？
还用得着选吗？你两个都是！
真不要脸，自己成天躺在床上，还说我是懒虫。
没完没了。
我喂他吃东西，他使劲把脑袋拧来拧去。我干脆不管他了，临走时还把门重重地一摔。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成心气他。我走出家门，让他哭去。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装一去不返。当然了，我只是上街转转，抽根烟，抽烟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养成的，不过只是生气的时候才抽。有时我在外面待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会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房间，把他翻过去，抖松枕头，我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等着对方求和。
战火终于平息了，因为塔利班来了。那是一帮年轻人，脸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胡子，画着黑眼圈，拿着鞭子。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虐无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所以我还是要说，马科斯先生，没有什么必要再给您一一列举他们的暴行了。应该说，足够讽刺的是，他们在喀布尔这几年，倒让我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个老头子。我对塔利班政权的主要让步，就是蓄起了胡须，老实说，这让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脸的苦差。
“这太正式了，纳比。”苏莱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从我身边经过，好像我是头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装出一副温顺的蠢牛模样，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一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妮拉，怎样对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时，我在心中唤她出场，看她手拿香槟，在派对上大笑，看她光裸的双臂，又细又长的双腿，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凭空想像。仿佛她从未真正地存在过。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还有我，以及帕丽，以及年轻而健壮的苏莱曼，甚至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那个家。
后来，200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馕，走进苏莱曼的房间。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枯死的脸色突然变得远甚以往，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串沙哑的噪音，比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盘子，冲到他身边。
“我去叫大夫，苏莱曼。”我说，“你等着就行。我们一定能让你好起来，像从前那样。”
我转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画着。
我凑近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他不断地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我怎么也听不清。
“对不起，苏莱曼。”我说，“你必须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来。”
他又摇起了头，这一次摇得很慢，泪水涌出他被白内障阻遏的双眼。他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他把头转向床头柜，我问他是不是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只有药，老花镜，一瓶旧古龙水，一个记事本，他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笔，除了这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正要问他让我找什么，就一下子看见了。它折叠着放在记事本下面，是个信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苏莱曼歪歪扭扭的笔迹。信封里有一张纸，他在纸上只写了一段话。我读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阳穴，嶙峋的脸颊，深陷的双眼。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
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
这封信就快结束了，马科斯先生。
现在我也大限将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会太久。感谢真主。也要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感谢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时间来看我，坐下来陪我喝茶，给我讲您在蒂诺斯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近况，还跟我谈起您童年的朋友萨丽娅，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您对我国人民的同情，感谢您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的无价服务。
也要感谢您对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过不久，我也要在这屋檐底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曾怀着失望与悲伤，见证了它的衰败。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园的院墙修好了，窗户换了，我曾度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让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谢谢您，我的朋友，为了您种下的树，为了园中再次盛开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种方式，为您给予本城人民的服务出过力，那么您礼尚往来，对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要付给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会显得贪得无厌，我还是要冒昧地请求您两件事，其一是为了我，其二是为别人。首先，请您把我埋在喀布尔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从大门进去，往北走到头，不用花太多时间，您就能找到苏莱曼·瓦赫达提的坟。请在附近给我选个地方，把我埋在那儿。我为自己对您的请求就是这些。
第二件事，请您在我死后，尽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不会太难——互联网这东西是个令人惊奇的工具。您会看到我随信附上的遗嘱，其中写明，我把房子、钱，还有我不多的几件东西都留给了她。我请求您把这封信和遗嘱一并交给她。也请您告诉她，告诉她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引发的无数结果，告诉她我只能从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论现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经找到了人生可以拥有的最多的安宁、恩宠和爱。
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愿真主佑护您。
您永远的朋友，
纳比
＇1＇1964年以后，阿富汗波斯语的官方名称改为达里语，以与伊朗波斯语区分，但当地人习惯上仍以波斯语（法尔西语）称之。
＇2＇囊（nang）和纳穆斯（namoos）代表荣誉和自尊。
＇3＇见《古兰经》第十三章《雷霆（赖尔得）》，第三十五节。马坚译文。
＇4＇阿富汗人对长辈可使用尊称，如巴巴（父亲），卡卡（叔叔），马马（舅舅）。帕丽叫纳比为卡卡，而非马马，大概是因为纳比不是她的亲舅舅。
＇5＇原文为法语。
第五章
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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