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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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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鹄妫匚薰家印！保�62］日、中在教育内容改革所呈现的差距，导致了国民智力相差悬殊的结果。在当时科举之风尚盛的情况下，严复极其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难得的先见之明。
输入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其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就是学习西文。然而，“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63］鉴于这种情况，严复驳斥了那种想靠他人译书来了解“西学”的懒怠想法，指出：“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通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64］他还特别批评了鄙视学习西文的狭陋之见，“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目直用严谈，援楚国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65］以后，严复多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至于十五以后，是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用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话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66］把是否通晓西文的重要性提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高度来对待，并断言以后要成为人才，非精通西文不可。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见解。
严复还破除传统禁例，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基础，也是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国妇人，每不及男人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67］结果使广大妇女陷入一种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68］为此，严复亲自为《女子教育会》写序，为中国妇女解放摇旗呐喊。
严复的这些思想主张，本质上是要推进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自然会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得罪许多人，但他已顾不上这些。他曾感慨报刊文章难做。中国办报三十多年了，“向见各报，其论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反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间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山区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他自己不愿这样做，宁肯“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那就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69］由此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严复确还保有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戊戌变法的一百多天里，维新派力量颇盛，严复遂被人推荐出山。当时贵州学政严修曾向光绪皇帝奏议，为提拔起用维新人才，应于八股取士的普通进士科之外，另辟一种特别的进士科——经济特科，凡在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技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已任未任，仿照博学鸿词科例，由上层官僚推荐。凡被推荐之人，即可参与考虑，录取后，其地位和安排和普通进士一视同仁。光绪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嘱内外大臣荐举，且令“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70］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推荐，被荐者二百多人，严复亦是其中一员。推举他的是顺天府尹胡谲芬和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王称他是“通达时务”的人才，应该“量才器使”。推荐按语如是写道：“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悉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单。”［71］在这种背景下，光绪帝诏令严复来京觐见。有关两人这次会见的情形，《国闻报》有详细记录：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复）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细。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复对曰：‘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曰：‘大意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72］这是发生在1898年9月14日的事。事隔一周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严复的上皇帝万言书还未递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就被幽禁于瀛台，严复也匆忙赶回天津。
严复的《拟上皇帝书》，言词相对谨慎，他痛沉现状：“臣尝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自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于未变法之前，陛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后，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73］未变法前所亟宜实行的三事是：“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为什么要先做这三件事呢？“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物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足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心。”严复的这封上皇帝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革要求，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即使如此，随着戊戌变法的流产，也失去了其见诸实践的机会。
严复对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这与他们之间的维新思路不同和前此所述的中西文化观不同密切相关。严复当时倾向“教育救国”，从思想文化下手，其具体主张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者之中他又认为“以民智为最急”。他笃信斯宾塞的一句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他在《辟韩》等文中虽然宣传了卢梭的“民约论”，但并没有接受卢梭有关革命的观点。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严复则谓：“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74］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条件仍不够成熟。相形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则急于求成。他们主张“速变”和突变。康有为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军事各方面都立即学习西方，使“庶政尽举”。［75］他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他说洋务派之失在于，“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根本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76］他大言不惭地说，按他的方法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77］严复则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78］时间上的差距，表明严、康二人，一个有渐进思想，一个持突变观念。
既然严复热衷于“教育救国”，因而他对新兴教育事业极力支持。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授权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它工作，都由他亲自负责。1898（光绪二十四年），严复曾两次应约，前往张元济在京创办的通艺学堂，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来听他讲课者，“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于是“严观察（复）登台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听众“有闻其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好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另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79］严复对通艺学堂始终热情赞助，校名“通艺”二字即他所取；校中两名教习，教授英文、数学，其中一人就是他的族侄严君潜。在他的帮助之下，张元济悉心将该校造成一个讲求西学，培养人才设施俱全的新学堂。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廷曾一度决定以刑部主事张元济为总办，拟请严复为总教习。后因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成为事实。但也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张元济、严复两人办理通艺学堂，具有一定经验，并且有资望来办理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
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喋血都门，严复的心情极为悲痛，“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80］这两句诗，明确表明了他对六君子牺牲及光绪帝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但相对其它的维新派人物，或被捕杀，或流亡异域，严复当时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一说是荣禄袒护他，一说是他所办的《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因而慈禧、荣禄未对严复轻举妄动；这些因素也许发生了作用。不过如就当时严复的情形来说，他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并无密切的组织联系，思想上也有一定距离，行动上更无密切合作，他在政变后平安过关，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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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9页。
［2］《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3］《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4］《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3页。
［6］《与梁启超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7］《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8］《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9］《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6——17页。
［10］《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11］《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页。
［12］《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6页。
［13］《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3页。
［14］《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1页。
［1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61页。
［17］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18］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19］《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康有为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0］《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9页。
［21］《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22］《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1321页。
［23］梁启超《康有为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
［24］《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4页，北京，中毕书局1981年版。
［25］《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折》，《杰士上书汇录》。
［26］《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59页。
［27］《救亡决沦》，《严复集》第1册。
［28］《附保国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29］《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30］《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31］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4页。
［32］《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册第82页。
［33］《保教余义），《严复集》第1册第84页。
［34］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摺》，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6页。
［3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36］《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37］《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38］《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l册第90页。
［39］《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1册第93页。
［40］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
［41］俞樾：《诂经精舍课艺第八集序》，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年编》上册第34页。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沦》。
［43］《《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4页。
［44］《《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5页。
［45］参见王拭：《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严复集》第2册。
［46］《驳英《太晤十报》沦德据胶澳事》，《严复集》第1册第56页。
［47］《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7贞。
［48］《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8页。
［49］《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0］《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1］《道学外传》，《严复传》第2册第484、485页。
［5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3］《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4］《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5］《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6］《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7］《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7页。
［58］《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
［59］《沦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0］《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1］《原强》，《严复集》第1册。
［62］《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63］《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4］《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5］《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二册第90页。
［66］《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
［67］《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8］《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9］《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0］《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1］王锡蕃：《保荐人才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74、375页，神州国光社版。
［72］《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408页。
［73］《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9页。
［74］《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75］《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
［76］《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8］《辟韩》，《严复集》第1册。
［79］参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4页，神州国光社版。
［80］《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第3章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一名之立，旬月踟踌；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相互交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思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对这个评价，严、林两人皆有异议。林纾虽译了17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他不屑于做个“翻译徒”，自许是古文高手，而康有力和后人却偏偏赞赏他的“译才”。严复则认为“康有为胡闹，天下哪里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羞与为伍”。［2］的确，他所译的那些西方理论名著，别说不识外文的文人不能翻译。就是一般译才也无法胜任。严复的辩白是可以理解的，就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而言，确实是同时代的其他翻译家所无法匹敌。
3·1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梁启超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中以热情的言辞称道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4］鲁迅所指的“感觉敏锐”，既不是指严复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前，就写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实行民主政治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等文；也不是指严复与夏曾佑一起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驳斥传统士人把小说贬低为“小道”的错误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对天下人心风俗的影响超于经史之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它是指严复“先前认真的译过几部鬼子书”［5］，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谈及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时，也推许“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6］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7］近人对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中的先导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从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以前的十余年间，也即在严复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学问造诣最为宏厚、思想和认识最为成熟的年代里，他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十八、九世纪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诸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国知识分子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的精华，即其所说的西学“命脉之所在”。［8］他的这些具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不仅使当时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发现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而且为中国学术的更新，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现有的材料表明，严复共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时人称“严译名著”，1931年、1981年商务印书馆曾两度汇集出版。现据有关资料，将严复译著的大致情况例表如下：在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当推他所翻译的第一本书——《天演论》。它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论文，英文名Evolution
and
Ethics，可译为《进化与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宣传生物进化论。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翻译该书开始。《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一年内即出现了湖北沔阳木刻刊行的版本和天津嗜奇精舍的石印版本。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这本书对社会影响之广，渴求新思想的人士对此书倾慕之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文坛据有鼎足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阅读了译稿后，倾倒之情油然而生，他致书严复说：
“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天似此高文雄笔也。”［9］
“前读《天演论》，以赫育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忍释，老懒不复甄录文字，独此书则亲笔细字，录副袭藏，足以知鄙人之于此文，倾到至矣！”
吴汝纶欣然为严译《天演论》制作序文。至于当时维新派的其他人物，更是对它称羡不已。康有为一向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一直钦佩严复，他是较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随后推荐给康有为看，《天演论》还未正式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所以，《天演论》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誉满于主张维新的士大夫间。及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以后，其影响于社会就更深远了。当时，小学教师往往拿这本书作为课堂教本，中学教师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青年们也不顾长辈的反对，偷偷地阅读《天演论》。事实上，不过几年，《天演论》便变成志士仁人救国理论的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许多人甚至将这些名词做为他们自己或子女的名字。胡适、鲁迅对这段心路历程有很生动的描绘，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10］鲁迅回忆自己少时在南京求学的情形：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伯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11］
胡适、鲁迅的上述回忆，颇具代表性，同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历程。一句话，《天演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中国青年的理论教科书。
为什么严译《天演论》能成为一本畅稍书，能在当时产生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康有为赋诗“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纾翻译的作品体裁是小说，自然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严复所译则都是理论著作，不是消遣读物，但它同样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并引起人们严肃认真的思考，其故安在？这得从19世纪下半期西学输入状况谈起。在《天演论》出版以前，人们所接触到的西学书籍，只是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传教士所出版的一些译著，它们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教的书，最重要的是《新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本。第二类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书，当时称为‘格致’的书。第三类为历史、政治、法制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12］这些书当然不能满足人们追求新知、了解世界大势的要求。甲午战争以后，从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已使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恰好在《天演论》出版的那一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沙俄、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势力范围”，要求租借地与筑路权，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瓜分豆割”的严重局面。中国的每一个爱国志士都不禁要发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是真的要亡国了吗？还是可以奋发图强、重新振兴呢？《天演论》就是回答这一问题。它告知人们：中国面临真正的民族危机，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无论在德、智、力诸方面，都要比中国具有优势，根据《天演论》中“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将要灭亡了！但是该书又诱导人们：人们只要“任天而治”，按照历史规律运动，迈上近代化的轨道，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免于灭亡之险。严复借着《天演论》的翻译而呼吁：只要发愤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之权仍旧操之于我。《天演论》就这样在民族危难中敲起了“救亡”的警钟。
但是仅有外部的社会氛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复在翻译上所下的功夫，要在读者中产生深刻影响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不易做到。我们先从微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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