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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漫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概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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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还表现为支持宗教和打击宗 教。对于那些未能取得国教或政教合一地位的宗教，统治阶级也不是听之任 之、不加利用的，即使对一种出世性很强的宗教，统治者也是不会放过的。 因为这种所谓的出世，不过是引导人们转向彼岸的天国而忍受此岸的现实苦 难，这恰恰有利于统治阶级在此世的统治。所以，这种出世态度本身倒成了 一种入世的方式，这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入政治。事实上，任何一种宗 教都有入世的因素，都要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当这种入世的因素 表现出与统治阶级对抗的倾向，就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而如果表现出 顺从统治阶级的趋势，则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 从佛、道两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看，它们都未能长期占据“国教”地位， 统治阶级对之采取了既拉又打的政策是非常明显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由 于统治阶级认为它的处世主张和道德戒律有助于王政的禁律和教化民众的顺 从与善性，所以加以提倡。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扶植和佛教方面的依附，佛教 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它几乎具有压倒儒学而成为国教的态势，隋 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但是，当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危及当权者利益，对它 不那么称心如意时，当权者便对其进行打击。我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三武 一宗”灭佛，都与佛教的经济与社会势力的膨胀有关，也与各教间的彼此斗 争有关。 道教在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遭遇。原始道教曾作为农民起义的动员组 织形式，因此屡遭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东晋以后，统治阶级的某些代表 人物对道教进行了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造，将佛教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 合，建立了官方的贵族道教，才得到统治者的扶植。葛洪和陶弘景就是这种 贵族道教的著名创建者。葛洪信仰道教，著有 《抱朴子》一书，将道教的神 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宣扬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信为本。对道 教的这种改造，显然是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的。陶弘景是继葛洪之后贵族 道教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创建者，在他所撰的 《直灵位业图》中，提出了他的 贵族道教的理论体系，受到统治阶级的赞同和支持。 在世界历史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先是遭受镇压达300年之久， 以后帝国政府则加以拉拢利用，封为国教，但对其中的异端教派却给予打击。 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更直接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强大武器，因此，统治者 在教内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现象更为突出。 不管是对宗教的支持还是对宗教的打击，都是统治者从维护其统治的需 要出发的，都是统治阶级科用宗教的表现。从历史上看，宗教能够适应时势 的发展，依附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不断地得以改造和发展，这一事实足 以说明宗教的确只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它不仅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把神 剑，迫使被统治者遵守既定的统治秩序；而且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一剂精神鸦 片，在他们满身鞭痕的苦难中给予一种幻想的甜蜜补充。 。社会革命的外衣和人民起义的旗帜 宗教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内在的本质特征，似乎决定了它是统治阶级用以 维护统治的天然工具，然而，这些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往往被被统治阶级反其道而用之，成为被统治阶级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 外衣和人民群众揭竿而起的号角与旗帜。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主要表现为如 下两种类型。 （1）社会革命的神学外衣 宗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曾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 政治、法律在中世纪都只是神学中的科目。它对广大的人口有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因此，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表现 为神学异端。所谓神学异端或宗教异端，是指在一种宗教内部，其神学观点 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理论相对立，因而受到教内权威排斥的宗教派别。诚然， 这些异端有的是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宗教外衣，有的则纯属荒诞无稽的异 端学说。但是，它们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属性。就革命的社会政治 理论的宗教异端来说，它实际上只是被统治阶级社会革命的神学外衣，是社 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被统治阶级要求改革现实社会的愿望的表现。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是针对教会的攻击； 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社会的要求，往往通过改革现存的宗教的愿望表现出来。 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被统治阶级和新兴社会力量变革社会的 伟大斗争的典型例子。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欧洲资产 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它除了直接造成了一大批脱离天主教会 的新教宗派之外，还促进了欧洲各国民族独立的加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 立。运动的领导力量是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资产阶级，斗争的主力是被 统治阶级的代表——农民阶级。运动的实质是社会革命，而运动的形式则是 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但其共同的标本原因则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的必然要求打破封建 制度的束缚，建立新的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这种要求必然通 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而且在宗教居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的欧洲，这种世俗 的革命不得不采取宗教改革的形式。 我们从宗教改革运动的纲领清楚地看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马丁·路德 领导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1517年 10月 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贴出《95条论纲》，抨击罗马教廷兜售 赎罪券的卑劣行径。它好像一道闪电，引燃了德国人民反对罗马教廷的 “火 药桶”，很快燃起燎原之火，整个德国、西欧都投入了运动之中。 《论纲》 被争相传抄、不胫而走，两个星期内传遍了全国。一个当时的人说： “它四 个星期内飞传整个基督教世界，好像天使传送它们。”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公开号召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蛇蝎之群，提出了与罗马教廷相对立的新的 教义、组织原则和仪式规定。它强调 “圣经至上”，认为圣经是信仰的最高 准则，凡是不以圣经为根据的说法，都只能算意见，而没有相信的必要。除 基督外，没有别的头，教皇永远也不能代表基督。否定教皇的最高权威，要 求各国教会摆脱教廷的控制；主张 “因信称义”，认为只要信仰基督，灵魂 就可得救，教徒不必通过教会或教士这些中介，仅凭信仰就可与上帝直接勾 通，否定罗马教廷的中间保证作用；主张基督徒一律平等，认为在群众与神 父之间没有差别，反对教士的特权，废除教会的教阶制；提倡廉俭教会，简 化礼仪；重视现实生活，实行教士自由结婚。这些理论主张和行为规定，适
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民主、平等、自由的 要求。继马丁·路德之后，约翰·加尔文的新教运动，以法国式的尖锐性更 加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它猛烈攻击专制主义、暴虐政治，主张 主权在民、教会民主化和共和化，并在日内瓦创建了政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 和国，并且在英国、苏格兰建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政党，为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革命的胜利，不但扫除了英国君主专制制度，而 且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段。 （2）人民起义的宗教旗帜 由于宗教的悠久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在中世纪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以 至于宗教语言成了人们最熟悉、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人们的思想感情 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宗教的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因此，正如那时的任何社 会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一样，那时的下层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起义也 必须高扬起宗教的旗帜，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才能掀起 巨大的社会风暴。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 义，一开始就使用了宗教式的神秘语言进行组织和动员。他们经过周密的策 划，先用朱砂在锦帛上写了 “陈胜王”三个字，伺机将其放进将要烹食的鱼 腹中，当戍卒们吃鱼时发现这幅丹书，都惊恐不已，议论纷纷，以为这是天 意，制造了一个“鱼腹丹书”的神话。接着，吴广在夜晚躲进附近的神祠中， 燃起篝火，学着狐狸的声音大叫： “大楚兴，陈胜王！”又安排了一个“篝 火狐鸣”的神秘故事。于是，陈胜、吴广穿着扶苏、项燕的衣装，说着鬼神 迷信的语言，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这里，宗教成了陈胜、吴广起 义的旗帜和组织手段。 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也是以宗教——“太平道” 的教派活动为组织手段的。十几年间，他坚持不懈地利用太平道和自己的医 药知识，到处为人治病，传播太平道，信徒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 “连结郡 国，遍布八州”。他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把信徒按地域划分为36方，代 36 方之神。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统辖。这36方就是未来 的36部起义军。起义军头裹黄巾，自称黄天。张角等人用太平道的 “黄天” ——农民的理想社会与东汉统治阶级的 “苍天”相对立，提出“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的宗教口号发动群众，而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宗教预言， 则吹响了起义军揭竿蜂起、八州并发的统一行动的号角。很显然，黄巾起义 的真正原因是东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太平道只不过是黄巾起义的 宗教外衣和旗帜。 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编造的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 下反”的 “石人谶语”，与陈胜、吴广制造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 的天意迷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又与张角利用太平 道组织起事一脉相承。在这些农民起义中，宗教作为起义的外衣、旗帜、鼓 动手段和组织形式，在起义的组织发动时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其 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消极作用。 宗教在农民起义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组 织纽带作用。起义的领袖利用宗教的形式，加以宗教的说教，激起群众的宗
教狂热，把分散的农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强大的武装 力量。第二，是政治鼓动作用。处于贫苦境地的农民群众热切地希望改朝换 代，变革现实。起义领袖熟悉群众的这种要求，并用农民熟悉的宗教语言表 达出来，能起到极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掀起巨大的革命风暴。第三，是维持 军纪作用。宗教一般都提倡禁欲主义，摈弃人生享乐。起义首领可以利用和 改造宗教戒律，制定出严明的军纪条例，以保证令行禁止，克敌致胜。但是， 宗教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而在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表 现出一些消极作用。首先，它使起义的纲领带上神秘的色彩，掩盖了真实目 的，模糊了斗争目标，容易被引向歧途；其次，它神化了起义首领，破坏了 首领与群众的关系，使起义首领滋长封建皇权思想。这些消极的作用，在开 始时并不明显，但随着起义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到头来会成为腐蚀和瓦解起 义队伍的重要因素。这种消极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利用宗教的农民起 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进行了多年的宣传组织工作。他 们利用基督教关于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的平等观念，号召人民群众像兄弟姊 妹一样，奋起建立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他们创立了拜上帝 会，用上帝的神圣权威去打倒帝王的神圣权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 运动，使太平军的义旗横扫大半个中国。但是，起义却终以失败而告终。我 们既不能把太平天国运动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功的主要原因归于宗教的积极作 用，也不能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宗教的消极作用。然而其积极作用和消 极作用却都是无法抹煞的。就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来说，它无疑与宗教的消 极影响有关。 洪秀全在发动起义前，就自称上帝次子，把冯云山、杨秀清、洪宣娇、 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等重要人物，说成是上帝的 “子女”和“女婿”， 这显然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神话。起义不久，他即自称 “天王”，下面 依次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把天朝与天国相对应，使神权与皇权相结 合。定都南京以后，其皇权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制定朝仪，建造宫 殿， “一人岳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洪秀全完全成了一个专制君主，完 全背离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的 革命目标。这种皇权思想的发展，必然加剧领导层中新权贵的争权夺利，终 于酿成自相残杀的韦昌辉与杨秀清内讧，使得太平天国运动人心涣散，脱离 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拜上帝会这时完全成了皇权的维持会。洪秀全一直沉溺 于宗教迷信之中，愈到后期愈加严重，终于使他不能自拔。当太平天国政治 军事形势逆转之后，他不认真总结经验，不听忠告，一味依靠上帝保佑，宣 称：朕是奉上帝的圣旨、天兄耶稣的圣旨下凡，来做天下万国唯一的真正的 君主的，有什么可怕的？我的江山如铁桶一般坚固，你不扶持，有人扶持， 你说没有兵，我的天兵多于水。曾参加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指出，洪秀全 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 “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凡此种种，既说 明宗教与皇权的密切联系，又说明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影响。 被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进行反抗斗争和发动人民起义，在中外历史上都是 相当普遍的事实。但是，在所有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人民起义和群众斗争中， 宗教只不过是一件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外衣和号召群众的旗帜。这些大规模的 群众运动之所以发生，决定性的原因并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矛盾。 只有当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从而在群众中萌动着改变统治秩
序的强烈情绪和要求时，宗教才能成为号召天下、揭竿而起的旗帜。所以， 运动本身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是一回事，而被用来作为运动的 外衣和旗帜的宗教形式的作用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且，当时 的运动之所以打着宗教的旗帜，是因为它本身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旗帜。这是 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宗教的光荣。历史证明，足够强大的阶级是无须利用宗 教外衣的，它完全可以撇开宗教而直接诉诸政治和法律的武器。同时，我们 也看到，作为这些运动的组织发动者的领袖人物，往往以神的化身或上帝使 命的执行者的身分出现，因而预先就默默地进入了新统治者的角色。而运动 的最终失败，虽然不能归结为宗教消极作用的结果，但显然与这种消极作用 有关。 。人类文化发展和积累的载体 宗教本身既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人类文化发展和 积累的一种载体。虽然文化起源于人类劳动，但是，宗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和广大的地域范围内，曾经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各 民族的历史发展，使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或 者说，宗教精神曾经浸染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社会实 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的印记，客观上 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和珍藏历史文化的宝库。由于宗教与人类的文明史 相伴随，因此，要了解文明史或文化史，就必须了解宗教史。宗教史从某种 意义上说，成了展示人类文化的历史长廊。 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是最活跃的意识形态，它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影 响，将原始道德、原始艺术以及政治、法律、哲学和科学的胚胎包容在自身 之中，成为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成了阶级统治的重要 工具，特别是在漫长的欧洲封建社会中，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 位，许多宗教在许多国家中登上了国教的宝座，神权和政权合为一体的现象 非常普遍。这种情况必然使宗教精神渗透到各种文化现象中，它不仅规定着 各种规范文化，如制度、政治、法律、教育、道德、习俗等等的形式，而且 还成为各种观念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等等的核心内容。下面，我们仅就 观念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这个狭小的领域，谈谈宗教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 影响。 （1）宗教与哲学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而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大的 影响。首先，宗教孕育着哲学的胚胎。哲学产生于宗教，是从宗教中分化出 来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原始社会，人类从无宗教到产生宗教，这是 一个进步，是人类思维能力向前迈进的一个关键性的台阶，是人类从与自然 界浑然一体状态下分离出来的标志。也就是说，宗教的产生表明人类开始把 外部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思考和认识，从总体上形成对世界的一种看 法，即原始人类的世界观。尽管这种世界观是颠倒的，但它却孕育着哲学的 胚胎。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征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基 本上是靠天吃饭。吃饭靠天，要在思想上不靠天是不可能的，这就为宗教的
滋长和蔓延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因此，最早的宗教指导着人类生活的全部。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不断丰富和积累， 哲学的胚胎便从宗教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它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并将其概括抽象为原则性的格言，这就是哲学的雏型。先用诗歌的形式，为 了便于记忆和流传，后来又写成文字、著作。哲学要总结人类的经验，就要 有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因此，哲学的基础是科学，而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可 见，哲学本身就包含着与宗教分离的内在因素。然而，哲学在宗教的母腹中 孕育了一个两三万年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在奴隶社会脱胎而出。古希腊泰 勒关于 “水是万物始基”的学说和中国西周关于金、木、水、火、土为元初 物质的 “五行”学说，可以看作中外哲学产生的标志。哲学的产生，为人类 开辟了一条认识世界的新途径，从而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开端。因此，宗 教不仅是孕育哲学的母体，而且间接地是某些文化现象的策源地。 其次，宗教曾长期规定着哲学的形式和内容。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逐 步摆脱宗教束缚的过程。但是，不管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哲学都 不可能摆脱宗教的束缚，而只能在宗教的领域内活动。在封建社会，哲学只 是宗教的附庸，没有能力从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下解放出来。因此，宗教必 然限制和框定着哲学的形式和内容。例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是哲 学从属于宗教的典型。它的任务是为宗教神学作论证，其内容是逻辑地证明 上帝的存在与完美，讨论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天堂上的玫瑰花是有刺的 还是没有刺的，如此等等。但是，哲学毕竟具有哲学的本性，即使在这种宗 教神学形式下的经院哲学内部，也暗中进行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这就是著名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唯名论主张，个别的可感知的事物是 客观实在的，而一般概念或共相只是个别事物的名称。唯实论则相反，强调 一般概念或共相的实在性，并认为一般概念或共相是先于事物而存在的精神 实体。很显然，这是在神学的形式下讲哲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个漫长 的中世纪，以至于西方资产阶级开始时也不自觉地借用神学的形式，偷运唯 物主义的私货。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才使哲学和宗教的使命对 象得到明确的区别。既然宗教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框定着哲学的形式和内 容，因而它必然成为哲学发展的载体。 第三，哲学与宗教在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中发展。哲学的发展规律，是 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过程。由于宗教反对科学实 践，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歪曲科学实践；宗教宣扬千古不变的教条，而形而上 学则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发展。因此，在历史上，宗教与唯心主义、形而 上学经常结成同盟军，例如，中世纪的神学就是以哲学的形式去完成神学的 任务。这样一来，实质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 史，其具体表现则为哲学摆脱宗教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与宗教在相 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斗争中不断发展。有时候，它们互为形式和内容， 或者以宗教的形式讲哲学的内容，如斯宾诺莎借用 “天”来代讲他的唯物主 义泛神论；或者以哲学的形式讲宗教的内容，如中世纪的神学，用哲学的理 性逻辑的方法为宗教信条作论证。它们在斗争中相互渗透，表现了一个分化 ——统一——分化的过程。哲学从宗教的母体中孕育而产生，标志着哲学与 宗教的第一次分化。由于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是神秘的自然力量，因此由原 始宗教神话中孕育而产生的哲学是自然哲学，表现为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 辩证法。这种朴素的、自发的哲学理论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解释和说明
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必然被一种更高的哲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所代 替。然而这种更高的哲学却采取了宗教的形式。宗教吸取了哲学的理性思辨 和逻辑证明的方法，使宗教神学的体系更加完备，因而再度统一了哲学，使 哲学沦为自己的奴婢。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和科学的发展，哲学 又一次从宗教中分化出来，这表现为17—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和19世 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以往一切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而也揭示了宗教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人们认识和解决宗教 问题指明了方向。因此，哲学史也就是哲学摆脱宗教羁绊的历史，是它们相 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历史。在宗教神学中，不仅含有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的因素，而且，在悠久的年代里，哲学本身被包含在宗教之中。所以，宗教 不仅是孕育哲学胚胎或萌芽的母体，而且也是哲学发展的载体。哲学是人类 文化发展的指导，而要了解哲学，就必须了解宗教。 （2）宗教与艺术 宗教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从艺术史和宗教史看，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 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以至于难以将二者区分。从远古到近代，从东方到西 方，众多的艺术珍品无不浸染着宗教精神，宗教生活成了艺术表现的重要内 容；从原始宗教到现代宗教、从民族宗教到世界宗教，在其种种礼仪过程、 崇拜场所、神话传说和宗教宣传中，无不需要各种艺术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 例如，宗教教义需要宣传，作为宣传工具，艺术具有形象、生动、具体、注 重感情等特征和功能，把宗教幻想的东西，以直观可感的形式直接呈现在人 们面前，能一下子打动人的心灵。宗教感情需要宣泄，而宣泄感情正是艺术 的功能，尤其表情艺术——音乐和舞蹈更是如此，至于教堂寺院需要建筑艺 术，塑造神像需要绘画和雕塑艺术，那更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宗教的许多 活动离不开艺术，因而艺术的各种形式不但一直在宗教活动中被广泛利用， 甚至许多艺术形式本身就是在宗教活动中发展成熟的。 由于宗教需要艺术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或表达手段，因此宗教的发展在 客观上必然促成艺术的发展，并且成为艺术发展的载体。中国佛教的发展对 于建筑、石刻、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发展，印度和东南亚佛教的发展对 于该地区造型艺术的发展，基督教对于西方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发展，都 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各种宗教的传播和扩张，也必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 艺术的交流，从而促进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例如，唐初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 历尽千辛万苦，途经西域不毛之地，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到达当时印度的佛 教中心那烂陀寺。他刻苦学习佛教文化，周游印度东、西、南、北部数十国， 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带回了大量佛教经典，有大小乘经律论520夹，657 部，以及佛像、舍利 （佛骨）等佛教文物。他还把《老子》译成梵文，传入 印度。这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 《大唐西域记》12卷，是一 部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专著，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中西交通史、文化关系史以 及西域、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社会等，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再如，鉴 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了一批中国文化科技人才和大量书籍文物，对日本文 化的发展，如建筑、雕塑、文学、书法、印刷术、医药等具有重要影响。 总之，宗教不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各种艺术形式的题材和思
想内容，还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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