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开国谋士群-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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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高祖改变主意。人老珠黄的吕后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却又无计可施。
有人向吕后献计：“留侯足智多谋，又深得皇上信任。如果能让他帮助拿个主意，太子的地位就会安如泰山，皇后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吕后认为言之有理，就去找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商议。吕释之认为计策虽好，但不大好办：留侯清高淡泊，基本上杜门谢客，不与外人交往；大汉建国后，更是称病引退，极少过问政务。吕后哀求老兄看在外甥的份上一定得想想法子，说否则会后患无穷。做舅舅的其实何尝不明白其中道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兼有勋臣、外戚和旧友三重身份的吕释之跟张良搭得上话的时候也很稀罕。他精心设计了一招“霸王请客”，终于创造出一个机会。建成侯半央求半胁迫地说：“阁下身为本朝首席谋士，陛下一向对你言听计从。如今，他打算更换太子，势必引发政局动荡。你怎么能高枕而卧不闻不问呢？”
张良说：“当初皇上屡次处于困难危急的状况之中，狼狈不堪，确实常常采用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情况发生了变化。皇上因为个人喜好而想更换太子，这只是他骨肉间的家事，疏不间亲。我等外人，不便参与意见。”
吕释之坚决要求道：“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为我出个主意。”
留侯本来就曾与建成侯有点交情，对皇后吕雉和太子刘盈也并无反感，内心并不认可高祖关于废立太子的打算。瞧吕释之那副架势，不点拨一下他，看来难以脱身，面子上也不大好看。于是便说：“这种事很难用口舌去争辩，只能另想办法。有四位名宿，年高德劭，素有贤名，称为商山四皓。皇上很尊重他们，想招用而未果。他们知道皇上很傲慢，喜欢侮辱人，就逃避在山里，不愿做大汉的臣子。如果你能够不吝惜金银财宝，让太子写封亲笔信，派遣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办事的人，用谦卑的言辞，舒适的车辆，去诚恳邀请，相信他们是会来的。请来之后，作为贵宾款待，让他们随从太子参加朝会。皇上看到后，必然感到惊异，加以询问。问明白了，他也许就会改变主意。这对于巩固太子的地位，或许会有些帮助。我可以走了吧？”吕释之千恩万谢，自不待言。
好不容易总算不辱使命，吕释之颇有成就感，如释重负。他立刻进宫去见妹子，两人密谈良久。吕后黄不溜秋的苦瓜脸上终于绽开了久违的笑纹。
特使进了一趟山，商山四皓就随之进了京城，住在吕释之家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王阳明评论说：“果于隐者必不出。谓隐而出焉，必其非隐者也。”清人吴汝纶说得更为刻露：“金玉璧帛可招致，则其人可知。”
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这时，刘邦正在生病，打算让太子锻炼一下身手，统率军队前往平叛。商山四皓商量说：“我们到这里来，目的就是要保全太子。果真让太子率军平叛的话，事情就危险了。”于是就向东家吕释之建议说：“太子领军，有了战功，地位也无法再提高；无功而返，就会遭殃。何况从征诸将，都是跟随皇上打天下的元老功臣，一个比一个凶猛强悍。今天让太子驾驭他们，无异于让一只羊去统率一群狼，他们都未必肯尽力，建立战功谈何容易！我们听说‘受宠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常常被父亲抱着’，如今戚夫人日夜专宠，常常抱在皇上怀里的是赵王如意。皇上坦言‘反正不能让不肖之子居于爱子之上’，由此看来，更换太子已经是箭在弦上。你何不赶快让皇后寻找机会向皇上哭诉，就说‘英布是天下闻名的猛将，善于用兵，如今可用的将领们又都是陛下旧日的平辈，要是让太子率领他们，无异于让羊去率领狼，他们是不会为太子卖力的。英布听说以后，就会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向西进军，那麻烦就大了。陛下虽然有病，为天下社稷计，仍以御驾亲征为宜。这样，将领们就不敢不尽力，叛乱也较易得到平息。当然皇上要多吃些苦。但为了江山，为了妻儿，还是应该勉力一行。’”
吕释之连夜去见吕后。吕后就利用机会在高祖面前按照商山四皓的意思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一番。
刘邦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中用，指靠不上！没有法子，老子亲自走一趟吧。”高祖无奈，只得带病统军东征英布。留守的群臣都送行至霸上。留侯当时正在病中，也勉强起来送行，到了曲邮，进见高祖，说：“我本来应该跟从陛下，实在是病体难支。楚人勇猛迅捷，希望陛下不要与他们争锋。”又顺便提议：“可令太子为将军，监护关中兵马，确保后方无忧。”刘邦点头同意。又说：“子房虽然有病，还请你勉力辅助太子。”当时叔孙通是太子太傅，留侯就挂了个太子少傅的名义。这样，不管怎么说，留侯张良与太子刘盈之间，就有了一层私人关系。
第二年，刘邦敉平叛军，凯旋回京。只是龙体宿疾未愈，又添新伤，身子骨和精气神都散了架。高祖心知来日无多，越发想更换太子。张良劝谏了一次，刘邦不听。这是绝无仅有的。留侯从此称病不出，不再过问任何政事。太傅叔孙通屡次三番苦口婆心唇干舌燥引经据典劝说皇上，甚至以死力争。高祖表面上松了口，心里头还是老主意。然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有一天，高祖自我感觉良好，来了兴致，就在宫中设置酒宴。太子在一旁侍奉。商山四皓全体出动，都随侍在太子身边。四个八十开外的老头子，须眉雪白，衣冠壮伟，精神矍铄，道貌岸然，鹄立在一个文弱恭谨的半拉小伙子旁边，确实很打眼，别是一道风景。高祖见了果然很惊诧，问道：“这几位是干嘛的？”四人上前，各自说出自己的名号：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高祖大为惊讶，说：“原来是商山四皓！失敬，失敬！我访求你们好几年了，你们躲避不见。今天怎么倒愿意与我儿子交游呢？”四个人都说：“陛下看不起士大夫，喜欢骂人。我们不愿受你侮辱，所以才隐藏起来。听说太子仁义孝顺，礼贤下士，天下人无不归心，愿意追随太子，为他效死力。于是我们就来了。”刘邦听了，沉默无语。过了好半天，才说：“很好，很好。那就有劳各位始终如一好好调护太子吧。”
商山四皓向皇帝敬酒完毕后，跟随太子起身辞去。威加海内为所欲为的刘亭长思前想后，一时间万念俱灰。他召来戚夫人，指着四个老头子的背影，说：“我本来想更换太子。可这小子有了商山四皓的辅佐，羽翼已成，很难变动了。算了吧！吕后真成你的主子啦。”戚夫人美梦破灭，悲惧交加，哭得泪人似的。刘邦说：“你给我跳楚舞，我给你唱楚歌。”戚夫人擦了一把泪，翩翩起舞。刘季慷慨悲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思！
一连唱了好几遍。戚夫人泣不成声，高祖起身离去。酒宴就这样散了。刘邦从此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高祖心里明白，元老重臣中，大多同情、拥护太子，几乎没什么重量级的人物支持废立。吕释之、樊哙、周昌、叔孙通……这班文武倒还罢了，而张子房对此事介入之深，看来出乎自己的想象。吕后果然厉害，手眼通天啊！自己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如果一意孤行，恐怕将更为孤立，如意不仅无法顺利继承大位，甚至可能遭遇不测。唉，别折腾了，大家各守本分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季英雄一世，终于逃不脱吕雉的掌握，废立太子的计划被迫放弃。这对汉初政权的稳定、巩固和顺利过渡，倒是善莫大焉。
从高祖5年（前202年）大汉建国到惠帝6年（公元前189年）因病逝世，时间长达13年。其间，留侯张良除了与韩信一起系统整理编次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兵书战策外，大抵就做了上述3件事：劝封雍齿，支持迁都，保全太子。他的想法和做法与绝大多数功臣都绝然不同：这位中国历史上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主动选择了功成身退。

七。功成身退

渭水钓利，桐江钓名，名缰利锁，牢笼天地。人世悠悠，红尘滚滚，百年千载，概莫能外。
孔子虽被推尊为圣人，独一无二风光无限地吃了两千多年的冷猪头肉，但那都是身后的事。辛弃疾说得好：“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其实，夫子一生颠沛流离到处碰壁，活得根本谈不上潇洒，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落魄狼狈，经常要依靠子贡等门下高足的接济关照，才能免于饥寒。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五律部分首选篇目就是《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作者李隆基。手创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大唐玄宗皇帝劈头写道：“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尊重同情之余，似乎也不无揶揄之意。
义利之辨，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展现。孔夫子本人，好像也对此充满迷茫困惑，左支右绌，莫衷一是。
他一方面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分明轻利重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将心比心，反对见利忘义，尤其反对无原则的损人利己行为。
另一方面却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对富贵的歆慕艳羡和求之不得的情态溢于言表呼之欲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公然将符合道义的贫穷和违背道义的富贵等量齐观，都认作可耻之事。“惠则足以使人。”更明明是说惟有实际的利益和好处，才是驱动人做事的动力。
孔老二毕竟是孔老二，既辩证，又有原则。经过几番颠簸历练后，他确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定“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打消了指点江山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不再谋虚逐妄，退而求其次，专心讲学课徒，终于成为千古一人的“万世师表”，在另一个向度上取得了成功。
对待名利的态度，孔圣人尚且如此二三其辞把持不定，何况芸芸众生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稍后的桑弘羊在《盐铁论。毁学篇》中进一步引申发挥道：“赵女不择丑好，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
大家知道，《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世家”这种体例是太史公的独创。他将万世师表的布衣孔丘和首举义旗的佃农陈涉列入“世家”，尤见眼力和勇气，备受后世称誉（当然也受到少数迂腐不堪的正统论者的攻击诋毁）。
大汉开国功臣中，司马迁仅仅依次为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这5个人修撰了“世家”，其他人都无此荣幸。按功臣排名，萧何第1，曹参第2，他们又是名垂千古的一代贤相，列为“世家”并排在首、次，无可争议。陈平虽然在功臣榜中只居第47，但他六出奇计，智术超群；特别是后来又与排名第4的周勃一起诛灭诸吕，安定刘氏江山，再建殊勋，又都出任过丞相，也算是锱铢悉称（周勃之子周亚夫是景帝时期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汉军主将，立下不世之功，《绛侯周勃世家》其实是周氏父子二人的合传）。
张良在143位功臣中仅排第62名，开国后更是急流勇退不理政务，位置却如此显要，这是为什么？汉高祖倾心推重一往情深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主要应该还是太史公本人对留侯其人格外敬仰。这大体包括才能智慧和人格风度这两个层面。
作为深明韬略、文武兼备的兴汉三杰之首，烽火岁月，无论情势如何，张良从未在汉营直接带过兵。和平年代，除了因为种种机缘曾挂名过太子少傅外，未曾出任过任何实际政府职务。立国10余年间所干的3件事：劝封雍齿，支持迁都，保全太子，无一出自主动。这是绝无仅有、很不寻常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仔细分析，在张良而言，这有身、心两方面的原因。
留侯多病，当是事实，毋庸多说。至于心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张良与刘邦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这是没有问题的。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用，张良对刘邦，大约也有一种深切的感戴之心吧。但真正的智者，通常总是比别人思考得多一些，远一些，早一些，深一些。
早在遭逢刘邦之初，张良就为自己设计好了退路。他先是打出“为韩报仇”的旗号，在秦朝灭亡甚至是韩成被害后，还经常重申此事，明显是别有用心。其次，他一再强调自己多病，开国以后，更是以此为借口，长期闭门不出，甚至一度依照道家的养生方法，练习气功，不食五谷。他说：“我家世代相韩，关系异常深切。韩国被秦国灭亡以后，我不惜万贯家财，为韩国向强秦报仇，博浪一椎，震惊天下。如今凭着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老师，位居列侯，食邑万户，作为一个平民而言，这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俗务，去和仙人赤松子交游。”
高祖去世后，惠帝刘盈顺利继承大位。吕后不忘旧事，感激留侯，劝说道：“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张良不得已，勉强接受了她的意见，重新开始吃饭。这实在很有意思。张良也许认为在惠帝和吕后治下，自己的安全系数反倒比刘邦在位时要高得多，已经没有必要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了吧。
赤松子和黄石公一样，大约都是张良为了保全自己而制造出来的烟幕弹。据说遭遇圯上老人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经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张良把它取回，当作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奠。留侯病逝后，遗言嘱咐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起。后人每年夏、秋两季扫墓时，都要祭奠黄石。在迷信盛行的当时，这样做的效果不难想象。不过，这应该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啦。
宋代史学大师司马光倒是看得很清楚。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寄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矛盾是永远存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就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主要矛盾对象而言，开始是秦朝，然后是项羽；秦、项相继灭亡，汉王朝建立后，就依次演变为异性王、功臣乃至于吕后及诸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冰冰的客观现实。张良冷眼旁观，看透了这一切。他清醒地意识到功高震主的危险性，深知皇帝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除他的疑虑，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留侯清高淡泊，看轻名利，既不愿同流合污，更不肯助纣为虐。于是便由大显身手转而置身事外。在汉初的不断清洗中，自我保全之余，他的手上没有血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封建帝制家天下的非人道本质，决定了它的自私性和残酷性。就功臣而论，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一旦成为障碍和对立面，甚至哪怕只是心魔自生莫须有，立马就翻脸不认人，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刘邦临死前，甚至连樊哙都要杀！如果不是日薄西山英雄迟暮，废立太子之事，高祖恐怕不会那么善罢甘休，他与张良之间的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好在死神比圣意更其彪悍。
张良散尽家财为故国复仇；拿自己的赏赐转赠项伯为刘邦谋得汉中；群臣争功，气氛紧张，高明如萧、曹，亦未能免俗，嫌后不怕先，嫌少不怕多，都卷入进去推波助澜，惟独张良推辞掉“自择齐地三万户”的优厚赏格，劝封雍齿，平息事端。加以比照，高下立见。
纳兰容若词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梁某认为，张良选择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县作为封邑，也是不无深意的。初见时的美好记忆，可以化解许多或有的误会和戾气，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这样描述过他心目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在毛面前，象一个侍候一位杰出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我则感觉，刘邦对待张良，犹如一个财大气粗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在一个神清气爽温润如玉的世家子弟面前一样，得意洋洋之余，未免自惭形秽。诚如林伯桐所言：“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酂侯，英雄如淮阴，皆不免于猜忌。他如黥布之勇，郦食其之辩，其始皆不免于狎侮。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禄爵之外者矣。考其生平，居得为之地，而无田宅之好，无声色之嗜；至其经营天下，则如行所无事者，谁能及之哉？太史公称曰；‘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斯观其深矣，安得不令汉高心折也乎！”
143个受封者及其继任人从高祖时受封起，中经惠帝7年，吕后8年，文帝23年，景帝16年，一直到武帝元封6年，历时102年。他们的封邑封号，从高祖时代起即开始被取消，到武帝末年，最后幸存者仅5个。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然。
留侯一脉的传承就更为短暂。张良去世后，他的儿子张不疑袭封为留侯。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不疑因犯“不敬”之罪，被削去爵位，废除封国。唐人刘长卿诗云：“汉文有道恩有薄”，由此可以得一旁证。
张良的所作所为，当然是有其指导思想的。他对黄老之术的研究运用，可谓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

八。黄老学说与汉初政治

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后，社会面貌和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急需休养生息。汉初约70年间，儒、法显学失势，一向备受冷落的道家忽然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主要流派——黄老学说，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盛世——“文景之治”时期的国家哲学。老子清静无为思想得到提倡，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的主流，并对现实政治和经济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说逐渐式微。但道家思想依然薪尽火传，流布不息，当然其间也发生了不小乃至质的变异。
著名学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念，对当时“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大流行学派的“要旨”逐一作了评述。他全面比较分析了六家学说的优劣短长，都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则极其鲜明。
六家之中，司马谈重点比照了儒、道两家。在他看来，儒家的长处只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而已，但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且儒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结果必然是“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佯褒实贬的意味是明显而浓厚的。
六家之中，司马谈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融汇了诸家之长而无其短。至于效果，“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恰成对照。
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道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庄道家，而是指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道家与名家、法家等融合后形成的新流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国“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著名法家申不害之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则“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以史学宗师的卓绝眼力，一针见血地看出了道、法两家迥然不同的外貌下内在本质的一致性。王国维刻意讥评太史公不该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实属智者千虑一失的皮相之见，并无道理。
当代学者金春峰进而指出，黄老刑名（法）是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正如帛书（《黄帝四经》）所表明的，本身就是一种法家思想。它对政治、人生、社会、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情谊；不祈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法令、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或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因此，“汉承秦制”，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施政大纲，也包括秦代奉行的法家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比较偏至，但透过表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值得重视。
其实鲁迅早就说过：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黄老一派学者拉大旗作虎皮，抬出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以抬高本派地位，故称“黄老学派”。其主流思想，则被称为“黄老学说”。
黄帝又称轩辕氏，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帝王。他原是古代部落首领，与同母异父兄弟炎帝不睦，长期争战不息。其中以与炎帝后裔蚩尤在涿鹿一战，尤为惨烈。蚩尤请风伯、雨师相助，黄帝有应龙、天女魃等帮手，战况几度反复。其间蚩尤作大雾，黄帝靠玄女教导战法，又令风后作指南车辨别方向，终于战胜蚩尤，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黄帝被华夏各族首领一致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
据说，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举凡文字、音律、医学、算术、冕旒、衣裳、釜甑、舟车等，都为他和臣下所创制。黄帝还钻燧取火，教民熟食；又蒸谷为饭，穿阱猎禽。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蚕丝，诸臣也多有创造发明。后世尊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这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符号化、象征化了的传说中的史前英雄人物。《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将他作为垂拱而治的榜样。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和孔子同时而稍早，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又称老聃。与博尔赫斯类似，老子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国家图书馆馆长）。孔子西游至周都洛阳，曾向他问礼。老子开导孔子说：“一个优秀的商人，深藏财货，而外表看起来仿佛是一无所有；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品质超群，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迟钝愚蠢。你务必去掉骄矜之气和贪欲之心，那些对你没什么好处。我所能告诉你的，仅此而已。”
自己干坐清水衙门的冷板凳，多年没有升迁，仕途渺茫；又看到周室每况愈下，日渐衰落，大环境也不甚美妙，老子心灰意冷，决定抽身退步溜之乎也。出关的时候，恰巧碰到了一向敬仰他的守关头目尹喜。尹喜苦苦请求说：“先生就要归隐了，以后难得一见。你平时不肯动笔，这次无论如何，有劳你勉强为我写一本书吧。”同时吩咐手下好酒好肉侍候。老子实在推辞不过，只得恭敬不如从命，暂作勾留写下一本书来，内容以谈“道”、“德”为主，共约5000言，计八十一章，分为上、下两篇。这就是道家的开山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写好书后立马走人，从此宛如在人间蒸发，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
老子提出“道”的观念，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否定天的最高权威。主张“不行而知”，反对追求知识。对儒、墨两派的道德观不以为然，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追求道德。强调“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吾有三宝，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提倡柔软虚静，减少私欲，慈悲节俭，知足不争。老子心目中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一书包含朴素的辩证法因素，提出“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对立面互相转化。《老子》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重要的具有原创性的几本经典著作之一，对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都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黄老学说为何独领风骚于汉初？张荫麟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痛快淋漓的论述：
汉初在武帝前的六七十年是道家思想的全盛时期，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受它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道家会在这时有这么大的势力呢？道家学说的开始广布是在战国末年。接着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一个时期的历史恰好是道家学说最好的注脚，好像是特为马上证实道家的教训而设的。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秦朝就是法令滋章而结果盗贼多有。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朝就是以死惧民而弄到民不畏死。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