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小说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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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我们诗人想什么就说什么，用的也是唯一能用的方式。举个例子，如果我说她的心黑如蜘蛛，那么事实就是这样。黑，如蜘蛛，她的心。

8

对了，继续往下说之前，我似乎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克莱尔是怎么回事。

尽管我在所谓职业生涯中如雪片般出版书籍，但绿色的票子见的可实在不多，所以我一路上也曾委身于各种其他工作，其中包括家庭教师。钱挣得不算多，每小时十块二十块，帮助归化入籍的新美国人提高书写速度，教习公共学校的“特别”、“天赋异禀”或“非同寻常”的孩子。我有常春藤联合会的毕业证书（我知道，我知道，别说了），还有侥幸在GRE口语上得到的八百分（别太吃惊，我的数学才三百五十分），我向上城的贵族私立学校申请担任课外教师，身为皇后区子弟，我只在电影里见识过这些学校的风采。大多数学校对我的电子邮件置之不理。少数几个回信的对我的电话又置之不理。只有布莱德利学校打电话叫我参加了一场压抑的面试，某位行政人员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学生多么了不起，大多数都去了她坚持称之为“常青儿”的大学，还有他们多么不需要校外辅导，因为教职员“热爱帮助”孩子。我却不热爱，我一边点头赞同一边默默对自己承认。我甚至不喜欢孩子。我只喜欢交房租。

“我们这儿针对个人制定教学计划。自己设计课程表这样的想法难道不让你兴奋吗？”

“兴奋，”我说，“非常兴奋，极其兴奋。”

离开时我基本上断了这个念头。几个月后我接到一个自称彼得·纳什的人打来的电话，这时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

“请问是哈利·布洛赫吗？”

“对，我是。有何贵——”

“好，我女儿的考试成绩不如预期。”

“唔。”我花了一分钟才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认识莎莉·舍尔曼吗？”

“呃……”这个名字不知怎的冒了出来，“布莱德利学校的那位女士？”

“对。你本周有时间吗？”

“让我看一眼时间表。”我说。我在厨房里正准备吃午饭。我看着碗里的番茄汤。寒冬腊月。我的日程表接下来三十年都有空。“我看看啊，星期四五点钟怎么样？”

“你怎么收费？”

我一阵眩晕。我每小时从没挣过二十块以上。我吞下一大口空气。“五十？”我嗓音嘶哑，“通常收费五十，但如果……”还好他在我出卖自己之前打断了我的话头。

“好，只要这不是非常规收费就行，哈！这样吧，我让克莱尔打电话给你商量时间安排。我处理大事，她处理小事。哈！”

“别担心，我会评估她的长处和短板，制定令人兴奋的核心课程……”我胡言乱语片刻，才意识到他已经挂断了。

几小时后，我收到克莱尔的留言。她要不是先自报家门，我多半会误以为对我说话的是她的母亲。她说话时泰然自若，完全没有青少年的犹豫。她确认了我随便报的时间，说出她在上东区的地址。我发现她没有留下公寓号码，不过我觉得到现场看看信箱应该就能知道。五十块！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我不敢打电话回去，害怕毁了这个天赐良机。

星期四，我出现在那个地方，寒风冷得似乎刺穿了我的内衣。我明白了她没有告诉我按哪个门铃的原因：这个地址只有一户人家。从上到下五层楼都属于他们。我来得太早，顶着他们家的灯光瑟瑟发抖，前后踱步，区区五十块收费的荒唐感让我脸红。尽管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某些人比我有钱得多的事实还是让我惊愕感叹。

我揿下门铃，在寒风中又等了几分钟，克莱尔身穿系带比基尼来开门。她的头发非常直，颜色非常黄，眼睛非常蓝，小小的鼻子在雀斑双颊之间只是微微隆起，还有一张小小的滚圆嘴巴。比基尼包着的身体（说是包着比基尼的身体更准确，因为比基尼的三小片三角形只遮住了最有必要遮住的地方）嘛，呃，属于十四岁的少女：没有脂肪，没有皱纹，没有任何化妆品。她就像还没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洋娃娃。她是全新品。

“嗨，请进。抱歉，我在晒太阳灯。”顺便说一句，她完全没有晒出颜色。实话实说，她的肤色白得让静脉透出了蓝色。我之所以看得清静脉，是因为她真的很瘦，我一只手就能握住她的大腿。她领着我离开刺骨的寒风，走进她温暖舒适的家里。“我心情不好。”

“很抱歉。为什么？”我边问边挣扎着脱下围巾、帽子和大衣。

“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哦。”

“太阳灯应该能改善心情。总之他们是这么说的。”

“哦。”我们站在大理石门厅里，大楼梯通向二楼，链条花纹仿佛银盘上的开胃小吃。我的手套掉了，我弯腰去捡，看见地上有四根橡皮筋，说不定是从几捆钞票上掉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捡起橡皮筋。

“给你，”我很可笑地说，“橡皮筋掉了。”我递给她，她勉强收下。

“谢谢，”她朝左手边的双开门打个手势，“那是书房。我换身衣服，马上就来。要杯卡布奇诺什么的吗？”

“不用，谢谢。”我说，尽管我非常需要。

书房，如你所料，就像邦德电影里的绅士俱乐部：高耸的书架上摆满皮面精装书，巨大的火炉呼呼燃烧，带装饰扣的翼状靠背椅，斯诺克球台。一段长得夸张的等待之后，克莱尔走进房间。她换上了羊毛格子呢短裙、白色长筒袜、黑色漆皮鞋、高领白衬衫和红色毛衣。她的头发挽成马尾辫，戴着眼镜，手捧一摞书本和一把尖得危险的铅笔。换言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学生装。她走到我旁边，在书桌前坐下，脊背挺直，两膝并拢，打开课本，取出一张白纸，拿起铅笔，全神贯注地盯着我。

绝望。她要交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包括引用必须凑满十页，得用三个例子证明结论，截止期是明天，但她一个字还没写。什么都没有。没有草稿。没有笔记。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让我看看。”我垂死挣扎道。我汗流浃背，好像快要交不上论文的是我，而她坐在那里，完全无动于衷，彬彬有礼地听我说话，用铅笔的粉色橡皮轻叩牙齿，眨着美丽的蓝眼睛。“你知道怎么写大纲吗？”我问。

“似乎有印象。”她说，“你向我老爸收多少钱？”

“什么？”

“每个小时多少钱？”

“五十？”

她叹口气，翻个白眼，说：“你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对吧？GRE考了八百分？”

“对。”

“你出版过小说？”

“呃……对。”

“有你这样的简历，你知道事务所会收多少钱吗？至少一百五。”

“真的？”

“你至少也该开一百的。”

“对不起。”

“听着，我跟你实话实说，”她说，“大体而言，我读书写文章都没问题。但我要上学，要打曲棍球、跳芭蕾、搞年鉴和各种不做就进不了像样大学的志愿者工作，我认为要我写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实在不切实际，我自己写顶多是马马虎虎过关，而我相信你睡着了都能写一篇非常像样的。”

“呃，不一定非常像样。”

“我们告诉老爸你是每小时一百块，他根本不可能记得，还有你需要每周来两次。谁知道呢，要是顺利，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但我好像不该这么做吧，这是作弊。”

“同意。从原则上说是作弊，但请让我们从现实角度研究一下情况。论文明天要交。我已经读过这本书——至少读了一部分。我对它有感觉有看法。非要我写也写得出。可是，每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又不能雇你替我打曲棍球，对吧？”

“哈。不，应该不行。”她的话有道理。

“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已经找到办法在网上买论文了，而且价钱比你开的还要低，但我更愿意面对面做生意。另外，你看起来……呃，有点惨。”

“有那么惨？”

“不，只是普通的惨。还算可爱。你听了别生气。”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到得太早，在外面冻得发抖，但还是等到五点整才按铃。”

“你看见我了？”

“从日光浴室看见的。你不停抬头张望，表情像是迷路的小狗。好像是被遗弃的小狗。”

“哦，”我说，“我明白了。”

我还能怎么说？我答应了，虽说不是立刻答应的。她花言巧语哄骗我，请我喝双份卡布奇诺，终于说服了我，我花了半个晚上写论文，然后去她打曲棍球的球场，在灌木丛背后碰头交货。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在替她写所有的论文了，同时还“辅导”她的几个同学。我们玩得天衣无缝：孩子向父母吹嘘我，父母欢天喜地掏腰包，孩子的成绩越来越好，我的收费也越来越高。

事情并不简单。优秀的作品从来不简单，还有那份质朴，想显得自然而然就需要真正的好手艺。比方说海明威，他用匕首削铅笔，还有穿睡袍的福楼拜，搜肠刮肚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那就是我，苦思冥想《如果我是麦克白（或麦克白夫人），我该怎么做？》。诀窍在于成绩要好得恰如其分，比方说B＋：好得足够让父母开心，但还不至于让教师起疑心，琢磨一个打曲棍球的屎脑壳或者吃信托基金的大麻滑板阿飞怎么会突然独占鳌头。

就这样，在我的伺候之下，查德·希克斯利三世总算明白了副词是什么，但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还是一团糟，都怪他抱着水烟袋吸了太多的大麻；还有达科塔·施坦伯格，他老爸大概是我家那片土地的主人，在结构和例证方面突飞猛进，搞清了“它的”和“它是”之间的区别，但还是喜欢使用俚俗口语，就像他的论文题目《最终论文，有除互联网之外至少三个信息来源》，他在论文里评论书籍“超级牛”（《华氏四五一度》）、“有点随意”（《一九八四》）和“尖酸”（《美丽新世界》）。克莱尔打理一切，只收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很快“家教”成了我的收入大头。当然了，要是按单词计算稿费，这些是我这辈子最挣钱的作品。

我做家庭教师的时间里其实无事可做，克莱尔和我成了好伙伴，随随便便靠着聊“随便”。她听我说完我写过哪些书，得知我的稿酬是多么可怜，她气坏了。那会儿我刚好要续签两本佐格系列和三本莫尔德凯，日后的西碧莱恩系列的第一本也蓄势待发。

“合同签了吗？”克莱尔问，躺在靠背椅里，两条腿放在扶手上，就着弯曲麦管喝健怡可乐。

“呃，还没有正式签字。合同在邮箱里。”

“让我替你过目一下如何？”

“我说不准，克莱尔。我是说，这些是成人读物出版社，不是出少儿读物的。再说我已经同意了，反悔好像不太好。你说呢？”

她仁慈地笑笑，像是我又回到了她家门口，惨兮兮地打着寒战。“这些交给我来担心吧。你去写我对《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个人感想。走的时候留下夹克衫，我让管家修理拉链。”

就这样，到了最后，我的所谓人生的每一幕都有克莱尔联合出演。她一次又一次冒出来，显得她有多么必不可少。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她不像我那样在乎她的同辈人。她母亲不知去向。她父亲是个混球。估计我填补了什么空缺。至于她在我的世界里填补的空缺……唉，这个伤口我就不往深里戳了。但我必须承认，她的高中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年，我已经开始惊慌，等她不可避免地离开，以后我该怎么办？

9

回来继续说拍照那天，我把监狱来信留到最后。说到底，我不当“荡妇密语”汤姆·史丹克斯已经好多年，还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收到“蒙冤入狱”的囚犯来信也不算什么稀罕事。色情物品就像脚癣，在见不到女人的男性聚居场所（监狱、军营、漫画书店、麻省理工昏暗的数学研究室）特别兴旺，囚犯有的是时间，不但可以阅读杂志，而且能够有所回应，甚至称得上沉迷，基本上只有孤独者、疯子和白痴才会这么做。这封信晚了好几年不算稀奇。监狱里什么都不过时，色情杂志属于要储藏、流传和交易的财富。最后一点，我不着急看囚犯来信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毫无意义。其他写信的人，色情科幻或都市暴力的读者，要是你用签名照片或者随便什么鼓励一下，至少还会再去买几本书。说到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的读者，这套书不但是我最挣钱的项目，有些热爱吸血鬼的妹子还相当可爱呢。

克莱尔和我有一个痛点，我打开最后一封吸血鬼书迷来信，用我的中指（恶魔手指）划破封蜡，我看见她多疑地皱起眉头。当然不是因为嫉妒。她的担忧完全来自商业：“要是有哪个生气的小妞在网站上揭穿西碧莱恩其实是条古怪的中年色狼，那可就全完了。”

她当然很正确，她说得对，可我还是愿意打开那些女孩在邮件里指引我去的个人空间和脸书页面，看着蕾丝和鲜血的画面，听着叮叮咚咚或哀怨叹息的音乐，感受这种忧郁毁灭的荒谬诗性。我见过红色和紫色的头发，青春后期的穿刺奶头，讥讽愤怒的不悦表情，浣熊般的鬼怪化妆背后是惊恐孩童瞪大的双眼，就仿佛在这个下层世界，你可以既是不敢睡觉的受害者，又是床底下的怪物。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怎么会认定她迷恋鞭打、捆绑、血族和“极限肛交”（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她为什么会允许别人给她扣上钢铁腰带，用假尖牙啃咬她的脖子，看着她真正的鲜血滴进银质圣餐杯？是什么社会、精神、性欲的力量能让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变得如此扭曲？我不知道，但我很想找到答案。

克莱尔禁止我去寻找答案。“别和怪人搅和在一起，”她告诫道，像是已经第三次离婚的女人，“他们到最后总会让你害怕。”这么说似乎挺有道理，但坐在照相馆的灯光下，汗水浸湿了礼服和假发，摄影师正在研究这次要怎么拍我，这个念头显得有点无关紧要：我还能害怕到哪儿去？克莱尔走到相机后和摄影师商量，我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和以前一样，这张脸让我不安。

经过增光、电脑处理、上色和印刷，照片估计还能入眼：一位和蔼但有些严厉的老妇人。但在原始格式之下，被这些灿烂的白炽灯照着，我显得惊恐万状。我们都是父母的基因组合，但此刻的我更像是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是疯狂的克隆实验出了岔子的产物。我母亲生前相当有魅力，哪怕后来上了年纪长了体重，可爱的脸蛋还是始终如故。我有一部分像她，但加上我父亲的大鼻子、尖下巴和难处理的眉毛，这张脸简直是个廉价的恶作剧。也可能——也许更可怕，因为我不太记得我父亲，只在梦中和照片里见过他——我就是我父亲，年龄比他早逝时还要大，在噩梦中戴着我母亲的头发、眼睛、嘴巴和胸部杀了回来。我不像我父母的后代，更像他们的灵媒：鬼魂进进出出我的肉体，两个灵魂彼此交融。有时候，哪怕不穿这身女装，只是走过镜子或橱窗时我也能看见，见到的东西让我难以呼吸：我母亲临终前几个月的面容，病痛让她神情冷峻，癌症吞噬了她的女性特征，她看起来很像我。我是我垂死的母亲。我是我的父亲——假如他活到了年华老去的时候。

“喂，你们在等什么？”我问，逃出镜子里的深渊。

“稍等片刻，”克莱尔说，“你的鼻子上有一块黑影，我们正在想办法处理。”

“祝你们好运。”我说，尽量不去看镜子（已经见到了父母的鬼魂，天知道这次会见到什么）。我掏出最后一封书迷来信，沿着封口撕开。信很短，用蓝墨水写在活页纸上，笔迹属于聪明的四年级学生，松散的文字爬出格线。

“我操！”我叫道，站了起来。

“哈利。”克莱尔斥责道，因为灯光已经全部就位，我乱动很可能让鼻子的问题雪上加霜。

“我操！”我挥舞着那封信，“快来看。”

她接过那张纸，读了起来：

亲爱的汤姆·史丹克斯：

我是《淫欲》的忠实读者，我认为你很会写，杂志也很好。我有一个商业提议给你。有很多人出钱请我把我的故事卖给媒体，但我从没讲过我真正的故事，讲过完整的真相，那些人遇到了什么事情。我说的是“一切”！也许你可以和我合写这本书？肯定会大卖特卖。要是有兴趣讨论就来见我。我有一些条件。

您忠诚的达利安·克雷

“达利安·克雷？”她回想着这个名字，忽然瞪大眼睛，“不是那个砍头怪客吧？”

“就是他。”

摄影师喊道：“好了，我准备好了。”克莱尔没有搭理他。

“我可记得一清二楚。”她说。

“怎么可能？那时候你才五岁。”

“我老爸娶了个模特，虽说婚姻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吧，我记得她吓得屁滚尿流，她拍完夜景后老爸得去接她。”克莱尔低头看着手里的信。“真是难以置信，我碰到了他摸过的东西。你一定要帮他写这本书，”她咧嘴对我笑道，“太带劲了。”

“我还没答应呢。是不是真事都还难说，咱们走着瞧。”

摄影师走过来，点燃香烟，说：“不好意思，克莱尔、洛琳度—高尔德夫人。也许你们不在乎，但这次拍摄已经完蛋了，因为鼻子又回到原点了。”

克莱尔把那封信递给他，说：“给你也看看吧。达利安·克雷。”

“我的天，那个拍照狂魔？”他扫了一眼信件，喷云吐雾，“我记得很清楚新闻说他落网那会儿我在什么地方。我前妻的仓库公寓。当时我正在烧韭葱和马铃薯汤。我有个朋友认识一个见过那些照片的人。呃，总之他这么说来着。”他把那张纸还给克莱尔，“不过这个太病态了，你别接。”

“他当然要接，”克莱尔说，“必须要接。”

“好吧，要是他非接不可，”他问克莱尔，像是我根本不在场，“作者照片能交给我拍吗？”

10

向克莱尔这种出生没多久的、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和我母亲这种宁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朋友介绍一下情况：达利安·克雷，江湖人称“摄影迷”和“拍照杀手”，于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间在纽约市绑架、折磨并残酷杀害了四名女性。这位狂性大发的艺术爱好者强迫女人摆姿势供他拍照，然后杀死她们，肢解尸体，将尸块（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尸块）扔在皇后区和长岛各处的垃圾箱里——只有头部除外。

照片于他被搜捕期间被寄给警方，也许是为了嘲笑，也许是希望能在找到各个女孩的尸块时公之于众。尽管照片没有向大众公布，但媒体用来形容的字句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造型”、“可怕的场景调度”和其他栩栩如生的恐怖术语。我记得那几个月，歇斯底里的情绪在这个城市逐渐累积，每次杀戮都让恐惧和愤慨更进一步。小报的血色头版标题喊得声嘶力竭，电视播放警方的素描，警告女性注意铅笔画像中可能是五十岁以下任何一个白人的罪犯。一个专门热线的设立使得群体惊恐愈演愈烈，因为虚假目击、虚假指控和虚假自首接踵而来。市府会议开得火药味十足，萨菲尔警务专员和朱利亚尼市长焦头烂额。市长安慰大众说只有少数女性——年轻貌美的模特——才真正需要担心，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有委员会义愤填膺地讨论物化女性的问题，我们色情业自然被指为同谋，时尚业和广告业陪绑，因为我们不知怎的让砍杀女人变得“可以接受”。我承认，当时这个念头确实让我惊恐。我总能看见一摞染血的《淫欲》杂志，封面标着我的名字。不过正如珍妮在我无法入睡时安慰我说的，我们的一般读者群其实只是半夜上厕所的孤单保安，还有车里蹲守的警察，边吃甜甜圈边等凶手露面。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却有了疑虑。

第五个女人诺琳·维拉诺波利斯打电话报警，声称有个可疑的男人企图哄骗她当他的模特，克雷终于落网。审判时他不承认有罪。他坚称所有遇害的女性全是自愿接受他雇用的模特，离开他的地下工作室时都心情愉悦、毫发无损。陪审团听得很恶心，受害者的亲属更是拒绝承认。在他家地下室发现的DNA证据（毛发或血迹）将他和受害者联系在了一起，证人指证他（或一名符合其相貌特征的男子）出现在两次绑架地点附近。克雷锒铛入狱，不允许保释，经过漫长而熬人的庭审后，所有指控均落实有罪，他被判处死刑。他最近这十年一直在死囚牢房，消耗剩下的上诉机会，孤零零地坐在牢房里——按照这封信说的，他花了很多“自由”时间阅读我用化名写的色情作品。

克雷始终没有坦白。那些头颅仍告失踪。

11

从照相馆一回来，克莱尔就开始搜索资料，再来找我时变得更加热忱。这事情显然有利可图。

“假如他向你独家坦白，我们就能拿到六位数。”克莱尔说，“这还只是预付款。会出平装本，这种书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卖平装本。小报会登你的书摘。谁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别用那个词。”

“什么词？”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兴奋，扭来扭去，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看不见平时的泰然自若，总算露出了孩子气。她涨红了脸，瞪着眼睛，瞳孔放大，说是性欲勃发都可以。我尽量假装没看见。“还有电影拍摄权。DVD。有线电视。普通电视。”她像唱歌似的吐出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点尊重，就仿佛我或许能引来财富和文化货币，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给我笼罩上了不一样的光环：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权力能受我吸引，那么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虽说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拥有一定趣味。

“你这么起劲到底是为什么？”我问。

“少来了。”她说，“家教季节即将结束，让我和你一起弄这个吧。”

“咱们走着瞧。”我尽量维护自己，“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观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话。”

“酷！”她说，“我来算几个数字。”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区别呢？她反正从来不听我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和监狱管理局走完一整套无聊的手续，留我的指纹，核实我的背景情况。我收到一份指南，列举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事情不能做。最吓人的是“别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万一发生骚乱什么的，警卫会尽量不朝穿灯芯绒的开枪。

我还会见了克雷的辩护律师卡罗尔·弗洛斯基。她的办公室在公园街，离法院不远，所在的大楼要我说已经老朽但很有律师味道：电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华丽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双色的八角形瓷砖，换上的一律是浅绿色的方块浴室瓷砖。她的办公室里，书本和文件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锅叮叮咚咚接着漏水，但这个房间很宽敞，摆满大件家具，全都是皮革和实木制品，隔着广场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楼。开门的姑娘同样美得惊人。

她满头黑发，身材娇小而匀称，打扮时髦，戴着眼镜和发卡，穿黑色羊毛正装。她介绍自己是法务助理特蕾莎·特雷奥，然后领我去见卡罗尔·弗洛斯基。卡罗尔外表邋遢，金发，五十多岁，穿羊毛衫，眼镜塞在头发里。她从办公桌前起身，抽着烟，挥手叫我过去。我伸手想和她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我开口道。

“他妈的滚！”她叫道。

“什么？”我愣住了，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手还软绵绵地举在半空中。

“对，对。”她说，对我摇摇头。我意识到她的交谈对象不是我，只是用眼睛看着我，嘴巴对着蓝牙听筒在说话。她不耐烦地朝堆满文件的椅子打个手势。我搬开那些文件坐下，把文件放在大腿上，假装被房间里唯一的艺术品吸引住了，那是一张老套的黑白照片，拍的是雪地里掉光了叶子的树木。桌上有个比餐盘还大的烟灰缸，里面塞满烟头，房间一股陈腐的烟臭味，仿佛这儿是彻夜熏制火腿的作坊。

“完全是狗屁！”她对着我的脸吼道。

我微笑点头。

“太对了，你个傻蛋！”

感觉有点奇怪，我傻乎乎地坐在这儿，她直勾勾地瞪着我大喊大叫：“对！不对！放屁！操！”于是我转向窗户，望着法院门前的台阶。那天风很大，加深了我和世界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我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人们艰难爬坡，身体拉直、摇摆，头发和裤子在风里飘动。礼服和长裙发狂般地勾勒出女主人的曲线。一顶帽子滚下来。一个塑料购物袋盘旋飞腾。

“好吧，我跟你实话实说，”弗洛斯基说，“我觉得这事情臭烘烘的。”

我不确定她在对谁说话，于是好奇地指了指自己。

“对，就是你，”她用长指甲指着我说，“恶臭。”

“啊，”我尽量不予置评，“我明白了。”

“但达利安想这么做，那就只好是你了。”她挥挥香烟，烟气在空中画出一朵小菊花，她坐下去，若有所思地狠狠吸了一口，“咱们先把话说清楚。我对他要和你讨论的事情一概不知情，往后也不会知道。谈话内容仅限于你们之间。”

“好。”

“可是——”她站起来，我吓得一抖，“有几点我们必须先谈一谈。第一！”她竖起大拇指，“他建议和你五五分成，我想你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百分之五十已经非常慷慨了。克莱尔要我叫价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就可以成交。按照她的解释，另一方面，克雷的份额将用来结清债务，包括高额的律师费账单，然后悉数转为受害者赔偿金，因为他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我说：“非常感谢。”

“别谢我，”弗洛斯基答道，“又不是我的钱。”现在还不是，我心想。她竖起两根手指。

“那么就有第二条了。他告诉你的哪怕一个单词，你得知的所有事情，他妈的林林总总都不允许出版、转告、在访谈中讲述、泄露或以任何方式对外散播，直到克雷先生自然或非自然死亡为止。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能得逞，你将有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一个子儿。”她微笑道，“当然，我也一样。”

我尽量报以微笑，但她忽然变得面无表情。“哈啰！”她说，“哈啰？”她敲敲话筒，“杰克，王八蛋，你他妈要搞什么名堂？”

我挥挥手，点点头，后退离开。特蕾莎·特雷奥正在噼里啪啦敲键盘，塞着耳塞，没有和我交谈也没有抬起头，于是我自己出去，回家向克莱尔报告。

“该死！”听我说完我的遭遇，她说，“就知道肯定有名堂。”她很喜欢五五分成那部分，说它“美得很”。可是，如果克雷的死刑判决被推翻，或者得到减刑，或者无限期推迟，那么我就什么都拿不到。然而，克莱尔去咨询的律师帮她冷静下来。他们说克雷已经死定了。他的案子已经走完了全部过程，处决日期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