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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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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想。尽管构想有充足的根据，但他深知对一个已经确定并正在付诸实施的战略决策，是不宜轻易提出不同建议的，尤其是在当时正十分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情况下。因此在濮阳休整期间，他先向刚从中央回来的陈毅作了汇报。征得陈毅同意后，他又在四月十六日致电刘邓，报告了自己的构想。两天后，四月十八日，他才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这份电报长达三千字。在电报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取得的极大胜利，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华野三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南下，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仗。他认为，组成“三线武装（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粟裕是谨慎的，深知自己这个建议的分量。因此，在电报结束时写道：“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刚到城南庄只有一个星期的毛泽东，看到了粟裕的电报，也看到了刘邓在同一天发来的电报。刘邓的电报表示，在粟部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和渡江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自以“迟出几个月为好”。这样，粟部可以“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看到这两份电报后，毛泽东立刻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作研究。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起，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中，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根据城南庄决策，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五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印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徐汴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⑿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的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进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这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城南庄决策，为中原会战擂响了战鼓！
五月三十日，粟裕率领一、四、六纵及两广纵队（相等于一个师）、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同中原野战军（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第十一纵队会合。六月三日，第三、第八纵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从漯河地区东越黄泛区，前来会合。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一举攻克中原名城、河南省会开封，歼灭守军约四万人。接着，又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乘胜发起睢杞战役，在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下，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区寿年兵团主力和黄百韬兵团一部五万四千多人，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开封、睢杞这两个战役，通常合称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多人，是继东北冬季攻势以后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战役。
豫东战役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歼灭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战场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老解放区和中原新解放区的支援，已经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解决中原问题。七月十一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贺电，指出：这个战役的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地告诉中原局和粟陈唐：“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并且斩钉截铁地写道：“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⒀
在豫东战役前后，其他几个重要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通盘筹划下展开的强大攻势作战，也相继取得重大胜利。
在华东战场，为了配合豫东作战，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山东兵团在济南和徐州之间进行了历时五十天的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全歼整编第十二军等部六万多人，完全孤立了由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据守的山东省会济南。韦国清、陈丕显、吉洛（姬鹏飞）指挥苏北兵团在苏北北部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队一万多人，完全打通了苏北同山东的联系。
在晋中战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了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歼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约十万人，完全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城。
在中原战场，中原野战军在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人，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夏季作战的巨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国的战局。这五个作战方向上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合称为“五路大捷”。新华社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的《祝五路大捷》的社论指出：“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黄河以南，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规模，其余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⒁
①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29页。
②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9年6月版，第82、84、88、89、91页。
④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948年4月10日。
⑤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77、678、679页。
⑧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
⑩ 中央军委致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电，1948年2月1日。
⑾《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37—541页。
⑿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华东局电，1948年5月5日。
⒀中共中央致中原局，并告粟陈唐电，1948年7月13日。
⒁《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7、218页。
第36节决战前夕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旅程。如果说一年前还处在“爬山坡”的时刻，那么，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进入金秋一样，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远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锐地察觉到历史已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
在军事上，他思考着要打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根据这个目标作出全盘的部署。
作为这场决战的序幕，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准备发动济南战役。在五路大捷后，济南事实上已成为国民党军队坐困的孤城，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基地徐州也变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线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得知解放军已攻克兖州的消息，当天就向他们提出新的作战任务：许谭兵团在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许谭兵团：“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②同一天，还要求粟陈（士榘）部准备阻止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北援济南。为了保证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胜利，毛泽东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作有力配合”。接着，又要求粟兵团以歼灭国民党第五、第十八军等部，开辟渡江南进的道路为目标。毛泽东想起，蒋介石在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当南京政府的“总统”前几天，还在说“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便在新华社社论中加写道：“三个月已经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③这不仅是对蒋介石的辛辣嘲讽，而且也透露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原战场打一场大规模歼灭战所下的决心。
对华北战场，毛泽东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攻取太原。
对东北战场，毛泽东批准东北野战军主力由长春地区南下，到北宁线作战。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④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⑤，以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并且指示华北的杨成武、杨得志两兵团准备发起察绥战役，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南下北宁线作战。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全盘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电告诉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⑥
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毛泽东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
当林彪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后，毛泽东在二十日复电林彪：
“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⑧
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紧紧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⑨
在大决战的准备工作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兵员补充和火力加强（特别是炮兵火力的加强）。毛泽东在经过审慎考虑后，分别作出了重要决策。
对前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引起全党注意。”他说：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已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的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这样大量地吸收俘虏兵，让他们在经过诉苦运动后立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来，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对后一个问题，为了解炮兵的作战和建设情况，八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召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听取他们的汇报。毛泽东听后举起拳头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来，在战略决战中，特别是攻坚战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泽东想得更远。他已经在着手筹划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一个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五月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
毛泽东收到以上各电后，在八月一日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说：对诸先生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且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⑾并就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寻求“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毛泽东看透了他们在此时突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党内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⑿
这种“和平运动”确实只是一种烟幕。与此同时，蒋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全面检讨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他们的应变方针。
政治方针：“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在“实施要领”中规定：“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
军事方针：“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为此，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划为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划为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加强各战略城市的守备，“责成有关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长期坚守。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机动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它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公开加以披露和评论。这样，所谓“和平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决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五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刻召开的。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开始时的一比三点三七，变为一比一点三；由于战斗中积累的新经验和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了。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达一点六八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有一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许多海外华侨积极声援人民解放战争。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原来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而且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在孤立被动的困境；人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已丧失殆尽；经济状况更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
九月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打倒国民党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什么？他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他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还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⒀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邓小平插话说：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这两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朱德插话说：将来在徐州会战的可能是最大的。刘少奇接着又说：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⒁
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他说：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他提出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可能增多，使攻坚和野战互相结合。军队组织也要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重心在北宁路”。他还谈到第三年军队建设的方针：充实野战军，努力建立特种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统一全军编制的问题，也应该在这次会上确定下来。⒂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两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同时，要充分估计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这次会议也作了估计。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两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至于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⒃
十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通报。通知中强调：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并且指出：为了“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应该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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