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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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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当时，国民党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第一线，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九个旅，用于北线的有九十九个旅，南线的有一百五十个旅。它的主要战略集团已处在十分孤立被动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要求全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并夺取北平、天津、沈阳以外的一切城市。
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得多：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已可集中、机动地使用；部队的素质有了极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强；原来被分割的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人民支援战争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被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中，战斗力大为削弱，部分高级将领正在寻求出路，酝酿反战起义。
但是，困难还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万人的太原、济南、长春等城市，国民党守军各在十万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经过多年加修已达到堡垒化的程度，被他们自诩为“固若金汤”；国民党军队鉴于连遭惨败的教训，已改取重兵固守、诸兵团驰援的会战方式；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空军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现代化的后勤运输保障；除东北战场外，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都没有取得优势。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反复地进行权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毛泽东常常用来指导红军作战的一句名言。他恪守这个原则。对如何攻克国民党军重兵据守的大城市，如何对付国民党军几个兵团增援这两个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新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他对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方法来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的经验，极为称道。对进攻重要城市时敌军可能大举增援的问题，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歼灭援敌的胜利。“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⒄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方法，对不久发动的济南战役和以后的战略大决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正规军三个整编师的九个旅和非正规军五个保安旅等十万余人，依托济南内城、外城和商埠构成基本防御阵地，并以东山和飞机场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还拟定了一个从徐州派出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的“会战计划”。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作战”。他在八月十二日致电粟裕等，从对豫东战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断：解放军如果真打济南，徐州的三个兵团一定会北上增援；但在刚发生“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受重创”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谨慎集结、缓缓推进”的方法。他预计这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就是既攻克济南，又歼灭援敌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他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提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达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⒅根据这个决策，华东野战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山东兵团加一个纵队担负攻城；以六至七个纵队在兖州、钜野间“夹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二十八日，毛泽东又决定中原野战军当济南徐州吃紧、位于信阳和郑州的张轸孙元良两兵团被迫移动时，在运动中发起攻击，歼其一部，以配合济南战役的进行。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给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电报中，就攻济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明确的说明：“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他又说明这种部署在遇到情况变化时可以予以改变，如：援敌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时，可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的情况下，则应从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加入打援。他还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于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同时指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⒆并规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样，毛泽东就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只经过八天的战斗，就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其中，争取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攻克了济南城。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另外两个兵团还没有在徐州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便胎死腹中。
济南的攻克，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聿明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同一天评论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
济南战役的胜利给了解放区军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纷纷致电祝贺称：济南的解放“创造了我人民解放军攻坚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我华北华东各解放区更加全面的联成一片”，表示要加紧作战，“争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济南战役胜利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也不除外了。
他们还从济南战役的胜利中总结出解决国民党重兵集团的两条经验：一是“攻济打援”的战法；二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举行战场起义。正如朱德所说：“吴化文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
济南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周恩来后来说道：“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①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电，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时事学习材料》，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第218页。
④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军委致彭张赵，并告西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东北局电，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刘陈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电，1948年7月17日。
⑾毛泽东致李济深等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8年9月8日。
⒁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8年9月。
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电，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军委致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军委致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电，1948年9月11日。
第37节大决战的日日夜夜（上）
人们期待已久的战略大决战终于来到了。
这次大决战，是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紧扣一环地组成的。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多人。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这场气势磅礴的大决战，生动地体现出毛泽东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惊人胆略。当决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更比人民解放军好。南京政府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毛泽东不仅看透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其实已异常虚弱，无法摆脱战备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并且敏锐地察觉他们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还举棋不定，难下决心。正是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依据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抓住时机，发动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战略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是从辽沈战役开始的。
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东北战场作为这场大决战的起点？叶剑英作过详细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①
那时候，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共五十五万人，但已经被分割和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内。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近三十万人，自身也迅速壮大，野战部队已发展到五十三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一百万人，经过近半年的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有很大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已占有显著优势。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毛泽东还在陕北时就曾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设想。电报说：“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他问道：“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并着重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②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当时毛泽东还是在征求意见，并没有下最后的决断。林彪对主力从北满远道南下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并在周围有若干据点的锦州却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从华北和海上增援，将会陷解放军于被动地位，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并在四月十八日报告军委，强调进攻长春的有利条件，“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先打长春，而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③五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发现攻占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改用严密围困的办法。
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将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后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④的意见上报军委。二十二日又致电军委：“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同时，提出一个要求：“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⑤
毛泽东在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在二十二日深夜复电林罗刘：“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上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⑥并指示他们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粮食准备，否则八月间还不能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望他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为了将傅作义主力向西引开，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八月三日在西柏坡召见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他们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泽东先让聂、杨看了由他起草的七月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给林罗刘的两份电报，在聂、杨表示完全同意后，毛泽东宣布组成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部主力拖到平绥线，配合东北作战。并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说：“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泽东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⑦
八月八日和十一日，林、罗、刘又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后来又提出：“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⑧
毛泽东接电后，在九日电告林罗刘：杨成武部已确定在二十一日出动，并指出：“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⑨在十二日又电告他们：“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部孤军早出，如被傅作义赶走，对于战局有何利益？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的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毛泽东在这个电报的最后，严厉地指出：“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⑩
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毛泽东，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九月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这个部署。指出：北宁线上各处敌军互相孤立，均好歼击，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电报中还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长春和沈阳的敌军“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⑾
接着，毛泽东便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要求东北野战军“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九月七日，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考虑到在东北工作的领导人不能抽身前来参加会议，就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告诉他们中央关于全国战略任务的计划，要他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实行锦、榆、唐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来援，你们便可以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⑿这个电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九月十日，林彪、罗荣桓态度明朗地报告军委：完全同意军委所指示的前途与任务，认为可能和应当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并称：已在北宁线附近的部队于十二日在锦州、义县间打响，北线主力于十三日起从四平街、长春附近南下。
这时，在东北国民党军队五十五万人中，由卫立煌直接指挥的两个兵团共三十万人驻守在沈阳地区；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的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万人驻守在长春；由另一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及保安部队共十五万人，防守义县到山海关一线，主要兵力在锦州、锦西。在坚守长、沈，还是将长、沈主力撤至锦州的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高级将领之间的争论正日趋激烈。
东北野战军在九月十二日发起强大攻势。二十六日，林罗报告军委：准备在二十七日攻义县，得手后接着打锦西、兴城，再打山海关，如果敌军已逃，就回头打锦州。二十七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致电林罗，批准他们的计划，同时指出：歼灭义县等五处之敌后，如果先打出海关然后再回头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时间。不如先打锦州，然后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如有可能直迫天津城下。同一天，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战争第三年全军歼敌任务的电报中，又把原来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共同担负歼敌三十五个旅的任务，改为分配东北野战军歼敌三十六个旅，华北两个兵团另行担负歼敌十二个旅。这是对预定作战任务的重大改变。
林彪等在九月二十八日定下“先攻锦州，再打锦西”的决心后，第二天将具体部署报告军委；并称：“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⒀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在三十日复电称：“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⒁
这样，随着东北战场局势的实际演进，经过毛泽东、中央军委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反复磋商，终于将初定的北宁线秋季攻势，发展成一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辽沈决战。
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察觉东北野战军主力会南下奔袭北宁线，关闭它通往关内的大门。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在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东北野战军包围义县的危急情况下，才连电蒋介石乞援。蒋介石命令卫立煌从沈阳出兵援锦，卫立煌拒不接受。蒋介石在九月二十六日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沈阳监督卫立煌执行援锦命令，卫立煌仍坚持拒绝执行。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报告后，在三十日飞北平，调集第六十二、九十二军等部共五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由侯镜如指挥组成援锦东进兵团。十月二日，蒋介石又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廖耀湘表示：“沈阳主力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得到蒋介石的默许。
当日晨五时，毛泽东签发由周恩来起草的东北野战军的指示：因傅作义部九个步骑师向绥东寻杨成武部作战，杨罗耿兵团不能不到平张段，予以配合。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在获悉葫芦岛已开到国民党援军四个师、华北的杨罗耿兵团又因傅作义部向绥东进攻而不能开到山海关至天津段作战这两个消息后，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攻锦决心再次动摇。十月二日深夜，由林罗刘致电军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认为，攻锦州需要相当时间，而葫芦岛方向的援敌可集中五、六个师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挡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第二个方案，回师打长春。估计经过几个月的围困，“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并称：“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⒂提的虽然是两个方案，它的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就是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电报发出后，“罗荣桓政委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他说服了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政委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⒃这就是十月三日上午九时的电报，里面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⒄并重新调整了部署。
中央军委在十月三日清晨四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个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看后都感到十分不安。毛泽东立刻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并称：五月和七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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