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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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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① 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0、1231页。
③ 中央军委致刘邓，并告陈粟电，1947年1月18日。
④ 中央军委致陈陈粟谭电，1947年1月18日。
⑤ 中共中央致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电，1947年1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电，1947年5月4日。
⑦ 中央军委致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电，1947年5月22日。
⑧ 中央军委致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电，1947年7月19日。
⑨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谭，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
⑩ 毛泽东致林高并告朱刘电，1947年5月20日。
⑾中央军委致朱刘聂，并转杨罗耿电，1947年6月19日。
⑿毛泽东致林罗高电，1947年7月10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3页。
⒁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67、169、170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44页。
⒃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⒄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43—1260页。
⒆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06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7年12月25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22）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1月15日。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98页。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6页。
（25）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3月6日。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5页。
（27）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1948年3月14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87、1288、1289页。
（31）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1948年2月25日。
第35节东移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①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③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主张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在蔡家崖停留八天后，他们又上路了。毛泽东白天坐车，夜间工作，找地方干部谈话，参加各类人员的座谈会，访问群众，还在油灯下批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四月十日，他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④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在四月十三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大院。毛泽东住在聂荣臻原来住的两间房子里。
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初早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七月一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⑤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阜平县西下村宿营时，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柏坡同刘、朱会合，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二十九日复电同意，到五月十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在城南庄共住了三十五天。
在这段时间内，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人民代表会议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生产的发展，要使人民的负担适当减轻。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⑥他的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就这个问题立刻同有关人士交换意见。会议还研究并确定了粟裕率领的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先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谈到）。
城南庄会议结束后没有几天，五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但毛泽东却没有受伤。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⑦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五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小房子，门窗的玻璃都被震碎，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聂荣臻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获得毛泽东住处的情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他在花山村住了九天。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西柏坡。
到达西柏坡后，毛泽东逐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
在这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展开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这三个互不相连、仅占东北总面积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内。毛泽东对这次攻势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西北野战军在取得被毛泽东称为“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的宜川大捷后，又攻占宝鸡，光复延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中原地区的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所部，华北的徐向前兵团和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兵团，也在一九四八年的三、四月间分别进行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察南绥东战役等，各自歼灭了为数不少的国民党军队。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前后相继开始的一九四八年夏季攻势作战，就是在上述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五个作战方向上先后展开的。这就是：中原战场上的豫东战役和襄阳、樊城战役，华东战场上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和冀热察边战役。
其中，豫东战役对推进南线战局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战役的形成，在决策上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毛泽东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就同时考虑到以当时已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浙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战略后方的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一份电报中说到，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经过整补和政治动员后，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二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三步跃进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建议，要华东局考虑。⑧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在八月七日和八日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邓，修改了原来考虑的华野主力全部在山东内线作战而以第一、第四纵队分步骤挺进闽浙赣边的构想，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也叫外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
毛泽东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著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步扩展，使老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跃进和巩固的几次反复，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大约一个星期，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它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说：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从十九日下午开始，会议连续三天听取了陈毅关于日本投降以来华东地区和华东野战军的各方面情况、中原战场当前形势的汇报。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三军在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三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力量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二十七日，又以毛泽东、陈毅两人的名义，就山东兵团的使用问题提出两个方案，要求华东局研究提出意见。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设想虽然提出了，但对采取这样重大的行动，毛泽东下决心是十分慎重的。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前一个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粟裕发出第二份电报。这是一份限少数领导人“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的绝密电报。电报中说：关于由你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研究有三个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后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个月在中原地区歼灭一部分敌军，然后休整一个月再渡江；三，按原议先在中原作战，于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三个方案各自的利弊后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毛泽东希望粟裕“熟筹见复”。⑨
毛泽东还同陈毅研究了准备成立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准备组成东南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邓子恢任副政委。
给粟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一月三十一日，粟裕发来他同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后的回电，就一、四、六纵队的渡江时间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三个纵队先北开陇海铁路附近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即可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先参加中原作战，三月中旬开始休整，五月中旬出动南下。“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回电中，粟裕还就渡江路线、渡江后留在中原各部队的作战方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复电粟裕，表示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第一方案，在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⑩
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决定下来了。
但是，一九四八年春季，中原战局出现了重要变化。
第一，由于刘邓军实行了集结和分遣相结合的灵活战略，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陈谢部的积极作战，不但基本上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攻，而且开辟了桐柏、江汉和沙河淮河之间的三个新解放区，拦腰切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攻克中原重镇洛阳，中原战局已逐步走向稳定。
第二，中原三军成功地保持了从豫北经过鲁西南、豫皖苏区通往大别山区和由晋南进入豫西、陕南这两条重要通道，使晋冀鲁豫解放区一部分军需物资和三万新兵得以补充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损耗较大的刘邓军，使他们的战斗力逐步恢复，也保障了中原各军在此后的作战中能得到后方的支援。
第三，中原新解放区经过半年经营，特别是纠正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中某些“左”的偏向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拥有三千万人口的中原新区开始得到巩固。
第四，解放军一部分主力进入中原并吸引国民党军部分主力回援后，坚持在内线的解放军乘机相继发动攻势，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两个整编师近三万人，迫使胡宗南从中原战区抽调一个兵团回援西安；同时，由于苏北兵团的积极作战，也吸引了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大别山东麓调往苏中地区，从而相应地减弱了他们在中原战区的兵力。
总之，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中原战局的这些变化，引起执行跃进闽浙赣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粟裕的反复思考。
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当时各战略区领导人中，是一位身经百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年轻将领。他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率一、四、六纵队从平汉铁路东侧的临颍地区北上，到达濮阳地区，准备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执行渡江南下的任务。同时，派出先遣小分队到预定渡江的地段先期侦察，并密切注视着不断变化中的中原战局。以往的作战经历使他熟知苏浙皖赣地区的地形条件，这种河流文错、稻田密布的水网地区对装备较重的第一、四、六纵队的机动作战很不利。同时，也考虑到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而且在补给和伤病员安插上也有许多困难。他回忆起一九三四年红军抗日先遣队在皖浙赣边地区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他还具体地分析了中原战区国民党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认为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第五军、第十八军和桂系主力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这样，中原战局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呈现僵持局面，而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数学的竞赛。粟裕算了一笔细帐，认为解放军三个纵队进入江南后，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作战，减员必大又无法得到补充；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这对打开中原战局将更为有利。⑾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粟裕逐渐形成一个主力暂不渡江南进而留在中原作战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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