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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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自己这样辩解：

“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尽管报纸有本身立场，但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处，或面对政权想讨一些生意机会，便算是有不正当欲望，在处理上便不可以刚强。

办报当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读者多，二是广告多。但坚持上述两个原则，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无原则的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我们对四人帮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们支持他的政策。

确实，“文革”时的“共产党”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旧诗所言：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　　　

………………………………………………





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

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有过接洽，当时，墨氏愿出十一亿港元，由自己名下的香港老牌英文报社《南华早报》全盘收购《明报》。后来，此事因故告终。此后，一直有报业集团同《明报》洽谈收购合并之事。

终于，在1991年12月11日，金庸与香港智才集团董事会联合宣布，智才收购《明报》的计划初步实现。

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1993年底，明报董事局发表如下启事：

明报集团于1992年2月改组，进一步发展多元化业务。1993年4月1日起，董事局主席查良镛先生要求改任集团名誉主席，逐步实现查先生分阶段退休之心愿，并推荐于品海先生出任主席。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查先生1959年创办《明报》，凭其学问修养、道德勇气和从事新闻工作之经验，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信条，创造出文人办报、办期刊、办出版社而成功之历史。纵观《明报》三十四年间走过之路程，反映出查先生对人类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宝爱之情，亦流露出其谦谦儒者之大胸怀。

这篇启事不仅宣布了一代报业大亨查良镛退隐的消息，而且对他所创办的明报事业作了精要的回顾与中肯的评价，充满着明报同人对于金庸的敬爱之情。

金庸在明报集团保留了25％左右的股权，他计划分批出售到1996年底。为什么这样？他回答：

“我不可以在市场一次过抛出，这会压下股价，对公司不起，对我自己，对智才都是不好的。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

显然，《明报》已投入了别的门派。这样一来，金大侠势必成了孤家寡人，这是否意味着大侠一手创建的，威震江湖、垂名数十年的大门派，如他笔下裘千仞的铁掌帮一般，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大丈夫行事，俱具本色。故能撰武侠，能描绘江湖，能创建《明报》，能封笔归隐，也能卖出《明报》。

金庸深情地说：“《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那么，他又为何卖出《明报》？且听他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1986年《明报》创办三十周年时，他已宣布不再担任社长一职，每星期只到报社一两次。“我精力渐渐衰退，如再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纸会老化的。”金庸说：“应趁我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个长期的筹划，要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自肺腑之言。

二是答应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时就梦想去牛津或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且是去讲学！尽管金庸一再对人说去英国既非移民，也非为此才出售《明报》，但人们从中也能看出一些联系来。

三是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明报》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得冒许多投资上的风险，金庸是稳健的人，自不会像韦小宝那样以押宝为乐。《明报》的买主于品海也一再称：“金庸是文化人，不愿看到《明报》担风险。”在改组《明报》时，金庸力主把智才的南海纺织公司纳入到《明报》名下，以此来缓解《明报》的压力。

四是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时，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泊，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的。”

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

金庸对《明报》的买方作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先后与十一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墨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智才集团。除了不忍把《明报》卖给外国人外，也还因为智才集团的首脑于品海个人具有良好的条件。

于品海当年不到四十岁，生于香港，1976年赴加拿大读大学，1979年返港，曾在《明报》名下的《财经日报》做过翻译和编辑。1985年他成立智才公司，自成一派。

于品海承认：“金庸领导下的《明报》，在香港的江湖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他明确表示：“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不会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谈及金庸在《明报》的地位，于品海说：“我虽然也做过新闻，但与一个做了几十年的人相较，我拍马也追不上。”又说：“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处理报社工作，特别是处理编辑和采访部门的政策。”

短期内，金庸对于《明报》大约还有影响。

然而，卖出《明报》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它反映了金庸这位“武林盟主”和“报业大侠”晚年的心境和际遇，也反映了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金庸自称已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七十岁时的金庸仍能去英国讲学，仍能北上京城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畅谈中国前途，仍能写社论，仍能每年出版一本英文的时事评论集，是老矣？金庸显然宝刀未老，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

作为《明报》创办人，亲手卖出《明报》，心情不免有一份苍凉之感，金庸回答记者说：

“舍不得。我刚翻看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于品海先生加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向他表示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八个字仍然适用于以后的《明报》办社方针。《明报》的商誉就是《明报》最大的资产，《明报》的编辑方针是绝对不能变的。于先生是很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是可以信任的。你们知道最清楚了，于先生并没有干预《明报》的编辑方针。事实上，《明报》不但销量创下了创办三十四年来的记录，广告创了记录，股价也创了记录，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退休完全是年纪问题，如果我是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的话，就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明报》股权。”

退休后，金庸要做什么？会去什么地方？

他说有两方面的打算，一是写历史小说，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

历史小说，他会取材春秋时期的吴越及汉唐时代的史实。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历史人物慷慨豪迈，激扬文字，思想开放。金庸的心中仍系着中国人的根。

牛津大学的St．Anthony（圣安东尼学院）和Maugdalen（摩丹伦学院）分别颁授他名誉院士和访问学者荣衔。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荣誉，并于1994年四五月间邀请他讲学，主要是关于中国历史与小说。温哥华的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他有时也去那儿讲课。

金庸做人，写小说，写文章，处处透露出学者风范。或许，他的骨子里就是一位学者。在宁静的黄昏岁月，他会不会奉献给读者几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会不会将多年的佛经研读心得形成文字，令广大的读者分享那一份智慧与感情呢？

金庸是在杭嘉湖平原的秀丽山川与丰厚的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江南文化的血脉。他多次表示，退休后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

他的家乡海宁紧邻杭州，乘坐汽车仅需一小时即可抵达，而且历史上属于杭州府。金庸本人也在这座城市读过中学，当过记者。

杭州的美丽，宋代人诗人柳永有过脍炙人口的描绘：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金庸在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也有关于杭州西湖的描绘：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金庸云游几十年，不知西湖的景色几番入梦？再度回到湖边，已是两鬓斑白，功成名就。只叹时光如飞，白了少年头。一样美景，两种心情，同一身心，两番天地。造化弄人，谁能奈其何。

故乡以巨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作出特别决定，批给金庸四五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金庸将其作为休闲、藏书之用。他表示去世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交给杭州市政府。

这四五亩地位于西湖畔洪春桥边的“茶人之家”。从今以后，金庸便可常常回到西湖，在湖光山色之中领略人生的情趣。

1994年4月1日至10日，应浙江省省长万学远的邀请，金庸夫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夫妇的陪同下，回到了浙江，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金庸的家乡，有数不清的金庸迷，由于多了一层同乡关系，他们对金庸更有一分亲切感。

金庸捐资三百万元的嘉兴图书馆在4月3日落成。嘉兴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并聘其为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杭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之衔。金庸在嘉兴图书馆留言：“感我桑梓，赐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他还去游览桐乡乌镇的茅盾故居，写下了“一代文豪写子夜，万千青年诵春蚕”的题诗。

在绍兴兰亭曲水流筋景点，一腔豪气中，金庸连饮两盏绍兴老酒，完了才说：“我不会喝酒。”走到康熙皇帝写的“兰亭碑”前，听到讲解员说到“一”字典故时，微醺的金大侠立即引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一句话：“只有这个‘一’字一模一样。”游到陆游沈园时，他又盯着一株红白花相间的桃树，脱口吟出了陆游诗句：“惊鸿照影”。

最有趣的是，在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要求签名，但摆在金庸面前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一两本。求字者幽默地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金庸倒是颇具侠客风度，他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盗版，我的书还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4月4日下午3时左右，金庸回到母校嘉兴一中。对着那些孙儿辈的学生们，他想起自己在这里读书时也是这般年纪，而眼前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等到多年以后，到了他现在这般年纪，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他激动地称这些小孩子们为“小师弟小师妹”，唤得满场激昂，气氛融洽，连他自己的眼角都闪着泪花。

金庸对于随行的记者也常以“小师弟”、“小师妹”相称，一副江湖中人的口吻。有记者问他：“你书中哪一个男主角最像你，你最像哪一个？”他十分认真地回答：“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是比较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况且我不会武功……”

这次浙江之行，他还去了普陀山，献上清香一瓣；在北仑港，迎着海浪嬉水；在河姆渡原始人遗址，遥想人类的蛮荒时代……

回到香港，他又匆匆起程，到台湾、新加坡等地访问或演讲。

退了休的金庸，倒像个云游四方的大侠。

………………………………………………





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