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金庸传奇-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金庸的小说显然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不完全受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之类框框的局限，而是将人生的丰富与多面性溶入侠义之中，使侠义与人性相结合，使他的武侠小说对人物性格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
“侠之大者”是金庸所创造的人物中最有光彩的一群人，如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等等，他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
但是，乔峰之后，金庸的“侠士”越来越少，而更多的是“真的人”，呈现出“非侠”的倾向。陈墨将金庸的变化轨迹描述如下：
主人公“侠气渐消，邪气渐长”，离开侠的典范模式越来越远。
主人公的形象的“共性”越来越少，个性越来越突出。
主人公的理念的力量越来越小，现实社会冲突及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
主人公的理想性越来越弱，而其现实性及其意义越来越强。
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复杂，内心的自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简单地说，是正义之侠——大侠——中侠——小侠——无侠——反侠。
这个过程也体现了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的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侠义”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大智慧之后就是大平淡，所以《鹿鼎记》之后，金庸就断然宣布封笔从此大侠弃剑回家园，深研佛理求正果去了。
这可急煞了一大批金庸迷。历史小说家董千里先生曾经自告奋勇，代表读者要求金庸：“添酒回灯重开宴，向自己挑战。”
但金庸已经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了。他说他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人物、笔法都不同，要求不可重复已写过的小说。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有些读者也很明白，“然而我们却要感谢董千里先生的盛意，正如那尊米诺的维纳斯，假如不是断臂，那么她的手放在哪里是好呢？”（刘新风语）
沈君山先生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特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什么武功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摸拐骗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确实如此，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回味一下，就会发现，对《鹿鼎记》，虽然每个人可以各说己见，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共鸣的，那就是：无论拿起金庸其他十三部小说中的任何一部，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像仅仅是长途旅行中的一站，停停歇歇的还得走下去，前方还有更美妙的景观。必得走到《鹿鼎记》，才算是到达了最后的停泊地，或者最起码也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正如有读者详述的：在读《射雕英雄传》时，对郭靖和黄蓉的一切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有兴趣。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风采依然，黄蓉也未如贾宝玉所嘲的那样：女人出嫁前都是无价宝珠，嫁人生子后却成了鱼眼睛。但因杨过与小龙女的出场，便不再对他俩生关切之意了。再读《笑傲江湖》，亦凡事为令狐冲所感伤，但读完即止。其他的作品均如是，读时读者恨不得以己身投入，读毕便也能及时抽身。唯有到了韦小宝这里，“斯人已杳，魂魄仍在”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郭靖等人应办而未办或没办成之事，韦小宝未必真的去办，却也许在空气中或读者的心目中办成了。恰恰是应了那句诗：
“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从陈家洛到韦小宝，从英雄到无赖，从伟人到小丑，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金庸在武侠也画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句号。
………………………………………………
大师之作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
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顶峰；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言情小说，写尽了人间各种形形色色的情感；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是通俗小说，是有价值的通俗小说；
还有人说，金庸小说是浪漫派小说；
更有人说，金庸的小说仅仅是小说，算不上文学作品。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说来说去，金庸的小说就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像《红楼梦》一样好的小说，是诗歌般的小说，是写人写情写景写历史的小说，是引人入胜，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
套用“金学大师”倪匡的话来说，“以前，世界上未曾有过这样好看的小说；以后，只怕也不会再有了。”
学究们、评论家们设置了许许多多概念名份，什么纯文学、通俗文学，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把那些鲜活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再贴上一块块的标签。
其实，对于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规范他们。莎士比亚是什么流派？曹雪芹又是什么流派？贝多芬、毕加索又是什么流派呢？
只有那些不入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时才会宣称自己是这个“派”那个“主义”，因为他们才情空虚，学识浅薄，所以借名号来壮胆。而那些真正的大师，从来不去介意自己要被归入哪流哪派，他们只知道生命中有一股清泉要奔涌而出，他们只知道惟有文字、线条、音符、色彩才是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只知道让生命之泉去自然流淌，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地创作，再创作。
以金庸小说而论，其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了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有讽刺鞭挞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丑陋，不乏犀利的思考与揭露；还有称颂赞美的一面，对善良的品质，侠义的情操给予充分的讴歌和褒扬。
正如《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出“淫”，才子看出“缠绵”，革命家看出“反清”（鲁迅语）。实在是见仁见智，说不清，道不明。所以金庸的小说若是被人安上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号，就变得莫名其妙了。
还是倪匡说得有道理，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金庸也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表现美的，是追求美感的。
金庸的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不光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也不止是那些古灵精怪的武功，而是那种氛围，那种意象。这是我们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我们梦幻里的“中国”，是如诗如画的“中国”，也是标准的中国味道的“中国”。
这里面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还有那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一切都洋溢着中国文化的神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习俗。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古老中华的民俗民风，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生活在烦恼尘世中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和“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许多生长在当代的华人，无论是生活在本土还是身处海外，在中国传统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是贫血的。几乎可以说，许多青少年是凭借着金庸的作品，才将自己的血脉与悠久的中国历史重新衔接；而许多中老年人，也是从金庸的书中拾回了几被遗忘的中国梦。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华人爱看金庸，一遍一遍地读，百读不厌。看金庸的小说，好像又回到了唐诗、宋词，又回到了春秋、汉赋，又回到了《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西出阳关》，又回到了《封神榜》、《七侠五义》、《包公案》……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生活得单调、沉重，平凡而缺少刺激。但是每个人的心底里都不可抑制地存在着向往冒险，寻求变化的情结，希望自己的生命中也能出现奇迹，精彩一回。武侠小说这种天马行空、惊险刺激的内容情节，正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能够填补许多人的精神渴望，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金庸的小说又是其中色彩最浪漫，感情最浓烈，人性表达最全面最丰富的作品，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人们对它如痴如醉了。
波澜壮阔、气派非凡、博古通今、包罗万象。
诗词、历史、天文、地理、民俗、风光、武术、医学、巫术、棋艺、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甚至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等等，奇妙地融汇在一起，构成金庸小说的斑斓色彩。
那么广博深奥的知识，在金庸笔下全部化成有趣的文字，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陶冶和修炼。能够艺术地活用各种知识，现代中国作家中，当首推金庸。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小说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该做到的，既不违背基本的史实，又有艺术的升华，包含着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同处一起，好不热闹，造成了奇异的效果。比如《鹿鼎记》中韦小宝与俄国苏菲亚公主一段，除了韦小宝是虚构的，其他均为真人真事。
当然，真假原是说不准的，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谁又能自诩把握到它的全部真实呢？在沧桑变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本无定数，如《红楼梦》中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金庸为现代小说运用历史题材树立了典范。他的小说确实做到了：
“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语）
至于精彩的围棋棋局，高深的中医中药知识，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景观，绚丽浪漫的异域民俗风光，……在金庸的作品中更是经常出现，成为吸引读者的又一重要因素。难怪许多人看完金庸的书后，都会由衷地感叹：这个人怎么会懂得那么多？怎么能有那么丰富的学识？也许，说金庸的小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大侠对武功招式，武打过程也有精湛独到的描写。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招数的动作细节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的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
在金庸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穿插众多武打场面，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回的场景、人物、动作、表情均交代得细致入微，充满了现场感。再加上慢镜头的捕捉和读者想象力的再创造，绝对要比亲眼目睹还要精确，当然也更具美感。这也许与金庸曾拍过电影，当过编剧导演有关。
更绝的是，金庸不仅写出了动作，还能在描绘“打”的同时，刻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绝妙的武术和武打者的情绪性格尽显其中。这样的镜头在书中不胜枚举，信手翻开，无不如此，真看得人兴趣盎然，有美不胜收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对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确是一个大大的突破。
金庸描述武功时，还喜欢将武术的演示技巧与武打人物的内功修为写得层次分明。尤其是高手过招的情节，那种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见一山高的意境，让金庸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尤为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溶入武功中去。写出了那种大地万物溶为一体高妙境界，那种凝神静虑，心如上水，头脑豁然开朗，眼前一片空明时的神奇力量，将东方理想中的天人合一的神韵抒发到了极点，教人为之心动。
更令人折服的是，金庸还深通音乐和舞蹈。小说中，瑶琴古筝，长萧铁笛无不成为武器，音乐之声也可发出武功，释放出能量，或致敌死命，或治病救人。比剑试刀，拳掌相交中，无不蕴含着优美的舞姿造型。充分体现了静中有动，柔中带刚的中国民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髓，美伦美奂，实在高明。
然而，金庸作品中的武功之所以那么吸引人，也许最根本的还在于他把握住了生命的律动，体悟到了自然的节奏。他将这些以及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热望全都倾注于那一招一式，一纵一跃之中。因而他笔下的武功才充满了灵气，充满了诗意，充满了象征。金庸自己就承认，他的武功名堂，许多都源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灵感均来自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变幻莫测，神奇曲折，慑人心魄，引人入胜。
金庸小说的情节布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人评价说是“合乎情理，出乎意料”，可谓一针见血。
金庸小说的开头，大抵都神秘悬疑，将读者的好奇心大大激起。例如《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等等，一开场，奇怪的事件一桩接一桩，令读者如置身云里雾中，方向难辨。一直追下去，才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事实真相。读进去之后，故事不断发展演绎推进，情节更加复杂离奇，矛盾叠起，悬念重生，冲突加剧，一波三折，更看得读者仿如置身其间，心不由己，欲罢不能。最终或真相大白，或悬而不决，或不了了之……看完了不是让人击掌叫绝，大呼痛快，就是教人意犹未尽，遗憾不已，总之只恨书太短。
金庸极能渲染诡谲神秘的气氛，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能从容写来，直看得人毛骨悚然，拍案称奇，只道天下竟有这等怪事。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夜过浙闽交界廿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身陷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人师兄姜铁山薛鹊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阵；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情节景物的描绘，无不怪异突兀，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让读者产生出一种恐怖的快感，好奇心顿增。
金庸还特别善于描写秘境绝景，使情节的发展更加不可思议，奇峰突起。如大漠风沙、巨雕恶狼、冰雪连天、茹毛饮血的戈壁荒山，柳暗花明、莲叶轻舟的江南水乡，佛法庄严的庙宇道观，枯藤老树的深山古刹，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精悍蛮荒的异族部落，人迹罕至的雪峰冰仞，……还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仙山琼岛，神秘深幽的山谷地洞，再加上离奇古怪的邪教活动，以及惊人刺激的怒海群鲨，等等，等等，简直是匪夷所思，神来之笔。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总令人读得陶醉其中，叹为观止，眼界大开，非常过瘾。
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来读去，还是金庸。
………………………………………………
家国情怀
他是杰出的小说家报业家，
也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
明报董事局启事中称：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1981年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会见，以及1993年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之情操。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卓越的报业大亨，也是一位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特立独行的社会观、政治观，对于时局，以及中国的前途，有着独到的看法。尽管受到不少非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金庸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见地，大体是切合实际的。
1993年3月他在张浚生的陪同下赴内地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人接见了他。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全面记述了此次访问的过程，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了让读者直接感受金庸的政治观点，欣赏他的政论文笔，摘录其中的片断如下：
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19日下午三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会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相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总书记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
“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阅读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政改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按：此为三月中旬的情况，其后数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支彭者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稳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 of 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