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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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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师太在金庸的笔下是个复杂人物，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她是一种典型。
金庸的女性角色中，有一些并不怎么重要，却令人印象深刻。如《碧血剑》中焦公礼的女儿焦宛儿，她的孝义、得体、明慧，堪称贤淑，又于精细中见豪迈，心计之中见厚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女子。另外，程灵素、阿朱、阿紫、南兰、马春花、温青青、任盈盈、梅超风、岳灵珊、蓝凤凰、建宁公主等等，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女子。
金庸笔下的女主角大多是独镇一方的强豪之后，但几乎都没有或很少提及她们的母亲。偏偏又都俏丽刁钻，聪明绝顶，连那些大邪大恶的父亲对她们也无可奈何。如温青青是五梁派后人，黄蓉是桃花岛主爱女，赵敏是汝阳王掌上明珠，任盈盈是日月神教主的女儿，何铁手是前任五青教教主女儿，公孙绿萼是绝情谷主女儿，……
另有一些女性则是无父无母，身世神秘，如小龙女、周芷若等。至于《倚天屠龙记》中偶尔出现但令人回肠荡气的黄衫女子，也是神秘莫测，她留下的“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的话语，引人遐想。
金庸笔下的少数民族美女，也为数不少，粗略一数，即有十几个：
香香公主——回族人
何铁手——彝族人
华筝——蒙古族人
赵敏——蒙古族
小昭——波斯人
宋九真、武青婴——白族人
阿朱、阿紫——瑶族人
王语嫣——鲜卑胡人
梦姑、李秋水——西夏人
刁白凤——傣族人
蓝凤凰——苗族人
苏菲亚——俄罗斯人
建宁公主——满族人
这些异族女子，在金庸小说中占的地位并不低，尤其是赵敏、小昭、王语嫣、阿朱、阿紫等，是女主角之一。她们的出现，使作品增色不少，平添了几多热闹。
………………………………………………
英雄本色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
身份越来越低，
武功越来越差……
金庸的小说，都有一个男主角，当然，《天龙八部》是例外，有几个男主角。
每一个男主角都显示着某种理想。但是，从第一部《书剑恩仇录》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的“理想”呈现出急剧的变化，从中可以体味到他对人性，对于历史的审视与深入。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出身书香门第，又从小跟着高人习武，文武双全，才貌俱佳，无疑在客观条件上，可称得上典型的白马王子。陈家洛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强，他的所谓雄心壮志、伟大抱负，就是要夺取满人江山，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围绕此事而运转的。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思想极其浓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当以家国为重。为了完成所谓的“大业”，他甚至将自己钟爱的香香公主送去讨好乾隆，这类的“壮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袁承志是名将之后，出身高贵，天赋聪颖，又得到异人的指导，成就了一身超人的武功。他喜欢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后发制人。在这个人物身上，金庸写到了他脆弱的一面。这比陈家洛有所进步，已经注意到英雄人物不一定要十全十美。袁承志喜欢温青青，这使倪匡十分不解，他说：“温青青这样的女人，见到了若不转头便逃，一定大难临头。”所以，在他看来袁承志只能算中下人物。
紧接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胡氏父子出场。此时，金庸再次突破自己，把主角从正面人物写成灰色的人物，更耐人寻味。他们父子二人都是只用行为为自己的人格求证之人。胡一刀豪迈绝伦，鲜有比拟。他和苗人凤生死相拚，而又惺惺相惜，真能传颂千古。胡斐行事神出鬼没，甚是神秘。他的武功，靠他的家传刀谱外，便是不断自学，通过艰苦磨炼，而成为一代高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漠视世俗的环境，孤高自信，宁折而不屈。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中的主人公郭靖也深得一般中国读者的喜爱。他善良忠厚、坚豪勇敢、勤奋刻苦，练就了一身卓绝的武功。他的一生，几乎毫无缺点，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圣人”：对父母孝，对国家忠，对爱情贞，对朋友义，对子女爱。他不仅是武林豪杰，而且尽忠报国、保卫社稷，是典型的“侠之大者”。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似乎与郭靖形成对比。他的名字是郭靖所取，有改过之意，因为他的父亲杨康不是好人。在杨过身上，洋溢着独来独往的自由精神，他的一生，是充满反抗的一生。他的童年与少年，都是在极冷漠的环境中度过，直到遇见孙婆婆，才知道什么叫人类的温情。他后来一直与小龙女携手反抗压力，演出了一段惊世奇情。
杨过之后，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及《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一个个愈见悲剧性格，一个个更显身世坎坷。张无忌是武当传人之子，应当说是普通人。他亲眼目睹父母双双自杀，成为一名孤儿。令狐冲的身世更为悲惨，无父无母，自小没有亲人。这两人都是从平常武功因际遇而得到非常武功，也常常濒临死亡边缘，或陷入感情危机，苟延残喘，奋力求生。与前面的几部小说相比，男主角那种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气势，减弱了很多。
最后的《鹿鼎记》，金庸索性将男主角的身份降至一个“婊子养”的小杂种。韦小宝在妓院中长大，耳濡目染的当然不会是什么仁义道德，而是市井无赖的狡狯、奸诈、好色等等。但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夫的小宝，从皇帝到反贼，都与他称兄道弟，关系好得不能再好，而那些美女又一个一个地投怀送抱。真不知这小子修了哪辈子的福，又练就了什么本事。
总的来说，金庸笔下的男主角，身份越来越低，武功越来越差，一直到毫无武功。
这是否与金庸对生活的感悟有关？让我们看看金庸自己的说法：
“这大概是有一点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境界就是淡忘，无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
因此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越来越平凡，英雄色彩也越来越淡薄，命运更是越来越失意了。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中，陈家洛外表温文，但内心抑郁；乔峰豪迈，但不解风情；袁承志山野草夫，郭靖忠厚鲁钝；胡斐苦难孤独，令狐冲落拓不羁；石破天单纯，狄云正直，张无忌随和，虚竹拘泥，韦小宝狡黠；俊美的只有杨过，潇洒的只有段誉。但段誉之潇洒，在于不通世务，是个出世人物，而非浊世公子。杨过早期，每每不忘父仇，机心处处，亦不见得如何倜傥磊落。说到造型之美，反而不及一把年纪的丁春秘那大袖飘飘、鹤发童颜的神仙姿态，亦不极道貌岸然、宝相庄严的和尚鸠摩智。但这些男主角，总有一股叫人感到亲切、景仰、乐于接近的气质。这种气质，使读者不期然中引起共鸣，觉得主人翁可亲可近，仿如朋友，甚而将小说中的非常理的情节，也全盘接受。
这些男主角都堪称英雄。即使是韦小宝，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不承认这小子干出了一番“英雄”才能干出的“大业”。
但，哪一个人最为出色呢？
在倪匡笔下，被称为“绝顶人物”的只有杨过、令狐冲、乔峰、韦小宝四人。但另有人认为杨过英雄感不强，令狐冲自怜自伤，更无英雄气概，至于韦小宝，流氓习气十足，焉能称英雄。没有太多争议的是乔峰。
乔峰在小说中如此出场：
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
乔峰的遭遇极为悲苦，是金庸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悲剧人物。且看倪匡对他的赞叹：“若论意气之豪迈，行事之光明，胸襟之开阔，惟有乔峰。乔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乔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
但正是这个乔峰，“又有武功，又正直，天下无敌，必然到最后正因为他受人钦佩喜爱的个性走上悲剧的道路。”（沈君山语）
金庸写乔峰，似乎完全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狭隘民族意识。乔峰是契丹人，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人的品性与种族是没有关系的，汉族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异族中亦然。汉人皇帝如果昏庸无能，难道就因为他是汉人，我们也要拥戴他么？
金庸说他最喜爱的男主角是杨过和乔峰，对他们寄予的同情最多。
那么，谁是第一位大英雄？大概每一位读者都会有他（她）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金庸写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大侠小侠，千人千面，但仔细琢磨，仍能看出一点程式，一点门道。
金庸自言他最喜欢写的人物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排除万难、继续奋斗的人物。因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因此，这些男主角不论相貌如何，出身如何，大抵天性仁厚，或傲骨多情。而最主要的，他们都是在重重夹缝中做人，身处重重矛盾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受尽了屈辱但都能保持着自己的信念和尊严。
乔峰当然是典型，他是辽人，却由汉人养大，血缘之爱，养育之恩，两者不能丢弃，但在两个民族的残忍争斗中，他又如何能够平衡自己的情感，当然只能以自杀来了结。
张无忌的出身更是一个象征，他的父亲乃武当门人，公认的正派，而他的母亲则是邪教教主的女儿，公认的邪派。他经历了痛苦的历程，得到的结局比较圆满，最后化解了双方的恩怨。
郭靖也有这类似的困境，几乎和乔峰相同，成吉思汗于他有恩，要他归顺元朝，甚至以他母亲的生命来要挟。但郭靖内心冲突较少，他很快就坚定地以民族大义为重，摆脱了个人恩怨的纠葛。
韦小宝也处于夹逢中，不过，这小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令人深思的是，他最后也是郁郁不乐，宁愿隐遁荒岛。
其他像杨过、令狐冲等，都是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生存下来的。人生的各种矛盾，在这些男主角身上体现得相当全面，常常令人感到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苦恼和辛酸。
另外，这些男主角总是历尽磨难，常常面临死亡大祸，杀身大劫，而最终又能化险为夷。
郭靖自小就差点为铜尸铁尸所害，出道不久便屡受追杀，九死一生。杨过一出场便惹上李莫愁银针之毒，后来又中了情花之毒，逼得吃下断肠草。张无忌尚在孩提时代，就被玄冥二老印了一掌，差点丧命，长期笼罩在死亡阴影下。令狐冲救仪琳，重伤几乎不治，后来又被乱七八糟的真气所伤，一路哼哼卿卿，半条人命。
这些英雄豪杰，在未成名前，都要倒霉透顶，坎坷得不行。金庸大概深谙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真谛。
还有一个程式化的处理，就是男主角必定会莫名其妙地遇到奇事奇人，或者莫名其妙地得到绝世武功。
郭靖既蒙江南七怪收录为徒，又得洪七公垂青，还与周伯通结下忘年交。胡斐先遇上赵半山，又与苗人凤交手。袁承志得穆人清为师后，再遇上木桑道人，得金蛇遗功。令狐冲则先得前辈高手风清扬剑术真传，后来又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获得任我行的盖世内功。段誉这个本来一点武功也不会的混小子，也莫名其妙地遇到石洞里的“神仙姐姐”之类。虚竹原来不过一个小和尚，还是打杂的，却成了当世第一神医和一流武术高手，堂堂大国的驸马爷。小叫化石破天也是，先是糊里糊涂地被谢烟客传授了一身内功，最后又糊里糊涂地破译了侠客岛上的绝世武功，成了武林第一人。至于杨过则更神了，先遇郭靖大侠，随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连老顽童都与他有不寻常的关系，尤其神奇的是遇到大神雕，真是匪夷所思。当然，遇到贵人奇事最多的，还数韦小宝。
这些奇遇记就构成了金庸小说传奇色彩浓厚，情节生动复杂的主线。
这些男主角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的桃花运都不错。一般而言，每位英雄，都有两个以上的美人苦苦相恋。从郭靖到韦小宝，他们的烦恼不在于得不到女人的爱，而在于如何摆脱这些烦人的爱。
这些情节看得男读者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仿佛白日梦成真。而一些女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则大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女人就那么贱？这当然与贱不贱毫无关系。不过，金庸为什么将男主角的爱情模式处理成这个样子，总是美人爱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追美人，倒是值得探讨的。
香港才女林燕妮曾有奇文一篇，名为《金庸武侠小说男主角用法》，以女性的目光来品评金庸的男英雄，自有一番不同见地：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
………………………………………………
栩栩如生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无遗，好坏难分，善恶难断，恩怨难解。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原来的构思是想将安娜写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写着，写着，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当他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深入像安娜这样的女人的内心时，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安娜这个文学形象激发读者的，是万千滋味不知从何说起，同情？鄙视？谴责？赞同？没有一种单纯的态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总体上看也是如此，丝毫不受传统的或既定的观念来规范。金庸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人性，他感悟到了许多无法言说的困境与无奈。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暗示着不论你如何解释，悲剧仍然会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关于金庸作品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刻思索，罗龙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从＜倚天＞谈善恶之际》谈及：
善恶好分，善恶之际却很难分。正如一个漂亮的小姐，她身边的男人很多，但却没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没有男朋友。
有一次在台北举行的金庸小说座谈会上，金恒炜忽发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传》中描写一个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说他杀过四百三十九个人，其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坏蛋。但我认为洪七公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这种人如果掌权的话，他很可能就成为希特勒。希特勒也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金庸点点头。
我们如果肯定：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那么我们就同时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权力。但是，每个肉体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资来给养，所以生存就成为竞争的现象，生存也就成了人类共有的苦难。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家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家是讲人情而不讲是非善恶的。一个人离开了家，说穿了同生死、共患难还是基于生存的艰难。因此，一旦中国人感情的网络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人生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安排成昆和谢逊有师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为了满足他的权力欲，竟阴谋杀害谢逊全家，逼得谢逊忽忽如狂。谢逊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谢逊寄迹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却是神奸巨恶竟厕身少林。这善恶之际，外人一时哪里察觉得出来呢？中原六大门派和明教的决战，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么正邪可言呢？
再说，金庸把倚天剑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却把屠龙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来说，倚天剑应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龙刀则有为害武林之患。但事实上，峨嵋师太用倚天剑大开杀戒，所杀的魔教教徒，并不是什么邪魔歪道的人。
张无忌有正邪两派的血统，从小就在正邪、善恶激烈挣扎的环境中成长，他的性格反而显得宽厚。只有他才能发现胡青牛“见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体会谢逊的地狱生涯。这种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杀死了。他对爱情的经验再丰富，也逃不出有权力野心的赵敏，他只好被捉去画眉。他的宽厚的性格不改，他永远也敌不过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计。
对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有人认为西洋也有，如法国的《三个火枪手》；日本也有，如《宫本武藏》。但金学的始作俑者倪匡则认定：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武侠小说，其他的都只是类似，不是真本。
在中国，侠的历史其实已很久远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这就是侠的萌芽。
“侠”不单是一个名号，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侠要行侠，才能成其为侠。武侠小说的侠，一般是根据传统的侠义精神来的，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然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保家卫国，豪气干云。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仅使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得“侠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金庸在回答记者问时说过，“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所谓义，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的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侠义是人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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